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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谈起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与灾后重建，我们在谈什么？
当灾害发生，我们看到"受灾群众"被用于概括所有人。我们却也深知，不同性别、年龄、身体情况、社会角色的人们，在撤离、安置、卫生、照护、信息获取等等方面，会面对截然不同的境况。
如果这些差异不被理解和记录，重建往往就难以“到达”。1月27日，由月来月好原创撰写的《她在洪水中：中国女性水灾体验的个体叙事和需求洞察》研究报告在线发布。上千名观众进入直播间，和研究者，行动者一起，把目光放到了那些极易被淹没的现实和个体体验上。我们试图一起理解并探寻，改变落在了哪里，落在了谁的肩上，我们又可以如何推动改变。
为什么要关注水灾中的女性需求？
月来月好的发起人郑诗茵Zudy首先介绍了《她在洪水中》研究的动力：月来月好在开展灾后的卫生巾捐赠时，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支持与感谢，也有困惑与疑问。我们意识到，尽管国际上有较多数据，但仍然很少看见基于中国本土的气候X救灾X性别的交叉实证研究。同时，由于不同行业工作者的多元背景、关切与工作方式，面对看似一致的话题，各方常常是“各说各话”。
那么，如何让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话？如何让进一步的跨界合作与创新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虽然气候变化、防灾减灾与性别平等的工作者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目标：“一个也不落下”。如何让更多的好人一起做好事？
正是因此，我们希望回到事实与经验本身：通过实证研究，理解中国女性在应急情境中的真实经历与具体需求，并进一步思考：社会组织——以及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如何在预防、救援、安置与重建过程中提供更符合女性需求的支持？
灾害中的具体情境如何影响女性个体的感受与决策？
月来月好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忆南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发现：《她在洪水中》报告关注灾害中的具体情境如何影响女性个体的感受与决策，试图通过记录受灾女性的身体体验，倡导中国社会各界关注应急情况下的女性的需求，并在政策治理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通过线上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水灾不同阶段（灾前预警、转移避灾、安置与恢复）如何塑造女性的身体感受与决策？
主流水灾叙事与标准化救灾程序遗漏了哪些与物资、卫生、空间与照护相关的性别化需求？
女性在灾害中如何通过互助与自救展现能动性，并对灾害治理提出何种可落实的性别响应建议？
报告的空间篇发现，受灾群体所处的地理空间环境塑造相应的灾害风险：
灾害发生后，原有生活空间的稳固性被打破。临时安置点普遍存在拥挤和缺乏隐私的问题。
女性在灾难中展现出充分的韧性、组织力与改造力。
如何在行动中，让女性的“隐形需求”被看见、被回应？
《性别敏感水灾响应行动建议清单》（下简称《建议清单》）的主笔人、月来月好的核心志愿者邹雯琦首先分享了《建议清单》的缘起：月来月好在开展《她在洪水中》调研中，收到的一线救灾组织需求：“我们深切感受到，灾害中的女性需求常因‘不好意思说’‘没人重视’而被忽视。”她们向我们提出期待：能否准备一份行动建议清单，让这些隐性需求有被看见、被回应的依据？基于此，我们在原创研究与案头调研的基础上，初步提出此《行动建议清单》。
我们把调研中普遍存在的需求总结为了两组核心的关键词：“身与心”分别对应了身体与情绪，“公与私”分别对应了领导力和照护。针对这四个方向，我们向社会组织、研究者、企业和个人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
例如，社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专业多元、响应敏捷的优势，与政府主导的救援体系形成有效互补，确保边缘与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
“身体”：建议社会组织将卫生用品纳入物资捐赠，同时关注孕产期、哺乳期的女性和身心障碍女性的特殊需求。重视环境安全与健康服务，建立防范性暴力与家庭暴力的响应机制。
“情绪”：组织疏导女性压力的工作坊和团体分享会，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去倾听受灾女性，同时也建议一线队伍配备女性的心理急救员。
“领导力”：支持女性成为社区骨干或救援的队员。例如，在设计安置空间的改造方案时，邀请本地女性去共同参与和规划。
“照护”：核心的目标是减负，建议通过组织灵活的邻里互助小组来实现共同照护，同时以积极引导和鼓励男性来分担家务和照料责任，共同促进家庭和社区的灾后复原力。
在圆桌对谈中，五位嘉宾分享了她们对本报告的反馈建议，畅想了气候变化、防灾减灾与性别平等的各界工作者如何跨界协作的可能。
气候的变化，也是秩序的变化
赵心忆是公众号"谁的好天气"联合创办者，在莫纳什大学攻读可持续发展的博士学位。在被问及气候变化与灾难的关系时，她提到：“气候变化是在人类长久发展历史上需要面临的问题。它没有改变灾害的基本结构，却让原本就存在的风险变得更极端、更频繁、也更难预测。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人们熟悉的应对灾害的方式便不再足够。高温可能引发干旱，干旱可能带来山火，暴雨又可能触发泥石流…...因此，我们可能要把视角放到支撑社会面对冲击的网络是否足够坚韧，因为气候变化要求的是一整套更复杂的协作关系。而这个协作关系，则是我们如今要面临的重大的转折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气候变化与性别平等的关系呢？赵心忆分享道：“气候变化的后果从来不是平均地落在各个人群之中。真正承受影响的，是社会结构当中、人与人之间早已存在的差异。压力到来时，既有的不平等会被进一步放大。”
“当我们去看待气候变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时，最不能忽略的，往往就是性别不平等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它其实是很多不平等因素的根基，它与阶级、教育背景、可获取资源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性别并不是一个讨论灾难时的附加视角，而正是理解风险如何被制造，结果如何被分摊的关键。
“当我们在谈论性别平等或灾害与性别的关系时，通常会讨论到两个话题：一是女性遭遇相关风险时的死亡率更高，可能会有更多健康问题，或是更容易遭受暴力…...二是能动性，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常常看不到女性的独特的智慧和她们正在做的努力。”
“脆弱性和能动性并存，却并不互相抵消，这可能就是女性在灾难之下非常个人的体验。而当我们继续沿用旧的分工、角色和判断去设计新的应对灾难的方案时，问题会被重新复制并加剧。那么，气候变化也许可以在当下被视作重新审视不平等的机会。
气候变化的挑战，其实是施加在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上的一次压力的考验，它同时打开了新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去想象。
关于救灾、社会结构、平等，以前的那些经验好像可能都有些问题。到底什么是必要的？是基于谁的需求？基于哪些视角的评估？我们在讨论性别的时候，这样的分工和角色，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它到底是不是我们在重新去建立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世界里面要去重复的？这是我们可以在行动中追问的。”
气象灾害应对之困：水是流动的，体验是个人的
郝南是卓明信援团队的创始人、NCP生命支援创办人。郝南分享了近年来观察到的气候变化对灾害的影响，以及应急响应的模式在气候变化影响下面临的新挑战。在他看来，气候变化对不同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城市的人体会到交通延误、停工停课、出行不便。而在农村和山区，同样的天气过程意味着更直接的后果：收成的不确定、收入的减少、家庭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压力的激增。
而气象灾害本身也不同于以地震为代表的灾害，雨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风险在空间中迁移。同一场洪水，从上游到下游，受灾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需要的资源与方法也随之变化。
“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特别现成的方法和体系能够去回应这些突发的、超常的灾害所带来的即时的影响，我们还不具备在应急响应中去回应不同灾害带来的不同的问题。”
震后重建：“她”被忽略的处境和无法忽略的智慧
徐诗凌是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法与人道政策教研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卓明信援团队联合创始人。她把我们“带”到了2023年的甘肃临夏州的积石山县。2023年12月深夜，一场6.2级地震打乱了当地人的生活秩序。震后，大量家庭进入到过渡安置阶段，在板房中重新开始生活。
一户一间，长六米，宽三米，一家人要在这18平米的板房里生活近十个月，直到重建完成。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被压缩到同一块区域，生活的边界被重新划分。这样的安排，与当地既有的民族习俗、家庭结构和性别规范相遇，变化开始显现。
在部分社区，妇女被认为不应该轻易出现在陌生人面前，过去，她们在院落邻里之间社交与互助。而那时，板房区没有院子，合适的空间消失了。在多兄弟男性亲属共居的环境下， 她们在活动范围随之缩小。徐诗凌提到，在她一次为期十天的调研中，作为外来女性的她，几乎没有见到同龄妇女的正脸。那么妇女的需求，是不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隐蔽？
徐诗凌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妇女承担什么劳动？
空间变小，劳动却变重：电器、厨具和工作台面都有限，当地妇女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准备食物，清洁衣物。
卫生风险加剧：民俗习俗重视身体卫生，但女性的洗浴条件在短期内难以满足，取水用水的不便与和洗浴条件的限制都增加了女性的生理卫生风险。
“地震之前，这个地区的家庭暴力也是多发的，女孩辍学结婚的现象比较常见。在灾后，大家普遍对家庭重建和生计恢复比较焦虑，我们推测，家庭暴力和早婚的概率会再上升...…我们可以看到，灾前妇女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她们在灾后、灾难当中的脆弱性，从而演化出不一样的灾害影响和需求。”
如果没有足够细致的理解，简单靠物资投入，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比如，徐诗凌观察到，一些村子收到了捐赠的女厕，移动厕所门上虽然标明了女厕，但在在没有收到男厕的情况下，“女厕”被用成了“无性别厕所”。举措是善意的，改变却未必随之发生。同时，乡村里的厕所问题未必体现为城市公共场所的男女厕问题，使用城市性别活动的思路做乡村灾后工作不一定直接适用。
灾难现场，女性如何托住她的社区
李峰是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主任、绿舟救援队联合创始人，作为常年在洪水、地震等一线参与救援的人，她并不习惯仅从性别视角去理解自己的工作。
队伍强调的是专业、纪律和完成任务的能力。女性进入救援现场，意味着同样的训练、考核和强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展现出了独特的韧性，与此同时，面临着挑战和压在她们身上的偏见。
首先是身体素质与极端环境的叠加：泥泞、寒冷、负重、夜间任务的不确定性，都会对体能和耐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在人员配置有限的情况下，女性队员往往需要承担转运之外的安抚与照料的情绪工作，心理压力随之增加。
其次，是来自传统观念的质疑。在救援初期，一些受灾群众会对女性队员的专业能力表达迟疑，这无形中也提高了沟通和推进工作的难度。
尽管如此，在长期实践中，李峰发现女性队员在沟通、共情以及处理妇女儿童时期方面，更容易建立信任。在转移任务中，遇到不愿离开的老人，受到惊吓的孩子，在涉及隐私和尊严的场景中，女性队员的细腻往往能够更快地缓解这样的情绪压力。
在2023年夏天，北京门头沟遭遇严重洪灾。通往部分村庄的道路中断，与外界隔绝。当救援力量终于进入玉皇庙板桥村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位瘦小的女性村干部。同行的人告诉她，这七天里，这位书记几乎没有合眼，也没有流泪。她把村里一百多位老人集中安置在自己家，动员还能行动的人提供粮食，组织大家轮流做饭，让最基本的秩序维持下来。在她的努力下，村子没有出现伤亡。物资抵达时，村民协助卸货，没有争抢。这位赵书记拥抱了救援工作人员，终于流下了眼泪。
“我觉得女性的坚韧扛起了在洪水救灾中的责任和使命。”
这些年，李峰所在的团队开始在物资准备中更加细化，会单独考虑卫生用品、母婴用品与失能老人所需的物资。因为当基本的生存被保障之后，人们对于尊严与具体生活的需要，会变得更加清晰。
重新思考灾难风险和预案
佟欣然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她分享道：“作为女性，作为研究者，作为协调者，作为救灾者，我们本身就在参与这件事，我们自己也在洪水中。”
佟欣然提出了灾害在目前，与其说是一个“议题”，更像是一个“场景”，一种客观状态，是区别于常态的“非常态”。不光是自然灾害，也包括公共卫生事件、火灾等其它类型突发事故。随着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等复杂发展因素，灾害已经很难再被理解为偶发的小概率独立事件，这样的“非常态”在生活里变得更加频繁、更可见。灾害随时可能降临，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原本隐藏在日常中的差异，都会被迅速放大。资源谁先得到，信息谁更容易获取，谁更容易被看见，答案可能在灾害发生之前就应该有所准备。
当灾害来临，时间被压缩，条件混乱，物资和人手都有限。很多平时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安排，在紧要关头未必做得到。如果在这个阶段才去要求细致和完善，很容易让一线的行动陷入新的拉扯。更可行的路径，是提前准备：在演练中设计母婴空间，在物资清单里形成针对不同群体的标准，在培训和组织里建立女性志愿者的网络。当这些成为常规，灾害真正发生时，就不会再临时寻找答案。
还有一种力量，经常被忽略。在许多社区，本地女性拥有紧密的互助关系。她们熟悉邻里，知道谁独居，谁行动不便，谁需要额外的照顾。这样的网络，比外来的组织更早抵达，也更容易被信任。
如果把她们视作行动的支点，许多支持会更顺畅地展开。
“她们的这些能量并没有在灾害中被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出来……而如何发挥当地网络中的关键女性的角色是救灾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当视线从单一的灾情转开，就会发现还有更多层面正在同时发生。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环境甚至动物，都可能在这个场景中呈现出不同的需要。没有一种方案可以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但每一次讨论，每一次准备，都会为下一次取得可见的进步。”
在发布会的尾声，我们这样总结这次交流的意义。
一场关于灾害的讨论，最后总会回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更努力地去看见——看见那些在统计中被合并的名字，看见在“受灾群众”这一称呼之下，被不同经验切割的生活。
洪水来临，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其实，我们都在洪水中。
研究与交流，不是为了提供一个立刻可用的答案，而是为了让问题被更清晰地提出，被更多人共同承担。
当研究者、救援者、当地社区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开始在同一张地图上对话，它可能会有更清晰的方向。
洪水退去之后，生活会慢慢重建。
*如果希望完整回顾本次发布会，你可以观看发布会全程录屏：
文案 羽毛
排版 老鹅
编审 汀帆 Z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