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业过去一年的况味复杂。不知道公众号读者们大家过得怎么样？
尽管我所在的单位在年报中骄傲宣布科研经费和项目再创新高，行业内部却涌动着降薪潮和预算削减的暗流。医疗行业资本市场去年也呈现“先扬后抑”的完整图景：25年上半的各个数额巨大BD交易似乎希望一扫24年产业的颓势，但是很快进入另一个重整平台期。
行业全景在过去一年是冰火交织的对照，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开年时的乐观情绪与年末的审慎反思形成了鲜明对比。压力与机遇并存，是这个行业最真实的写照。一方面，创新领域持续突破，全球医疗交易额保持增长，产业活力不减；另一方面，运营压力和结构调整给从业者带来了直接挑战。普遍感受到监管环境的收紧，企业增长预期变得谨慎，特别是医疗技术公司，大多数业绩承压，具体板块分化加剧。
时代的寒气平等地触及每一个从业者。
不同机构的境遇差异显著。部分顶尖医院和学院在特定资源获取上依然保持优势，而全国近半数公立医院面临亏损，龙头医院也出现了预算缩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如DRG/DIP全面推开，改变了医院的收入模式和医生的行为激励。医院前期的规模扩张带来了债务压力，而经济环境下行和患者就医习惯变化，使医院收入难以覆盖运营成本。政策层面持续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导向，推动薪酬结构调整，提高固定收入比例，缩小不同级别医院和科室间的收入差距。预计未来几年公立医院经营压力会持续增加，药剂科和药学部在自动化替代（自动发药机）的背景下，减员增效的压力肯定是空前，但不是绝后。
尽管面临财务压力，以技术驱动的创新仍是医疗行业最活跃的领域。数字化转型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医疗机构高管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开发AI应用场景，自动化行政流程、辅助临床分析等探索如火如荼，许多机构将其列为工作重点。同时，手术机器人、医疗物联网、远程监护、可穿戴设备等技术正深度融合进诊疗全流程。这些创新推动医疗服务向精准化、个性化、院外化发展，重塑着医疗生态。
虽然也很想在开年的时候传递一些乐观的情绪，但是如果类比上个世纪初经典物理学晴朗的天空中漂浮着“两朵乌云”——“以太漂移”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
传统上，医疗行业的增长与资源投入呈线性正相关。但如今，在医保控费、预算紧缩的全球趋势下，这套模型难以为继。绩效下降、医院亏损正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体现。它迫使整个行业必须寻找一种不依赖无限资源投入的新增长范式与价值证明体系。我们团队从事的真实世界药学证据生成与应用同样如此。在医疗深度改革的新范式生成中，其核心驱动力在于要求药品和器械的价值证明，必须超越传统的临床试验，贯穿于其在中国本土临床场景下的全生命周期——从上市前的研究定位，到上市后的疗效、经济性及预算影响评估。
然而，理想范式遭遇了骨感的现实：真实世界研究本身正陷入一场“成本危机”。一方面，医保控费与行业调整导致来自医院的研究预算和药企的研发投入普遍收紧；另一方面，符合监管要求的高质量真实世界数据获取成本、合规的数据治理与高级分析人力资源费用却居高不下。这形成了一种“需求上升而资源下降” 的尖锐矛盾。
在医疗领域，类似的替代正在药剂科悄然发生。药房里，装满各类药物的自动发药机每天处理着大量处方。患者缴费后，医生开出的处方会自动流转到药房，工作人员扫描条形码后，发药机就能自动发药。现在借助智能拆零分装机，即使需要拆分的单粒或者多粒药品也可以实现自动发放。
预计未来几年公立医院经营和就业市场压力会持续增加，自动化替代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正如当自动发药机能够处理大多数常规药品发放时，药剂师的角色就必须从简单的药品调配转向更复杂的临床药学服务。我曾经以为药学部的科研能力赋能能够缓解这个趋势，但是药学科研相比临床科室存在显著硬件与发展空间不足，而且只有少数精英药师才能在有限的领域（精准药学、专科医院药学、药物经济学与药物流行病学等）实现转型和升级，对于广大药师群体着实杯水车薪。在这种背景下，药剂科和药学部在自动化替代的背景下，减员增效的压力空前。在AI代码生成工具的冲击下，初级程序员的价值也必须从简单的功能实现，转向更复杂的系统设计与架构理解，否则将面临严峻的职业边缘化压力。
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大量从医院药学岗位被淘汰和撤下的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们（许多只有中专学位，并长期从事调剂和发药的工作）。自ChatGPT等生成式AI出现以来，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可高度自动化”的岗位，对年轻人的就业冲击尤为明显。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将贯穿整个职业生涯，频繁调整岗位和工作内容可能成为常态，这要求我们转变对“稳定职业路径”的传统认知。每年毕业的数百万海量应届毕业生，与即将从熟悉药师岗位上被调整的中年人们，到时候何去何从，是许多人马上要面临的拷问。
去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在欧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肿瘤研究所（IARC）担任访问学者的工作，并参与了一些具体的研究。这里本应是全球科研协同的典范。然而，相比23年底到24年初那半年的访学，我亲眼目睹了国际科研合作的“优雅的碎片化”。跨大西洋合作的齿轮正在生锈，不确定的、日益政治化的经费趋势像一片阴云笼罩着长期项目。资助方越来越倾向于指定资金的用途与合作地理范围，“全球公共品”性质的研究时常让位于更符合本国战略利益的优先领域。尽管合作仍在进行，但成本高昂，共识基础正在被缓慢侵蚀；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在宏大理想与紧缩现实之间拉扯的疲惫感。
去年暑假八月，在阔别五年后，我借着参加国际药物流行病学年会的机会重返美国，在两周内密集拜访了东海岸与西海岸的顶尖学术机构、国家研究所、大学生物医学院、行业学术会议以及战略咨询与生物技术公司，与JAMA内科学主编到药企管理层等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深入交流。尽管此行目的本是寻求共识与接续合作，但我却更清晰地触摸到了中美在关键科研领域共识的裂痕。这种破裂并非公开的决裂，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疏离与路径分野。
在真实世界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领域，共识破裂尤为显著。过去，全球研究者们曾畅想共建跨国大型真实世界数据平台。如今，这已近乎天方夜谭。美国关于病毒溯源、数据透明、疫苗分配的政治化争论，留下了深重的后遗症。尽管科学家个人之间仍保持专业交流，但国家层面的、机构对机构的大规模协作机制已明显倒退。讨论的焦点变成了如何在各自的数据主权高墙内，利用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技术“隔空对话”。所有人在担忧发展中国家数据合规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在警惕数据出境可能带来的长远风险。技术工具仍在进步，但互信的基石已然松动，使得任何实质性的数据融合项目都举步维艰。
这“三朵乌云”会笼罩在2026年和未来的很长时间。我们希望在2026年和各方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谈不上终极解决方案，至少让现实变得不那么糟糕。
首先，面对真实世界研究的“成本危机”与“证据饥渴”，一个切实可行的破局思路，是将我们团队继续定位并建设一个专注于药物流行病学方法学的公益性、枢纽型中心。该中心的核心使命，是成为打破资源壁垒、提升行业整体效率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智力中台”，其具体解决方案在于公益培训与能力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源整合者、能力孵化器和标准制定者，和各方构建方法学公共品，旨在降低全行业的研究门槛与试错成本：
我们希望继续开发中文和英文的体系化课程，覆盖从入门到精通的模块化线上课程，聚焦真实世界研究设计、医保和电子病历的数据治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及SAS/Python/R标准代码实战。新的暑假课程预计在七月上旬向高校研究生、医院药剂科/科研处人员、企业研发及市场准入团队继续免费开放。
我们会继续与多家有代表性、信息化基础好的医院和区域性医疗数据提供商合作，在严格遵循数据不出院、合规和安全计算的前提下，协助其将异构的电子病历、医保结算数据，治理成符合研究质量的标准化数据模型。并围绕手术、重症医学、麻醉学、精神卫生和影像组学、辐射剂量学等专科领域，开发各种“开箱即用”代码库。我们会协同研究者们与研究生开发并开源一系列针对中国医疗数据特点的高级分析标准代码包。研究者只需根据自身数据特征调整参数，即可大幅降低分析阶段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以近期冬季呼吸道疫情为例，当医院面临挤兑、药品短期短缺时，完成转型的社区药师能够迅速演变为公共医疗体系的战略缓冲。他们能够执行专业分流，为症状轻微的患者提供权威的居家护理与用药方案，有效减少非必要门诊，将稀缺的医院资源留给重症；利用专业知识实施药品替代与协调，在“网红药”断货时，依据药理知识和药品可及性，提供等效、安全的替代选择，缓解社会焦虑；同时发挥社区药房可及性优势，开展主动风险管控，加强对哮喘等慢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随访，防止基础疾病因感染而恶化升级为住院事件。在以上场景中，药师的价值被客观量化：他们所减少的每一次不必要的急诊、所避免的每一例因用药错误导致的并发症，都直接转化为对医保基金的保护和对整体医疗系统压力的缓解。
最终，必须将药师创造的无形健康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职业回报与经济模式。我们希望在学术研究上推动并设计一套将 “药学服务”与“医保基金结余” 直接挂钩的价值分享机制突破。通过方法学创新与实证研究，将药师在服务中收集的 “结构化的健康结果数据”（如用药依从率提升百分比、轻症医院就诊降低率、不良事件避免率）进行严谨分析，精确计算出其服务所带来的医疗费用节约额。在此基础上，与医保部门探索创新支付试点：在一个签约的参保人群内（如一个医共体/医联体），若因药师团队的干预产生了经审计确认的医保基金结余，则可按约定比例（如结余的15%）作为 “价值药学服务费” 予以返还。如果可行的话，这标志着医保支付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从为“药品”这一商品付费，转向为药师创造的 “健康效益”与“费用节约” 这一成果付费。由此，药师的职业生涯将建立在为社区创造切实健康价值的基石之上，实现个人全新的专业价值、社会公共价值与职业经济价值的统一。
面对真实世界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成本与合规挑战，我们倾向于采取一种务实的路径：在基础人才队伍与方法学根基尚未成熟的阶段，不过度追求技术概念的先进性，而是着力于构建具有普适性与可复制性的研究模式。我们认为，当前的核心任务在于 “范式先行”——即在国内通过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专病数据库标准，并建立一套严谨、透明、可重复操作的项目实施与数据共享机制。我们坚信，一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结论，更在于其过程与方法能否被跨机构、跨地域的同行所验证、借鉴与延展。这种对研究基础可靠性的坚持，是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向国际学术界传递的关键信号：我们致力于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与碎片化科研体系里提供稳定与确定性、可信且能够协同工作的科学资源。
我们预见，全球科研合作的格局正在持续演变。为此，我们采取了主动而聚焦的策略来构建新的协作关系。自全球疫情趋于平稳后，我们便启动了在欧洲的科研拓展，通过直接、深入的学术访问，在比利时、法国等地与相关机构建立了实质性联系。这些合作并非始于宏大的框架协议，而是从专科、专病领域的具体课题切入，通过共同设计、共同分析与共同发表论文，逐步积累信任与共识。与此同时，我们系统性地维护并深化与韩国、日本、港澳地区以及北美、澳洲学术伙伴的联系。这种布局旨在形成一个多元、韧性的协作网络，其目标是双向的：一方面，将中国独特的医疗实践场景转化为高质量、国际可理解的研究证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持续引入外部先进理念的渠道，将公共卫生政策、医疗管理等交叉学科的思想与方法，有机融入本土的真实世界研究体系，从而推动该领域方法论与视野的不断进化。
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审慎，避免陷入对技术或短期成果的盲目乐观。我们深知，全球化科研体系历经长期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学术品味、组织逻辑与长效评价机制。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后来者，在科研产出规模与技术应用层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定义学科前沿议题的品味、组织复杂科学工程的协同能力，以及培养具备前瞻性视野的复合型领军人才方面，仍需持续学习与沉淀。因此，我们秉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则，即追求研究工作的严谨与卓越，同时以谦逊、开放的态度融入全球科学对话。
这些个体的来去，以及我在过去几年的经历，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组织的稳定与个体的流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我们无法奢望面面俱到，也无法期待毕其功于一役。这个世界不存在一项“先进”的技术能解决所有困难——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论是AI、大语言模型还是其他工具，都并非最终的答案。世界始终在曲折中前进，遵循着曲线上升、迭代与边际改善的逻辑。许多三年前尚在摸索的事，如今正逐渐成熟；而我们也在持续拓展新的边界。这一切，离不开持续的投入、原则的坚守、目标的明确，以及一份不汲汲于短期得失的定力。
二十世纪初理论物理学界的这两朵“乌云”，只是两个与现有理论（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不符的微小异常。但这些现实中观测到的异常，最终催生了彻底改变人类认知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引发了物理学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新年伊始，这篇原本计划展示课题组成果的总结，在几番犹豫后几乎被重写。在医疗行业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当下，或许一份坦诚的反思，比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为合宜。
科研没有终极的解决方案，世界总是在曲折中迭代前进。新的一年，惟愿以持续的投入、清晰的定力，与各位同行一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共同等待并催生那些足以驱散“乌云”的新范式之光。请大家关注并支持我们去年全年发表的学术工作。
道路曲折，但我们已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