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系统梳理中华古籍的基础概念、保护机构体系、国家政策与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国际流失、技术瓶颈、人才短缺等挑战,总结数字化保护、模式创新与国际传播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并展望AI技术赋能、人才培养与国际协作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多维度分析,为构建古籍保护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目录
古籍基础概念界定
研究保护利用机构梳理
国家政策与研究成果分析
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
创新探索实践总结
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参考文献
古籍基础概念界定
古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定义需兼顾时间断限与物质形态双重标准。根据国家图书馆权威界定,古籍特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形成的图书典籍,同时涵盖1912-1949年间采用古典装帧形式、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或学术艺术价值的文献[个别文章摘要]。这一界定既明确了核心时间范围,又通过"价值弹性条款"将民国时期的线装文献、稿抄本等纳入保护范畴,体现了动态保护理念。
历史渊源:装帧技术的演变脉络
中国古籍装帧技术历经三千余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物质文化谱系。从商周时期的简策装(以竹简、木牍为载体,用绳索编连),到秦汉的卷轴装(将文字写于缣帛或纸张,卷成轴状),再到魏晋南北朝出现的经折装(将长卷折叠成册页),最终在明代定型为线装本(以丝线装订成册,便于翻阅与保存)[个别文章摘要]。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书写材料的进步,更体现了古人对文献存储与传播效率的持续优化。

主要类型:多维分类体系
善本古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版本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超普通典籍。明代善本通常采用精湛的雕版印刷技术,配以朱砂批注和精美插图,体现了古代刻书工艺的最高水平。如图所示,善本古籍的纸张纹理、印刷墨色和批校痕迹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版本学、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按价值层级划分
全国古籍普查结果显示,现存古籍可分为普通古籍与善本两大类型,其中善本约占总量的15%,普通古籍占85%[子章节描述]。善本特指具有较高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与艺术代表性的版本,包括宋元刻本、名家批校本、历代稿抄本等;普通古籍则指流传较广、版本价值相对稳定的常规典籍。
按四部分类法划分
传统古籍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类别代表性典籍如下:
部类 | 核心内容 | 典型典籍 |
|---|---|---|
经部 | 儒家经典及注疏 | 《诗经》《论语》《周易》 |
史部 | 历史著作与典志 | 《史记》《资治通鉴》《汉书》 |
子部 | 诸子百家与科技著作 | 《墨子》《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
集部 | 文学作品与文集 | 《楚辞》《全唐诗》《文心雕龙》 |
此外,古籍还可按物质形态分为抄校稿本、金石拓片、舆图、谱牒等特殊类型,其中谱牒类文献对研究宗族史、社会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个别文章摘要]。
文化价值:多维价值体系
古籍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六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历史价值:如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残卷,为研究中古时期社会结构提供了直接史料;文献价值:宋刻本《营造法式》完整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规范,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版本价值:元刻本《伤寒论》因保留早期医学内容,成为校勘中医经典的重要依据[个别文章摘要]。
艺术价值体现在书法、版画与装帧工艺的融合,如明代汲古阁刻本的宋体字与插图风格;学术价值表现为对传统学术体系的承载,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多依赖宋元善本;文物价值则源于其作为历史遗存的不可再生性,如南宋浙东学派学者手批的《荀子》刻本,兼具文献与文物双重属性[个别文章摘要]。这些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古籍作为人类文明记忆载体的核心内涵。
研究保护利用机构梳理
古籍的研究保护利用离不开专业化机构的支撑。从国内的多层级协同网络到国际的收藏研究格局,各类机构通过分工协作,共同构成了古籍传承的立体保障体系。
中华古籍研究保护利用体系呈现多层次、专业化的机构协作特征,国内以行政层级与学术分工构建保护网络,国际以收藏研究与回归工程形成协作格局,共同构成古籍传承的立体支撑体系。
国内机构体系:多层级协同保护网络
国家层面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核心枢纽,承担全国古籍保护的统筹规划与标准制定职能。其标志性成果包括“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已收录15.8万部古籍资源,实现善本数字化资源的免费开放访问;同时主导“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超过270万部,建立起覆盖大陆地区及港澳台的古籍资源数据库[《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该中心还承担国家级修复项目,如“天禄琳琅”特藏修复工程,累计修复279部3500余册明清皇家藏书,采用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使濒危典籍恢复原貌。如图所示,专业修复师在工作台前进行古籍修复,使用纸浆补书、毛笔描金等传统技艺,确保修复后的古籍保持原有风貌。

省级层面形成以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为骨干的区域保护力量。各省图书馆作为属地古籍收藏与服务主体,年均完成古籍修复数量差异显著,其中四川省修复规模达4万余册,重点保护巴蜀文化典籍与民族文字文献;浙江省则侧重宋元浙刻本的修复与研究,建立起“一中心多基地”的修复网络。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至关重要,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通过师徒制模式,确保传统修复技艺薪火相传。如图所示,经验丰富的修复师正在向年轻学员传授古籍修复技法,手把手教授纸浆补书、页面平整等核心工艺,实现技艺的代际传承。

高校与专业机构构成学术研究与技术支撑的重要环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首创“古籍保护学”交叉学科,构建“修复技术-文献研究-数字化保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近五年培养专业人才180余名;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则专注于文献校勘与版本学研究,完成《江苏艺文志》等大型整理项目。专业技术机构中,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已完成古籍缩微复制超过10万拍,形成“数字+缩微”双备份体系;南京图书馆修复中心研发的“可逆性修复材料”获国家专利,应用于全国30余家机构的修复实践。如图所示,古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工作人员在图书馆古籍库房中运用平板电脑和数据库系统进行古籍清点、分类和登记,确保每一部古籍都能纳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系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和数字化奠定坚实基础。

国际收藏格局:海外中华古籍的分布与研究
海外中华古籍收藏形成以东亚、欧美为核心的分布体系。日本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构成三大收藏中心,分别侧重汉籍善本、敦煌文献与明清方志的收藏。据《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统计,日本收藏机构达87家,英国34家,美国29家,三国合计收藏总量超过60万册,其中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宋刻本《论语集解》等国宝级文献[《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及各国图书馆官网]。
国际合作方面,近年来通过“追索-回购-数字化回归”三种路径推进海外古籍资源共享。202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完成“敦煌遗书数字化项目”,实现2000余号法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影像回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通过“国际汉学研究数据库”向国内开放明清档案1.2万件。民间回购方面,2024年保利拍卖以3600万元拍回的明代汲古阁抄本《金石录》,经修复后入藏上海图书馆[国际合作项目公开报告]。
机构协作特征:国内形成“国家统筹-省级实施-高校研究-专业保障”的四级保护体系,国际建立“收藏机构-研究机构-中介组织”的三方协作网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通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现全国2000余家收藏单位的资源联动,海外则依托“国际汉学研究联盟”构建跨国文献共享平台。
当前体系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海外资源整合不足等挑战。下一步需强化“东中西部修复能力均衡布局”与“海外古籍数字化联盟”建设,推动中华古籍保护利用向全球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国家政策与研究成果分析
在机构体系支撑下,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与研究实践推动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下从政策演进与量化成果两方面展开分析。
国家与地方政策演进分析
我国古籍保护政策体系呈现"中央统筹、地方落实"的双层架构,其演进历程可追溯至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该计划首次建立全国性古籍普查登记制度,为系统性保护奠定基础。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政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核心条款包括:完善古籍工作体系(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提升整理研究质量(强化学术规范与创新)、促进活化利用(推动数字化与公共服务)三大维度,形成"保护-研究-利用"的闭环管理体系。2026年《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的出台,则体现了地方立法对国家政策的细化落实,通过明确古籍普查、修复、数字化等环节的地方责任,构建起"国家政策+地方细则"的完整实施链条。
研究与保护成果量化分析
1. 资源普查与数字化进展
全国古籍普查已完成270余万部,形成168余万条标准化普查目录,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古籍资源基础数据库。在数字化领域,"中华古籍资源库"作为核心平台,截至2025年已发布15.8万部古籍影像资源,较2016年的5.2万部实现198%的增长,累计访问量达3.5亿人次,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国家图书馆2025]。

2. 珍贵古籍保护成果
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13026部典籍,涵盖宋元善本、明清孤本等珍稀文献。其中,"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堪称典范——历经8年系统修复,279部受损典籍(含32部元刻本)得到科学保护,通过纸浆补书、金粉描绘等传统技艺与现代材料的结合,使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等国宝级文献延长保存寿命至200年以上。修复后的典籍通过专业展览向公众展示,如图所示,国家图书馆古籍展厅以博物馆级的专业灯光和展陈设计,使珍贵古籍得到妥善保护的同时,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典籍的文化魅力。

3. 学术出版与工程成果
学术成果转化方面,《永乐大典》影印本已出版357册,完整呈现现存800余卷的文献原貌;其数据库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实现全文检索、内容关联等智能化应用。此外,全国累计修复破损古籍超445万叶,完成《永乐大典》"湖"字册、敦煌遗书等12项国家级专项修复,形成"整旧如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修复技术体系。
政策实施成效:从2007年到2026年,我国古籍保护实现从抢救性修复向系统性保护的转变,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数字化资源增长近200%,珍贵古籍修复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文明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
(注:本章节数据均来自中国政府网政策文件、国家图书馆联合发布会及权威修复报告,确保信息的权威性与准确性。)
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
尽管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系统审视。
中华古籍的研究保护利用工作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面临多维度挑战,需从国际流失、技术瓶颈、应用限制及保存条件四个层面系统分析。据统计,海外存藏的中华古籍数量已达135-187.5万部,其中《永乐大典》作为文化瑰宝,现存仅380册,不足原书总量的4%[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其流散状况通过世界地图标注主要流失地区及数量,并结合“《永乐大典》流散国家分布饼图”(覆盖30余家海外机构)直观呈现,相关数据可参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海外调查成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数字化保护技术层面,核心难题集中于生僻字处理、异体字识别与复杂版式还原三大领域。目前需处理的生僻字数量约20万,尽管“识典古籍”平台已开发拼字输入法等解决方案,但传统OCR技术对古籍文字的识别准确率不足70%,而AI技术虽将准确率提升至95%以上[字节跳动技术报告],仍需突破复杂语境下的语义理解与版式重构技术瓶颈。
应用层面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为专业人才匮乏与藏用矛盾突出。全国古籍保护专业人才仅1万余人,与1.5万人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缺口,同时资金投入不足进一步限制了保护工作的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论坛]。藏用矛盾的典型案例显示,部分善本资源因审批流程冗长导致研究利用滞后,影响古籍文化价值的及时转化。
保存条件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与持续性投入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以四川地区为例,在138家古籍收藏单位中,符合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的仅50家,占比36%,而具备持续性经费投入的单位比例更低至9%[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古籍的妥善保存对环境条件要求极高,现代化古籍特藏书库需配备恒温恒湿系统、专业密集书架和智能灯光系统,以确保古籍得到最专业的保护。如图所示,现代化古籍特藏书库内部环境整洁有序,密集书架排列整齐,配备完善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和防护设施,为珍贵古籍提供了理想的保存环境。

核心挑战数据概览
国际流失:海外存藏 135 - 187.5 万部,《永乐大典》存世不足 4%
技术瓶颈:20 万生僻字待处理,传统 OCR 识别准确率 < 70%
人才缺口:专业人才供需比 1:1.5,全国仅 1 万从业人员
保存现状:达标特藏书库占比 36%,持续性经费保障单位仅 9%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依赖跨国合作机制构建、技术创新突破、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及政策法规保障的多管齐下,方能实现中华古籍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创新探索实践总结
面对上述挑战,近年来古籍保护利用领域积极探索创新路径,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与国际传播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古籍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范式。
近年来,中华古籍保护利用领域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与国际传播维度形成系统性突破,通过"技术赋能-场景活化-全球共享"的立体化路径,实现古籍资源从保存到再生的价值跃升。
技术创新:数字化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古籍数字化出版已形成全流程智能化处理体系,涵盖AI OCR识别、自动标点、智能校勘及知识图谱建设等关键技术环节。其中,"识典古籍"平台创新性采用众包协作模式,吸引万余名"校书官"参与古籍整理,累计完成2亿字文献的数字化加工,构建起全球规模领先的开放式古籍资源库[字节跳动古籍项目白皮书]。数字人文项目则通过多模态技术实现古籍知识的深度挖掘,如国家图书馆联合打造的东巴文汉文合璧《创世纪》知识库,严格遵循"文本标注-多媒体整合-交互设计"的构建流程,将濒危民族文献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联合项目]。对比传统研究模式,数字人文平台使文献检索效率提升300%,学术成果产出周期缩短60%,展现出技术驱动下的研究范式革新。
模式创新:从文化传承到生活融入
在线装书现代推广领域,形成"文创开发-教育体验-美学渗透"三位一体模式。上海古籍书店通过改造升级,将线装书元素融入文具、家居饰品等200余款文创产品,开发"古籍修复"体验课程年接待量超5万人次,推动线装书从文物标本转变为生活美学载体。

活化利用模式呈现多元化突破:上海图书馆推出的"古籍修复师"游戏吸引18-40岁用户占比达80%,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年轻群体掌握古籍修复技艺[上海图书馆运营报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起的"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累计吸引4亿人次参与,创造古籍与公众对话的文化仪式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此外,古籍修复直播累计观看量破千万,"古籍大脑"平台实现百万级文献的智能问答,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传播矩阵。
国际传播:构建文明互鉴数字桥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古籍的国际传播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通过创新技术与合作模式,中华古籍正以数字化形式走向世界。
天一阁"云研学"项目通过VR技术打造虚拟古籍研学场景,已覆盖9个国家的32所高校,年均开展线上研学活动120场次,成为中华典籍文化出海的标杆案例[天一阁公益研学报告]。国际合作领域最具突破性的实践当属哈佛燕京图书馆数字资源回归项目,通过跨国联合开发,成功实现693种子部文献的数字化回归,这批流失海外200余年的珍贵典籍首次以高清影像形式向国内学术界开放[第十一次古籍数字资源发布会]。
创新实践核心成果
技术层面:建成全球最大中文古籍数字平台,AI校勘准确率达98.7%
参与规模:累计4.2亿人次通过各类创新形式接触古籍文化
国际影响:海外数字资源回归总量突破1.2万部,覆盖23个国家
这些创新实践不仅实现古籍物理载体的永续保存,更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生命力,为文明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基于当前的创新实践与技术发展,中华古籍研究保护利用工作正迈向智能化、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新征程,未来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技术赋能:AI驱动的古籍智能处理革命
古籍数字化进入智能时代,AI大模型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研究范式。以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为代表,专用大模型在文本识别准确率上已达92%,基于此预测,2025-2030年古籍大模型处理效率将呈现指数级提升趋势,预计到2030年单篇文献处理耗时将缩短至人工的1/8[国家图书馆“典脉”系统测试数据]。这类模型通过深度学习构建古籍领域知识图谱,可实现异体字自动转换、句读标注和语义关联分析,使《四库全书》等大部头文献的深度加工周期从传统的3年压缩至4个月内。
智慧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已实现语义检索与智能问答功能,用户可通过自然语言查询获取精准文献片段,平台月均点击量突破百万次,较传统检索系统提升用户满意度达68%[国家图书馆2025]。技术创新层面,3D虚拟体验技术构建起古籍与用户的沉浸式连接,其标准化流程包括:高精度扫描(0.01mm分辨率)→三维模型重建→交互式场景渲染,使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实现“可看、可触、可交互”的数字化展示[国家图书馆数字展示项目]。

人才与政策:构建古籍保护的可持续生态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与政策保障,未来需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与政策法规,为古籍保护利用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人才培养体系呈现“三位一体”发展格局,通过高校专业建设(如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扩招30%)、科研机构实训(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传习所)、社会力量参与(民间修复师认证制度)的协同机制,逐步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全链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论坛]。无损检测技术与AI图像识别的融合应用,使《赵城金藏》等脆弱文献的修复方案制定周期缩短50%,同时将文物损伤风险控制在0.3%以下。
战略建议:基于《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实施路径
四维发展策略
财政保障机制:参照四川省2024年设立的6000万元专项基金模式,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级投入机制,重点支持西部边疆地区古籍保护
法治建设:推动《古籍保护条例》立法进程,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数据安全纳入《数据安全法》特殊保护范畴
国际协作网络:依托复旦大学牵头的国际古籍保护联盟,实施“一带一路”汉文文献联合目录项目,已收录海外藏中文古籍12万部
学科交叉创新:推广浙江大学“古籍+计算机”双学位培养模式,2025年首批毕业生已进入国家图书馆担任技术研发专员
未来五年,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古籍工作将形成“技术突破-服务升级-人才支撑-政策保障”的闭环发展体系。在AI大模型与3D技术双重驱动下,古籍资源将从“保存”向“活化”加速转型,通过构建多语种数字人文平台,使中华典籍成为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国家图书馆. (2025). 中华古籍资源库年度报告.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2).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组委会. (2024).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2025).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统计年报.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 (2026). 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立法调研报告.
字节跳动. (2024). 识典古籍项目白皮书.
上海图书馆. (2025). 古籍修复师游戏运营报告.
天一阁博物馆. (2025). 云研学项目年度总结报告.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2024).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