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发布第28期《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China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BCS）。该调查报告显示，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持续影响，在资企业在2025年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整体财务表现有所改善。
本次调查显示，52%的受访企业预计2025年将实现盈利或大幅盈利，较上一年度提升6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的表现尤为突出，61%的受访企业预计将实现盈利，较上一年度大幅提升17个百分点。
报告开篇即将“韧性”定义为年度关键词。这种韧性体现在企业面对“持久的不确定性和干扰”时，所展现出的持久力、适应力和持续运营能力。其深层次表现如下：
盈利面在逆势中稳步拓宽：2025年，预计实现盈利的企业比例达到52%，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普遍性繁荣，而是结构性改善。服务业成为“领头羊”，61%的服务业企业预计盈利，较上年大幅提升15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的过程中，面向终端市场的服务型外资企业率先受益。相反，科技与研发、资源与工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盈利增长则相对平缓，显示不同行业面对相同的宏观环境，其复苏节奏和盈利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亏损面持续收窄，但挑战犹存：亏损企业占比降至14%，延续了过去几年的下降趋势。然而，仍有34%的企业在华利润率低于其全球平均水平，表明市场环境的挑战具有长期性和结构性。部分企业的盈利改善被解读为“低基数下的恢复性增长”，这意味着其利润水平可能刚从前期低谷中有所回升，而非创造了新的增长高度。
息税前利润率的微妙信号：20%的受访企业预计其在华业务的息税前利润率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为2022年以来最高。这一指标尤为重要，因为它剥离了税收和财务结构的影响，更能纯粹反映主营业务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该比例连续三年的波动上行，印证了企业在成本控制、运营效率和市场定价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产生积极效果。
二、美中关系：从“首要威胁”到“可管理风险”，预期改善带来战略喘息空间
美中关系的动态始终是在华美资企业战略制定的最高权重外部变量。本年报告揭示了该关系认知的重要转折。
重要性无可替代，但恐慌情绪缓解：高达83%的企业认为积极的双边关系对其业务增长“非常重要”，在科技与研发领域，这一比例升至86%。这证实了紧密的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与往年不同的是，尽管重要性未减，但企业对关系恶化的“恐惧感”显著下降。预期2026年双边关系“悲观”或“略悲观”的企业占比从上一年的65%骤降至52%，而持“积极”或“中性”态度的企业合计达到79%。这一30个百分点的剧烈波动，直接归因于调查期间（2025年底）两国元首的釜山会晤及其传递出的稳定信号。
影响从“战略冲击”转向“运营成本”：报告指出，关税对企业的影响已从“急性冲击”演变为“慢性挤压”。许多企业通过供应链调整（如转向第三国采购）、产品本土化（21%的企业选择深化本土化）等方式，初步消化了关税的直接冲击。然而，成本上升（43%的企业报告出口至美国的材料成本增加）持续侵蚀利润，使得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从“能否运营”的生存问题，转化为“盈利多少”的发展问题。
非关税壁垒凸显为新的痛点：随着关税影响边际递减，出口管制、技术限制等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日益突出。65%的受影响企业表示面临合规成本上升，38%的企业正在或计划调整全球供应链。尤其在稀土、高端半导体等领域，企业的全球运营布局受到直接干预，这迫使企业进行更复杂、更昂贵的风险管理。
三、商业挑战排序剧变：内外部关注重心实现历史性交替
2026年商业挑战排行榜出现标志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64%）超越“美中关系紧张”（58%），升至首位。这一变化具有深刻内涵：
关注点内移，反映企业务实心态：这种排序变化并非因为中国经济突然恶化，而是因为外部政治环境的短期稳定（得益于高层互动），让企业得以将目光从“求生”转向“发展”，更聚焦于市场本身的增长潜力。企业坦言，在外部环境趋稳背景下，更关注业务发展和经济环境本身。
“行业产能过剩”成为新晋重大挑战：30%的企业将其列为前五大挑战，这在历年调查中尚属首次。这尤其冲击资源和工业（54%）、消费（32%）及服务（30%）行业。这与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密切相关，部分传统行业面临供给过剩和需求放缓的双重压力，外资企业亦不能独善其身。
持久性微观经营挑战：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31%）、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26%）等长期存在的挑战依然位列前茅。这提示，即便宏观关系改善，企业在华日常运营仍需面对本土化竞争和监管复杂性这两大“持久战”。
四、投资中国：长期信心与短期审慎并存，决策逻辑高度分化
企业对华投资的意向呈现出“战略上重视，战术上分化”的复杂图景。
中国作为核心投资目的地的地位依然稳固：52%的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投资目的地，13%视其为首要目的地。这证明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和持续消费升级的吸引力具有根本性。长三角的持续领先和京津冀吸引力的上升，表明企业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清晰认知并积极布局。
增资与减资驱动因素镜像对立：计划增资的企业（57%），主要驱动力是“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28%）和“发展潜力”（25%）。而计划减资或不再增资的企业（43%），主要担忧是“美中经贸不确定性”（26%）和“中国增长放缓”（21%）。这揭示出企业决策的两极逻辑：一批企业着眼于长远战略卡位，另一批则对短期风险和回报更为敏感。
投资意愿的“政策杠杆”效应明显：报告量化了政策环境对投资意愿的提振作用。企业明确表示，优化监管环境（79%）、加强知识产权保护（74%）和减少政策壁垒（70%）是三大最有效的激励措施。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比单纯的财政优惠更能吸引高质量外资。
供应链外迁：趋势存在但规模可控：71%的企业无外迁计划，显示中国供应链的“粘性”依然强大。但已开始外迁的企业占比微升至18%，主要动因是规避贸易摩擦（40%）和风险管理（36%）。目的地以亚洲其他地区为主（合计54%），表明区域化、近岸化调整是主流，而非简单的“回流”美国。这更像是在中美之间寻求“第三地”缓冲的理性布局。
五、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获得感提升，但“玻璃门”仍存，科技行业感受尤深
企业在华经营的公平感整体改善，但结构性壁垒依然突出。
国民待遇的“普惠”与“特例”：74%的企业认为在行业中获得平等或更优待遇，70%感觉受欢迎程度未降或提升。这是一个积极信号。然而，市场准入（55%）依然是不公平感最集中的领域，且问题在科技与研发行业（88%认为受影响）高度激化。这说明中国在一般性营商环境改善上成效显著，但在特定敏感、战略性行业，对外资的限制依然严格。
政府采购新规引发高度关注与观望：针对2026年实施的“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仅17%的企业持积极看法，超半数（58%）表示“不确定”其影响。这反映出外资企业对政策执行细则、标准界定清晰度及实际操作中的公平性存在深度关切。他们最期待政策能确保“内外资平等待遇”（54%）和“政策透明度”（43%）。
监管行动的双重影响：中国政府近年在反垄断、数据安全等领域的监管加强，促使37%的企业更重视内部合规，显示监管在规范市场秩序上产生了预期效果。仅9%的企业表示因此降低了投资信心，且此比例连续两年下降，表明外资企业正逐步适应中国强监管的新常态。
六、人力资源与组织：成本压力常态化，人才战略向“精耕细作”转型
人力资本管理挑战正在从数量问题向质量和结构问题演进。
成本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人力成本上涨（45%）连续三年居首，已成为企业必须消化的“刚性成本”。与此同时，“组织转型与重组”（32%）重要性急剧上升，跃居第三大挑战。这表明企业不仅面临外部成本压力，更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内部架构、业务流程和人才技能的深刻重塑，以适应新的市场节奏和竞争模式。
人才策略从“扩张”转向“优化”：尽管77%的企业计划维持或扩大员工规模，但各行业预期谨慎。科技与研发行业预计减员的比例（约30%）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其中计划减员超10%的企业比例从1%飙升至9%，显示出该行业在成本控制和战略收缩上的压力。企业HR首要任务从“招聘”（重要性飙升14个百分点至46%）转向“员工职业发展”（48%），标志着人才战略进入保留与激活存量、提升人才质量的新阶段。
外籍人才吸引力面临系统性挑战：吸引外籍人才的最大障碍已非生活便利性问题，而是地缘政治环境（41%）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32%）。这超越了企业自身管理范畴，成为影响中国全球人才竞争力的宏观因素。
七、创新与知识产权：高依存度与高外部风险交织
创新是在华美资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但这一引擎的燃料供给面临外部干扰。
创新研发的共识高度统一：91%的企业视创新研发为在华发展的关键，比例持续攀升。这不仅是总部的要求，更是赢得中国市场的必然选择。中国市场的竞争强度、消费者需求的快速迭代，迫使企业必须将最新的研发成果应用于此。
最大的制约因素来自国际政治：“美中科技脱钩担忧”（29%）是抑制创新投入的首要障碍，超越了“知识产权保护不足”（19%）等传统问题。这导致企业在技术路线规划、研发中心布局、知识共享上采取更保守的策略。例如，尽管分享意愿略有回升，但多数企业（67%）的分享行为严格限定于纯粹的商业利益计算。
知识产权保护感知持续改善：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有改善的企业比例（37%）在连续几年下降后迎来5个百分点的反弹。同时，认为在华相关风险低于或等于其他地区的企业占7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层面的持续投入，正在获得外资企业的逐步认可，这为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提供了更底层的安全感。
八、ESG战略：从合规到价值创造的深度本土化
ESG实践已深度融入企业的在华经营逻辑。
驱动力发生根本转变：实施ESG战略的首要原因从“总部要求”转变为“本土品牌建设”（86%）。这意味着ESG不再是全球统一的公关模板，而是企业在中国市场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赢得消费者和社区信任、应对本土化竞争的战略工具。
关注焦点转向社会价值：“社会贡献”超越“环境治理”成为ESG战略的首要领域。这反映出企业意识到，在中国语境下，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如乡村振兴、社区共建、员工福祉）对于建立可持续的“社会经营许可”至关重要。
实施挑战凸显制度环境短板：“客户/公众意识不足”、“缺乏行业标准”、“政府支持不足”被列为主要挑战。这说明企业ESG的深入实践，已超越了单点公益行为，需要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协同，并呼唤更清晰的标准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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