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昕）
行业观察|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宜跟风“一刀切”近日，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中国也应跟随澳大利亚步伐，实施未成年16岁社媒禁令，建议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媒话题登上高位热搜。针对此事，我们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昕，来聊一聊他的看法。 2025年12月，澳大利亚一项开创先河也引发争议的立法生效：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落地。随后数月，“禁媒风”迅速席卷欧美。但也面临诸多质疑：落地执行困难难、监管存在盲区、治理逻辑过于简单化，不仅阻碍未成年人适应数字社会、难解网络风险，甚至可能对数字时代的儿童权利与福祉产生潜在负面影响。 这场“数字防火墙”的行动表面上回应了无数家长对孩子沉迷屏幕、遭遇网暴、接触不良内容的焦虑，但细究背后的逻辑与实效，却有待深思。澳大利亚2024年大选前夕的民调显示，超六成选民支持加强社媒监管。两大政党迅速将禁令列为优先事项，从法案递交到议会通过仅用时四天。这种“选举驱动型立法”，是用法律红线回应社会焦虑，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系统解决方案。 推动禁令最积极的国家，恰恰数字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数字治理经验不足。澳大利亚固定宽带质量全球排名第81位，移动互联网覆盖率位列第55。在缺乏成熟数字治理经验的背景下，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复杂问题，“一刀切禁止”成为最简便的选择，用一条法律红线替代本该由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完成的复杂教育工程。心理学家安德烈斯·蒙特罗·拉玛（Andrés Montero Rama）已指出，这种禁令会给家长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反而放松应有的引导与陪伴。 更现实的问题的是，类似禁令在执行层面的诸多困境。十余年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表明，青少年是media savvy（媒介精通）的用户，绝不能低估他们的数字能力。禁令实施首月，“数字猫鼠游戏”便全面上演——未成年用户通过修改年龄、借用明星照片绕过人脸识别。更危险的是“挤出效应”——当主流平台大门关闭，好奇心旺盛的青少年可能涌向监管更薄弱、内容更灰暗的边缘平台。调查显示，仅6%的澳大利亚消费者认为禁令让网络空间更安全，超百名专家联名反对，称其为“缺乏科学依据的生硬手段”。 比执行困境更深层问题在于禁令与数字时代特征的错位。这一代孩子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线上社交早已成为他们探索世界、构建认同、维系同伴关系的重要场域。家校沟通、作业布置、信息获取早已深度互联网化。禁令在切断他们合法社交需求的同时，更让他们与高度互联的现实世界阶段性脱轨。印度电影制作人瓦尔玛曾直言，在信息时代，限制未成年人获取互联网资源，将使他们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核心，在于正视问题根源。如英国萨里大学犯罪学副教授塞蒂指出，数字平台只是现实世界的延伸，而非问题的始作俑者。线上问题往往是线下生活问题的投射，解决之道不应止步于屏幕之外，而在于通过家校协同，直面青少年在现实中遭遇的成长困惑。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儿童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拥有发展权的独立个体，有权利“自由发表言论”，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任何保护措施，都须在“保护儿童免受伤害”和“尊重儿童发展权、参与权”之间找到平衡。 在全球禁令风潮中，我国的网络治理体现出不同的思路。早在2024年，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出“分龄、分时、分内容”的科学引导策略：根据3岁、8岁、12岁、16岁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推荐适龄内容，优化功能使用，并允许家长对总时长进行灵活管理，体现出“疏堵结合、多方共治”的思维。其目的不是把网络空间变成贫瘠的“数字荒漠”，而是建设“有边界的绿洲”——让孩子既能汲取营养，又能远离风险。 这也引发我们关注一个的概念：数字韧性——即在可控的风险暴露中，发展出应对复杂数字环境的心理与认知能力。标准不是未成年人“在屏幕前待了多久”或“是否接触过不良信息”，而是他们是否在真实的社交网络中，学习如何辨别虚假信息、管理负面情绪。帮助孩子在可控的边界内，学会与风险共处，在真实的世界中自主试错、独立思考、为自己选择负责。 保护未成年人，并非比谁的法律更严苛、禁令更彻底，而是看哪一种治理体系更具弹性、更富人性、更能兼顾当下安全与长远发展。如果只是构建“数字温室”，当孩子16岁进入开放的互联网时，可能会因缺乏免疫力而遭受更大冲击。 与其盲目跟风海外的“一刀切”，不如持续完善中国方案：坚持精细化、长效化的治理机制，深化家校社企协同联动，让保护措施更精准、更有温度，让每一位数字原住民，都能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从容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