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行业观察】2025年长沙刑事案件数再创新低:刑辩律师的生存与突围

前言：

2026年初，长沙市官方公布的2025年刑事案件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也让许多仍在观望的同行们，心态更显踌躇。

在2024年长沙市刑事案件数量断崖式下跌后，2025年的数据延续下滑态势，足见行业整体收缩之严峻。

2025年1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5099人；不批捕2842人，与上一年数据相同。起诉9275人，同比下降19.6%。不起诉2474人，同比上升5.3%。全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共计11749人，同比下降15.4%。

图1  2024-2025年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

数据的低迷，如同一声闷雷，叩击着每位刑事辩护律师的神经，也让我们真切感知到执业环境的深刻变迁。在此严峻形势之下，如何巩固自身、应对挑战，已成为从业者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文 | 何传力 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

（一）2025年的刑事司法总基调：根据2025年11月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及相关司法政策，可以概括为“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以司法现代化助推中国之治”。

（二）五年总览：先稳后降，2025年降至本世纪最低位。

站在2026年初回望，“十四五”时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国刑事司法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年。这五年，既是犯罪结构深刻转型的五年，也是司法理念系统升级的五年，更是制度体系深度重构的五年。

从这五年的核心数据来看，是犯罪总量的“抛物线”与犯罪结构的“乾坤挪移”、宽严相济的辨证发展与精确适用的政策、从法律逻辑到治理逻辑的跃升的司法理念。

（三）刑辩律师生存现状：

1、“案件量下降×律师数上升”双重挤压

刑事案件总量下降的同时，律师人数持续增长。供给侧的扩张与需求侧的收缩形成“剪刀差”，低价竞争、人脉依赖等不可持续模式风险凸显。

根据官网可视资料来看：

2021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57.48万人，长沙市共有执业律师7400余人；

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人，长沙市共有执业律师9183人；

2023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70.7万人，长沙市共有执业律师1.3万余人；

2024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75万人左右，长沙市共有执业律师14250人；

2025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超83万余人，长沙市共有执业律师15134人。

长沙律师的人均业务量正陷入持续低迷。2024年，人均办案量已跌破1件；进入2025年，在执业律师队伍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刑事案件总量却未实现同步增长，导致人均办案量继续处于1件以下的警戒水平，这深刻折射出刑事辩护市场供需关系的结构性失衡。

图4  2024-2025年长沙执业律师及刑事案件数据

再看近五年（2021-2025年）全国及长沙律师人均可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来看，数据的下滑是形势的真实反映，也是刑辩律师所要思考的破局之道。

图5  2021-2025年全国及长沙律师人均可办理刑事案件量

结合上述图表，可以综合分析出：

（1）刑事案件总量收缩，律师人数持续增长，人均办案数量持续下滑

2025年长沙检察机关起诉+不起诉总人数同比下降15.4%，反映刑事办案总量和人均可办案数量持续下滑；

（2）起诉人数下降，不起诉小幅上升，刑事司法更趋宽缓

起诉人数下降 19.6%，不起诉人数上升 5.3%，体现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持续落地；不批捕人数两年完全持平，说明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趋于稳定。

（3）案件数量与司法数据出现“反向走势”

前端：刑事案件数量↓

后端：长沙律师人数↑

（四）长沙刑事律师执业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1、刑事案件数量与执业律师人数比较：

回顾2024至2025年，长沙刑事司法呈现两大趋势：案件总量回落，处置方式更趋宽缓。这一宏观变化传导至辩护领域，表现为刑事案件的减少与律师队伍的扩容形成鲜明反差，人均办案量持续下滑的态势，不仅是数字的冰冷呈现，更揭示了刑事辩护行业在司法政策迭代中面临的生存挤压与转型阵痛。

2、付费能力的结构性变化：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刑事辩护律师的客户付费能力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收缩特征。行业整体获客难度与转化成本持续攀升：个人与企业客户普遍收紧预算，付费意愿与支付能力同步下滑，委托前多方比价、反复议价成为常态，案件咨询转化率走低，成交周期拉长，费率整体承压。

市场格局加速分化。普通刑事案件陷入低价竞争的“红海”，中小型律所与青年律师被迫以价换量；而重大疑难、经济犯罪等高壁垒业务仍维持较强付费韧性，头部律师与精品所凭借专业化优势保持议价能力。总体而言，刑事辩护业务正从“需求驱动”转向“专业与性价比双轮驱动”，倒逼律师优化服务结构、明确差异化定位，以应对日益理性与紧缩的市场环境。

3、办案成本的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审视刑事辩护的成本结构，其核心特征在于司法程序的刚性周期与律师时间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其一，案件周期冗长且不可控。刑事案件从侦查到终审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律师需在不同阶段重复投入阅卷、会见与沟通，这种“复利式”的劳动叠加，使得单个案件的隐性工时远超表面的计费周期。

其二，有效作业时间被严重稀释。奔波于看守所的路途、排队候见的行政迟滞、协调司法机关的日程等待，构成了日常的“时间损耗”。这些程序性消耗无法创造直接价值，却刚性挤占了律师的专业精力。

其三，时效压力加剧时间碎片化。诸如“黄金37天”等关键窗口要求律师随时响应，不可预判的应激状态不断切割整块化的思考时间，进一步抬高了时间的机会成本。

本质上，时间于刑辩律师而言，既是核心生产资料，也是最难量化的沉没成本。

（一）2021-2025刑事案件数量五年走势

1、2021-2025年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分析

现结合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可查询到的公开资料，笔者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测算，得出以下一组数据：

（1）2021年1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中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合计人数可能是2.4万人左右。

（2）2022年1月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中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合计人数23210人。

（3）2023年1月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中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合计人数26463人。

（4）2024年1月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中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合计人数13889人。

（5）2025年1月至12月，长沙市检察机关办案数据中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合计人数11749人。

图6  2021-2025年长沙市检察机关公诉和不起诉总人数

2、2021-2025年湖南省检察机关办案数据分析

（1）2021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56127人，同比上升42.82%；不捕18113人，同比上升82.85%，不捕率24.4%，同比增加4.27个百分点。审结时起诉89312人，同比上升26.9%；不起诉17656人，同比上升17.3%；附条件不起诉1260人，同比上升75%，不起诉率为17.48%，同比减少0.83个百分点。2021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106968人。

（2）2022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4280人，同比下降38.92%；不捕18865人，同比上升4.15%，不捕率35.5%，同比增加11.1个百分点。决定起诉88404人，决定不起诉33106人，不诉率为27.25%，同比增加10.28个百分点。2022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121510人。

（3）2023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40065人；不捕24396人，不捕率37.9%。共决定起诉89650人；决定不起诉41116人，不诉率为31.4%。2023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130766人。

（4）2024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3000人，依法不批捕9502人，决定起诉65000人，决定不起诉18000人。2024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83000人。

（5）2025年1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2.5万人、提起公诉5.4万人。

综合来看，2021-2025年，全省刑事检察办案呈现以下趋势：

一是逮捕人数波动下降，不捕率持续走高，从24.4%升至37.9%，体现了“少捕慎捕”的落实；

二是办案总量先升后降，不起诉率显著提升，由17.48%增至31.4%，宽严相济政策效果明显；

三是2024年后数据明显回落，但不起诉人数占比逆势上升，反映出司法在总量控制下依然注重从宽导向。

总体而言，刑事检察办案呈现“总量趋稳、强制措施趋缓、不起诉适用趋广”的特点。

图7  2021-2025年湖南省检察机关公诉和不起诉总人数

3、2021-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数据分析

（1）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6.8万人，同比上升12.7%；不批捕38.5万人，同比上升65%，不捕率31.2%，同比增加7.9个百分点。共决定起诉174.9万人，同比上升11.2%；决定不起诉34.8万人，同比上升39.4%，不起诉率16.6%，同比增加2.9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209.7万人。

（2）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49.4万人；不批捕36.6万人，不捕率43.4%。共决定起诉143.9万人，不起诉51.3万人，不起诉率26.3%。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195.2万人。

（3）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起公诉168.8万人，同比分别上升47.1%和17.3%。决定不批捕26.6万人，决定不起诉49.8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2.5%和12.6%。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数据提起公诉人数和不起诉人数是218.6万人。

（4）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全年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5.3万人，提起公诉163.1万人，同比分别上升3.6%和下降3.4%。

（5）2025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60.4万人，提起公诉127.2万人。

趋势解读：

2021-2022年：受疫情叠加影响，数据剧烈波动。2021年案件量反弹上升，2022年因社会流动减缓大幅回落，但少捕慎诉政策深化，不捕率、不诉率达历史高点。

2023年：社会活动恢复常态，案件量小幅回升，逮捕、起诉人数同比大幅增长，办案总量达近五年峰值。

2024-2025年：刑事案件显著下降，2025年1-11月逮捕、起诉人数均呈明显回落，反映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平安建设”成效显现，办案进入平稳高质量阶段。

图8  2021-2025年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公诉总人数

1、总量下降→行业洗牌

一方面，制度性挤压导致传统案源持续收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定适用率保持在85%以上，轻刑案件通过速裁程序快速分流；法律援助全覆盖进一步稀释普通刑事案件的委托代理空间，依赖人情介绍的“万金油”模式边际效应递减。

另一方面，存量市场内部呈现显著的头部集中趋势。案源加速向专业壁垒高、团队协作强、品牌辨识度高的执业群体集聚。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细分领域，因涉及电子证据审查、技术鉴定质证等复合门槛，构筑起高溢价的专业护城河。而在传统轻罪领域，低价竞争愈演愈烈，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甚至出现成本倒挂的畸形生态。

这一分化本质上是市场筛选机制的必然结果：中低端市场陷入同质化红海，高端市场则凭借不可替代性掌握定价权，行业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进化。

2、案件结构重塑业务方向

刑事辩护的业务方向正被重新定义，呈现出清晰的二元分化格局。

一端是传统轻型案件，逐步走向“量贩式”作业模式。危险驾驶、轻伤害等案件因认罪认罚制度常态化，辩护空间压缩至量刑协商环节，律师服务趋于标准化、流程化。这类业务竞争激烈，收费走低，逐步转向“法律劳务”。

另一端是高端商事犯罪领域，业务形态向高价值精细化演进。金融诈骗、数据犯罪、涉企职务犯罪等案件，往往交织复杂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事实，要求律师具备穿透行业逻辑的能力。辩护不再局限于定罪量刑的对抗，而是深入交易结构、合规漏洞、技术规范等前端事实，服务壁垒显著抬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业务触点正向后端辩护延伸至前端治理。企业合规、刑事风险防范等非诉业务悄然兴起，律师的角色从“手术师”转向“保健医”。这种“防未病”的服务形态，不仅延展了刑事律师的作业半径，更在重塑行业的价值链分布。

3、区域分化

一线城市依托产业集群优势，案件类型趋于多元复合。金融犯罪、数据安全、跨境洗钱等新兴领域占比攀升，要求律师具备跨行业知识储备。案源结构高端化直接推高收费水位，头部律师单案收费可达六位数以上。但高回报伴随高烈度竞争，不仅面临头部律所挤压，还需应对会计师事务所合规部门的跨界分流。

地市级市场则呈现迥异生态。传统自然犯仍为案源主体，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常规案件占据主导。受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占比持续走高，部分地区法援补贴成为青年律师生存底线。收费空间被制度性压缩，代理费普遍停留在四位数区间，低价竞争成为常态。

这一分化是法律服务市场与区域经济结构的深度耦合：一线律师在产业前沿打磨专业壁垒，地市律师则在存量市场中承担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制度功能。

从趋势侧观察，2025年刑事辩护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系统性重构，专业化细分、技术赋能与服务前移构成三大核心演进方向。

第一，专业化细分从“行业标签”深化为“准入壁垒”。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领域的辩护作业，已不再满足于刑法教义学的传统解释框架，而要求律师深度嵌入行业运行逻辑。以数据犯罪为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等前置合规规则，直接构成出罪或罪轻的规范依据。不具备行业知识图谱的辩护意见，难以穿透专业事实、影响裁判心证。

第二，技术赋能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能力”。 类案检索已不再是简单的关键词匹配，而要求律师掌握体系化的类案图谱分析技术，能够精准识别裁判规则的地域差异与层级效力。电子证据质证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穿透”，涉及哈希值校验、时间戳鉴定、区块链存证核验等技术环节。具备技术事实的翻译能力与质证能力，正在成为刑事辩护的标配。

第三，服务前移从“事后辩护”延伸为“事前合规+事中防范”。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常态化适用，使得刑事律师的作业场景大幅前移。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方案的制定、执行与验收，要求律师具备组织法、行业监管与刑事风险防控的复合视野。刑事非诉业务——包括数据合规、反商业贿赂合规、刑事风险排查——正在从边缘业务走向主流。律师的角色从“手术师”转向“保健医”，服务形态从“应急灭火”转向“日常防火”。

数据不会说谎，但它只能描摹行业的轮廓，无法定义律师的价值。当案源总量收缩、制度性挤压成为常态，刑事辩护的生存法则已然改变：放弃低价内卷的路径依赖，转向专业化、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可行的突围方向。

这要求律师在细分领域构筑不可替代的能力壁垒——无论是经济犯罪的行业逻辑穿透，还是网络数据犯罪的技术事实翻译，唯有深耕方能建立专业护城河。同时，必须正视审前辩护的价值权重，将博弈重心前移，在批捕环节、审查起诉阶段最大化发挥阻断功能，以不起诉率、不捕率检验辩护实效。

更要清醒认识到，职业红线的严守。在监管趋严的语境下，合规执业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风险防范。而数字技术的赋能，既是对效率的提升，也是对公信力的加持——类案检索的精准度、电子证据的穿透力，正在成为衡量辩护质量的新标尺。

行业洗牌的本质，是市场对专业价值的重新定价。坚持长期主义，在专业深度、技术广度、合规硬度三个维度持续积累，方能在变局中确立不可替代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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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刑事控告部副部长

· 前资深刑事警察、前执证资深禁毒警察

· 擅长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行交叉、刑民交叉、行政诉讼、涉黄、涉赌、涉毒、涉危爆物品等案件

· 联系电话：13677360876（微信同号，可下方扫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