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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下课铃声响起，课堂结束了，但很多大学生并没有真正迎来“下课”。奔跑在不同教学楼之间的通勤、被不断压缩的课间时间、必须即时处理的消息与任务，让本该用于休息、交流和思考的十分钟，悄然变成一段被计算、被挤占的“过渡带”。从补觉、赶路到多任务并行，课间正在校园里逐渐“消失”。这不仅关乎时间分配，更影响着学生的身心状态、学习质量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记者通过多位在校大学生的真实经历，走进大学课堂之外的十分钟，观察一段被忽视却意义深远的校园日常。
本文系新闻学专业
《深度报道》课程实践作品。
文/图：梁思恩、马桂菁、李雯倩
指导教师：郑文锋
1.课堂之间：课间十分钟的现实状态
上午9点25分，下课铃声在教学楼里准时响起。铃声响起时，李星悦的眼睛已经几乎睁不开了。
那种疲惫，并不是困意袭来时的昏沉，而是一种更深的、从大脑内部缓慢蔓延出来的倦怠。前一晚，为了赶一份小组作业，她一直熬到凌晨两点。此刻，课间短短十分钟，成了她唯一能够“补救”的时间。
她把脸埋进臂弯里，试图在这十分钟里追回昨晚缺失的睡眠。她能清晰地感觉到同桌起身离开座位，椅子在地面上摩擦出轻微的声响，随后是逐渐远去的脚步声。整个教室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安静，即便有人交谈，也刻意压低声音，像是怕惊扰什么。
大课间的教室情景
“有时候我觉得，下课铃只是走个过场。”李星悦后来这样形容，“它提醒你一节课结束了，但整个空间的状态其实没有改变。我们只是从一种紧绷的安静，换到了另一种疲惫的安静。”
如果说李星悦的课间，是一种被动的“补觉”，那么大二学生王浩然的课间，则更像一场精确计算后的体能调度。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王浩然每周三上午都有四节连堂课，教室分布在校园对角线的两端。他的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一条看似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信息——从实验楼到教师教育学院，最快路径耗时6分30秒。
“我试过所有走法。”王浩然一边疾走一边说，语速和脚步一样快，“这条是最优解：下东侧楼梯，穿明理楼走廊，走网球场旁的大台阶，横穿操场，刚好。”在他的体验里，课间并不是用来休息的时间，而是一个必须高效运转的“体能中转站”。“慢一秒，下节课就只能坐后排。”他解释，“那意味着听课效果更差，走神概率更高。”
在最后一段楼梯上，他看了一眼时间，还剩1分40秒。他松了口气，调整呼吸，推开教室门。他挤进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放下书包，拿出下一节课的课本。这一刻，对王浩然而言，所谓“课间十分钟”，只是一段被切割、被计算、被消耗的路径。
学生下课赶往下一个教室上课的情景
当两节课跨楼、跨区时，十分钟几乎天然归零。王浩然“跑”出来的6分30秒，仍意味着真正能停下来呼吸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分钟。而这三分钟，还要完成找座位、掏书、连网、打开资料、签到等一整套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卡顿，都会把压力顺延到下一节课。
不少课程会在下课前布置当堂小任务、发起在线测试、开启提交入口，也有老师习惯性“拖堂两三分钟”。这些看似细微的“超时”，往往会把完整的十分钟，压缩成七分钟、五分钟。当课间不再是完整的时间段，而是被切掉头尾的“零碎几分钟”，它的恢复功能，也随之迅速下降。
下课铃响，手机亮起。小组作业分工、社团群通知、学业导师邮件、班级群临时统计接踵而至。许多学生并非主动沉迷手机，而是在被动处理“必须回复”的事项。身体虽然坐着，精神却仍处在任务状态，休息自然无从谈起。
一位教务工作人员坦言，排课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拼图游戏。“教室资源、教师时间、班级人数都要匹配。有时明知道两节课距离远，但为了凑齐所有条件，也只能这样排。”在排课系统里，学生的奔波，往往只是一个“无法兼顾的最优解”。
2.多任务时代：学生的时间管理方式
下课铃响起时，新闻学专业大三学生李萌已经站起身，准备赶往下一间教室。她刚离开座位，下一堂课的学生就陆续进场。不到两分钟，教室完成了一次高效而冷静的“交接”。
相比王浩然，李萌算是“幸运”的。她的两门课都在同一栋教学楼内。她从南楼五楼出发，经北侧楼梯下行，抵达北楼二楼的阶梯教室，这条路线她已经走得极为熟练，最快四分钟就能完成。
教学楼主楼课间情景
当通勤时间成为刚性需求，学生们逐渐发展出一套精密的应对程式：提前将厚重课本“布点”在下一节课的教室，减轻奔跑负担；摸索人少、便捷的“快速通道”，为自己争取几秒钟的时间盈余。
这节课，李萌要与法学院的学生一起上《马克思主义原理》。她刚冲进教室几秒钟，签到二维码便准时出现在屏幕上。她喘着气完成扫码、落座、摊开课本和笔记。紧接着，她从书包内侧掏出一部备用手机，熟练解锁、登录学习平台，点开一门名为《走进西藏》的选修网课，将进度条拖至未观看部分，调至静音，让视频自动播放。
“我想在这一学年把选修课修完，下一学年能腾出整块时间。”李萌解释，这种压缩课间、并行任务的方式，最终是为了给考证、实习、考研考公留出更完整的时间。
两位大学生接受采访
在现实压力下，许多学生选择将课程本身工具化：优先选修“易拿学分”的网课，甚至在实体课堂中，用备用手机并行处理线上任务。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后，距离上课铃响还有约一分钟。李萌终于可以喝一口水，同时瞥一眼微信里那个因奔跑而未能及时回复的社团通知。
她的“时间套利”已相当精细，将两堂课之间的时间缝隙压榨到极致，用以完成一门被默认只需“刷完时长”的课程。课间，在这里被彻底工具化，成了必须被最大化利用的生产窗口。
而在备用手机之外，她随身携带的常用智能手机里，还藏着另一个“时间黑洞”。原本可以喘息片刻的课间，总会不自觉地点开短视频或朋友圈。“本来只想刷五分钟，结果一看时间，十分钟已经过去了。”这是不少学生的共同体验。手机本意是便利工具，却在无形中吞噬着本就稀缺的课间时间。
教师自身，也常常在无意中参与了这场“共谋”。“拖堂两三分钟”，是许多教师提及时带着歉意却又无奈的习惯。一位年轻教师坦言，教学中设备故障、学生反馈、临时答疑，都可能打乱节奏。而在更深层面，是教学进度本身的刚性约束——在固定学期内完成既定教学任务，是一条不容偏离的底线。
当一名教师同时负责多个平行班级时，保持进度一致，几乎成了一项隐形压力。“一旦拉开，整个教学计划都会被打乱。”于是，一种“时间借用”的默契在师生之间形成：若下节课仍由自己授课，拖堂的时间可在后续补回；但若下节是其他教师的课程，这被借走的时间，最终只能由学生在课间用奔跑来偿还。
3.节奏之下的影响：学习、身体与连接
课间十分钟的消失，并不仅仅意味着“少休息一会儿”。它更像是从完整的成长图景中，悄然抽走了几块关键拼图。李星悦的补觉、王浩然的奔跑、李萌的并行处理，看似是三种不同选择，实则是同一系统压力下，个体身心、社交与认知能力被持续磨损的不同表现。
大脑如同肌肉，高强度运转后需要停下来恢复。课间，本应是让紧绷思维放松、让新知识沉淀的重要时段。但现实中，这段时间要么不足以真正休息，要么被彻底占用。身体和大脑，像一台从不关机的电脑，长时间处于过热状态。短期靠年轻硬扛，长期则效率递减、疲惫累积。
为了考证、刷绩点、考公考编，许多大学生的生活轨迹被极度简化：自习室、宿舍、食堂，构成一条沉默而紧张的闭环。在这条轨道上，闲聊、社团活动、甚至漫无目的的散步，往往最先被舍弃。
在高强度运转下，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不免感到一种疲惫。在一些新生甚至将这种课堂学习节奏与刚刚过去的高三生活作对比。“有时真想回高三歇两天。”这句半真半假的玩笑，折射出当下节奏的失衡。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困扰已久的问题，往往在起身倒水、随意聊天时突然想通。好的想法，并不总诞生于埋头苦学，而是在放松、发呆、交流中自然浮现。如果课间，李萌能和身旁的法学院同学就某个社会新闻随意聊上几句，这种跨学科的碰撞，或许比一节单独的课程更具启发性。但当课间只剩下任务切换的静默，这种自发的交流逐渐消失。我们取消了“无所事事”，也一并取消了思维自由碰撞的空间。
一名大学生接受采访与访谈
4.课间的另一种可能：在效率与弹性之间
课间的“沉默”并非不可改变。在高度工具化的节奏中，仍有人尝试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十分钟。
王浩然的室友张伟东发起了一场“两分钟革命”——每次课间，强制自己离开座位，去走廊尽头看窗外一分钟，再做一分钟颈部活动。“不是为了养生，”他说，“只是告诉自己，这十分钟里，至少有两分钟是完全离线的。”
在王浩然的奔跑路线上，他偶尔会遇到外系同学，两人一边快走一边交流刚结束的课堂内容，像一场短暂的“移动学术快闪”。李萌也曾在一次课间，被邻座法学院同学的笔记吸引。一次主动的提问，开启了一段短暂却兴奋的跨学科对话。
一些教师同样在尝试改变。一位教授新闻学的教师，会在课间用多媒体播放一些与课程无关但能引人会心一笑的趣味短片或音乐，无形中打破了课堂的严肃边界，营造出轻松的转换氛围。另一位年轻导师，在得知学生普遍抱怨换教室紧张后，主动将上课地点固定，并调整了自己的教学节奏，确保准时下课。他说：“我认为尊重课间，是尊重学生学习节奏的一部分。”
个体努力若能得到制度善意承接，课间便能重新获得弹性。从教学楼群的快捷通道，到更合理的排课算法，改变并非遥不可及。它不是让课间时间“消失”，而是可以被主动“填满”或主动“留白”的、有弹性的十分钟。
我们追问“时间都去哪了”，其实是在担忧：那种允许灵感蛰伏、情感流动、允许人仅仅作为“人”存在的空间，是否正在消失。如果课间十分钟，不再只是补觉的急救站、奔跑的赛道、多任务的后台，它还可以是什么？
也许，只是一段完整而未被切割的呼吸。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所述学生的姓名均为化名。）
THE END
排版|聂秀莹
指导|郑文锋
责编|龚红梅
主编|段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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