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26年国自科新增建筑遗产保护方向,行业迎来历史性机遇

2026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发布年度项目指南，在建筑与土木工程学科中首次设立“建筑遗产保护”面上项目群，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这一重磅调整，标志着我国建筑遗产保护从边缘领域正式跻身主流科研体系，为40万余处文物建筑的保护传承注入强心剂，更开启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

一、政策出台：

倒逼变革的时代必然

此次方向增设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与顶层设计的战略考量。数据显示，我国现有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文物建筑占比超53%，但95%以上为县级及以下级别遗产，面临着严峻的保护压力。

传统保护模式早已难以为继：一方面，多数遗产存在年代不清、工艺断链、价值阐释不系统等问题，依赖经验判断的修复方式，难以应对木材腐朽、墙体开裂等复杂病害；另一方面，财政投入有限、社会资本引入困难，加之预防性保护技术缺失，不少遗产陷入“抢救性修复—再损坏—再修复”的恶性循环。

从顶层设计来看，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部署持续加码：2021年中央首次印发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件，2025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技术导则》正式实施，此次国自科方向增设，正是对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衔接，形成了“顶层规划—标准规范—科研支撑”的完整闭环。

更为关键的是，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建筑遗产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成为可能。故宫的数字孪生系统实现0.8毫米级裂缝监测，西安城墙通过3000余个监测点构建“数字铠甲”，这些实践证明，科技赋能是破解保护难题的核心路径，而科研体系的完善正是技术落地的前提。

二、国际对比：

中国特色的保护路径优势

放眼全球，各国建筑遗产保护科研模式各具特色，但中国此次政策调整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对比美、欧、日、英四大主流模式，中国的系统性与创新性尤为突出。

美国走市场化与政府资助双轨制，依赖历史保护基金与税收激励，但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欧盟以Horizon Europe计划为核心，投入规模大但协调成本高；日本侧重精细化管理，政府与民间财团协同发力，但适配性难以覆盖大规模遗产；英国依托国家彩票基金，社会参与度高但资金稳定性不足。

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四点：一是顶层设计的系统性，通过国自科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完整体系，避免分散化管理；二是学科交叉的创新性，融合建筑、材料、信息等多领域技术，突破单一学科局限；三是技术路径的前瞻性，聚焦数字化、智能化保护，与国际前沿同频共振；四是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兼顾传统营造技艺与现代科技，形成“保护—传承—利用”的一体化路径。

这种优势并非空谈，智慧应县木塔的毫米级细节还原、保国寺北宋大殿的预防性监测体系，均为国际同类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印证了中国特色保护路径的可行性。

三、双重影响：

重塑行业的学术与实践变革

国自科新增方向，将从学术与实践两大层面，推动行业实现深层次变革，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也将迎来升级。

在学术层面，最核心的变化是学科地位的跃升。长期以来，建筑遗产保护多依附于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此次方向设立标志着其成为独立的主流研究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的成功经验将加速推广，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将成为行业刚需，既懂遗产价值认知，又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从业者将更具竞争力。

科研范式也将彻底转变，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交叉，从静态保护研究转向动态监测研究，从经验总结转向数据驱动的创新研究。未来，国自科资助的项目将聚焦预防性保护、材料劣化机理、数字化修复等核心领域，推动行业理论与技术体系的全面升级。

在实践层面，变革将更加直观。保护理念将从“重抢救”转向“抢救与预防并重”，2025年预防性保护导则的落地将加速推进，更多遗产将建立常态化监测体系；技术手段将实现革命性升级，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孪生、AI诊断等技术将从试点走向普及，让精准保护成为可能；管理模式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型，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将破解传统管理效率低、责任不清晰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将激活社会参与活力，通过科研项目的示范效应，带动企业、高校、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遗产保护，形成多元化的保护格局。

结语：

以科研之力，护文明之脉

建筑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保护建筑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明的记忆。2026年国自科“建筑遗产保护”方向的设立，不仅是行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国家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对于每一位建筑遗产保护从业者而言，这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未来，在科研的引领下，我国建筑遗产保护将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让我们以此次政策调整为契机，以科研之力赋能遗产保护，以专业之心传承中华文明，让每一处建筑遗产都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