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专题系列考察报告之八:东非明珠乌干达

一、启程：从内罗毕到坎帕拉——东非共同体下的现实落差

我于2023年9月和10月两次进入乌干达。第一次是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发，搭乘一架仅需1小时航程的航班飞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机票价格约1000元人民币，便捷而经济。第二次则是由坦桑尼亚进入乌干达。作为东非共同体（EAC）的核心成员国，乌干达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并称东非“三巨头”——三国历史上同属英属东非殖民地，文化、语言和制度基础高度相似，甚至在殖民时期被视为同一行政区域进行管理。然而，落地坎帕拉的一刻，我便感受到显著的发展落差：尽管乌干达在东非国家中相对领先，但与内罗毕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四通八达的快速路网和蓬勃发展的科技园区相比，坎帕拉显得“慢了几拍”——高楼稀少，建筑普遍低矮破旧；道路狭窄且年久失修，交通拥堵程度远超预期；街头车辆几乎清一色为日本二手丰田，新车极为罕见，当地人出行主要依赖这些老旧车辆，但是堵车超级严重，是我见过非洲堵车最严重的，道路条件很差，柏油路比较破碎，大部分是砖渣路。这种反差让我想起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景：基础设施薄弱，但社会充满活力，机会无处不在。正如我的MBA学生吴俊夫在考察后所言：“乌干达就是80、90年代的中国。我们现在过去投资，是一种‘上帝视角’——站在更高维度，看到的是遍地黄金。” 

事实上，这片被誉为“地球的眼泪”的国度，确实蕴藏着巨大潜力：首都坎帕拉人口约200万，是东非重要的商业与政治中心；全国面积约24.1万平方公里（略大于英国），人口约4900万，其中超过60%在25岁以下，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日常交流中卢干达语等本地语言也广泛使用；宗教氛围浓厚，基督教信徒约占84%，穆斯林占14%，社区凝聚力强；气候常年温和，平均气温20–25℃，维多利亚湖周边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生态多样。更关键的是，乌干达政局长期稳定——穆塞韦尼总统自1986年执政至今，虽有争议，但保障了基本治理秩序。相比刚果（金）、南苏丹等动荡邻国，乌干达堪称东非难得的“安全港”。很多在刚果金挖矿的精英阶层，一般都会住在乌干达。加之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外资准入门槛较低，外汇可自由汇出，营商环境在非洲名列前茅位列非洲第8，正因如此，大量中国商人选择在此长期扎根，将其视为进入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市场的战略支点。

二、“非洲王”张志刚与天唐集团的本土化奇迹

在坎帕拉考察期间，我入住阿里郎酒店，每晚约100美元，性价比高，距离总统府和政府办公区仅数公里。虽然此行未能亲见乌干达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张志刚本人，但通过我的MBA学生吴俊夫——他与张志刚私交甚笃，2025年在高科院读书期间赴乌考察并将其作为课程研究对象——我得以深入了解这位被当地人称为“非洲王”的传奇人物及其事业版图。

据吴俊夫介绍，张志刚1972年生于河北唐山一个普通家庭，1990至1993年服役于武警部队，退伍后被分配至体制内，当时被称为：“铁饭碗”。但他不甘于安稳生活，90年代中期毅然辞职创业，首次尝试开办小型加工厂却以失败告终。2000年，受一篇题为《风风火火创非洲》的报纸短文启发，他怀揣仅有的10万元人民币只身奔赴非洲。初到坦桑尼亚，他做箱包贸易，生活极其艰苦——高温下点蜡烛干活、一天只吃一顿饭、常在路边买鸡蛋充饥，整整三年未曾回国。

2002年，他敏锐判断乌干达市场虽小但竞争较弱，果断转战坎帕拉，开设箱包与家具加工厂。凭借扎实的质量与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迅速打开局面：箱包一度占据当地70%市场份额，床垫也拿下60–70%的市场，被业界称为“箱包大王”和“床垫大王”。2006年，他正式创立乌干达天唐集团，业务逐步拓展至酒店、房地产、钢铁、矿产、安保等多个领域。

真正让张志刚从一名成功的侨商跃升为“非洲工业推手”的，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战略启发。他敏锐意识到，海外华商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更强的政策背书、更广的资源网络和更大的历史机遇。在此理念驱动下，他开始系统性地从贸易与单体制造向平台化、集群化方向转型。早在2008年，他已在坎帕拉郊区建设了首个华人工业园（天唐工业园），初步探索本地化工业布局。但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16至2017年：在中乌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启动筹建中乌姆巴莱工业园（Sino-Uganda Mbale Industrial Park）——一个占地3800亩、定位为国家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2017年，他正式成立“中乌姆巴莱工业园有限公司”，并同步在中国设立总部“深圳前海益三达投资发展集团”，构建起跨境运营架构。2018年3月，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亲自出席园区奠基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纳入国家工业化战略。截至2025年底，园区已吸引超过70家中国企业入驻，产业覆盖钢铁、纺织、家电、日化、建材、电子组装（如智能手机、电视机）、造纸等多个制造业领域，直接创造本地就业岗位逾1.2万个，间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就业数万人，成为东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境外合作园区之一。

更令人震撼的是其深度本土化战略： 

中方员工与乌方员工比例约为1:60，基层岗位几乎全部由本地人担任； 

园区内设立鲁班工坊，与中国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及乌干达埃尔贡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自2020年以来已培训电气自动化、数控加工、焊接等技能人才超1200人次； 

积极采购本地原材料，例如牛仔裤厂向乌干达棉农采购棉花，造纸厂利用农业秸秆回收再利用，有效延长本地产业链； 

坚决拒绝高污染项目，注重生态保护，守护乌干达这片被誉为“地球的眼泪”的绿色家园。这一点超乎想象，原以为中国的高污染化工行业可以产业转移到非洲，但是张志刚认为乌干达不能走高污染行业带来发展的路径，也劝来乌干达投资的企业必须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责任。

正因如此，张志刚于2019年被乌干达政府授予“乌干达中国工业投资之父”称号，并于2023年获任乌干达外交部商务和经济事务顾问。2025年，他还作为海外侨胞代表受邀出席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多次亲临园区视察，对其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并于2025年批准天唐集团规划第二个工业园，额外划拨3800亩土地用于现有园区扩建。

三、理论映照：MBA视角下的天唐集团战略分析

吴俊夫通过专程对乌干达的考察，并将其写为我的MBA课程“环球商业环境”的结课论文《天唐集团的战略分析》。他从资源基础观、产业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三大理论视角切入，深刻揭示了张志刚成功的底层逻辑。

资源基础观：天唐的核心资源并非资本，而是跨文化信任网络与本土化能力。张志刚通过20年深耕，构建了从总统府到村庄社区的信任链条。这种“关系资产”难以模仿，构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产业基础观：乌干达制造业近乎空白，进口依赖度高。天唐填补了从箱包到智能手机的全产业链缺口，形成“先发优势+集群效应”。园区内企业可共享供应链、物流、技术培训，降低边际成本。

制度基础观：面对乌干达“制度空洞”（规则缺失、执行力弱、腐败风险），天唐以工业园为平台，自建“小制度岛”——统一供电供水、一站式海关、内部质量标准、环保规范，极大降低中小企业出海合规风险。

吴俊夫总结道：“张志刚不是在‘征服’非洲，而是在‘共建’非洲。他的成功，是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典范。这不仅是商业智慧，更是文明互鉴的实践。”

四、应对两大核心挑战：跨文化领导力与制度空洞

在非洲经营20余年，张志刚面临两大核心难题：跨文化领导力冲突与制度空洞治理真空。他的解决方案高度务实、长期主义导向，可概括为“深度本土化 + 平台化治理 + 社会责任嵌入 + 渐进式制度建设”。

（一）跨文化领导力：“先融入、再融合、后引领”

高度本土化雇佣：集团员工总数超1.5万人，本地化率超95%。基层和技术岗位优先本地人，避免“中国化管理”引起文化冲突。通过内部培训体系，让乌干达员工从“推沙子”到“带徒弟”、从“打零工”到“高薪技术工人”。典型案例如迈克（车床操作员）、查尔斯（销售代表）、迪赛雅（女工供妹妹上学）等，他们的故事在当地口口相传，形成“在中国工业园上班很光荣”的社会认同。

文化尊重与双向学习：不强推中国式加班或层级文化，而是适应乌干达人“节奏慢、重家庭、守宗教节日”的生活哲学。张志刚早年自学斯瓦希里语和本地英语变体，鼓励中方管理人员参与社区活动。

情感连接与社会责任：疫情期间捐款捐物；2025年通过旗下Entikko Safari Lodge向帕拉小学捐赠600万先令（约合1500美元）学习用品。这些行为让当地社区在冲突或危机时主动维护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制度空洞治理：自建规则 + 借力外部

平台化治理：工业园本身即“制度飞地”，与乌干达政府签署协议，享有10年免企业所得税、土地长期使用权、简化通关等政策。园区统一规划基础设施（电力、水、电信、网络全覆盖），引入海关一站式服务中心，解决公共服务缺失问题。对于中小企业出海而言，产业园区是一个很好的应对制度空洞的治理工具。

内部制度建设：建立集团内部培训、质量控制、安全生产、环保等体系（参考中国标准，但本地化调整），强调“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借力国家战略：依托“一带一路”框架，获得中方政策性融资与外交背书；利用乌干达外交部顾问身份，高效协调政府关系。在突发事件（如罢工或工程师纠纷）中，动用人脉快速化解。

长期共赢理念：强调“取材于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在当地或区域”，将企业利益与国家工业化目标绑定，避免“掠夺式”印象。

五、人文观察：宗教、社区与社会功能

在深入考察乌干达经济与产业的同时，我也被其深厚的人文肌理所触动。一次难忘的经历，是朋友带我前往维多利亚湖中的一个偏远岛屿，探访一座由主教建立的宗教社区。前往之路极为曲折：先驱车数小时，再换乘渡船，接着骑摩托车颠簸40分钟，最后还需搭乘小木船才能抵达。途中路况艰险，一度让我心生忐忑，甚至怀疑此行是否值得。然而，踏上岛屿的那一刻，所有疑虑烟消云散——眼前竟是一座自给自足、秩序井然的微型社会：岛上设有学校、宿舍、食堂、诊所，收养了数百名3至8岁的孤儿。

主教向我介绍，这些孩子在这里接受从小学到初中的完整教育，许多人在考上大学后主动选择返回岛上服务社区。一位23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他本身就是孤儿，被收养在这里长大，接受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然后出去学医，学成后毅然回岛行医，造福社区。这让我非常震撼，浑身起鸡皮疙塔，才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宗教确实是在正式制度欠缺下的意义空间。在政府公共服务严重缺位的背景下，这座宗教社区凭借信仰凝聚力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不仅养育生命，更培育责任与归属感。

这一幕让我深刻反思：在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宗教远不止是精神寄托，它常常扮演着社会治理的补充力量，填补国家能力的空白。而像张志刚这样的中国企业家，显然深谙此道。他多年坚持向当地学校捐赠物资、在疫情中援助医疗、支持环保与野生动物保护，这些看似“非商业”的善举，实则是对本地社会逻辑的尊重与融入——通过“功德”积累“信任”，再以“信任”降低跨文化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与社会阻力。

与此同时，我还前往尼罗河源头所在地金贾（Jinja）体验了独特的漂流项目。站在维多利亚湖出口处，看着世界第一长河由此奔涌而出，在湍急水流中穿行，又在平缓河段畅游，感受水的清澈、力量与包容。那一刻，一种顿悟油然而生：非洲的发展恰如这条尼罗河——源头纯净，途中历经险滩与曲折，但终将浩荡入海。而中国企业来到这片土地，不应做短视的掠夺者，而应成为护河人与引路人：守护其生态与文化之源，引导其工业化与现代化之流，最终共同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汪洋大海。

六、基建见证：“一带一路”的具象化成果

在前往恩德培机场的路上，我特意观察了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这条由中国承建的道路，设计、围栏、标识系统与中国郑州的高速公路几乎一模一样。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中非合作的象征。

乌干达执政党相关官员刚从中国考察归来，向我感叹中国的发达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先进高效，并抱怨乌干达堵车之严重、道路之破败。他坦言：如今乌干达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全面转向中国，感叹中国是“real brother”, 美国援助总附带条件，而这些条件常使让我们feel ashamed。这种情感转向的背后，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对‘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务实合作’的极度渴望。如今，中国已成为乌干达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实打实地帮助修建道路、建设电站、创办工厂，赢得了政府与民众的广泛信任。

乌干达之行，是一场从“上帝视角”带来的认知重塑：这里的落后并非绝望，而是孕育机会的沃土；这里的制度空洞，也正是有远见者施展拳脚的空间。张志刚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真正的国际化，不是简单地输出中国模式，而是深度融入当地生态；真正的成功，不是追逐短期暴利，而是着眼长远、共同建设。正如他在2022年《中国投资》杂志专访中所说：“眼光要放长远，本土化不是妥协，而是智慧；平台大于单体，只有共赢才能持久。”

对当下中国企业而言，乌干达乃至整个非洲，已不再是高风险的“冒险之地”，而是新全球化浪潮中难得的价值洼地与战略要地。以中乌姆巴莱工业园为代表的平台，正在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实的“制度护城河”与“本土化跳板”。“上帝视角”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预见未来的增长空间，更在于具备“制度补偿能力”。中国企业凭借国内成熟的工业园区经验，在非洲“平地起高楼”，搭建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区——这本质上是一种降维打击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真正需要秉持的理念，不是征服与掠夺，而是共生与共创；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双向赋能。只有在尊重、融入与共建中，中国企业才能真正扎根非洲、共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