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白皮书(五)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深度重构与科技革命交汇演进的背景下，在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与技术赋能的多重作用下，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将超越简单的产业配套关系，加速迈向深度融合、价值共创的新阶段，逐步形成“高端引领、模式创新、生态共荣、绿色赋能、全球布局、组织重塑”的新发展格局，为广东省构建更具韧性、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大助力。 随着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加速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从简单的产业配套转向深度融合与价值共创，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向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制造业通过嵌入研发设计、工业软件、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推动产品从标准化、同质化向智能化、个性化与解决方案化转型，显著提升技术复杂度与品牌附加值。与此同时，服务业也在协同中实现能力跃升。广东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将持续为服务业创造新需求、新场景，推动服务业持续进行服务产品、模式和流程创新，不断向知识密集、技术驱动的高端方向演进。如工业设计从外观优化转向参与底层技术集成，供应链服务从物流配送升级为提供全球资源配置与韧性管理方案。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协同中相互牵引，共同构筑起广东以“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高端竞争力。 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路径将突破传统的“服务外包”或“配套支持”模式，催生丰富多样的创新范式。订阅制、按需付费模式、结果导向合同等新业态新模式推陈出新，为特定场景提供“硬件+软件+服务”一体化交付解决方案的市场主体正加速涌现。展望未来，在技术和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一系列颠覆传统的创新业态和模式将不断涌现，企业生产范式的系统性重构将全面展开。传统的产品销售逻辑将被颠覆，企业转而致力于与客户建立一种基于价值共创的、持续的、动态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价值创造的方式以及市场的竞争格局。这些新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技术创新、拓展产业空间，促进了创新知识在产业间有效传递，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塑造了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广东促进新质生产力跃升提供了关键路径。 随着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的纵深推进，产业组织形态将从传统线性的供应链协同，加速向动态开放、融合共生、价值共创的产业生态共同体演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关系从单向、链式的配套结构逐渐演变为多边、网络化的价值共创生态。产业链围绕链主企业或产业平台，构建起“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融通发展格局。龙头企业和平台型组织通过开放资源，吸引研发、金融、孵化等多元服务主体加入，促成前沿技术交叉创新与跨界合作，打破传统供应链边界，构建更具韧性的拓扑网络结构和跨行业的“生态协同”。广东各级政府以产业规划引领方向、园区共建筑牢载体、基金引导撬动资源，构建起多层次产业协同支撑体系；高效运转的市场机制将进一步释放活力，催生更多适配产业发展的灵活多元协同商业模式。 普及随着全球“双碳”进程不断加速，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模式创新、产业链价值重构的关键底色。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将要求以系统性、全链条的方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影响、提升生态效率，共同推动经济向低碳循环转型。绿色低碳将从制造过程的辅助性环保措施，深化为贯穿研发、生产、运营、回收全产业链的核心价值环节，推动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协同。与此同时，节能结果保障、绿色供应链金融、碳中和综合解决方案等新型绿色业态与商业模式也在加速演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绿色化协同将深刻重塑广东产业发展新优势，推动广东产业发展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并重，助力提升广东未来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与韧性。 随着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的不断深化，广东企业将带着日益成熟的商业模式与解决方案走向全球市场，重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跨境金融等服务业为制造业“走出去”提供通道与本地化支持，推动广东出海模式从“产品贸易”单一维度升级为“技术+标准+服务+管理+资本”的体系化、生态化出海。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业将利用全球创新网络与市场渠道，助力广东制造业整合国际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此外，企业积极参与并主导 5G/6G、工业互联网、碳足迹核算、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将进一步提升广东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推动广东产业国际化布局的内涵从市场拓展升级为规则制定，进一步拓展并提升广东在全球竞争中的维度。 长期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对广东人才结构与企业组织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深度的产业协同将牵引带动人才协同、组织协同、管理协同，倒逼企业组织形态与人才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在人才结构上，亟须大量既懂制造工艺又通晓数据算法、既熟悉产品开发又深谙市场服务的“跨界融合型”人才；在组织管理上，企业边界趋于模糊，要求建立更开放、敏捷、跨职能的“平台型组织”或“网络化团队”，以快速响应协同创新需求。企业不仅要在技术上投入，更需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企业文化上进行系统性重塑，企业内部培训体系、校企合作模式及人才评价标准也将随之变化。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伴随而来的数据产权、数据安全、平台治理、算法伦理等新问题，将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亟待制度创新予以回应。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环境、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积极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等方面加以引导，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1990 年，美国提出“现代制造”战略，首次在制造业企业发展战略中应用灵活制造和知识网络企业的概念。2014年，美国推出“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2.0版本，尝试通过研发创新、技术改良和融资支持解决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投入”问题，推动制造业发展。同时，美国在《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等重大国家战略中均重点强调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相关内容。 二是强化服务要素嵌入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美国政府注重推动信息服务要素融入先进制造业领域。 1996 年，美国开展“新一代互联网计划”，扶持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2010年，美国发起“Openstack”的开源云计算管理平台项目，构建创新驱动、集成服务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信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美国重视开展制造业服务化在应用层面的研究。自 2002 年至今，美国通过开展“工程服务业探索性研究”项目、建立“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机构”等方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试点工作，针对数字化在产品生产周期内的交换及供应链网络间的流动开展研究，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转型。 三是积极促进反向服务外包，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美国积极支持跨国制造企业开展“产品＋服务”的高附加值业务，积极发展反向服务外包。1995年，美国设立“服务出口工作组”，研究制定并落实“服务先行”的策略方案，推动美国开展反向服务外包。在美国对外服务贸易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的跨国制造企业围绕其核心产品，面向发展中国家发展金融、维修、管理咨询、数据库及信息类服务等反向服务外包业务等，如惠普、IBM等计算机硬件生产商拓展在中国的 IT 服务外包业务和企业咨询业务。 四是推动产学研合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美国政府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1980年，美国发布《拜杜专利和商标修正法案》，鼓励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1982年，美国出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鼓励支持各类创新主体的研发创新活动，推动科研成果市场化进程。另外，美国建立了国家信息服务中心，为科技成果向制造业企业推广提供平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 一是以“工业 4.0”为统领，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德国政府通过发展信息物理系统加快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强化对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的支撑力度。2013年，德国正式推出“工业 4.0”，其核心是“智能+网络化”，旨在通过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实现制造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此后，德国陆续发布“德国工业 4.0”后续规划报告的精简版《智能服务世界》《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聚焦智能服务，明确“德国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并从国内和欧盟两个层面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引导。同时，德国支持引导制造企业提供精确化、个性化的智能服务，实现以产品为中心转为以用户为中心，并通过实施“智能服务世界实施平台”的项目，支持机械、能源等领域的智能制造和服务化发展。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德国政府出台针对性财税政策和投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服务、物流运输、科技研发服务等领域的发展。德国政府采用“官办民助”“企业自治”等模式支持物流运输服务业的发展。为推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德国引入竞争机制，构建全能银行模式，并在全能银行的基础上形成融合银行、证券、保险及非金融公司投资于一体的金融混业，发展全能金融，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德国政府积极支持会展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展馆场地和配套设施。德国政府依据德国贸易展览协会公布的展览会项目计划，对企业参展提供经费支持，引导支持企业出国参展。 三是完善双轨制教育，推动产业融合人才培养。德国的“双轨制教育”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1969年，德国《职业教育法》确立“双轨制教育”的法律地位，《职业教育促进法》推动“双轨制教育”成为体系完备、组织紧密、流程严谨的教育模式。双轨制教育模式着重强调实践性，课程设置以职业活动为核心，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时就能立即为企业所用，为制造业的发展培育专业型技能人才。 一是强调政府战略谋划，积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日本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着重推进信息服务业和 IT 制造业协同发展。2000 年，日本颁布《推动形成高度信息化社会基本法草案》，并先后推出“e-Japan”战略、“e-JapanII”战略和“u-Japan”战略，以推动日本在五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IT 国家之一。2005 年日本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更加明确了信息服务业的定位。日本政府通过“特别折旧制度”“补助金制度”“贷款倾斜制度”等政策支持信息技术企业开展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同时，日本注重“制造系统的创新”，通过全球化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利用技术、企业内外流程改造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日本的本地制造业活动，形成比较优势。 二是引导企业创新服务化模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海外市场，日本制造业企业采用事业化和价值化两种服务化战略类型来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即制造企业将服务直接作为一项主营业务或将服务融入有形商品中，将服务与商品捆绑销售。2016年，丰田汽车投资提供共享汽车服务的优步企业和Gertaround公司，尝试将共享服务作为主营业务，这是“事业化”的典型案例。针对“价值化”策略，小松公司通过康查士远程控制系统为客户提供建设机械的实时运营状态等信息，提供各种服务项目供消费者选择。同时，日本积极向海外出售“成套基础设施”，在原子能发电、可再生能源等优势领域不再仅限于单一产品的出口，还提供人才培养、品牌维护等服务项目，即打包形成包含商业和服务的整套销售体系。 三是强化市场监管，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市场环境。日本政府注重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自 1947年日本颁布《垄断禁止法》后，逐步确定了相应的经济法律体系，以打造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环境。日本还设立“公平交易委员会”，全方位负责各地方的反垄断工作，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同时，日本政府通过行业协会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自1882年日本设立日本纺织协会后，上万个全国性及地方性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也出现了很多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全国性经济组织及区域性经济团体，有效保障了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在维持本行业的市场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中有着重要作用，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