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文丨王小广 周擎擎 梁雅楠
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预计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然突出，一些领域风险隐患继续显现。但这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做好2026年的经济工作，要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战略定位，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一、2026年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分析
“十五五”时期既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期。
1.宏观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具有许多有利因素
第一，经过“十三五”和“十四五”的长期累积，我国创新动能明显增强，对2026年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较强支撑。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经历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迎来黄金发展期。面对外部高科技脱钩的压力，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安全需要，更是发展主线。
近几年，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快速崛起，不仅显著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且引领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2025年上半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24个创新集群跃入全球百强，入围数量连续3年居全球首位。这为2026年及整个“十五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第二，从过去长期侧重物的投资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明显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同时激发人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投资于人”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再一次升级。
从过去侧重对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的投入，转向将人的发展置于优先战略位置，旨在通过对教育、健康、职业技能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将庞大的人力资源系统性转化为驱动创新与消费的高素质人力资本。
“投资于人”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理念转变，不仅是新的投资和发展重点，更是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居民长期收入预期、化解消费能力不足这一核心症结的治本之策，有望尽快打破长期“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结构矛盾。
第三，从“补短板、强弱项”入手，不仅能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而且能更好释放经济发展巨大潜能。
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更注重民生和消费，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消费“立竿见影”。尽管这次消费回暖的基础不牢，但成功经验是“长板要强、短板要长”，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加内循环内生动力和安全性的主要途径。
第四，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方面，注重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冲外部风险。
一是为减轻美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升级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我国正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继续开拓“一带一路”与新兴市场，中国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2025年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进出口占比已达51.7%，有效缓冲了传统市场的需求波动。
二是以互利合作保障安全并破解“能源与供应链”压力。中国正从全球、区域多边及双边等层次加快建立以新能源、绿色化转型、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合作为纽带的共赢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关键供应链安全，更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三是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增活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制度互认、管理标准衔接等举措，为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新框架贡献中国力量，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宏观经济仍面临不少老问题和新挑战
一方面，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发展进入外部“强干扰期”，对2026年出口增长可能形成较大下行压力。未来几年，美国对华关税可能强烈冲击我国出口，进而对国内就业、物价、企业效益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整个“十五五”时期难免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对抗期，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将持续干扰企业预期与全球经贸秩序。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传统产业报酬递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多重困难，一些领域风险隐患增多。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近三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供给端强而需求端弱的结构矛盾，工业生产强、投资增长快，而最终需求（消费）长期性不足，这是导致两大物价指数（CPI和PPI）双双低迷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传统产业与产品普遍处于报酬递减期，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和恶性价格竞争。从性质上讲，绝大多数传统产业不再是过去通常出现的周期性相对过剩，而是行业生命长周期中的绝对过剩，长期过度投资导致传统产业与产品的报酬递减，叠加产业升级严重滞后、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而加重。
最后，投资长期过多过快增长及产能过剩，后遗症是债务负担加重和行业风险集中释放，一些领域风险隐患增加成为必然。2025年，房地产投资、销售额继续调整，依赖房地产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选择是通过扩大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摆脱经济对房地产与投资的依赖，同时有效化解累积性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2026年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展望
2026年预期经济增长的实现难度将显著高于前两年。三大需求中，投资趋势性调整回落，出口增长面临短期调整和外部强冲击的双重制约，即这两大需求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会显著减弱。
以下两种选择有助于宏观经济稳步增长：进一步扩大消费，稳定提高居民消费率，更有效释放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优化投资和生产结构，盘活存量，提高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整体效能。
第一，消费增长率力争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即2026年要努力让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进入5%～6%区间。
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重点包括：一是加强民生，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通过减轻居民的公共支出负担和社会保障兜底，间接增加居民购买力；二是鼓励服务消费，整治服务消费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挖掘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三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二，2026年两大物价指数面临挑战。2026年物价走势取决于两个宏观经济变量。
一是出口增长是否转负。若美国对华高关税政策在2026年上半年落地，将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巨大冲击，那么微观企业效益出现明显下滑在所难免。二是消费增长率能否稳定提升。如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继续维持3%～3.5%增长，那么CPI转负的概率将提高。目前我国传统产业与产品的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且消费不足已呈现长期化趋势，如果不能尽快地解决这两大问题，PPI调整期只会更长，这对微观经济效益改善将形成更大压力。
第三，2026年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这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因素。
2025年，特朗普遏制中国的2.0加强版高关税政策并没有落地，欧洲及其他相关国家也可能仿效美国，同步采取高关税政策。因此，2026年我国对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将受到明显抑制。
三、2026年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
第一，坚持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内需，内需更加依靠消费。
从政策取向上看，一方面，我国主要优势是国内可循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加快建立内需主导的新发展格局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鉴于传统基建逐步饱和及房地产依赖的减弱，消费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的核心支柱。
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消费是加快做大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其不仅能优化和平衡供需结构矛盾，提高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整体效能，而且能为改善和增强微观经济效益和活力提供强有力支撑。在政策措施上，可以将刺激消费与深化相关领域体制创新结合，释放巨大的内生消费潜能。
第二，投资理念与重点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主要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价值。
一方面，随着投资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功能变化，未来国家公共投资更加侧重于加大创新投入和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未来投资重在提升人力资本价值，重在促进高端就业和生活福祉。加大民生投入，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水平，正是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主要途径。
第三，经济总量增长要优化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短期内更加重视盘活存量，提高全社会资源再配置效率。
盘活存量、提高原有资源配置效率，不仅能在微观上直接增加效益，更能从宏观上解决需求结构矛盾，降低投资率和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让更多资金用于消费，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形成更大的消费增量，从而成为稳增长、优结构、提升质量的重要方式。
第四，重视重点产业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快速突破。针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关口障碍和外部遏制升级，“十五五”规划建议在“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目标中，要求“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把更多财力物力人才集聚于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化攻坚能力。
第五，重视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强化区域经贸合作与多元化发展。面对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即将来临的高关税壁垒和高科技脱钩风险，要通过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以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一方面，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维护多边体制，将多边优势与双边合作优势有机统一，形成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与多元化，减少外部经济干扰的不确定性。加速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金砖国家等合作，构建更有韧性的国际经贸网络。
作者：王小广 周擎擎 梁雅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来源：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