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失衡的增长图景——商品繁荣与服务困局的双重变奏
中国市场经济四十余年的演进，铸就了举世瞩目的“商品奇迹”。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贴牌加工，到如今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占据全球七成以上市场份额；从短缺经济时代的凭票购物，到电商平台年GMV突破百万亿规模，“中国制造”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生产效率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更构建起万亿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格局。然而，与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形成尖锐反差的，是服务价值的长期低估与发展滞后——这头被商品繁荣“一条腿”拖拽前行的市场经济“瘸腿驴”，在狂奔中逐渐暴露出行进失衡的深层隐忧。
餐厅服务员弯腰90度的卑微问候换不来尊重，电商客服机械重复的“亲亲”无法解决实质问题，维修师傅持证却修不好简单故障，医疗服务在价格管制下陷入“廉价低效”的循环 。这种“商品强、服务弱”的畸形结构，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计划经济遗留观念、文化基因偏差、政策导向失衡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服务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其价值被漠视不仅导致数千万从业者收入微薄、尊严缺失，更制约了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本文将从历史根源、现实动因、深层危害与破局路径四个维度，系统剖析中国市场经济中服务价值长期未能改善的前因后果，揭示失衡发展背后的体制性困境与变革可能。
一、历史基因：服务价值低估的文化与制度溯源
（一）传统文化中的等级烙印：服务=臣服的认知错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层逻辑，从根源上塑造了“服务低贱”的集体认知。儒家思想构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伦理体系，将“服务”天然定义为“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臣服”，而非平等主体间的价值交换。在这种伦理框架下，服务者始终处于尊卑秩序的底层：官员出行时百姓需“肃静回避”，主仆关系中仆人需“鞍前马后”，即便商业活动萌芽，“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的二元对立也从未脱离等级思维的桎梏。这种文化基因延续至今，表现为企业要求员工“微笑服务”本质是复制“仆人对主人”的姿态，用户面对过度热情的服务本能怀疑“是否想赚更多钱”，而服务从业者则在“低声下气”的工作中滋生抵触情绪，形成“服务者卑微、被服务者傲慢”的认知闭环。
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念进一步加剧了服务价值的虚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取向将商业视为“末业”，服务则被矮化为“促成交易的工具”，而非独立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古代商帮倡导的“童叟无欺”，核心是诚信经营而非服务价值的体现；近代商业喊出的“顾客至上”，本质是销量至上的营销策略。当服务被剥离“价值创造”的内核，只剩下“讨好换钱”的工具属性，其价格自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定价——就像旧社会的堂倌靠“嘴甜腿快”赚赏钱，而非靠专业能力获得体面回报，这种认知偏差至今仍在影响着服务行业的价值定位。
（二）计划经济的遗产桎梏：服务=福利的价值虚无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性领域”，进一步消解了其价值属性。在传统MPS统计体系中，国民收入核算仅包含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因“不创造有形产品”被排除在外，形成了“服务业不产生价值”的制度性偏见 。这种认知直接导致国家资源向工业生产倾斜，服务业发展长期处于抑制状态：197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23.9%，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且主要集中在邮电、交通等基础性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服务几乎一片空白。
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模式，将服务纳入“福利供给”范畴，彻底割裂了服务与价值的联系。企业办社会、单位管后勤的模式中，食堂、澡堂、医疗室等服务设施均为免费或低价福利，既无需考虑成本核算，也无需关注服务质量。这种“服务无价”的供给模式培养了民众“服务理应免费”的消费习惯，即便市场经济转型后，这种认知仍根深蒂固——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支付高价，却对服务收费极度敏感，认为“花了钱就该被伺候”，而不愿为专业服务支付合理对价。同时，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延续至今，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仍存在严格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既是服务提供者又是监管者，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导致服务质量低下与隐性成本高昂并存的畸形现象 。
二、现实动因：市场经济转型中服务价值被边缘化的多重推力
（一）政策导向：重商品生产、轻服务发展的战略偏差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和庞大的就业压力，“发展生产、解决温饱”成为核心任务。国家政策的重心始终向第二产业倾斜：税收优惠、土地红利、信贷支持等资源集中流向制造业和商品生产领域，形成“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服务”的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GDP锦标赛”的考核机制下，招商引资的重点往往是工业项目和商品生产企业——一座年产百万辆汽车的工厂，远比一个能提供优质服务的连锁企业更能拉动GDP增长、创造政绩。这种政策导向直接导致服务业发展长期处于“配角”地位，资源投入严重不足。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服务领域的发展困境。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提出推进服务业市场化，但改革进程缓慢且不彻底：政府仍在教育、医疗、公用事业等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事业单位改制裹足不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问题突出；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面临资质审批、资金支持等多重壁垒，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建立 。同时，服务业价格管制的普遍存在导致价值扭曲——医疗服务的挂号费、诊疗费长期低于成本，教育服务的收费标准与实际投入严重脱节，这种“政策压价”不仅抑制了服务供给的质量提升，更强化了“服务廉价”的社会认知。周小川的调研显示，中国餐饮服务人员平均月工资仅2000元人民币，而韩国同行则达到2000美元，这种差距背后正是服务价值认知与定价机制的系统性偏差 。
（二）商品经济的虹吸效应：流量垄断与成本转嫁的双重挤压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缓解服务价值的低估，反而通过商品市场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失衡。电商平台构建的“低价竞争”生态，将商品生产的成本压力持续传导至服务环节：为了维持“9.9元包邮”的低价优势，商家不得不压缩物流、售后等服务成本，快递员被迫在计件工资模式下每天派送百件以上包裹，客服人员被要求在30秒内响应咨询却缺乏解决问题的权限和能力。这种“商品低价-服务廉价”的恶性循环，本质是平台算法主导的流量分配机制在作祟——算法天然倾向于推广低价爆款商品，将“即时转化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而服务质量、用户长期体验等难以量化的价值被边缘化。
平台经济的垄断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商品价值的主导地位。头部电商平台通过“二选一”、流量竞价等手段，掌控了商品流通的核心渠道，将大部分利润收入囊中，而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则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数据显示，快消品行业“出厂价10元，零售价9.9元包邮”的畸形链条普遍存在：平台抽佣、主播佣金、流量费用占据了大部分利润空间，生产企业只能通过削减服务投入维持生存。这种价值分配的严重失衡，使得服务行业既缺乏提升质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创新升级的动力——当维修企业只能靠低价竞争获取订单，自然不会投入资源培养技术人才；当餐饮商家利润微薄，必然会降低服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和培训成本。商品市场的繁荣，最终以牺牲服务价值为代价，形成了“商品越便宜，服务越廉价”的逆向淘汰机制。
（三）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服务能力的供给短板
服务价值的实现，既需要市场对其价值的认可，更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而中国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长期偏差，从供给端切断了优质服务的来源。应试教育培养的是“标准答案的追随者”，而非“问题的解决者”：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习惯了按指令做事、按模板答题，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思维惯性延续到服务行业，就表现为“按流程走、按话术说”的机械服务模式。某职业院校“客户服务专业”的课程表显示，80%的课时用于学习“礼仪规范”和“话术模板”，仅20%涉及“问题分析”和“投诉处理技巧”，这种培养模式注定只能产出“会微笑、不会解决问题”的服务人员。
职业教育“重证书、轻实践”的导向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能力的短缺。在维修、护理、技术支持等服务领域，职业资格认证往往聚焦于理论知识考核，忽视实操能力培养：考电工证的背得出电路图，却修不好家里的跳闸插座；考营养师证的记得住膳食指南，却给不出“三高”患者的具体食谱。企业培训则陷入“情绪表演大于专业能力”的误区：客服被要求“被骂也要赔笑”，服务员被训练“每30秒说一次欢迎光临”，销售被教导“夸用户有眼光”，唯独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分析问题、调用资源、落地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对比德国西门子的客服培训——60%课时用于“技术问题诊断流程”，10%用于“沟通话术”，其一次问题解决率达到89%，远超国内同行52%的平均水平，这种差距正是教育与培训体系导向差异的直接体现。
三、深层危害：服务价值低估对经济社会的系统性侵蚀
（一）消费升级受阻：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的转型困境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市场正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型，2021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达44.2%，但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这种差距的核心并非需求不足，而是优质服务供给短缺与价值低估导致的“消费外流”——消费者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却在国内难以获得满意的服务体验，只能转向海外市场。2025年前11个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1664亿美元，延续了近30年的逆差格局，美国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在中国内地斩获近5亿美元票房，正是国内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鲜明写照。
服务价值低估形成的“低质低价”循环，严重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者在经历多次“花钱买气受”的服务体验后，逐渐降低对服务质量的预期，形成“不愿为服务付费”的逆向心理；而服务提供者因收入微薄、缺乏激励，进一步降低服务标准，陷入“消费者不愿付费—服务者缺乏动力—服务质量低下—消费者更不愿付费”的恶性循环。这种困境在生活服务领域尤为突出：家政服务因缺乏专业培训导致投诉率居高不下，养老服务因定价过低难以吸引优质人才，文旅服务因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消费升级的本质是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美好生活”的转变，而服务价值的缺失，恰恰让这种转变失去了关键支撑——当消费者花高价购买了优质商品，却得不到配套的优质服务，消费体验的完整性就会被破坏，最终制约整个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
（二）产业转型滞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升级梗阻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服务价值低估导致的“服务业制造化”倾向，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的步伐。发达国家早已形成“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的深度融合格局，通过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供应链管理等高端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比亚迪在出口汽车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提供远程运维服务，使产品附加值提升30%，这种“货物+服务”的捆绑模式正是产业升级的核心方向。但在中国，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价值被低估，大多数制造企业仍停留在“重生产、轻服务”的传统模式，研发投入不足、品牌服务薄弱，只能在低附加值环节参与国际竞争。
服务贸易的逆差结构更凸显了产业转型的紧迫性。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高端制造业，而服务贸易逆差则集中在文化、咨询、设计、金融等知识密集型领域，这种“一顺一逆”的格局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制造加工”的中低端，缺乏高端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迪士尼通过“电影IP+主题公园+联名商品”的生态链，将一部电影的价值放大10倍以上，而中国影视产业仍依赖票房收入，数字版权运营、跨媒介叙事等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德国工业设计服务能为产品带来数倍的溢价，而中国制造业往往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将服务视为“附属品”，而非独立的价值创造环节——当服务价值得不到认可，企业自然缺乏投入研发、培育品牌的动力，产业转型也就无从谈起。
（三）社会公平失衡：数千万从业者的尊严缺失与权益受损
服务价值低估的直接受害者，是全国数千万服务行业从业者。餐饮服务员、快递员、保洁员、客服人员、维修师傅等群体，承担着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职能，却长期面临收入微薄、工作强度大、社会地位低的困境。数据显示，我国餐饮、零售等传统服务行业的平均月薪普遍在3000-5000元之间，低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且缺乏社保、公积金等基本保障；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兴服务从业者，在“计件工资”模式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面临交通事故、工伤等多重风险，社会保障严重不足。
更严重的是，服务从业者的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尊重。在等级思维和“服务廉价”的认知下，服务者往往被视为“可随意支配的工具”：顾客辱骂服务员、雇主苛责家政人员、用户投诉时随意发泄情绪等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尊严的缺失，不仅导致服务行业人才流失严重——年轻人不愿从事服务工作，行业从业者多为弱势群体，更形成了“低素质从业者—低质量服务—低社会评价”的负面循环。社会公平的核心是“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而服务价值的低估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当服务从业者的专业能力和劳动付出得不到合理回报，当他们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基本尊重，社会公平也就成了空谈。这种失衡不仅影响数千万家庭的生计，更埋下了社会矛盾的隐患。
（四）经济韧性不足：单一依赖商品出口的风险累积
过度依赖商品出口和商品生产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中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风险。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都对我国商品出口造成了冲击；而服务价值的缺失，使得我国经济缺乏抵御风险的“缓冲垫”——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经济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正是因为服务业具有抗周期性强、就业吸纳能力大、附加值高等特点，能够对冲商品市场的波动风险。
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4.6%，远低于26.4%的全球平均水平，这种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的韧性不足。当商品出口因外部环境变化受阻时，服务业难以接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实体商品市场竞争白热化、利润空间不断压缩时，服务领域的价值潜力未能得到释放。更严重的是，商品市场的繁荣依赖于低成本优势，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如果不能及时提升服务价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经济可能陷入“商品优势丧失、服务短板未补”的双重困境，影响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破局路径：重构服务价值的市场逻辑与制度保障
（一）文化重构：从“等级服从”到“平等价值交换”的认知革命
改善服务价值的根本，在于打破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维，重塑“服务是平等价值交换”的认知。政府、企业、媒体应共同发力，通过宣传引导、典型示范等方式，扭转“服务低贱”的偏见：媒体应多报道服务行业的优秀从业者，展现他们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如技术精湛的维修师傅、贴心周到的养老护理员、善于解决问题的客服专家，让社会看到服务的价值；企业应摒弃“下跪式服务”“表演式服务”的营销模式，倡导“专业、尊重、高效”的服务理念，让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处于平等地位；学校应将“服务意识”纳入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劳动、重视服务价值的观念，从根源上消除等级偏见。
同时，要回归服务的本质——“解决问题”而非“情绪表演”。企业应改变“重态度、轻能力”的服务评价标准，将“问题解决率”“用户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让服务者从“机械微笑”转向“专业服务”；消费者应树立“优质服务值得付费”的理念，理性看待服务收费，尊重服务者的劳动成果，拒绝“花低价享高端服务”的不合理诉求；服务从业者应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以专业素养赢得尊重，摆脱“靠卑微换生存”的困境。只有形成“服务者有尊严、被服务者得便利、市场得效率”的良性互动，服务价值才能真正得到认可。
（二）政策改革：从“重商品、轻服务”到“双轮驱动”的制度转型
政策导向的调整是重构服务价值的关键。政府应打破计划经济遗留的制度壁垒，建立“商品与服务并重”的发展政策体系：一是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制定《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除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外，其余领域一律向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二是取消服务业不合理的价格管制，让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服务价格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反映服务的真实价值和成本，同时建立价格监管机制，防止垄断定价和乱收费现象；三是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在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服务业与制造业同等的优惠待遇，鼓励企业投入服务创新和人才培养。
要优化服务业的市场环境，打破平台经济的垄断格局。政府应加强反垄断监管，禁止平台企业通过“二选一”“流量竞价”等手段挤压中小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引导平台算法向善，将“服务质量”“商家多样性”“用户长期价值”纳入算法考核指标，改变“唯低价是举”的流量分配机制；完善服务行业的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规范服务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服务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制造业企业向“制造+服务”转型，通过研发设计、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增值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
（三）教育革新：从“重证书、轻能力”到“能力导向”的人才供给
解决服务能力短缺问题，需要重构教育与培训体系。学校应调整人才培养导向，职业院校应增加服务专业的实践课时，将“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高等院校应开设服务经济、服务管理等相关专业，培养高端服务人才，为服务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企业应建立“能力导向”的培训体系，减少“话术培训”“礼仪培训”的比重，增加“专业技能”“问题诊断”“应急处理”等内容的培训，提升服务者的实际能力。
同时，要完善服务行业的职业发展通道。建立服务技能等级认证制度，将技能水平与薪酬待遇直接挂钩，让服务从业者有清晰的职业上升路径；提高服务行业的薪酬水平和社会保障，吸引年轻人投身服务行业，改变服务行业“人才流失严重”的现状；加强服务行业的权益保护，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工伤保险制度，保障服务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体面生活。只有打造一支“专业、稳定、有尊严”的服务人才队伍，优质服务的供给才能得到保障。
（四）产业融合：从“商品+服务”分离到“深度融合”的价值升级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提升服务价值、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企业应打破“商品与服务分离”的传统模式，将服务融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形成“商品+服务”的价值闭环：在产品设计阶段，融入用户需求调研、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在生产阶段，提供供应链管理、生产咨询等服务；在销售阶段，提供专业导购、场景体验等服务；在售后阶段，提供维修保养、回收利用等服务，通过服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用户粘性。
要培育高端服务业，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数字服务、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品牌；借鉴迪士尼“内容IP+数字衍生品+主题公园”的生态模式，推动服务的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将单一服务产品延伸为完整的价值链条；加强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鼓励国内服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服务市场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产业融合与高端化发展，让服务从“商品的附属品”转变为“价值的核心载体”，实现商品与服务的协同发展。
结语：告别失衡增长——迈向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经济时代
中国市场经济四十余年的发展，用商品繁荣的“一条腿”跑出了惊人速度，但服务价值低估的“另一条腿”却始终停滞不前，这头“瘸腿驴”的前行之路注定难以长远。服务价值的长期低估，不仅制约了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数千万从业者的尊严，成为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重构服务价值，并非要否定商品市场的成就，而是要实现“商品与服务双轮驱动”的均衡发展。这需要我们打破传统文化的等级偏见，摆脱计划经济的制度遗留，扭转政策导向的失衡偏差，重构教育体系的人才供给——这是一场涉及认知、制度、产业、人才的全方位变革，注定任重道远。但随着消费升级的持续推进、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回归，服务价值的提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服务者能够凭借专业能力获得体面收入和社会尊重，当消费者能够为优质服务心甘情愿付费，当商品与服务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摆脱“瘸腿驴”的困境，迈向商品繁荣与服务优质并重的新经济时代。这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
廉价的服务价值——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畸形发展的瘸腿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