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为了人民美好生活接续奋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与理论创新》
一、前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历经数十年不懈奋斗，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中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为系统总结中国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向世界介绍中国跨越绝对贫困后的新使命、新举措，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组建专项课题组，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深入中国东、中、西部近20个省、区、市开展实地调研，依托新华社海外广泛驻点专访多个国家政要和智库专家，组织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广泛吸纳国内外减贫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经过原创提炼，形成本报告，以中英文同步向全球发布，分享中国减贫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二、5年过渡期：在挑战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2021年至2025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的5年过渡期。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脱贫地区基础薄弱、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脱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较低，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条短，抗风险能力不强，部分地区仍存在返贫隐患；二是脱贫人口收入水平总体不高，就业稳定性不足，部分脱贫群众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易陷入返贫困境；三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脱贫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面对多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四个不摘”要求（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体系。经过5年努力，过渡期“收官战”取得显著成效：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返贫致贫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较2020年增长50%以上，返贫率控制在1%以内，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
中国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中，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脱贫地区实际，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构建起“防返贫、强产业、促增收、优服务、激活力”的实践体系，核心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构建“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举措。中国建立起以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数据共享筛查相结合的监测方式，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口（以下简称“突发严重困难人口”）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实现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针对监测对象，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根据监测对象的致贫返贫风险、家庭实际情况，分类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医疗帮扶、教育帮扶、住房安全保障、饮水安全保障、社会保障兜底等帮扶措施，确保监测对象不返贫。同时，建立健全监测帮扶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监测对象进行复核，对风险消除的及时退出，对新出现的及时纳入，形成“监测—帮扶—退出—再监测”的闭环管理。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识别监测对象超过3000万人，全部落实了针对性帮扶措施，其中绝大多数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有效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二）推动脱贫地区产业提质增效
产业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之策。中国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原则，立足脱贫地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从“有”向“优”、从“散”向“聚”、从“单一”向“多元”转变，让脱贫群众从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
一是培育特色主导产业。结合脱贫地区气候、土壤、资源等条件，重点发展特色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手工业等产业，打造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品牌，如贵州茶叶、云南鲜花、宁夏枸杞、甘肃中药材等，形成了“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二是延伸产业链条。支持脱贫地区建设农产品加工基地、冷链物流体系、产销对接平台，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提高产品附加值，让脱贫群众分享产业链各环节收益。三是强化产业帮扶保障。加大对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人才培育力度，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脱贫群众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脱贫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获得稳定收入。
（三）稳定拓宽脱贫人口就业渠道
就业是脱贫人口增收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中国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定脱贫人口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确保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一是开展技能培训。针对脱贫人口就业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家政服务、电工、焊工、厨师、农村电商等技能，提高脱贫人口就业能力，帮助脱贫人口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二是搭建就业平台。加强脱贫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劳务协作，建立劳务输出对接机制，组织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同时挖掘本地就业岗位，支持脱贫地区发展乡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人口就近就业，确保脱贫人口“能就业、就好业”。三是强化就业扶持。对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的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给予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政策支持；对脱贫人口外出务工的，给予交通补贴、生活补贴等扶持，保障脱贫人口就业权益，稳定脱贫人口就业岗位。截至2024年底，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务工收入占脱贫人口总收入的比重超过60%，成为脱贫人口增收的主要来源。
（四）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是制约脱贫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持续加大对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不断改善脱贫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推进脱贫地区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所有脱贫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宽带、通动力电，农村安全饮水全面保障，农村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彻底改变了脱贫地区“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通信难”的局面。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对脱贫地区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改善脱贫地区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脱贫地区公共服务与发达地区逐步接轨，让脱贫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例如，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脱贫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脱贫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五）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
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化东西部协作，完善定点帮扶机制，凝聚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强大合力。
在东西部协作方面，调整优化协作结对关系，明确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脱贫省份的协作任务，重点围绕产业协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方面开展协作，推动东部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向西部地区流动，助力西部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在定点帮扶方面，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定点帮扶脱贫县，选派优秀干部到脱贫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深入基层开展帮扶工作，帮助脱贫县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脱贫县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4年底，东西部协作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实施协作项目超过10万个，带动脱贫人口增收超过500亿元；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500亿元，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超过10万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中国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注重激发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引导脱贫群众树立“靠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理念，主动参与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来。
一是加强思想引导。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广播、宣传栏、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宣传脱贫群众自主创业、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破除脱贫群众“等靠要”思想，增强脱贫群众的自我发展意识和奋斗意识。二是强化教育帮扶。加大对脱贫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持脱贫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脱贫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三是鼓励自主创业。出台扶持政策，支持脱贫群众自主创业，为脱贫群众创业提供资金、技术、场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培育一批脱贫群众创业带头人，带动更多脱贫群众自主创业、勤劳致富。
四、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理论创新及丰富发展
中国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理论体系，实现了从本土经验向全球价值的升华，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标志着中国减贫事业从“生存型保障”向“发展型文明”跃升的质变。
（一）减贫范式革新：从“涓滴效应”到“精准滴灌”
传统减贫模式多采用“涓滴效应”，即通过整体经济增长带动贫困群体增收脱贫，但这种模式存在针对性不强、效率不高、易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突破传统减贫范式，创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实现了减贫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
精准扶贫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为核心，通过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摸清贫困底数，找准贫困根源，针对不同贫困对象的致贫原因和家庭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帮扶措施，确保帮扶措施精准对接贫困需求，提高减贫效率和质量。这种减贫范式，打破了传统减贫模式的局限，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注重个体差异，实现了减贫的精准化、科学化，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新的范式借鉴。
（二）破解要素约束：“弱鸟先飞”理论与资源激活
脱贫地区多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短缺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成果巩固。中国立足脱贫地区实际，提出“弱鸟先飞”理论，强调脱贫地区虽然基础薄弱、条件艰苦，但只要树立信心、主动作为、抢抓机遇，就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破解要素约束，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激活各类资源要素：在资金方面，加大对脱贫地区的财政投入，创新金融帮扶模式，推出扶贫小额信贷、产业扶贫贷款等产品，解决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资金短缺问题；在技术方面，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技术攻关和技术推广，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人才方面，实施人才支援计划，鼓励各类人才到脱贫地区创业就业、开展帮扶，培育本土人才队伍；在土地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土地流转，为产业发展提供土地保障。通过要素激活，有效破解了脱贫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创新制度设计：建立贫困动态治理体系
中国注重制度创新，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贫困动态治理体系，实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一体系以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为核心，涵盖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事前监测、事中干预、事后巩固”的全流程治理模式。
同时，建立健全脱贫攻坚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入绩效考核，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这种制度设计，打破了“一阵风”式的减贫模式，实现了贫困治理的长效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制度借鉴。
（四）优化路径安排：“千万工程”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优化减贫路径安排，以“千万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抓手，推动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实现脱贫地区农村全面进步、全面发展。
“千万工程”起源于浙江，后来在全国推广，通过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脱贫群众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这种路径安排，将减贫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短期脱贫与长期发展相结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
（五）推进区域协同：东西部协作与益贫市场机制
中国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理念，创新推出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脱贫地区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同时建立益贫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贫困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东西部协作机制通过产业协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东部地区资源向西部地区流动，助力西部脱贫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益贫市场机制通过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策扶持等方式，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减贫事业，带动贫困群体增收脱贫，让贫困群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机会，实现“市场益贫、发展益贫”。这种区域协同发展模式，打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实现了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六）激发内生动力：扶志扶智与内生发展逻辑
中国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注重激发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构建起“外部帮扶与内部发力相结合”的内生发展逻辑，让脱贫群众从“被动脱贫”向“主动致富”转变。
扶志重在激发脱贫群众的奋斗意识，通过思想引导、典型宣传、激励表彰等方式，破除脱贫群众“等靠要”思想，让脱贫群众树立“靠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理念；扶智重在提高脱贫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帮扶、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脱贫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让脱贫群众具备自主发展、自主创业的能力。这种内生发展逻辑，突出了脱贫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外部帮扶”与“内部发力”的有机结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长期稳定脱贫提供了根本保障。
五、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减贫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其基本遵循贯穿于减贫实践的全过程，核心体现在五个方面，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减贫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统筹谋划、统筹推进，明确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减贫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帮扶工作，凝聚起减贫事业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坚持“脱贫为了人民、脱贫依靠人民、脱贫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让贫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重要原则。中国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脱贫地区的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不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减贫经验，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贫困程度等，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减贫政策和帮扶措施，注重减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减贫工作符合实际、取得实效。
（四）坚持改革开放、创新驱动
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是中国减贫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坚持通过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减贫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脱贫地区流动；坚持创新驱动，创新减贫理念、减贫模式、减贫举措，不断提升减贫工作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为减贫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五）坚持全球视野、国际合作
中国坚持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主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始终认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减贫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六、中国减贫行动与国际减贫合作
中国在巩固拓展自身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始终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主动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分享中国减贫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一）分享中国减贫经验，为全球减贫提供借鉴
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动分享自身减贫经验，通过举办国际减贫论坛、开展减贫培训、发布减贫报告等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减贫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借鉴。截至目前，中国已为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减贫培训，培训了大批减贫骨干人才；发布了多部减贫报告，系统总结中国减贫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中国的减贫经验，特别是精准扶贫、产业减贫、就业减贫、东西部协作等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和方法，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能力，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例如，中国的精准扶贫理念被多个国家借鉴，用于完善本国减贫政策，提高减贫效率；中国的产业减贫经验，帮助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育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脱贫。
（二）开展国际减贫援助，助力发展中国家减贫
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开展国际减贫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发展。中国的国际减贫援助，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的原则，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教育卫生、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援助，帮助受援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主减贫能力。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实施了一批减贫援助项目，带动了受援国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脱贫。例如，中国在非洲实施的农业援助项目，帮助非洲国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中国在亚洲实施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改善了当地的交通、通信条件，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三）参与全球减贫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贫治理，主动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减贫工作，推动全球减贫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减贫事业朝着更加公平、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自身减贫事业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为实现全球减贫目标贡献力量。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多边减贫合作机制，加强与各国的减贫合作，凝聚全球减贫合力，让减贫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七、结语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一场伟大斗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经过5年过渡期的努力，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了显著成效，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模式，实现了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
中国的减贫实践充分证明，贫困不仅是可以战胜的，在建立起可靠有效的后续帮扶机制的前提下，也是可以阻断、可以不再复发的。中国特色减贫治理模式，不仅为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中国智慧。
当前，全球减贫事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疫情冲击等因素，制约着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主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与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努力，为实现全球减贫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告二：《厦门实践——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
一、前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滨海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海发展，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作为一种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强调利用自然系统的韧性和功能，解决环境、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挑战，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共识。
厦门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拥有丰富的滨海生态资源，历经30年的探索和实践，始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探索形成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协同共治”的滨海发展模式，实现了滨海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为全球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本报告由中国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共同研究撰写，系统阐述厦门市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实践探索、主要成效、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旨在分享厦门经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推动全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推广和应用。报告于2024年9月4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域自然保护论坛上发布，并在IUCN官方网站上线。
二、厦门滨海发展的背景与挑战
（一）发展背景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接漳州台商投资区，南连漳州龙海区，北邻泉州市，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厦门海域面积约39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234公里，拥有鼓浪屿、厦门湾、环东海域等丰富的滨海生态资源，滨海湿地、红树林、滩涂等生态系统发育良好，是众多珍稀濒危生物的栖息地，也是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滨海地区成为厦门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港口贸易、临港工业、滨海旅游等产业迅速崛起，为厦门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与此同时，滨海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巨大压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在保护滨海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厦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主要挑战
在滨海发展过程中，厦门曾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环境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滨海生态系统受损，由于过度开发、围填海、海水养殖等人类活动，厦门部分滨海湿地、红树林、滩涂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二是海洋污染问题突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船舶污水等排放，导致海水水质受到影响，部分海域出现富营养化等问题，影响海洋生态环境；三是灰色基础设施过度建设，海堤、堤坝等灰色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阻断了陆海生态连通，影响了滨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四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临港工业、港口贸易、滨海旅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滨海生态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生态保护压力持续加大，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成为厦门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厦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实践举措
面对滨海发展的挑战，厦门始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立足厦门滨海生态资源禀赋，采取了一系列系统性、针对性的举措，推动滨海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核心举措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优化滨海发展布局
厦门坚持“生态优先、陆海统筹”的原则，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优化滨海地区空间布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将滨海湿地、红树林、滩涂等重要生态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严禁违规开发建设。
同时，编制《厦门市滨海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明确滨海地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的空间布局和发展方向，推动滨海地区空间布局优化升级，实现“生态空间优先、生产空间集约、生活空间宜居”的发展目标。例如，在厦门湾地区，优化港口布局，严控临港工业无序扩张，重点保护厦门湾滨海湿地和红树林生态系统，推动港口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二）推进滨海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厦门将滨海生态保护修复作为核心任务，采取一系列措施，修复受损滨海生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增强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
一是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加大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划定红树林保护范围，实施红树林人工种植、天然更新等修复工程，扩大红树林面积，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截至2024年，厦门红树林面积达到约300公顷，较30年前增长了50%以上，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典范。二是推进滨海湿地修复。实施滨海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开展湿地清淤、退养还湿、植被恢复等工作，修复受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湿地的水文连通性和生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良好环境。三是开展海洋生态修复。实施海域清淤、海水净化、海洋生物增殖放流等工程，改善海水水质，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恢复。例如，在环东海域，实施海域清淤和海水净化工程，海水水质由劣四类提升至二类，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三）拆除灰色基础设施，恢复陆海生态连通
针对灰色基础设施过度建设导致陆海生态连通阻断的问题，厦门主动作为，拆除不合理的海堤、堤坝等灰色基础设施，恢复陆海生态连通，促进滨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例如，在杏林湾地区，拆除了长达数公里的海堤，恢复了杏林湾与外海的水文连通，改善了湾内水质，恢复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打造了杏林湾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和生态科普的重要场所；在马銮湾地区，拆除了部分堤坝，实施陆海连通工程，推动马銮湾生态系统修复，实现了“湾清、岸绿、景美”的发展目标。通过拆除灰色基础设施，厦门实现了陆海生态连通的恢复，提升了滨海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韧性。
（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
厦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展，让群众从生态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一是发展生态旅游。依托厦门丰富的滨海生态资源，打造了鼓浪屿、环岛路、杏林湾生态公园等一批生态旅游景区，推动滨海生态旅游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例如，鼓浪屿通过保护历史风貌和滨海生态环境，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群众就业增收。二是发展生态农业和渔业。在滨海地区，推广生态农业、生态渔业模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渔业养殖污染，提高农产品和水产品质量，打造生态农产品和水产品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三是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滨海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群众和企业给予生态补偿，鼓励群众和企业参与生态保护，实现“保护生态有收益、破坏生态有代价”。
（五）开展矿区综合整治，修复矿区生态环境
厦门部分滨海地区曾存在矿区开采活动，导致矿区生态环境受损，水土流失严重，影响滨海生态系统。厦门采取综合措施，开展矿区综合整治，修复矿区生态环境，推动矿区生态恢复与滨海发展有机衔接。
一是停止违规矿区开采，对废弃矿区进行清理整治，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植被恢复等工作，修复矿区生态环境；二是将矿区整治与生态旅游、休闲娱乐等产业结合起来，打造矿区生态公园、休闲度假区等，实现矿区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三是建立矿区生态修复长效机制，加强对矿区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例如，在海沧区，对废弃矿区进行综合整治，修复植被，治理水土流失，打造了海沧大屏山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六）创新融资方式，强化资金保障
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厦门创新融资方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融资机制，强化资金保障，为滨海生态保护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将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持续加大对滨海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二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旅游等项目建设和运营；三是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积极申报国家滨海生态保护修复、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项目，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弥补地方资金不足。通过多元化融资方式，厦门有效解决了滨海生态保护与发展的资金难题，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引导公众参与，提升自然保护意识
厦门注重引导公众参与滨海生态保护，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
一是开展生态科普宣传。通过举办生态科普讲座、展览、宣传活动等方式，向公众普及滨海生态保护知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关理念，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环保素养；二是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滨海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环境监督等工作，畅通公众反馈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三是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组织开展滨海生态保护志愿者服务活动，吸引广大志愿者参与红树林种植、海滩清洁、海洋垃圾清理等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滨海生态保护的良好局面。
四、厦门实践的主要成效
经过30年的实践探索，厦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滨海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成为全球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主要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滨海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举措，厦门滨海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海水水质持续改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0%以上，较30年前提升了60个百分点；红树林、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成为白鹭、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在厦门滨海地区越冬；滨海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显著提升，有效抵御了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为厦门滨海地区的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厦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滨海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临港工业、港口贸易、滨海生态旅游等产业协调发展，形成了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滨海地区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有机融合，打造了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城镇和社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完善
厦门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让群众从生态保护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滨海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渔业等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大量群众就业增收；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区域的群众和企业获得了合理的生态补偿，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持续提高；生态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厦门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生态市，“厦门蓝”“厦门绿”成为厦门的城市名片，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为全球滨海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厦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实践探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IUCN总干事格蕾泰尔·艾吉拉表示，厦门案例不仅生动展示了如何有效保护和管理滨海生态系统，还告诉人们如何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IUCN亚洲区域主任丁度·坎皮兰评价厦门实践鼓舞人心，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个将自然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亚洲开发银行泰国区主任阿努伊·梅塔先生强调，厦门实践是非常好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积极推广。厦门实践为全球滨海城市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五、厦门实践的经验启示
厦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核心经验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坚持生态优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厦门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滨海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滨海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陆海统筹，推进协同治理
厦门坚持陆海统筹的原则，打破陆海分割的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滨海地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工作，实现陆海生态连通、协同发展。同时，加强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协同，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凝聚起滨海发展的强大合力。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滨海发展必须坚持陆海统筹，推进协同治理，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治理效能。
（三）坚持因地制宜，创新实践路径
厦门立足自身滨海生态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不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经验，而是因地制宜，创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实践路径，探索形成了符合厦门实际的滨海发展模式。例如，根据厦门红树林、滨海湿地等生态资源特点，重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和滨海湿地修复；根据灰色基础设施过度建设的问题，主动拆除不合理的海堤、堤坝，恢复陆海生态连通。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滨海发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实践路径，才能取得实效。
（四）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保障支撑
厦门注重创新，在融资方式、治理模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不断创新，构建了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滨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攻关，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化水平。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滨海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完善保障支撑体系，才能注入持续发展动力。
（五）坚持公众参与，凝聚发展合力
厦门注重引导公众参与滨海生态保护，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搭建公众参与平台，鼓励公众参与滨海发展的各项工作，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滨海发展必须坚持公众参与，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全社会发展合力，才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六、未来展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滨海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厦门将继续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不断巩固拓展实践成果，推动滨海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未来，厦门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持续加强滨海生态保护修复，加大红树林、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二是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渔业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群众从生态保护中获得更多收益；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开展滨海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攻关，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主动分享厦门实践经验，参与全球滨海生态保护与治理，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五是持续引导公众参与，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滨海生态保护与发展的良好局面。
厦门将以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姿态，持续探索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海发展典范，为全球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厦门智慧和厦门力量。
以产业振兴撬动乡村全面振兴
——15省份20县乡村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2023-07-14 17:51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经验调查课题组
【研究报告】
编者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陕西延安，到当地苹果园、生产车间，详细察看、了解乡亲们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苹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情况，称赞说：“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今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荔枝种植园，了解当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和文旅产业等情况，深情地说：“看到乡亲们通过发展荔枝等特色种植业过上了殷实的生活，我感到很欣慰。”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有了乡村产业，农民才有更多机会实现就地就业，增收致富、改善生活才有保障；产业立起来、强起来，乡村才能更好地带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协同发展、全面振兴。为此，本期特推出智库调研报告。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为深入剖析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经验，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经验调查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广东、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福建、湖南、安徽、陕西、天津、黑龙江、山西、贵州、甘肃、青海等15个省份20个县（市、区）乡村产业振兴状况进行了调研，寻找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分析存在的误区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产业立起来振兴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截至2022年底，在全国已建设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的产业集群有118个，超500亿元的31个，超1000亿元的4个。近期，经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评审并公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入选2023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
■立足禀赋优势，“小产品”做成“大产业”
四季飘香，瓜果蔬菜闯市场。广东茂名市作为我国荔枝的主要产区，充分激发在荔枝种植方面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探索“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产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在做优荔枝产业生产、物流、冷链和销售的基础上，发展荔枝精深加工，助推三产融合，实现产业延链增值。如今，茂名市作为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全市85%的农户从事荔枝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山西大同市黄花种植历史悠久，但以前基本是分散种植，未能产生规模效应。为此，大同市建立现代黄花产业园，创建“大同黄花”区域品牌，着力培育多个黄花龙头企业，强化科技支撑，开发拳头产品。同时，农民、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各司其职，产业链各环节良性循环，实现一、二、三产业全面开花。2022年，大同市黄花全产业链产值超40亿元，产品远销海内外。
先“苦”后甜，完善药材产业链。重庆石柱县精心培育黄精产业，通过“政府引导+村企合作+联农带农”的运营模式，完善黄精产业链条，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从20世纪90年代起，河南南阳开始探索艾制品规模化生产，逐步形成艾草种植、产品加工、研发设计、内销外贸的产业链。如今，南阳全市艾草产业年产值实现130亿元，30万农民从艾草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中获得收益。
■紧抓发展机遇，为产业锻造“新引擎”
舌尖产业，品味振兴“好滋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沙县俞邦村村民在村党支部带领下走出大山，经营沙县小吃，凭借其物美价廉的特点，很快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历经30余年努力，2022年，沙县农村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983元。沙县小吃稳抓发展机遇，现已遍布6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不断研发新品，将小吃做成了富民特色产业。广西柳州螺蛳粉带动了螺蛳养殖、米粉加工、豆角种植、酸笋腌制等行业，串起了乡村致富链。
■激活电商潜能，“新农民”挑上“金扁担”
农村电商，迸发振兴“大作为”。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地处秦岭深处，曾是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随着网络日益普及，直播带货开始兴起，为木耳等土特产的销售插上翅膀，使它们借助电商“飞”出了山沟沟，销往全国各地。2022年，柞水木耳产业链总产值超50亿元，带动2.45万人致富增收。山东菏泽曹县约有汉服及上下游相关企业2000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600家，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演出服产业集群”；同时，积极发展电商，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电商企业超6000家，网店数量超过7.3万个，出圈的流量变成发展的增量。
■释放乡土情怀，“文化牌”打出新活力
非遗传承，传统现代相结合。海南五指山市依托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设立非遗工坊，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产品设计提升、展示展销等持续推进工坊建设。云南楚雄做足“指尖文章”，全州近6万名绣娘、530多户彝绣经营户创造出2.45亿元的产业增加值。州委州政府制定出台彝族服饰保护条例及相关政策措施，举办“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并将其打造为云南文化品牌之一。
茶香景美，自然人文相交融。福建南平提出打造“千年建州·北苑贡茶”品牌，把历史茶韵转化为富民茶经济；同时，打造“中华茶博园”“万里茶道起点”等观茶景、赏茶礼、品茶味、游茶园的茶文旅项目，推动茶产业与旅游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会展产业等融合发展。山东沂源县鲁村镇以“艺术活化乡村”为抓手，用文学作品展示乡村活力，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沂河源田园综合体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建成了多座乡村艺术馆，为乡村注入了生机活力。
■加快转型步伐，种植业变身“香饽饽”
种植过程实施标准化、机械化。河南济源市大力推进标准化种植，探索建立“标准化﹢互联网﹢生产基地”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销售产品，从基地直供到家，有效带动农业产业发展。贵州德江县引进多种农用机械代替人力耕种，节约农业生产成本、提升亩产量。
农业经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河北南和县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整合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产业要素，规模化发展小麦、玉米两大主粮种植，形成“田间连车间、车间连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山东德州突出党建引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模式，有效盘活农村“三类地”，建设成为全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地级市。
生产服务实现社会化、数字化。安徽在全省21个示范县推广“大托管”服务模式，对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实行从种到收“六位一体”社会化服务，通过“保底收益+分红”的收益分配机制，使村集体、服务主体、农户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2022年，实施“大托管”的1100个村集体收入1.6亿元。黑龙江北大荒利用科技助力农业生产，推进“农服+数字化”应用模式，打造无人农场群，实现了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全覆盖，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让传统种植业享受到农业科技红利。
产业强起来须跳出四大误区
■产业同质化。调研发现，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存在对市场利润高、发展效果好的产业简单复制、跟风趋同现象，难以凸显当地产业的核心优势和地方特色，导致部分乡村产业发展不可持续。一是乡村产业纵向同质化。从产业形态看，一些地方产业定位不清晰，缺乏具有多种价值形态、高附加值的产品。二是乡村产业横向同质化。从产品生产看，不同地区在品种选育、产品包装等方面相互模仿，品质趋同，相关监督指导措施滞后。三是乡村产业模式同质化。各地乡村产业开发的基本模式大同小异，如农旅融合模式中，大部分景区售卖的特产都是市场统一批发而来，缺乏当地特质，民俗体验、垂钓、餐饮等文旅项目高度同质化现象十分普遍。
■产品初级化。从全国看，目前很大一部分乡村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布局小而散，产业链条短而弱，产品品种、品质、品牌水平较低，乡村产业融合度、产业关联度较低，尚未广泛形成产业集群，乡村资源要素在产业链条上流通不畅，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价值形式单一。主要表现为：乡村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区域内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能力较弱，农业产业布局分散，规模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农业产业链“短链”“断链”并存，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链条不健全，一些农产品尚停留在初级加工环节，不能形成多元化品类，抗风险能力较差，乡村产业缺乏全产业链支撑。
■营销程式化。乡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营销，但营销不能靠程式堆砌，更不能“拿来主义”。一方面，乡村产业的产品营销得选对时机。20世纪末，大量劳动力南下务工，沙县小吃以“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的营销模式迎合了时代需求，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小吃”。与此类似，柳州螺蛳粉的爆红，是搭乘了互联网经济快车，成为网红食品。乡村产业要把握好市场时机，做到精准营销。另一方面，乡村产业的营销策略要不断创新，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针对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改变营销策略。
■主体单一化。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是农民，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尽可能地参与进来。调研发现，一些乡村产业忽略了“农民主体地位”这一本质要求，致使产业振兴缺乏后劲与活力。同时，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带农意识不强，与农民利益联结不紧密，片面追求回报率，制约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部分产业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没有很好实现生态和经济和谐共生，一定程度上存在“个体现代化、村里脏乱差”问题；一些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契合度不高，“富口袋”与“富脑袋”脱节严重。
促产业振兴可持续发展是关键
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中，产业振兴是“牛鼻子”，要以其为支点，激发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品种少、品质低、品牌知名度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为此，乡村产业应立足当地特色资源，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挖掘特色，彰显地方特质。各地要探索出具备自身特色的文化性与商业性融合道路，积极培育特色产业，踊跃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专注打造自己的品牌标识，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和社交平台做好品牌宣传与推广，维护好品牌形象，体现出地方风情，扩大特色产业的品牌效应。
■提高定位，对标品质需求。伴随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渐趋向多元化、个性化和品质化。与之对应，乡村产业也出现了诸如定制农业、乡村旅游等模式。乡村产业要面向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继续做大做强有机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推出高质量产品，拓展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
■补链强链，形成链式布局。各地要紧跟产业发展前沿趋势，推进农业农村多功能开发。地方政府应借助信息技术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厘清产业边界，与电商平台和龙头企业广泛合作，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和完善利益链的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集群、增强发展后劲。通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释放产业融合的巨大能量，实现县域能级内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乡村产业发展要以县域为单位，通过政策引导推进资本下乡。要切实发挥好村集体的作用，使得乡村产业逐步形成区域内分工明确、区域间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
■立足乡土，突出文化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立足乡土本质上就是找准自身的资源禀赋，借助自身条件选好主赛道，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乡风乡韵。各地应认真挖掘本地自然人文资源，积极汲取本土养分，加大文化要素与产业耦合力度，不断创新产业业态，开发相关文创产品，实现乡土文化的价值转换。以建立县志馆、村史馆等形式留住乡土气息，以挖掘地方戏曲、神话传说等形式传承乡土文化，保护“土字号”“乡字号”“老字号”品牌，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经验调查课题组执笔：崔宝敏；课题组成员：钱俊豪、董长瑞、董嘉伟、冯泓铭、茌婉莹等。作者均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 
以县城为载体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科学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基于河南省商丘市的调研报告
时间：2022-11-25 17:50来源：河南省商丘市发展改革委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使农村的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头。”传统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大市，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例，如何在“十四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乡村演变发展新特征，探索出一条富有地域特色、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一、“三农”工作进入“瓶颈”期，制约乡村振兴的诸多矛盾问题逐步浮现
近年来，商丘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彻底消除，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但是，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三农”短板也愈来愈凸显，“三农”工作进入转型升级瓶颈期。
（一）“一方水土”富不了“一方人”，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为普遍趋势，在农田里耕作的大多为老人和妇女，第一产业急需转型升级。商丘现有1047.99万亩耕地，但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04亩，不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6亩的三分之二。自1980年实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来，绝大多数县、区对土地承包权没有进行过调整，许多家庭一家四五口人仅有两个人的承包地，属于农村户口但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十分普遍。据调查了解，随着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的增长和农业机械化的大量普及，目前种粮一年两季的净收入不计劳动力成本也只有600—700元。从对虞城县、柘城县和梁园区六个乡镇的调研情况看，由于从事农业种植投入和收益比较低、且辛劳程度较高，各地均不同程度出现了80、90年代青年不会种地、60、70年代青年不愿种地的现象，18—55岁农民进城务工率达90%以上，目前在农田里耕作的大多为65岁以上的老人。
（二）对“三权分置”制度理解有偏差，大多数农民把土地承包权等同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阻力大，规模化经营发展缓慢。201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实行“三权分置”本意是适应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加速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但广大农民受传统观念制约，土地“私有化”观念进一步强化。在高标准粮田改造过程中，有的农民为了一己私利，井不让在自己地里打，路不让在自己地头修，排水沟不让在地边上挖。2021年秋季，商丘市连降暴雨，由于缺乏排水设施，造成许多乡镇即将成熟的庄稼被雨水浸泡，农民损失惨重。还有的农民认为“土地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宁可抛荒、种树等，也不愿流转，或者在流转时漫天要价，使土地流转工作困难重重。2010年，商丘市曾创新提出了“小块并大块、多块并一块”的互换并地流转新模式，但从调研的六个乡镇看，90%以上的行政村由于各种阻力并没有完成，一户家庭少的有五六块、多的达八九块耕地的现象十分普遍，一块耕地小的仅有两三分、大的有五六分，规模化种植根本无法开展，使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成为一句“叫得响、落实难”的口号。
（三）长期以来的乡村无序演变，使大多数村庄建设杂乱无章，人居环境整治“先天”不足，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长期以来，商丘市乡村建设长期无规可依，任由村庄自然无序演变，加之部分农民“小农思想”严重、卫生意识差，在建房时考虑“小家”多、考虑“大家”少，致使乡村建设乱象频出。有的为了扩大自家宅基地面积，把院墙往外扩建，导致街道狭窄弯曲，不少村庄车辆出入都成了难题；有的为了自家院落雨天不存积水，从耕地取土垫高宅基地，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村里的街道上，致使村内垃圾乱堆、蚊蝇乱飞；有的为了出入方便，想方设法在出入村庄的道路两侧批地建房，“省道、县道、乡道统统变成街道，菜摊、饭摊、货摊纷纷占道摆摊”。商丘市现有行政村4583个，但绝大多数村庄有新房无新村、千村一面无特色，目前入选国家和省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仅有21个。
（四）宅基地管理制度不完善，“空巢村”“空心村”大量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效益低，公共服务资源存在浪费现象。随着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落户，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员在出入村庄的道路两侧批地建房，“空巢村”“空心村”问题大量涌现。据对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张步口村、虞城县古王集乡左窑村调查了解看，这两个村长年无人居住的宅基地均在30%以上。从虞城县提供的数据看，该县宅基地闲置率达23.22%。农村人口虽然在逐步流失，但脱贫攻坚工作仍然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全覆盖，环境保护、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设施等都不能缺项，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公共服务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从农村义务教育情况看，各地普遍呈现“村空、乡弱、城挤”的现象。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乡村学校。而另一方面，农村近50%的适龄儿童到县城或乡镇借读，造成农村在校生人数急剧减少。柘城县某乡镇有一个农村小学学生数量仅8人，还有一个因生源不足干脆改成了幼儿园。
（五）特色农业受政策制约发展空间有限，乡镇工业项目受用地指标限制落地难，乡村现有企业规模小、产能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商丘市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为830万亩，近年来，不断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形成了宁陵酥梨、柘城三樱椒、夏邑食用菌和西瓜、虞城苹果和惠楼山药、民权葡萄和河蟹、睢县芦笋、永城富硒小麦、梁园区草莓、睢阳区郭村土豆等一大批名优特农产品，但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不允许商丘市无限制地发展特色农业。同时，乡镇工业化项目发展也困难重重，土地整治出来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本上用于保障市重点项目，用于乡镇产业发展的指标较少。各县的扶贫车间发展也不均衡，部分扶贫车间在经历早期政策支持及舆论宣传热度下的“昙花一现”后，后期经营存在诸多困难。由于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有的乡镇20%以上的扶贫车间处于停产状态。
二、科学把握乡村演变发展新特征，把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关于乡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大趋势，村庄格局会继续演变分化。有的村庄会聚集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有的会逐渐衰落。”促进乡村振兴，必须要科学把握乡村演变发展规律，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跳出“农业”解决农业问题，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看，城镇化是必然。城镇化是人口连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必定经历的历史阶段。目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均在80%以上，英国为83.9%，美国为82.66%，日本高达91.78%。202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4.72%，河南省为56.5%，而商丘市仅为47.21%，距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城镇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第一产业发展的。从国内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且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明显差距，这些客观现实持续吸引着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安家创业。
（二）从农业产业发展看，城镇化是要求。乡村产业升级是适应市场化需要、实现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散、弱”的小农经济终将被规模化、机械化经营所代替。与此同时，产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导致用工数量减少，使得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繁重的农田耕作中解放出来。如何安置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考验着地方党委、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智慧，这就需要切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坚持走“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农民可以在工农之间自主选择、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
（三）从提高经济收入看，城镇化是捷径。从对商丘市产业集聚区近100名工人月收入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占30.7%，3000—4000元的占51.3%，5000元以上的占18%。从这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农民打工收入远远高于农民从事农业种植的收入，外出打工是支撑商丘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连年增长的主要因素。商丘市农民人均耕地仅1.04亩，还达不到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实也要求我们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人均占有资源量，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从农村婚俗习惯看，城镇化是趋势。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农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等很多现实问题面前，许多传统的婚俗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彩礼方式的转变。“男方要在县城或市区里面有套房”，这样的说法几乎是女方求偶的一个基本条件。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在城市购置婚房。从调研情况看，去年登记申请结婚的农村户口新婚夫妇中，在县城或市区买房的比例高达55%以上。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依然挡不住农村青年进城的匆匆脚步，推动“有着农村户口的城里人”市民化必然是时代发展大趋势。
三、加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文件的出台，为商丘市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着眼乡村演变趋势和特征，把县区产业园区作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布局，“以城带乡”提高城镇化率。在问卷调查时，进城务工人员购房意向选择在户籍所在县城或目前打工产业园区附近的比例占84.6%，选择在户籍所在乡镇的仅占10.2%。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乡村逐渐没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城乡总体布局规划的编制必须着眼这一趋势，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判、科学编制。规划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把县区产业园区周边作为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承载区布局。近几年，商丘市以建设新兴工业城市为目标，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新兴产业布局培育，已形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及制鞋3个千亿级和制冷、超硬材料、医药健康等1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把县城产业园区周边作为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承载区布局，既可使进城农民就近就业，也可使进城农民提高生活品质。二是要把集聚提升类村庄作为村庄布局规划的重要内容考虑。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研判，10年以后，农村居民在城镇安家落户的人口数量至少占目前农业人口数量的45%以上。针对这一发展趋势和商丘市特色保护类村庄少、杂乱无章村庄多的现状，在编制县域村庄布局规划时，要引导农民向交通比较便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的村庄逐步集中。集中有限的财力，重点抓好集聚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和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基础完善、生活殷实、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三是要把严格落实规划作为促进人口转移的重要举措来抓。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因此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顺应广大农民的意愿，尊重村庄演变的自然规律，稳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适度超前的原则，采取一村一策的方式编制实用性村庄建设规划，制定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抓好村庄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落实。非规划区域内的宅基地除危房进行必要的维修外一律不得翻盖新房，新建住房必须按新的宅基地标准、按新的村庄建设规划异地审批迁建。通过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的方法，促使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或向新规划村庄聚集。
（二）着眼破解城市建设用地保障难题，成立专业机构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资源，“以乡补城”推进城镇化进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车道，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建设用地保障问题。据统计，商丘市目前存量建设用地仅51782亩，而每年需新增建设用地达26000多亩。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虽然通过整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解决了新增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问题，但由于机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农村存量土地资源整治盘活工作的力度还不大、收效还不明显，重大项目落地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成立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资源的专业机构。根据《土地管理法》《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方面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资本，各县、区应成立专业机构如农村土地整合开发利用投资集团承担起此项职能。本着政府主导、市场运营、让利于民的原则，把农村的闲置土地、宅基地、建设性用地等统一管理，对农村的荒地、废地和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收储复耕，通过增减挂钩指标转让获取收益，并给予村民一定的经济补偿。专业机构的成立，也有利于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的支持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投放。二是制定完善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政策措施。从虞城县提供的数据看，该县农村宅基地占地总面积为23.08万亩，闲置宅基地达5.36万亩。目前，农村宅基地私下转让价格一般每亩在8万元左右，不少省市的土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价格一般在30万以上，我省也达到了20万元。整治盘活好闲置宅基地不仅能激发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自觉性，解决好建设用地保障难的问题，也能维持农村土地整合开发利用投资集团的正常运营。同时，鼓励各县、区农村土地整合开发利用投资集团在进城农民承载区开发商品住宅，对自愿退出宅基地农民在购房时给予一定幅度的优惠，以此加速推动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三是配套完善农村集约节约用地政策措施。2021年1月2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少于667平方米的平原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34平方米。但从调查了解情况看，商丘市农村宅基地小的面积一般在166平方米以上，大的面积达到了1300多平方米，近40%的宅基地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远远超出了省定标准。但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确权登记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们对宅基地的使用权利。在目前情况下，除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在城市购置住房外，还应出台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实施细则，严禁农民在非规划区域的自有宅基地上新建住房，引导农民逐步在聚集类村庄的新规划区域内按新标准审批新建住房，集约节约有效的土地资源。
（三）顺应农民的“乡愁”情怀，稳妥推进城乡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落实，让“农村美”逐步走近商丘。“乡愁”是不可泯灭的记忆，是挥之不去的乡音缭绕，是故乡的风土人情在灵魂上的烙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和进城务工后选择在城市购房居住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他们虽已慢慢融入城市的生活，但绝大多数人都舍不得放弃他们那套在农村空闲的老宅。大规模空闲住宅问题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且制约了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积极探索留住“乡愁”的对策措施。一是开展“乡愁馆”建设试点。从调查情况看，38.4%的人员留着老宅是为了节假日回乡探亲时居住，31.5%的人员留着老宅是因为放弃宅基地没有补偿，还有部分人员是为了将来退休后回老家养老。为了顺应进城落户人员回乡探亲的需要，建议在新规划村庄的起步区，开展“乡愁馆”建设试点。由土地整合开发利用投资集团投资建设集村行政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和餐饮、居住、购物等基本服务设施为一体的公寓区。引导进城落户人员退出宅基地免费入住小户型公寓并获得剩余补偿金，引导单独居住的老人退出宅基地后免费入住底层公寓并获得日间照料。对退出宅基地后不愿意入住公寓的进城落户人员可按规定价格全额予以补偿，或保留在新规划区域随时获得宅基地申批的权利。二是集中财力抓好新规划村庄建设。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机遇，通过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等多种渠道筹集“村庄整治”资金，在新规划村庄起步区，先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前做好道路硬化、村庄亮化、环境净化、乡村绿化工作，配套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新建住房农民在新规划村庄异地迁建的自觉性。三是有重点地发展特色保护类村庄。根据不同村庄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科学研判确定特色保护类村庄。对特色保留村庄，加快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建设，加强村庄整体风貌引导，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特别是对位于黄河故道周边区域并具备良好自然生态资源的村庄，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指示为指导，营造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生活，适度开发观光游憩、生态旅游、田园养老、健康养生、科普教育等服务功能，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升级版乡村。
（四）坚定跳出农业、安心就业思路，积极推行村集体统一经营模式加快土地流转，让“农民富”在商丘成为现实。从调查情况看，青年一代农民中，愿意将承包的耕地通过流转收取租金的人员比例达77%。因此，加速土地流转，让农民跳出农业、安心就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坚定的思路之一。一是科学编制乡镇《土地流转规划》。围绕抗稳粮食安全重任这一政治任务，在谋划好特色农业发展的同时，对现有耕地进行统一规划，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经济作物生产功能区，明确粮食生产土地红线，将民间的土地无序流转变成有计划、有组织的流转，确保抗稳粮食生产安全责任。二是要积极推行村集体统一经营模式。按照《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第七章的有关规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承包经营权所有方农户可将承包土地流转给村集体作为发包方统一经营。对于经动员确实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村集体可积极引导农户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推行村集体统一经营模式，既可有效减少种植大户流转时的繁琐程序，也避免了个别农户流转时漫天要价现象的出现，农户的流转收益获得更加简洁迅速。柘城县安平镇全镇8.8万亩耕地流转8万亩后，大部分农民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收益，目前没有流转的农民也纷纷要求参加流转。三是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服务组织。按照《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的要求，乡镇政府要成立土地流转领导小组，实行乡镇长负责制，统筹辖区内土地流转工作，为加快土地流转提供组织保障。乡镇政府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面向流转双方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流转价格评估、合同签订指导、合同变更仲裁等各项服务，不断优化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县农业部门要建立土地流转信息专栏，负责发布本区县所辖乡镇土地流转信息，为加快土地流转搭建信息平台。
（五）围绕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科学确立商丘市第一产业发展方向，以富有特色的规模化经营实现商丘“农业强”。商丘区位优越，是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是国家“一带一路”和中部崛起“两纵两横经济带”节点城市之一，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交会城市，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商丘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年平均日照时数1944小时，一般最高温度39℃，一般最低温度零下9℃。年平均降水量623毫米，无霜期约211天。商丘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787万亩，非常适宜粮食种植和蔬菜、瓜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是针对商丘市的交通区位优势，将商丘打造为周边大中城市的绿色有机蔬菜供应区。目前，商丘市除830万亩耕地划定为粮食功能生产区，还有200多万亩耕地可发展特色农业。针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等大中城市群众对绿色有机蔬菜的需求，积极引入国际优质蔬菜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等冬春蔬菜设施标准化生产，打造城市反季节蔬菜供应基地，大力推动“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特色发展。以宁陵、民权县为重点，继续推进花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基地及高油酸花生良种繁育规模化示范基地建设。二是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目标，调整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开展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工程，推进单一品种的集中连片种植，重点发展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兼顾富硒小麦、黑小麦发展，创建全国小麦育种创新基地和重要小麦良种集散基地。优化玉米种植结构，推广耐密植、抗倒伏、抗病虫、适于机械化作业的玉米新品种。适应畜牧业发展需求扩大青贮玉米面积，适应食品、医药等产业需求发展高淀粉玉米，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适当发展糯玉米、甜玉米、黑玉米等鲜食玉米。三是积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新形势下改善农业供给、拓展农业功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相继出台文件，从政策和资金方面不断加大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的支持力度。紧紧抓住这一政策机遇，紧密结合辖区资源禀赋，探索多种产业融合模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多元化产业融合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撰稿人：河南省商丘市发展改革委 路志强）
关于2024年度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发布日期：2025-04-07 10:42 信息来源：钱塘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是省委关于人大工作文件的明确要求，是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扎实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实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区人大常委会对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高度重视，在省人大常委会动员部署会后，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作深化部署，阮重晖主任亲自带队实地调研报告制度实施情况。二是健全工作体系。对标省市要求，结合钱塘实际，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及相关指标体系，明确报告的主体、方式、内容和要求。“一府两院”积极配合报告制度实施，区政府专题召开会议，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有章理事、有人管事。三是增强协同联动。加强与“一府两院”全过程对接，把牢工委初审环节，确保专项工作报告标准化、规范性。制定街道人大生态文明建设监督工作规则和街道办事处专项工作报告标准版式，推进报告制度在街道居民议事会上实现全覆盖。
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前期，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的带领下，城建环保工委通过听取“两院”及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汇报，进代表联络站听取基层代表和居民议事会成员意见建议，网上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走访相关专业代表和专家咨询组成员，调取分析信访、审计相关资料数据，实地视察涉环境类项目等方式，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求对策。同时，根据省委关于人大工作有关文件的要求，向政府办即时交办调研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现将有关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4年，“一府两院”及政府相关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组织领导和实施，持续擦亮钱塘发展的生态底色，成功获评美丽浙江考核优秀县（市、区），首夺“五水共治”大禹鼎铜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开展空气质量专项攻坚，实施治气项目164个，超额完成国四柴油货车和国二柴油叉车淘汰任务，堵疏结合防治秸秆露天焚烧行为，全年PM2.5平均浓度31.4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4.8%。推进水质巩固提升，实施15个生活小区和300余家企业“污水零直排”治理，完成近7000个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监测和溯源，市控及以上地表水质量达到或优于III类水比例达到100%。保障土壤环境安全，完成25宗用地土壤污染调查评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加强固体废物治理，推进危险废物“趋零填埋”，创建“无废细胞”42个，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
（二）生态安全基础持续巩固。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获正式批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8.91平方公里。认真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迎检工作，扎实推进12个共性问题、3个个性问题和89件信访件整改，开展重点行业整治。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执法、司法力度，全年行政立案1100余件，起诉、判决12件。
（三）生态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谋划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55830”行动计划，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5.2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7.0%，新增国家绿色工厂3家，医药港多能互补区域集中供能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提高大宗货物清洁化运输水平，下沙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4万标箱。
（四）生态生活质量持续提升。加快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创建未来社区3个，人均绿地面积达到12.1平方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乡村覆盖率接近50%，“江城潮舍”入选全省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带名单。守护城市“绿肺”，大湾区湿地公园成功创建为省级湿地公园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五）生态制度体系持续构建。制定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强化规划引领保障作用。深化重大项目环评改革，构建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管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做实河长制，推进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六）生态文化理念持续传播。紧扣全国生态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点，宣传普及生态文化，增强全民生态自觉。借助大湾区湿地公园等生态资源，开辟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生态文化实践基地，厚植生态文明底色。在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中，我区排名实现新高，进位幅度全市第一。
二、存在的问题
着眼当前和未来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离人民群众对美丽环境、美好生活的期望还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主要体现在：
1.生态环境稳定向好压力较大。江南养殖场、临江化工园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突出，秸秆露天焚烧现象仍较为普遍，PM2.5浓度虽有所改善，但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难度较大。河网水系循环不畅，部分地区污水管网覆盖率、承载率、处理率与生产生活需求存在差距，雨污混流、污水直排、水体返黑返臭现象时有发生。噪声污染问题在信访投诉件中的占比高、上升快，呈现量大、面广、点多、易反复等特点。
2.生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有待提升。持续高位保障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的压力较大，基层执法力量、装备和能力建设与任务要求存在差距。重特大灾害天气预警、响应、处置能力有待提升，汛期部分地区雨污水倒灌问题仍有发生。
3.生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传统制造业占比仍处高位，化工、印染等行业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居高不下。以煤电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单位GDP能耗虽同比有所下降，但与“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部分在建项目管理不规范不严格，施工扬尘、噪音等问题突出。
4.生态生活共富和美基础尚不牢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存在短板，部分地下管网建设标准偏低，老化严重，破损率高。部分农村地区管线杂乱，环境设施简陋，影响村容村貌。乡村经营缺乏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产业发展较为粗放单一，生态资源开发存在同质化、短期化现象，联农带农效果不够明显。
5.生态制度体系不够系统完备。生态文明建设合力有待加强，部门之间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协同联动不够紧密，资源共享不够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能力有待提高，对群众身边多发易发的环境突出问题缺乏有效治理手段。
6.生态文化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常态化的生态文明宣传格局尚未形成，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和载体不够丰富。社会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非法捕捞野生动物现象屡禁不止，油烟扰民、装修扰民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垃圾分类尚未形成全民自觉行为。
三、几点建议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周年。“一府两院”及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钱塘全面加快产业新城、一流新区建设步伐提供有力支撑。结合调研情况，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1.坚持规划引领，增强生态安全保障力。以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目标，对标对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指标体系，谋深谋细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评估，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要素保障，积极争取“两重两新”政策，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印染、化工等企业集聚入园发展。建立健全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升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
2.突出问题导向，增强污染防治攻坚力。强化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实施源头替代工程，强力推进重点行业和江南养殖场、临江化工园等重点区域污染整治，建立工地扬尘、秸秆焚烧等常态化管控机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域建设“污水零直排区”，推进污水管网扩容提标，全面完成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落实耕地土壤污染溯源、断源措施，健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强化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持续深入打好清废保卫战。完善声环境功能区管理，创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室内装修、广场舞、夜排挡等社会生活噪声治理方式，推进“宁静单元”建设。
3.把握发展导向，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力。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加快发展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上马，推进传统制造业工艺、技术、装备升级，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推进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鼓励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超低能耗、低碳建筑项目，因地制宜推广医药港多能互补区域集中供能项目，推动超低和近零排放车辆规模化应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低碳应用。加强在建项目施工管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落实降尘降噪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补齐短板弱项，增强生态基础供给力。贯彻实施《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加快剩余3个乡村规划报批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确保总体规划、专项规划、乡村规划有机衔接，保障城乡规划和基础设施一体化。高标准打造沿江生态带，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推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推进农房改造、村道扩建、管线序化、公厕提标提质、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打造都市田园和美乡村。深入挖掘乡村生态资源，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生态富民路径。
5.加强协同联动，增强生态制度执行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区级层面联席会议制度，推进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强化在信息通报、形势会商、证据调取、纠纷化解、生态修复等方面衔接配合。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落实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高质量完成销号整改。贯彻实施《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加强大湾区湿地公园保护。注重数字赋能，加强人工智能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6.着眼共建共享，增强生态文化传播力。深入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资源，鼓励生态文化创作，推进特色生态文化活化利用。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坚持从娃娃抓起，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和重大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推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加强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