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与合规调查|2025年度盘点: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合规观察(中篇)

上篇《2025年度盘点：中国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合规观察报告（上篇）》我们已全面梳理2025年度反舞弊反贿赂领域的立法更新与政策导向，深入解读了反舞弊反贿赂领域AI科技赋能、国际合作深化等发展新趋势，为企业反腐合规提供了宏观层面的专业解读。

本篇我们将聚焦金融、国企、医药三大反腐关键领域执纪审查动态，系统拆解2025年度上述领域腐败行为的新特征、新表现，通过深度剖析典型违纪违法案例，提炼总结本年度反腐治理行动的核心特征与发展走向，为企业精准识别行业腐败风险、完善合规防御体系提供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的参考指引。

2025年2月27日，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全文公布。报告总结，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唐某健、唐某军、李某锋、苟某文、吴某杰、李某微、罗某铭、吴某荣等中管干部92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7.7万件，留置3.8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万人，其中金融领域1.7万人、国有企业9.4万人、烟草系统3147人、医药领域6万人。

同时，报告提出，在2025年主要工作中一刻不停惩治腐败，严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着重抓好金融、国企、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工程建设和招投标等领域系统整治，持续深化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治理；着力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发现、取证、定性难题，严肃查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问题，坚决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1]

2026年1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丨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文章指出：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重点领域始终保持反腐态势，正是对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求的实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数据，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持续发布审查调查和党纪政务处分信息，全年通报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达65人。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2025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委移送审查起诉职务犯罪2.7万余人；其中，最高检受理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中管干部职务犯罪48人，指导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54人。^[2]

因此，2025年企业反舞弊反贿赂工作精准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核心业务环节，针对不同行业特性开展专项治理，成效显著。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重点领域进行阐述。

2025年，金融领域的反腐工作在法律依据等顶层设计上持续深化，为执法与合规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更强的武器。本年度金融领域反腐风暴持续，在持续高压的基础上呈现出精准、系统化的趋势。具体特征如下：

（一）特征一：查处力度保持高压，银行业问题较为突出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信息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年各级金融单位被执纪审查干部共计146人。其中银行业117人，占比约80%；监管机构13人，占比约9%；保险业4人，占比约3%；担保公司、金控集团、证券投资等其他金融行业12人，占比约8%。

（二）特征二：涉案银行业机构分布广泛，国有大行仍是重点关注领域，农商行系统金融风险突出

从2025年度银行业被执纪审查的干部人数分布来看，遍布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政策性银行。其中，国有大行67人，股份制银行8人，城商行1人，农商行33人，政策性银行8人。

从2025年度银行业被执纪审查干部的人数分布数据不难看出，当前金融反腐已实现银行业机构类型的“全覆盖”，无任何领域可成“避风港”。同时，不同机构的涉案规模差异显著，清晰指向两大高风险核心区域：国有大行与农商行系统，这一分布特征深刻契合银行业务属性与治理结构差异，也为后续合规监管与风险防控划定了重点靶向。

其中，国有大行以67人的涉案人数占据绝对主导，印证其仍是金融反腐的“重点关注领域”。核心原因在于，国有大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基础，不仅业务规模庞大、资金流量密集，更掌控着信贷审批、重大项目融资、跨境金融服务、工程采购等关键权力节点，这些环节天然具备权力寻租的空间。从2025年已披露案例来看，国有大行涉案干部多集中于省级分行及以上“一把手”、信贷审批部门负责人等核心岗位，部分省份四大行省级分行原行长密集落马，腐败行为多围绕大额信贷投放、国企合作项目、内部采购招标等展开。

与此同时，农商行以33人的涉案人数位居第二，凸显其系统内金融风险的突出性，且风险隐患的传导性与危害性更具特殊性。相较于国有大行，农商行普遍具有“区域性经营、本地化治理”的特点，业务多聚焦于地方中小微企业贷款、涉农信贷、民生领域融资等，与地方经济关联度极高。但从治理结构来看，多数农商行存在股权结构分散、内控机制薄弱、外部监管难度大等问题，部分机构甚至存在股权违规代持导致的“内部少数人控制”现象，容易与地方利益群体形成利益绑定。2025年披露的农商行涉案案例显示，其腐败行为多集中于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违规发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违规授信、同业业务利益输送等领域，且多伴随“小额、分散、隐蔽”的特征，既损害农户与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可能通过地方债务链条传导至区域金融稳定。

此外，相对国有大行、农商行而言，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政策性银行涉及人数较少，但是各类银行业机构无一幸免，仍说明金融反腐已实现“无死角穿透”。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的涉案行为多集中于理财产品代销、资本市场业务合作等创新业务领域，政策性银行则聚焦于国家重点项目融资等环节，这也提醒各类机构需结合自身业务特色，针对性构建合规防线，而非仅依赖行业普遍标准。

（三）特征三：执法盯紧“关键岗位”和“一把手”

2025年被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中，共有7名涉及金融行业中管干部被查。其中，银行业3人，监管机构3人，保险业1人。

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干部中，银行业依旧是被执纪审查的重灾区。

其中，浙江省成为银行系统反腐核心区域：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两年内两任行长相继被查。2025年12月3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某国有大行纪检监察组、天津市纪委监委消息：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程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现任行长程某履职不足一年半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前任行长郭某刚于2024年4月因在信贷审批、工程招标等方面为他人谋利，通过低价购房、股权溢价转让等方式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退休后仍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2025年以来，国有四大银行浙江省分行被查的第4位省级分行原“一把手”。此前，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某勤、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冯某龙、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某分别在年内陆续“落马”。

（四）特征四：金融监管部门“内鬼”的清理力度同步加强

2025年金融反腐的显著成效在于将监管系统内部的“害群之马”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全年共有13名金融监管干部被查，这一数据背后，是监管层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净化监管队伍、筑牢金融反腐 “第一道防线”的坚决姿态。

从腐败行为的本质来看，监管“内鬼”的危害远超普通金融机构腐败。作为金融市场的“守门人”，监管干部掌握着市场准入、业务审批、执法处罚等核心权力，其立场失守将直接导致监管失灵，形成“监管放水”与“利益输送”的恶性循环。结合官方披露的审查细节，此次被查的金融监管部门高官腐败行为精准击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关键环节。

从行业影响来看，监管“内鬼”的清理具有双重净化作用。一方面，通过清除权力寻租的“灰色通道”，让监管规则回归公平公正的本源，为合规经营的金融机构营造“靠实力竞争”的良性环境；另一方面，倒逼监管体系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此次金融监管机构反腐风暴后，监管部门必然会进一步细化权力清单、规范审批流程、建立轮岗制衡机制，从制度层面压缩监管权力的寻租空间。对金融机构而言，这意味着未来的监管执法将更趋严格、透明，依赖“人脉关系”规避监管的路径彻底走不通，必须转向建立常态化、全流程的合规体系以应对监管新常态。

（五）特征五：严惩新型和隐性腐败，穿透“市场化”“创新”外衣，精准打击隐蔽利益输送

2025年金融反腐的执法重点之一精准聚焦新型、隐性腐败行为。针对各类“市场化合作”“金融创新”外衣的腐败行为形成高压打击态势。这类腐败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以合法业务形式的外衣掩盖权力寻租的本质，通过“事前约定、事后兑现”“体外循环、账外输送”等方式规避监管与查处，不仅严重破坏金融市场公平秩序，更因其手段隐蔽、因果关系复杂加剧了风险传导。2025年《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的印发实施，为这类新型、隐蔽腐败案件的调查取证、定性追责提供了明确依据，推动反腐执法从“表面打击”转向“穿透本质”。此类腐败行为的常见类型具体如下：

1. “政商旋转门腐败”：以离职后任职为幌子，兑现事前权力对价

“政商旋转门”腐败的核心逻辑是“在职时谋利、离职后兑现”，通过“合法任职”的外衣掩盖“权力寻租对价”的本质，是2025年金融反腐重点整治的隐性腐败类型。

2025年11月28日，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中“黄某受贿案”就是“政商旋转门”受贿的典型案例之一。^[11]黄某在任期间，利用其负责资产管理、机构业务的核心职权，为某大型地产集团董事长黄某森实际控制的公司进入某国有商业银行特定客户名单等事项提供关键帮助。双方提前约定，待黄某离职后进入该地产集团任职，以“安家费”“薪酬”等名义支付利益对价。截至2022年3月13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奖金”“工资”等名义给予黄某财物共计4268万余元，另有“薪酬”1011万余元未支付。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执法机关穿透了“离职后正常任职”的表象，精准认定“事前约定利益、事后兑现”的权力寻租本质，打破了“离职即脱责”的错误认知。2025年两高将该案纳入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明确此类“政商旋转门”式受贿的认定标准：无论以“安家费”“薪酬”等何种名义，只要财物给付与在职期间职权行为存在对价关系，即构成受贿。

2. “合作经营型”受贿：借“市场化合作”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

“合作经营型”受贿是金融领域隐性腐败的高发类型。行为人通常以“合作承销”“项目分成”“顾问服务”等市场化名义为合理理由，将职权便利转化为“超额收益”，本质是对国有金融资产的变相侵占。

2025年11月28日，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中“李某、徐某受贿案”极具代表性。该二人分别担任某国有信托公司业务负责人、部门经理，利用项目审批、渠道选择的核心职权便利，违规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由资质不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公司承销，随后以“合伙经营、利润分成”为幌子，从第三方公司收取“服务费”“分红款”，其中，李某收受财物共计1435万余元，80万元尚未实际取得；徐某收受财物共计1431万余元。

从行为本质来看，所谓“合作承销”不过只是面上的幌子，第三方公司的核心价值并非提供承销服务，而是通过“体外收费”的方式，将本应归入国有信托公司的收益分流至李某、徐某的个人账户。而所谓的“利润分成”更是直接的权力对价，完全依赖该二人的职权背书。此类行为通过“市场化交易”的包装，使正常业务与腐败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成功规避了财务监管与审计监督，成为信托、券商等机构腐败行为的高发模式。

3. 利用复杂金融工具，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利益输送本质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更多借助复杂金融产品、新兴技术的专业性、隐蔽性来掩盖利益输送的行为层出不穷。典型手段包括涉及多层嵌套的金融产品、利用虚拟货币洗钱、通过虚假理财挪用资金等。这类新型腐败行为的核心危害在于，通过技术与产品的“专业壁垒”试图阻碍监管穿透，不仅增加了腐败行为的查处难度，更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类腐败行为的典型表现为通过特定债券发行、代持、收益权转让等复杂交易结构，实现利益的“暗箱操作”。例如，将贿赂资金包装为“债券代持收益”“资产转让溢价”，通过多环节交易竭力模糊资金源头和去向。

在新兴技术赋能腐败行为方面，虚拟货币洗钱成为2025年打击重点。例如，湖北省广水市检察院办理的陈甲等7人非法经营案即属此类。2022年10月起，陈甲、周某等人成为境外OKPAY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代理，以U币、OK币为媒介，搭建“虚拟货币-人民币”支付结算通道，为上游诈骗、赌博团伙清洗黑灰资产，涉案银行账户259个，交易资金达1.5亿余元。最终，7人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2]

除此之外，2025年12月25日，公安部公布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十大案例也是此类典型案例。^[13]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介绍：2025年6月至11月，公安部会同金融监管局部署17个重点省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先后组织发起集群打击近60次，共立案查处金融领域“黑灰产”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14]

这类案件的查处，标志着执法机关通过联合金融监管部门、第三方技术机构破解金融产品复杂性，依托大数据追踪虚拟货币交易链条，实现对“技术伪装型腐败”的精准打击。

综上，2025年是中国金融领域反舞弊反贿赂工作向纵深推进、系统施治的关键一年。立法完善提供了更锋利的“牙齿”，执法实践展现了更坚定的决心与更智慧的“打法”。对于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而言，构建一道“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立体防线，已从“选择题”变为“生存题”。

2025年1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施行《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首次以国家部委规章形式，为药企构建内部合规体系提供了详尽的行为准则和负面清单，堪称是医药领域反舞弊反贿赂合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2025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发布《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是年度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在于推动“风腐同查同治”，并将监管链条明确从终端医疗机构向药品耗材的生产、流通等上游环节进行穿透式延伸，实现了监管视野的全域覆盖。

2025年，在医药反腐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医药领域的反商业贿赂执法保持高频与精准，在延续过去两年高压态势的基础上，呈现出政策体系日趋严密、监管手段持续迭代、打击范围全域覆盖、治理逻辑向纵深推进的显著特征。这场治理已从阶段性“风暴式”整治，全面转向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的常态化、系统化新阶段。

（一）查处对象：持续聚焦“关键少数”，同时向基层和关联方纵深

2025年医药反腐的查处逻辑愈加清晰：既盯紧权力集中的“关键少数”，又破除“基层盲区”，同时斩断利益输送链条，实现对医药领域腐败参与主体的全方位覆盖。

第一，从核心人员来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一把手”及科室主任、采购负责人等核心岗位人员，仍是查处重点。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的特性使得这类群体成为商业贿赂的主要围猎对象。公开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10月就有超200名医药卫生系统干部被查，彰显了对权力源头的持续震慑。其中，1月10日，继首席科学家杨某明、副总经理周某被查之后，国药集团总会计师杨某华被查。同日，海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的三名被查的医药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中，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主任肖某芳是2025年首个落马的三甲医院检验科主任。^[18]

第二，从覆盖范围来看，反腐风暴已彻底穿透“重三甲、轻基层”的传统局限，深度延伸至县域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基层医疗机构虽单体规模较小，但直接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其在药品耗材采购、设备添置等环节的腐败行为，更易侵蚀群众获得感。中纪委专门发文指出，基层医疗机构“一把手”利用职权帮助特定关系人操控采购、收受贿赂，或通过“统方”为医药代表谋利等问题，已成为专项整治的重点。

第三，从查处机制来看，执法坚决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医药代表、代理商、经销商等作为利益输送的关键环节，被同步纳入严厉打击范围，形成“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同查同治的局面。某大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的案例颇具代表性：该公司为使进口创伤类、脊柱类骨科高值耗材获得额外交易机会，向黄山市人民医院相关人员给予回扣及不正当利益累计54万元，被安徽省医药价格和集中采购中心评定为“严重”失信，其市场竞争资格受到直接限制。该类案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监管信号：监管部门正在通过信用惩戒、市场禁入等手段，斩断医药购销领域的利益联结。

（二）打击领域：全域覆盖与穿透监管，消除腐败“隐身空间”，实现无死角打击

2025年医药领域反商业贿赂的打击范围实现“三维拓展”，从品类、场景、领域三个维度构建无死角监管网络，精准破解腐败手段隐蔽、阵地转移等治理难题。

1. 品类覆盖上实现从传统化学药品到全品类延伸

打击范围从传统的化学药回扣，明确延伸至高值耗材（如心脏支架、球囊）、中药配方颗粒、医疗设备等领域，实现了医药购销全品类的监管覆盖。高值耗材因单价高、采购环节复杂，长期是商业贿赂高发区，国内某大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的骨科高值耗材贿赂案即属此类。而中药配方颗粒作为近年来医药市场的新兴增长点，其购销环节的利益输送问题也被精准锁定，监管部门通过核查采购价格、流通渠道等方式，防范“以次充好”“虚高定价+回扣返点”的畸形模式。这种全品类覆盖逻辑，源于监管对“腐败随市场热点转移”规律的精准把握，确保治理不滞后于行业发展。

2. 场景适用上精准捕捉从线下到线上转移的新动向

监管敏锐地捕捉到腐败“阵地转移”的新动向，将打击目标扩展至“网络医托”、伪造专家视频营销、借助APP以“科研经费”名义行贿等新型隐蔽手段。随着互联网医疗的逐步普及，部分医药企业通过线上平台规避线下监管。一方面，利用“网络医托”诱导患者优先使用某种特定药品、医疗耗材，形成“线上引流+线下回扣”的外衣。尽管此类线上腐败行为更难以追踪，但监管部门通过线上数据监测、平台协作排查等方式，已逐步实现对新型腐败场景的有效覆盖。

3. 监管领域实现从医疗到医保的延伸

针对将日用品冒充医疗器械骗保、伪造病历套取医保基金、违规回流药品重复结算等行为，开展严厉打击，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河南省某医药材料公司的违规操作颇具代表性：该公司将防晒口罩、防晒袖等普通日用品，违规标注为“医用隔离垫”申请医疗器械备案，借助“医用”名义纳入医保结算，仅与一家头部连锁药店的合作订单就达9000万元，产品覆盖全国近2万家药店。^[19]此外，药品回流黑色链条也对医保基金造成重大冲击，不法分子通过“参保人套药→药贩收购→医药机构重复结算”的流程，非法侵占医保资金。针对此类行为，2025年国家医保局部署全国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12月16日，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累计核查医药机构12.47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3.91万家，移送司法机关188家，移交药品监管部门9000余家，形成强力震慑。^[20]

（三）监管技术：大数据赋能“智慧反腐”，重构监管效能

2025年医药反腐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监管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智慧监管”手段全面应用，大幅提升腐败线索发现与查处效率。

1. 药品追溯码实现全程监控

2025年强制扫码结算政策全面落地，每一盒药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医保结算全路径均可查询、可追溯，从根本上压缩了“窜货”“虚开”“回流药重复结算”等操作空间。兰州城关区某药房倒卖医保药品案的侦破，正是追溯码监管效能的直接体现。该药店销售的云南白药气雾剂编码已在其他药店完成医保结算，异常的追溯码数据成为关键线索，最终查获135个品种、1124盒非法药品，挖出完整的回流药黑色链条。^[21]

2. 智能监管规则常态化发布

国家医保局分批次发布智能监管“两库”（规则库、知识库），将医保基金使用的合规要求转化为可自动识别的数据规则，嵌入医保结算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HIS），对医院的诊疗、收费行为进行实时合规性筛查。例如，通过规则库设定“同一种药品短期内高频开具”“高值耗材与诊疗项目不匹配”等预警阈值，系统可自动触发预警，大幅降低人工排查的难度与滞后性。这意味着医院的诊疗和收费行为将受到实时、自动的合规性筛查，违规行为将更难隐匿。

3. 穿透式审计成为常态

审计部门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医院进行“综合会诊”，通过关联分析财务系统、HIS系统、物资系统数据，能够精准发现设备闲置、虚假交易等管理漏洞和腐败线索。例如，通过对比医疗设备采购价格与市场公允价，可发现“高价采购+回扣返点”的利益输送痕迹；通过分析设备使用频次与采购金额的匹配度，可排查“虚假采购、套取资金”的违规行为。这种多系统数据交叉验证的方式，打破了过往“数据孤岛”导致的监管盲区，实现对医药机构运营全流程的穿透式监督。

综上，2025年医药领域反商业贿赂的治理实践，标志着行业正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构建合规体系”转型。对医药企业而言，需把握三大核心合规方向：一是紧扣《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要求，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推广全环节的合规体系，重点规范学术推广、科研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易滋生腐败的环节；二是适配线上监管趋势，强化互联网营销、线上诊疗合作等新型业务的合规管控，杜绝“线上伪装式腐败”；三是重视数据合规与追溯管理，确保药品流通、医保结算等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主动对接监管技术手段，降低合规风险。对医疗机构而言，需聚焦“关键少数”权力制约与基层岗位廉洁管控，通过完善内控机制、强化数据监测，从源头防范商业贿赂风险。

立足前期重点行业领域反腐的执纪审查动态剖析，下期我们将切换视角、聚焦民营企业领域，开启本系列文章第三部分的分享——《民企反舞弊动态：政策赋能与自我革新下的进阶之路》。下篇我们将重点探讨2025年度政策赋能与司法保障背景下，民营企业反舞弊工作的独特痛点与实践难点，解读相关赋能政策的落地应用，梳理民营企业通过自我革新完善反舞弊体系、防范廉洁风险的进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