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好“三农”深度报道的“天”与“地”——以《南方》杂志“三农”报道为例

2025年7月，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委宣传部公布《“媒体+”赋能“百千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出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文件，充分肯定了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一篇好的“三农”报道在乡村振兴中的能量不容忽视。

新闻传播学科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既把目光投掷在数字媒介的乡村在地性实践，同时也将其标的为媒体报道可资取用的重要素材。近几年来，作为广东省委机关刊，《南方》杂志“三农”深度报道屡屡斩获国家级大奖。2020年，《南方》杂志推出的“蹲点老区访初心”系列报道（以下简称“老区系列报道”）入选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系《南方》杂志作品首次荣获该奖项。2022年，《南方》杂志推出的“12221——‘粤字号’农产品成功出圈密码”系列报道（以下简称“12221系列报道”）获得国家乡村振兴局主办的“乡村振兴好新闻”奖，是全国仅有的10个获得二类及以上作品奖项的地方媒体作品之一。2023年，《南方》杂志推出的“蹲点乡村问振兴——广东驻镇帮镇扶村周年调查”系列报道（以下简称“驻镇系列报道”）再次入选第七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并入围第33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系列报道类。笔者以《南方》杂志上述获奖作品为例，剖析一篇优秀“三农”报道的形成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一）“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三农”深度报道的必要性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问题，重要性和复杂性尤为明显。

一方面，跳出一时一域用广阔时空视野看“三农”，“三农”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从纵向上看，把“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史和中国发展史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棋局中，才能理解“三农”的战略支撑作用，才能看清“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从空间上说，“三农”也不是一域之事，其内涵不仅包括作为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农业产业，还拓展至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农民收入分配、权益保障等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思想指引方向，理论指导实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蕴含深邃的理论观点、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厚的“三农”情怀，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三农”报道，帮助和引导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广大“三农”工作者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服务好亿万农民群众。

由此可见，“三农”工作越复杂，就越需要广大“三农”媒体工作者做好理论阐释、政策宣传、工作报道等。在当前“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互联网正成为社情民意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在“三农”领域同样如此。一个负面信息在网上发酵后，往往会给农民群众带来损失，给乡村振兴带来阻碍。比如笔者在调研采访“12221系列报道”时了解到，2018年广东湛江徐闻菠萝因为遭遇寒潮等原因，部分菠萝发生“黑心”情况并流向市场，引发全国市场对徐闻菠萝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大滞销，菠萝最低降到5毛钱一市斤都无人问津。面对互联网上汹涌的热点舆情，一些媒体或是被牵着鼻子走、失去专业判断，或是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存在失语和“边缘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做好“三农”深度报道，壮大主流舆论声音十分必要。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就要求我们要出台比以往要求更高的政策举措，也要解决比过去更难啃的“硬骨头”，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挑战。亿万农民和广大“三农”工作者迫切需要找到可以借鉴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样本，以及更加精准有效的克难之道、解题之策，更好地推动“三农”发展。做好“三农”深度报道，推动调查研究向深度发力，全面拓展“三农”报道领域，讲好“三农”故事，显得愈加迫切。比如，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2021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创新开启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全域全覆盖推进全省1000多个乡镇、近2万个行政村全面振兴。这是广东史上规模最大的帮扶行动，派驻范围、力量及方式在广东帮扶历史上少有。然而，从“驻村帮扶”到“驻镇帮镇扶村”，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广东驻镇帮镇扶村一周年之际，《南方》杂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推出“驻镇系列报道”，深度记录工作队听民声、察民情、问民意的为民情怀，展现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调研精神，并且深入一线剖析当前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探寻未来乡村振兴之路，挖掘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探索经验，为各地推进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提供参考。

（二）“三农”报道的复杂性对深度报道提出更高要求

从整体上来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既有生产力的发展，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覆盖的人群也非常庞大，这就决定了“三农”深度报道在调研采访方面必然面临各种难题。

首先是在调研采访中很多方面缺少官方信息统计和口径，不同的采访主体面对同一问题回答差别较大。一方面，工业报道、商业报道等其他经济报道，以及就业等民生报道，往往都会有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和政府的权威说法，相比之下在“三农”报道中，尤其是在农业经济报道中，因为农户较为分散，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减免所得税，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较大等原因，往往没有精准的统计和官方材料。比如，笔者在进行“12221系列报道”调研采访时，发现不少地方都缺少对农户种植荔枝亩数的总体统计，或者是仅有大户（比如100亩以上）的统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农户的荔枝种植亩数变动很大，部分坡地、山地等地方种植的荔枝由于农户长期在外地务工等原因处于失管状态，有些农户因为荔枝种植太分散也不清楚自己有多少亩，政府更难以掌握这些变动信息。但荔枝种植总体亩数和农户亩数的区间统计信息对于当地荔枝产业的发展规划至关重要，目前很多地方只能有一个大致估计的数字。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户对相同的问题、政策等看法差别较大。不光是农户，笔者在采访相关政府部门时，同样会碰到这种问题。比如在“驻镇系列报道”的调研采访中，镇领导和帮扶工作队之间的思想冲突经常都会发生。有的工作队反映，地方政府以能不能拉来资金作为衡量工作队能力的根本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对工作队提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规划重视不足。还有的工作队反映，好不容易引进企业，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却难以满足市场投资主体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和当地政府在采访中很可能存在两种说法。

其次，“三农”采访主体面对媒体时的语言总结能力相对较弱，往往缺少清晰的思路。简单来说，就是很多采访对象说不到“点子”上。比如笔者在做“驻镇系列报道”调研采访时，有些工作队成员没有做过农村工作，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难以有清晰的想法和表达。何况广东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在全国是率先探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驻镇工作队的想法和思路差别较大。比如在产业引进的问题上，有的镇集中精力搞大项目带动，项目总投资甚至高达几千万元，而有的镇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并不具备承接大产业、大项目发展的条件。

最后，有些“三农”采访主体的思维局限性导致其想法与党委、政府政策相悖。笔者带着问题深入乡村采访的过程中，会收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声音，比如在进行“12221系列报道”调研采访过程中发现，培育推广新品种是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很多农民表示不愿意种，有的农户嫌成本高，有的农户怕种不好，有的农户担心大规模推广后未来价格会下降。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不能听到这些“所谓的”跟政策相悖的回答就觉得没有价值，用问题导向去阐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三农”深度报道。

由此可见，“三农”深度报道在实践中会面临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同样是当地党委、政府在推进“三农”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难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做好“三农”深度报道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方面的重要性。

“三农”深度报道的“深”应该在哪里？优秀的标准应该如何判定？笔者认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错综复杂的农业活动中，只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找到背后的原因和政策逻辑，才能真正挖掘出事件背后的深意，抓住深度新闻报道的“魂”，写出具有思辨色彩和创新观点的稿件。

（一）顶“天”：心中始终有大局、有主线、有思想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认识形势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我们做好“三农”深度报道的必然要求，更是由“三农”本身特殊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做好“三农”深度报道，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看“三农”。比如，在做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报道时，不仅要算经济效益和机会成本这个经济账，更要算国家粮食安全、经济社会大局稳定这个政治账。

做好“三农”深度报道，首要的是记者本身要学深悟透党的“三农”创新理论，深入了解党的“三农”政策。脱离了党的“三农”创新理论，浮于表面，是不可能形成一篇优秀的“三农”深度报道的。在掌握党的“三农”创新理论之后，做好“三农”报道的关键，在于讲好党的“三农”政策背后的思想和逻辑，做好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的“翻译官”。在采访调研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有一个思想和主线。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农”问题表现在农村，但解决之道在城镇。不理解这句话，就理解不了广东为什么要搞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不理解广东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笔者在参与“驻镇系列报道”时，不少驻镇工作队反映，在脱贫攻坚战时期，部分原省定贫困村建立的扶贫产业，原驻村工作队离开后，失去了消费帮扶，很多产业难以为继。之所以出现这个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展产业，规模小，没办法走规模化、市场化的销售渠道。广东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统筹一个镇来整体谋划乡村产业。理解了这些，在采访的时候才会更有针对性，才能精准地挖掘到亮点，让整组稿件更有价值。后来，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又发现，一个镇一个镇地规划产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县域优先保证工业园区的建设用地指标等原因，导致镇里面缺少建设用地指标，很多产业就算引进来也没法落地。另一方面，一个镇的产业难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往往“一产”的产出难以支撑“二产”和“三产”的发展。所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开展以来，广东高度重视大力振兴县域经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所以说，每一个政策措施的背后，都有其思想主线。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下乡采访前，要做足功课。只有理解了这些政策背后的思想主线，带着思想主线去调研采访，才能写出有价值的文章。

再比如，笔者在参与策划“老区系列报道”时，正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全党开展。调研发现，老区苏区振兴发展，最为关键的地方是要充分利用好红色遗址、传承弘扬好老区苏区精神。因此，“老区系列报道”最核心主线，是将地方发展与老区苏区精神紧密结合。该系列报道深入阐述了老区苏区精神对地方振兴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呈现了广东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经验，不仅使内容丰富且富有深度，还极大增强了可读性。

（二）立“地”：从小处着眼、从深处着力，提升报道的实用性

与其他领域的新闻报道有明显区别的是，“三农”报道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广大农民、农业农村系统的党员干部职工、农业产业建设者等，他们阅读“三农”深度报道的最重要的需求之一就是想获得党和政府的政策、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农村发展成果、其他地区可供参考的发展经验等方面内容。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在进行“三农”深度报道时，要注重提升报道的实用性。

首先，“三农”深度报道要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有力助手。比如，《南方》杂志在推出“驻镇系列报道”的同时，面向全省组织开展“百份优秀乡村振兴调研报告”和“百份优秀镇域乡村振兴规划”评选活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意义，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驻镇系列报道”深入一线、解剖麻雀、聚焦精准，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现实意义。通过行进式的密集调研采访，摸清农村急难愁盼，给出乡村振兴方案，体现新闻报道的有为、有用、有品，为广东优化调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广东方案”“广东智慧”。《南方》杂志协同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召开广东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座谈会，相关调研报道成为全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会议的参阅材料。

其次，“三农”深度报道要坚持“受众本位”的理念，具有农民情怀。在农村发展中，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三农”工作的成败。许多农村报道缺少价值，主要是因为偏离了“专业视角”和“受众本位”的理念，没有贴近农民、贴近实际、贴近市场，多浮在现象本身，因此显得空洞无味。一个“三农”新闻工作者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认识深度和情感厚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有怎样的农民情怀。这就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尊敬农民、关心农民、呵护农民，这样才能写出让农民信服的好作品。

比如，笔者在做“12221系列报道”采访种植户的时候，如果直接问这一年平均卖多少钱一斤，卖得怎么样，种植户可能直接说没统计、不清楚。这是因为销售季经常长达1个月甚至更长，有些种植户没有及时记账总结的习惯。帮助“三农”采访主体去归纳总结，也是媒体工作者的重要素养。如果换一种思路，问种植户一共卖了多少钱，卖了多少斤，简单的计算就知道答案了。还有的农民在采访中前后回答不一，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在不同销售阶段个体感受出现偏差。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在调研采访的时候，要本着对农民的尊重，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反复地去求证。

最后，主流媒体服务“三农”工作，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用笔墨镜头推动问题解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涉及方方面面，加上各地村情不同，实现路径也不尽相同。“三农”的宣传工作一定要紧贴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

要实现对深刻的理论、政策作大众化解读，必须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做支撑。这就要求记者采访时应从辩证角度出发，科学地把握住具体事实与全局的联系，把握住报道的口径与尺度。针对上文讲的“三农”报道调研采访的几个难点，比如缺少官方信息统计和说法、采访主体缺少归纳总结能力等，这些都要靠加倍的采访去弥补，通过反复的沟通去确认。在写其他报道的时候，每个方面可以只找一个典型案例，但是“三农”深度报道的采访对象经常需要找两三个来相互佐证。相比于其他报道的采访对象，因为很多农民不了解国家政策和社会信息，想法和做法会更加复杂，所以就需要多听多看。只有大量而深入地调研，挖掘出足够的信息和细节，并善于归纳和总结分析，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好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驻镇系列报道”深入调研了全省30多个乡镇和省乡村振兴局领导，“12221系列报道”赴湛江徐闻、茂名高州等地采访了大量的种植户、企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老区系列报道”蹲点梅州大埔、韶关南雄、潮州饶平、汕尾海丰、惠州惠东等老区苏区，挖掘出大量的细节和生动的案例。实践证明，只有深度调研采访，才能让论述更有说服力、更有感染力，形成有温度、有品质的系列作品。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越是应对风险挑战，越要夯实“三农”工作基础，越要强化“三农”主流舆论阵地。

与其他报道相比，“三农”深度报道具有较为明显的服务性和不可替代性。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通过深入的调研采访，提供全面、权威的信息以供市场参与主体及政府进行决策、参考，助力政府在人力、信息等领域的效能提升，既能够拓展媒体的服务功能，又极大地提升了报道的可读性。尤其是对于党媒来说，优秀的“三农”深度报道对于增强读者对媒体品牌的重视度、实现“黏性效应”可以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略）

作者：

史成雷  南方杂志社财经部区域经济工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