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姚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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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区域差异与协同发展研究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经济发展格局。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把握科技革命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当前，我国数实融合虽在产业转型与创新方面取得进展，但区域分化日趋明显，这一空间异质性对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与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层面，对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影响融合路径、数字技术空间扩散与产业链跨区域协同机制等关键问题探讨不足，尤其缺乏以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促进数据流动的深入分析。为此，本文从区域经济学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数实融合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形成机制，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核心概念体系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被界定为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及平台经济为核心，通过数字化赋能、场景化应用与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产业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深度渗透与协同创新。郑琼洁等(2023)将融合过程划分为技术—经济范式的“三层次”：数字化、数字化转型与深度融合，并提出供给支撑、需求拉动和运行保障三大体系作为实现路径；边志光(2022)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已从单一技术赋能演化为包含要素、平台、制度与治理的综合体系，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向协同；张文杰(2024)的计量分析显示，该领域呈现快速增长且研究热点聚焦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与数字治理。理论层面，田秀娟等(2022)基于熊皮特“创造性毁灭”机制模型表明，数字技术在实体产业和金融部门的渗透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长期结构性动能；而宋旭光等(2022)对数字化的实证研究则证实其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应，并呈现地区与所有制异质性。制度安排方面，师博等(2024)提出完善数据产权、数字平台治理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制度框架，被视为消除数字鸿沟、提升融合深度的关键。总体来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经形成以技术、要素、制度“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为后续区域差异与协同发展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 1.2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方法与成因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方法主要围绕综合评价指数、基尼系数、Dagum分解、熵权-TOPSIS、主成分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等多元工具展开。早期研究，何燕子等(2016)多采用经济总量加权或区位公式构建差异度量，如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采用经济区位熵测度，发现区域差距自21世纪起呈扩大趋势。随后，潘桔等(2020)基于熵权-TOPSIS 与核密度估计的组合方法，用于评价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东部高、东北与西南低的空间格局，并指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数字经济背景下，吕明元等(2021)进一步引入主成分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与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区域间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发现数字经济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西部与东北地区收敛速度较快。同类研究中，何地等(2023)利用熵权TOPSIS、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对2013—2020年31个省域的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确认“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及数字鸿沟的显著空间聚集效应。针对数实融合的区域差异，王杨孟秋等(2023)构建融合条件、应用、效益三维评价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30个省市的融合水平，并通过基尼系数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发现融合水平从东向西递减，融合应用能力不足是制约因素，且空间上呈正向集聚。这些文献共同表明，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既包括传统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的结构性差异，又受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扩散速度及数实融合深度的动态影响。因此，测度方法需要兼顾静态指数与动态空间演化，以捕捉差异的多维来源，并为精准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3 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融合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融合机制主要围绕技术嵌入、产业双向数字化及网络协同三条路径展开：一是田秀娟等(2022)基于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理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和金融部门的深度集成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并在短期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从而为实体经济提供持续的结构性动能；二是矫萍等认为，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双向路径，实证检验显示该机制在不同地区和产业结构下呈显著正向效应，且对提高融合质量与效率具有稳健性；三是刘朝煜从生产—消费网络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改变网络的完备性，产生“中心—外围”结构的正外部性效应，使数字产业对实体产业产出产生显著拉动作用，并通过网络协同影响融合路径的演进；四是丁述磊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进一步提出数实融合的三种典型模式——新IT驱动、数据+场景生态、组织结构数字化，强调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治理下，需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与核心技术攻关，以突破地区、产业和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推动融合机制的系统化与可持续发展。 1.4 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范式与动力机制研究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系统论、协同治理与空间经济学三大范式展开。陈刘杰等(2023)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将区域视为由产业、要素、政策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整体，强调内部耦合与外部协同的动态平衡；徐晶晶等(2019)基于协同治理聚焦于多主体(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制度协同与资源共享，提出政策引导、技术推动、市场竞争和文化渲染等外部驱动与协同目标、动机、能力等内部动力的双层机制；王延东(2015)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出发，借助增长极、梯度转移与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要素流动、产业梯度转移和扩散效应如何在区域间形成“内源动力”“外部推动力”，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要素资源转移、利益驱动等实现协同升级。这些理论共同构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政策、市场、技术与制度四类关键驱动因素的分析路径。 2 数实深度融合的区域差异现状与特征 2.1 全国数实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但增速分化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持续提升，规模体量与渗透深度均实现跨越式发展。2018—2023年，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从31.3万亿元增长至56.9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018年的34.8%上升至2022年的41.5%，对GDP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67%，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产业数字化作为融合的绝对主体，其规模从24.9万亿元增至45.8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稳定在80%左右，显示出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赋能。 与此同时，数实融合也呈现出增速分化与结构变迁特征。产业数字化占比从2018年的79.5%进一步提升至2022年的82.0%，反映出数字技术向工业、服务业渗透不断深化。然而，融合增速受经济周期、技术迭代与政策节奏影响波动明显，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率从2019年的14.4%回落至2020年的9.5%，2021年反弹至16.1%，2023年又调整至11.8%。这种增速差异既揭示了不同区域和产业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吸收能力与转型壁垒方面的差距，又构成全国数实融合格局演进的内在动因。 2.2 东部地区引领发展且内部结构高度优化 东部地区作为全国数实融合的引领区，在规模、渗透与创新层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该区域以占全国52.1%的GDP为基础，贡献了占比73.0%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融合水平在三大产业中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领域形成深度发展格局。 在结构层面，东部地区表现出系统性优化特征：一是生产力经历智能化重塑，全国超58%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集聚于此，全流程改造推动生产效率实现12%~65%的跃升；二是产业组织形态由线性供应链向数字化协同生态转型，龙头企业通过构建协同平台与虚拟工厂，实现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三是数据要素价值被充分激活，东部集中了全国过半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工业数据汇聚、治理与应用的核心载体，持续推动区域产业竞争力向高端迈进。 2.3 中部地区加速追赶 呈现显著集群效应 中部地区在数实融合中呈现加速追赶态势，数字经济规模与增速同步跃升。2022年，湖北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44.7%，超过当时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湖南省数字经济总量达1.7万亿元，增速为17%，预计2025年突破2.5万亿元。安徽、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数字经济规模也相继突破万亿元，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圈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增速领先，数字鸿沟明显收敛，这一态势得益于5G网络、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基建的大规模投入。 该区域形成核心城市引领、产业特色鲜明的集群化发展模式。各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通过“1+N”政策体系、专项基金和人才引进等措施营造创新生态。微观层面，制造业通过应用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普遍实现生产效率提高与成本下降，体现了数实融合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 2.4 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基础薄弱且融合深度不足 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在数实融合进程中面临基础薄弱与融合深度不足的双重挑战。西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和居民数字素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东北地区则受传统产业“路径依赖”的困扰，面临数字化转型投资不足与高端人才流失的困境。这些结构性制约导致两大区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多停留在“点状”应用上，未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 3 驱动区域协同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 3.1 数字技术扩散与普及应用的驱动作用 数字技术的快速扩散与广泛普及为区域协同融合提供了根本性驱动。一方面，数字平台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布局使得跨地区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成本大幅下降，突破了传统“数据孤岛”的限制，提高了区域治理效率并降低了交易风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的渗透促使生产、供应、营销等环节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形成“多环节协同高效、主体有机互动”的新型协同模式。尤其是在农业全产业链、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等实践中表现突出，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值能力。同时，京津冀等区域通过共建数字平台、共享算力网络和产业链协同平台，实现了跨行政区划的资源互联互通与供应链协同创新，形成了以链为媒介的区域协同新高地，进一步强化了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协同效应。因此，数字技术的普及不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还通过平台化、网络化和场景化应用构建了跨区域协同的技术基础和制度保障，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关键引擎。 3.2 产业链跨区域重构与升级的内生需求 产业链跨区域重构与升级的内生需求源于数字化对要素配置和信息流的重塑。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获取和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实时掌握上下游需求和产能，实现原材料、零部件和成本的跨区域最优匹配，推动供应链向高效、柔性网络转型升级。大型平台通过统一的数字平台将分散的中小企业接入统一的交易、物流和金融体系，释放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提高整体产出效率并避免重复投入。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平台优势与中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形成互补，促使产业链在横向延伸与纵向深化中实现价值链提升。与此同时，“东数西算”“新基建”等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统一的算力、数据治理和监管支持，为企业跨区布局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激发产业链重构与升级的内生动力。 3.3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性引导 国家层面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系统化的政策指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一体化”规划为例，政府通过统一的空间规划、跨省财政专项、共建算力网络和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了行政壁垒，形成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同时，针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布局及对平台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创业资金支持，直接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能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国家进一步将这些区域协同战略与对外开放相衔接，强调沿线地区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和智慧物流等方面的政策协同，既为国内产业链的跨区域重构提供了国际市场的支撑，也通过标准制定、监管协调等手段确保数字要素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安全流通与高效配置。因此，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通过顶层设计、财政扶持、制度创新和跨区域协同机制，形成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实现产业链跨区升级的强大政策驱动。 3.4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驱动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其市场化配置是释放数据价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路径。首先，通过明确数据产权、建立标准化评估与定价机制，使数据能够从公共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进而在供需双方的竞争与协同中实现资源的最优流动。其次，数字平台和数据交易所提供的统一交易场所和监管框架，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促使数据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实现跨界共享和场景化应用，形成数据驱动要素倍增效应。再次，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如《意见》将数据正式列入新型生产要素，并提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专项措施，为制度创新、资本投入和监管保障提供了顶层设计，确保数据要素市场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最后，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依托大数据聚合、算法算力和安全保障等技术支撑，通过精准分析为企业提供差异化决策依据，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形成数据价值的多层次增值链条，从而在市场化配置中实现数据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 4 政策建议 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区域协同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实施差异化融合战略。结合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与数字资源禀赋，对东部地区侧重高端人才与研发激励，对中部地区聚焦于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支持，对西部和东北地区强化基础设施投入与数字技能培训。二是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依托“新基建”规划，重点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布局算力中心与5G网络，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与共享，以提高整体数字服务能力。三是建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推动东部创新资源与中西部产业需求对接，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围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技术开展协同研发与成果转化。四是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通过跨区域合作平台，鼓励企业在政策优惠区域设立数字产业园区，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税收协同与监管互认，打破行政壁垒。五是建立融合发展评价体系。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流通、创新产出等维度的区域协同指标，定期评估并优化政策实施，形成数据驱动的调控机制。 扫码关注我们 了解最新出刊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