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各地文坛放进一处集市打量，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有的地方精致洋气，像街角的咖啡馆；有的地方阔气排场，像字画装点的老字号铺面，山西文坛的摊子，却始终一副固定面孔：黄土、乡土、炊烟、底层、苦难，几样货色摆了几十年，几乎没变过模样。
摊子上的东西不算差，实在、朴素、接地气，可架不住年年如此、届届如此、人人如此。看多了便会发现，不是这片土地没有别的生活，而是守摊子的人，只认这一种“正宗”。
说起山西文学，绕不开赵树理，绕不开一个土里土气的称呼——山药蛋派。山药蛋本就是马铃薯，是寻常地里长出的食物，养活过一代又一代人，本分、实在、不张扬。可这么多年，它硬生生在文坛背了一口沉重的锅：一提到山药蛋，就等于乡土、保守、不先锋，等于只能写黄土地与老故事，等于被牢牢钉在固定的审美里无法脱身。
我从不否定山药蛋派，也不轻视乡土写作。我反对的，是把山药蛋当成唯一标准，甚至当成困住一整代写作者的框架。德国设计大师冈特·兰堡一生以土豆为创作母题，把最朴素的物象，做成了极具思想力的世界先锋设计。这说明：物象本无新旧，审美才有高下；题材本无土洋，表达才有局限。山药蛋从不是落后的符号，被单一审美锁死，才真正限制了它的可能。
赵树理当年把文字从书斋拉向民间，写普通人、说平常话、不装不假，是实打实的文学史贡献。他本是开路的人，后来却渐渐被当成守门的神。于是形成一种长久的氛围：开会必提赵树理，评奖必挂赵树理，写作必言“山药蛋派”，仿佛不提这位前辈，创作便失了根脉、没了来路。这究竟是继承传统还是回避创新，答案并不难猜。
赵树理文学奖本该是一地创作的风向标，2025年公布的2022—2024年度获奖篇目，风格与题材一目了然：长篇《西口西口》《沐月记》，中篇《千年杨家百年河》《十三根烟囱》，短篇《我拿什么拯救你》《浮生》，诗歌《时间的暗痕》《时间黄金》，散文《归家思》《故乡有此》，报告文学《蒲剧文物记忆》《绛州澄泥砚》等。乡村、故土、乡愁、坚守、黄河、黄土、老人、炊烟，意象高度集中，风格高度趋同，气质高度安全。
写乡土并无不妥，只是当一种题材近乎垄断奖项，其他写作便自然被挤到边缘。都市、青年、先锋、实验、荒诞、思辨，但凡不那么“接地气”，便很难进入主流视野。山西从来不缺跳出框架的写作者，从刘慈欣的科幻宇宙、吕新的先锋叙事、孙频对现代人性的深度书写，到张锐锋在散文领域的思想探索，早已为这片土地的文学拓宽了边界。而在更年轻的创作力量中，蒲歌与手指，更是延续了这种异质写作的锐气，成为当下山西文坛最具实验性与现实穿透力的代表。
蒲歌的写作走的是叙事实验与心理寓言的路子。他不满足于直白的乡土书写，而是用密实、隐喻、充满内在张力的语言，拆解现实表层，探入人性的幽暗与荒诞。他的小说具备先锋文学的自觉，重结构、重语言、重精神困境，与奖项主流直白、怀旧、符号化的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他写土地，却不贩卖苦难；写人情，却不提供廉价安慰。
手指则以冷静、克制、反煽情的笔调，书写县城与普通人的真实日常与内心肌理。他不渲染悲情，不美化底层，不刻意贴地域标签，只用干净、节制、留白充足的叙述，呈现生活本身的荒诞、沉默与尖锐。他的写作贴近当代经验，贴近青年与小城生态，和套路化的乡土抒情、苦难表演拉开了清晰距离，更贴近当代文学的前沿气质。
这些真正在文体与视野上做出突破的写作者，在本届获奖名单中并未出现，依旧被淹没在数量庞大的乡土、乡愁、非遗、主旋律作品中。如此一来便很容易看清，这并非奖项格外包容，更像是一种体面的点缀。
当然，一个文学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困不住真正的写作者。
当年萨特连诺贝尔文学奖都直言拒绝，不肯让任何奖项、任何标准框定自己的写作。这并非西方姿态，而是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写作，不分东方西方，都不该被某一种荣誉收编，被某一种趣味绑架。奖项可以引导风向，可以树立标准，可以聚拢目光，却框不住一个人内心的旷野、笔底的波澜、对世界独一份的理解。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挤进某一份名单，而是忠于自己的声音，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在榜单里，不代表不在高峰上；不被主流偏爱，不代表没有抵达时代深处。几位走在前沿的写作者即便不在本届视野之内，也足以说明，真正的探索与突破，从来只听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某一种审美范式的安排。
近些年，山西文坛又兴起一股苦难叙事的潮流。一些从底层走出的写作者以亲身经历入文，写劳作、疼痛、荒凉与生命的粗粝质地，文字不加修饰、直抵人心。从泥泞里开出文字，本就值得尊重，问题出在风气形成之后。
当一种写作路径被反复认可、迅速传播，获得体制与舆论双重青睐，模仿者便接踵而至。没经历过底层的写底层，没受过磨砺的写磨砺，日子安稳的也要摆出苦大仇深的姿态。苦难渐渐不再是经历，而是题材；真诚渐渐不再是底色，而是人设。
我从不反对书写苦难，我反对的是套路化、表演化、模板化的苦难。于是，一地写作被悄悄窄化。不写苦难仿佛就没有深度，不写黄土仿佛就没有根脉，不写底层仿佛就不接地气。原本丰富的文学被压缩成一场整齐划一的悲情表演，外界对山西文学的印象也因此被牢牢固定。写宇宙、写先锋、写都市人性、写思想思辨的作品，即便成就斐然，也很难被视作“典型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学就这样被几个标签死死框住，动弹不得。
回头再看赵树理文学奖，整体气象一届比一届平淡。早年尚有直面现实的锋芒，后来只剩下温和、稳妥、怀旧、符号化。现实被过滤，矛盾被软化，时代的疼痛与个体的困境被轻轻略过，只剩下风景、乡愁与经过修饰的正能量。
评奖标准也越发稳定：题材优先于才华，安全优先于尖锐，传统优先于创新。从获奖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当代山西的城市肌理、青年生态、精神困境、时代撕裂，一切规整、干净、无害，像一张精心修饰的风景明信片。
有人或许会说，紧盯一地文学未免格局太小，可事实恰恰相反。山西所呈现的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文坛共同的困境：依赖传统符号、固守稳定审美、奖励安全写作、排斥多元探索。它只是更集中、更典型、更一目了然。审视与讨论的对象从来不是某一座地域，而是一套封闭、陈旧、自我重复的文化机制。
赵树理若在，大概也不会乐意看到后人把他当成枷锁。他当年写作是为了打破陈规，而非成为新的陈规；是为了直面生活，而非被供奉在神坛之上。天天把他挂在嘴边的人，未必真正理解他当年的勇气。
真正从生活深处走来的写作值得敬重。值得警惕的，是把苦难套路化、把底层表演化、把风格模板化。写作一旦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可投机的人设，也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真实。
山西文学最不缺好作家，最可惜的是好作家被标签与审美所困。一边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写作者，一边是停在几十年前的评价体系；一边是鲜活复杂的当代生活，一边是反复循环的陈旧题材。一个本可以多元、开阔、锐利的文学版图，被捆在原地，步履缓慢。
一个地方的文学，真正的底气从来不在祖宗多远，也不在符号多熟，而在能不能面对此刻、此地、此人的真实生活，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风格与审美同时存在。继承传统不是守旧，守住根脉，不等于关上大门。
别再只抱着旧传统不放，传统不是用来困住后人的；别再只靠单一叙事撑场面，苦难从来不是文学的唯一主题；别再用几个标签定义一整代写作者，山西远比印象里更宽阔。
写作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像谁”，而是“真”；文学最有力量的从来不是守着过去，而是走向当下。
别只守着一盘老土菜反复啃，把眼界放开，地里能长山药蛋，也能开出满天繁星。
山西文学，不该只有一种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