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与合规调查|2025年度盘点: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合规观察(下篇)

前期我们聚焦重点行业领域2025年度盘点：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合规观察报告（上篇）刑事与合规调查｜2025年度盘点：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合规观察报告（中篇），梳理2025年度金融、国企、医药三大反腐攻坚领域的执纪审查动态，剖析行业腐败新型特征与违法本质，明确监管从严、精准治理的核心导向，为相关行业合规防控提供了专业指引。

在重点行业反腐治理持续向纵深推进、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舞弊工作既面临独特痛点与困境，也迎来了政策层面的精准赋能与发展机遇。本篇将聚焦2025年度民企反舞弊核心议题，解读相关赋能政策落地应用，探讨民企通过自我革新完善反舞弊体系的有效路径，为民企筑牢合规防线、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专业法律参考。

头部民营企业已成为民企反舞弊反贿赂的“标杆实践者”，通过专项治理、机制建设实现全链条管控。

（一）互联网与科技行业：从风暴式整顿到常态化治理

互联网头部企业定期发布反腐通报已成惯例。

国内某互联网大厂2024年全年辞退违规员工353人，追究刑责39人；2025年第二季度共有100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恶意损害公司利益等严重情节被实名通报，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同步行业联盟并取消期权。第三季度再度辞退120人，其中28人实名通报。实名通报的28名员工中，14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司同步将其信息通报行业联盟，并取消其期权；4人因违规情节恶劣，亦被同步行业联盟或取消期权。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通报增加了“泄露内部保密信息”“编造发布不实信息”等违规处置信息的披露。具体情形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工作相关内容引流，提供面试辅导服务并获利；传播公司福利不实信息，吸引流量并接受广告投放；在职期间签约MCN机构，运营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违规拍摄的工区画面引流并接受广告投放等。

2025年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国内某大型外卖平台前CEO韩某等人收受商业贿赂案，抓获受贿、行贿犯罪嫌疑人7名。警方调查发现，2023年7月以来，韩某等3人利用手中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等职权，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收取供应商刘某等4人的行贿款，甚至要求根据对方利润情况按比例分成。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韩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30余次收受供应商行贿款物达4000余万元。

2025年7月9日，国内某大型电商平台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公司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部运维总监马某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25年7月2日，某港股上市的中国知名视频平台公司通报称，公司游戏合作部原总经理张某敏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行为，已被警方执行逮捕。

互联网与科技行业作为企业反腐的先行者，其治理已经进入深水区，有其独特的显著特征。

第一，高发领域锚定核心资源，聚焦“流量-数据-变现”全链条。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流量分配与商业变现能力，腐败行为精准瞄准这一核心链条，形成以下高发场景：一是流量分配环节的寻租，如电商平台“小二”利用店铺排名调整、活动资源位分配权限收受商家回扣，短视频平台运营人员通过账号解封、“白名单”添加等便利向主播索要财物；二是数据权益滥用，部分技术、运营人员泄露用户数据、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或利用内部数据指导第三方进行精准营销以换取利益。

第二，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属性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天然掩护，手段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跨境化”特征，突破传统的监管边界。在资金转移上，摒弃传统现金回扣，转而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境外账户汇款、股权代持、低价转让房产等隐蔽方式完成利益输送。在行为掩盖上，借助技术漏洞规避内部监控，如通过虚构营销账号、伪造推广数据等方式套取公司费用。在时间跨度上，腐败行为潜伏期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白皮书显示，127件涉互联网企业贪腐案中，大量案件超3年才案发，其中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有25件，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有3件。

第三，“小官巨贪”与基层权限风险凸显，行业特点导致腐败风险高度下沉。典型案例显示，某电商平台基层运营人员利用商家入驻初审权，一年内受贿竟高达9200余万元；而某大厂前副总裁通过虚报外包费用侵占的金额为756万元。这暴露了在扁平化、数字化的组织中，基层岗位因掌握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审核上架等关键“数字权力”而蕴含巨大寻租风险。

第四，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属性决定了其与海量供应商、服务商、商家的合作关系，这一特点催生了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的腐败产业链：外部合作方通过高额回扣、利益分成围猎内部人员，获取流量倾斜、项目承包等竞争优势；内部人员则利用职权为合作方“开绿灯”，甚至主动协助合作方规避企业监管。更有甚者，部分违规供应商被企业处罚后，通过“换马甲”重新合作，持续进行利益输送。

总而言之，互联网行业的腐败本质是对流量、数据等核心资源的异化利用，而民企内部反腐的进阶之路，正是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互联网行业腐败的技术化、隐蔽化特征，决定了反腐必须依托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打击。同时，政策驱动、科技赋能、体系化治理已成为主流方向。

（二）实体制造业反腐利刃向非传统环节纵深

2025年8月，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一起“苏州纺织企业采购高管‘返点’受贿案”。苏州某纺织企业高管李某某利用采购决策权，要求供应商每年提供“返点”，导致企业原材料采购价格长期高于市场价10%-20%。企业内部举报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仅用28天就锁定证据并立案。

2025年9月8日，国内某知名新能源材料制造商公布该公司风控监察中心查处的外籍员工舞弊移送司法机关第一案。该公司风控监察中心掌握了NNI基地食堂人员的舞弊线索，随即成立专案调查组前往印尼开展调查。经查，2024年至2025年NNI基地总经办后勤科主厨蔡某（中国籍）、后勤协管员M某（印尼籍）伙同食堂供应商某公司，每月通过虚假验收、虚报食材数量的方式，侵占公司资金人民币数百万元。同时M某收受该供应商好处费人民币近百万元。目前，蔡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移送国内司法机关；M某因涉嫌侵占罪被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北区警察局逮捕，关押在北莫罗瓦利县警察局拘留所内。^[1]

实体制造企业以生产加工为核心，腐败行为深度贯穿于“采购-生产-销售-库存”全供应链体系，呈现出高金额、长周期、内外勾结紧密的典型特征。

第一，采购与供应链寻租成重灾区，利益输送链条固化。原材料采购、设备招投标、零部件供应等环节因涉及大额资金与资源倾斜，成为腐败高发场景。企业内部采购人员、生产负责人常与供应商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通过抬高采购价格、虚增订单数量、接受“返点回扣”等方式侵占企业利益。此外，生产外包环节也存在腐败漏洞，部分负责人通过指定外包厂商、放松质量监管换取私利，导致产品品质下降、企业声誉受损。

第二，生产与库存管理存在“隐性侵占”空间。部分企业人员利用生产流程管控漏洞，通过虚报产能、虚增损耗、转移边角料等方式套取企业资金；库存管理中则可能存在与外部人员勾结，低价变卖库存产品、侵占滞销物资等行为。

第三，腐败风险点从传统的采购、销售，迅速蔓延至研发、设计、品牌、海外营销等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环节。这表明随着业务复杂化，任何拥有资源分配权、决策影响权的环节都可能滋生腐败。

（三）消费品牌：聚焦渠道与营销，腐败行为兼具场景化与碎片化

据公开消息，2025年，某大型体育用品集团聚焦高风险领域推进反腐专项治理，通过内部审计、监察、稽核等多重举措严厉打击贪腐行为。截至2025年8月，因严重舞弊触犯集团红线被辞退的员工74人；涉嫌违法犯罪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内外部人员46人（内部21人，外部25人），其中包含总裁级1人，总监级14人、经理级4人；追诉离职人员3人（因在职期间职务犯罪）；违反诚信廉洁责任条款的舞弊供应商及合作伙伴45家，查处案件涉及违法犯罪金额约3000万元。

2025年9月10日，知名脱毛仪品牌母公司对外发布反腐通报，2025年共查处违反企业“高压线”案件9起，涉嫌刑事犯罪的12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涉及到的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

消费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渠道覆盖与品牌营销。腐败行为精准锚定渠道分销、营销投放等环节，呈现出场景化、分散化、与市场活动深度绑定的特征。

第一，相较于实体制造企业单次腐败金额大、周期长的特点，消费品牌的腐败行为更趋碎片化。单起腐败金额可能不高，但涉及经销商、终端门店、营销服务商等多个主体，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市场，这种特征导致腐败行为更难被全面排查。

第二，渠道与经销商管理是消费品牌领域腐败的核心高发场景，其腐败风险贯穿品牌与经销商合作的全流程。在品牌与经销商的合作链路中，内部渠道管理人员往往借由经销商准入审核、区域独家代理资质授权、销售返利核算与支付等核心职权，向经销商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利益；而部分经销商为抢占优质市场区域、核心渠道资源，或获取专项扶持政策、返利优惠等倾斜，主动通过高额现金回扣、销售利润分成、提供变相福利等方式围猎内部人员，双方逐步构建起长期稳定的利益输送闭环，既破坏了品牌渠道合作的公平性，也推高了企业渠道运营的隐性成本。

第三，终端促销费用核销环节同样是腐败与舞弊的重灾区，极易滋生串通套取资金的行为。具体来看，一线销售人员常与终端门店经营者相互勾结，通过虚报促销活动举办场次、夸大活动参与规模、虚增物料采购与场地租赁等费用支出，甚至伪造活动现场照片、核销凭证等材料，套取品牌方专项营销资金，导致营销费用投入与实际推广效果严重脱节，造成企业资产流失。

第四，营销投放环节因资金密集、合作方多元、效果评估弹性大，成为消费品牌腐败的核心高发区。作为品牌市场推广的关键链路，广告代理合作、公关活动执行、内容营销投放等场景，均存在明显的权力寻租漏洞。具体来看，营销条线负责人往往利用服务商准入决策权、合作方案审批权、费用结算话语权，通过定向指定合作服务商、人为抬高服务报价、虚增投放量级等方式，向广告公司、公关机构、MCN机构等合作方索取或收受回扣。而部分服务商为稳固合作关系、获取超额利润，主动配合内部人员通过“阴阳合同”、虚开发票、拆分项目结算等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闭环操作，彻底规避企业内部监管与财务审核。

（四）人工智能行业

2025年8月，国内某知名大模型平台的母公司——国内顶级量化私募机构被曝陷入一场牵涉金额高达1.18亿元的返佣案件。调查显示，该机构市场总监李某2018-2023年间涉嫌伙同某券商营业部经理，通过虚构经纪人身份，将该机构交易导入指定营业部，套取券商“交易佣金40%提成”制度下的绩效奖金，6年累计1.18亿元。其中2000余万元流向李某。目前相关几名涉案人员已移交司法。

（一）重点地域舞弊贿赂案件数据概况

1. 北京地区

2025年5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用过去五年来办理的1253件1956人的反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以司法视角揭开了商业腐败的内幕。数据显示，近5年，海淀区商业腐败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分别是2020年223件306人，2021年258件394人，2022年154件240人，2023年311件494人，2024年307件522人。商业腐败犯罪案件多发领域从传统行业逐渐向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高新科创行业蔓延。更值得警惕的是，商业腐败犯罪可能伴随着数据侵权、商业秘密、虚开骗税等衍生犯罪，造成多重法益侵害。

同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据海淀区法院通报，近五年该院审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3亿余元，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其中受贿型犯罪占比最大；在“互联网+行业”的新业态模式下，企业内部的犯罪隐蔽性强，贪腐链条复杂化，部分重点部门“小官巨贪”现象亦不容忽视。

2. 上海地区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2020-2024）》，统计出该院及其辖区法院在2020年至2024年，共审结商业贿赂犯罪案件351件，涉案被告人433人。其中，2020年审结79件103人，2021年审结57件63人，2022年审结65件83人，2023年审结89件111人，2024年审结61件73人。

从罪名分布看，共涉及7种罪名，案件量由多到少依次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183件，占比49.46%）、受贿罪（91件，占比24.59%）、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50件，占比13.51%）、行贿罪26件、单位行贿罪17件、单位受贿罪2件、对单位行贿罪1件。

3. 广东地区

根据裁判文书网等公开平台，截至2025年12月31日，笔者团队统计出民营企业2021年至2025年舞弊贿赂案件数据如下：

需要提示的是，2021年至2022年期间案件数量骤降，需要考虑裁判文书未上网公开的因素。

综上，2025年民企反腐实践充分证明，廉洁合规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未来，随着政策规制的持续收紧与行业生态的不断优化，只有将反舞弊反贿赂内化为企业发展基因，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

2025年，是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工作迈向成熟的关键一年。它不再是一场运动式的风暴，而是融入企业血脉的治理哲学；它不仅依靠制度的约束，更借助科技的眼睛；它不仅应对当下的风险，更着眼于构建面向未来的“免疫系统”。2025年的反舞弊反贿赂实践表明，一场覆盖所有行业、穿透所有层级的深度合规治理正在深入推进。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而言，主动拥抱这一深刻变革，将合规内化为发展基因，是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确保行稳致远的最确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