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经济学研究在批判性反思中推进理论发展、拓展多元方法、强化问题意识。在理论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本土经济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人文经济学为经济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规范维度。在议题层面，学术界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前沿动态，兼具现实指向性与学术前沿性的研究导向进一步强化。在方法层面，研究范式日趋严谨多元，因果推断等实证方法更加规范，数理模型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紧密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被探索和挖掘，案例研究、历史分析等质性方法的价值得到重申。在学科自觉层面，学术界深刻反思对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致力于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学实现从理论输入到理论创造的历史性转型。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性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2025年，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学界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围绕劳动与资本关系、政府与市场作用以及经济发展价值取向等经济学领域核心关切进行了理论拓展。
在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和根本遵循。2025年，以《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为代表的重要文献的陆续出版发行，为我国经济学界深学笃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权威指引和宝贵契机，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迈向新阶段。林毅夫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内涵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外延上借鉴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是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是新时代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引。刘伟从实现供求关系动态均衡的角度，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传统分析基础上的现代超越。刘守英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摆脱贫困的路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总体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在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丰富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性认识，重点从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发展质量、发展安全等方面入手，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学理探讨不断深化，尤其围绕资本、劳动及数字化背景下价值创造等基础理论，呈现出批判性反思与建设性拓展并举的学术趋向。张宇运用马克思资本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对资本一般、资本特殊、资本的作用等基本问题作出新的说明。而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资本、利用资本，引发了政治经济学界热烈的学术争辩，荣兆梓与王峰明两位学者围绕资本的两面性、根本特征、具体实现形式等问题展开了理论争锋。何自力等考察了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趋势，程恩富等强调了数据资本加剧消费异化的特征，刘凤义等则关注了数字资本积累机制非物质化、形态多样化与形式隐蔽化的新变化。
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学术界就政府与市场关系、宏观经济治理、产业政策及所有制结构等核心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上，学者们坚持聚焦市场活力激发与政府制度护航的有机结合，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突破了以短期经济稳定和周期性管理为核心的西方宏观调控逻辑。张占斌指出，“放”为“管”明确了范围和边界，避免政府调控过多抑制活力；“管”为“放”提供了规则和保障，确保市场运行不偏离正确轨道。高培勇强调，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十五五”时期要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黄益平建议，在总量政策框架中融入结构性视角，提升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刘元春认为，传统“三驾马车”的分析模式已难以适配当下，应重点关注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新三驾马车”，统筹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李稻葵则倡导将公共财政升级为“公共金融”，以拓展财政政策的金融属性与调控边界。还有学者以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根本遵循，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现代产权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推动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杨瑞龙指出，只有真正实现国有企业布局优化，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因此要推进国企分类改革，构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微观基础。史晋川则强调，应从立法、司法、政策、创新和舆论等五个方面着手，通过制度环境优化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人文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规范研究的价值基础正从单一效率维度转向对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系统性关切。在发展价值取向上，学者们积极推动经济学从“物的逻辑”回归“人的逻辑”，促使人文经济学研究取得明显进展。魏建指出，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忽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将人之外的物质要素、制度环境作为核心分析因素。人文经济学则强调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观及其共识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内容、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洪银兴指出，人文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和人文相互转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涉及“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的转化过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和发展，既是在理论体系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2025年，我国经济学界紧跟国际国内经济前沿与热点问题，既聚焦未来“十五五”规划中的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定，也关切科技发展前沿的人工智能趋势及其影响；既立足中国，关注做强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也放眼世界剖析全球贸易格局、展望国际经济形势，延续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性、前沿性和丰富性。
202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问题云图
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学术界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收入分配等关键领域展开了前瞻性研究与学理性探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系统谋划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战略部署。学者们以此为契机，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了学理探讨。不少学者认为，“十五五”时期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凸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引领作用。夏杰长认为，应高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助力经济增长、制造业升级、贸易强国建设的作用。宋洪远等提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应是推动农村现代化，需要从构建和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健全农业风险应对机制等方面发力。陆铭指出，新型城镇化要服务于人并投资于人，在关系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经济学界多年关注的重点议题。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畅通国内大循环，学术界研究聚焦于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并对“内卷式”竞争的成因与治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陈彦斌提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坚持供需双向发力，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了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郭克莎指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需要定位为长期性政策，两大政策的结合是两大长期战略的结合。围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刘志彪指出“内卷式”竞争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受供需失衡、创新不足、产业链拉力传导以及部分产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在治理路径上，学者们强调要通过制度化方式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竞争从低水平同质化转向高质量差异化。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核心关切，学术界围绕全球经贸格局演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及制度型开放路径等议题展开了系统性研究。余淼杰认为，中美经贸争端的深层逻辑，在于对全球产业与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全球经贸格局存在向区域化、多元化演进的趋势。鞠建东等指出，全球经贸博弈在新阶段呈现出“关税+管制”复合施压的新特征，美国的战略重心或将调整为聚焦科技领先、制造业回流和精准遏制等。在全球地缘经济变化背景下，经济学研究更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将安全与发展统筹纳入分析框架。干春晖强调从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市场布局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洪俊杰认为，推进制度型开放应在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完善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等五个方面实现突破。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路径、劳动力市场冲击及收入分配影响的多维度系统性分析。深度求索（DeepSeek）的横空出世成为2025年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志性事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影响进入深度扩散期。作为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首先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的是其对创新与增长的重要影响。黄先海等指出人工智能可通过劳动者增强效应、劳动资料智能集成效应、劳动对象算力驱动效应、劳动三要素智能优化效应等微观机制，催生新产业、创造新模式、激发新动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机器是否会替代人”这一长久疑问又在学术界引起新的讨论。学者们深入劳动力市场内部，探究人工智能对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影响。谢贞发等指出，短期内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但存在结构性差异且长期影响仍不确定。随着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日益加深，如何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过度的“破坏性”影响，成为经济学界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方向。蔡昉建议主动引导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方向，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的自发效应；陈钊通过构建“个体—组织—社会”三维框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效率的同时，带来认知依赖、就业冲击等挑战。
中国经济学界继续以严谨规范为目标丰富研究方法，为开展重大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在因果推断方法论领域，研究聚焦于提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及断点回归等核心识别策略的规范性与稳健性，并对控制变量选择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反思与原则重构。针对实证研究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陈强等通过构建系统安慰剂检验框架，为双重差分法（DID）这一政策效应评估方法提供了标准检验工具。黄炜等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时间断点回归和断点回归—双重差分方法的适用场景与使用规范。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构建形式化模型与运用实证数据，对资本循环、社会再生产、价值核算等经典理论命题进行拓展与检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化与现代化。案例研究、行为实验等质性及混合研究方法受到更多重视，其与特定理论视角（如复杂适应系统、新制度主义）的结合，以及在捕捉制度变迁微观机理、个体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得到进一步阐发。刘震等指出，案例研究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认识”研究方法具有内在统一性，呼吁构建具有政治经济学学科特色的案例研究范式。
2025年，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取得系统性成就。人才培养上，我们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积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了一大批既懂中国国情、又懂经济理论的优秀人才。教材建设上，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教材全面覆盖本硕博阶段，配套案例集与数字课程资源同步上线。科研项目上，国家社科基金、自科基金立项紧密围绕产业链安全、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等“国之大者”，重大专项占比显著提升。图书出版上，持续推出系列化的原创学术著作与高端智库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丛书》等标志性成果引发学界关注。
学术著作选题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了学科自主发展的鲜明导向。白重恩等12位经济学家主编的《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尝试将“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中国独有的宏大叙事进行学术化、体系化的解构与阐释，系统研究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改革等12个关键主题。探讨“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战略性问题是2025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走向“十五五”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作为这一类著作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面临的约束条件以及可行的政策组合进行前瞻性、系统性评估，在科学认识“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准确把握阶段性特征、综合研判发展趋势、系统谋划发展举措等方面作出学理贡献。以刘世锦等著的《中国经济2025：稳预期、促消费与扩内需》（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为代表的学术著作，围绕扩大内需这一重点议题展开深度剖析，对各类政策的实际效果、各种政策建议的局限性和可行性展开学术辨析、观点交锋。
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教材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抓手，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教材的支撑。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坚持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系统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历史地位、鲜明特征、科学体系、基本内涵、实践要求等，夯实了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由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2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分别采用“国家与市场”双主线结构与“制度—运行—发展—开放”理论框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主线结构、对象范围分析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一般性规律，为进一步形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学术体系和思想理论夯实了基础。同时，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相关二级学科的教材体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以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编写的2本《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编写的3本《中国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等为代表的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的出版，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经济学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日益成熟。
丰富多样的学术会议成为学者们展示研究成果的“大舞台”，推动中国经济学界在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中不断凝聚学术共识。第二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吸引了全国近千名学者、学生参加，设置了多达75个平行分会场，还特别设立了以“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的平衡”为议题的圆桌论坛，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学理与实践维度展开了系统性反思。以在辽宁大学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学术会议，呈现了中国经济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以及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前沿论坛2025”，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汇聚来自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视野，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探索提供了跨学科的学术支撑。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都离不开它们生成的现实土壤和面对的时代之问。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如何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优势与不确定性挑战，如何提炼世界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与差异化特征等，已成为经济学界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构建起与中国国情相适配的、有别于西方情境的概念、术语、范畴，形成兼具主体性、前沿性、科学性与说服力的时代命题、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在呼吁、践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在追求逻辑严密、形式规范的道路上，尚未完全跳出西方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窠臼，对于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系统化理论提炼不够，兼具理论主体性与思想穿透力的研究不多，自主理论创新和知识积累相对不足，理论传播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不强，彰显标识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亟待形成。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以批判经济学研究“过度模型化”倾向为切入点，展开了广泛讨论和深刻反思。西方经济学既有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备受经济学界质疑。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很少将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客观规律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纳入考量，其分析框架无法覆盖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与政策实践，也就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学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然而，当前不少研究却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初衷。研究者过度沉迷于构建模型和堆砌数据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背后逻辑的深入剖析，甚至为了追求形式上的高深，将原本简单的经济事实包装得晦涩难懂，以求彰显所谓曲高和寡和与众不同，最终却在学术内卷化中走向“精致的平庸”。无论何时，经世致用都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合理性基础和价值导向，模型终归不可能脱离其推动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工具属性。真正的经济学研究需要以推进理论发展和深化实践认知为目标，通过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性学习与把握，通过深入实务部门和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查，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成果形态，不断强化对现实问题的直观认知，从而发现真问题、直面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面对中国经济学理论自主性与依附性、学理性与应用性之间长期偏离的矛盾，我们既不能“挟洋自重”“食洋不化”，全盘照搬西方理论，沦为西方学术话语的附庸和盲目追随者；也不能沉浸于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忽视甚至无视经济学本身的社会价值所在。
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一方面，“自主”意味着理论的实践前提、运行逻辑需要破除西方理论迷思和话语垄断、摆脱西方框架束缚，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政治制度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注重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涌现出的典型事实进行理论抽象与范式呈现，不断发现“自主逻辑”，形成“自我主张”，真正将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提炼上升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系统化学说，实现学理化知识体系与实践性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自主”还意味着在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融通各种资源、各类要素。既要保持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分析范式的共通语言，又要注重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重构，做好对西方经济学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经典理论的辩证取舍。同时，善于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经验，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学术中的中国”，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力、话语塑造力和国际传播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理论创新能力，绝不是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全景式了解、规律性把握、本质性认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学界将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赓续理论初心、践行学术使命，在系统总结、提炼、概括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多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与原理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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