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张三是A公司的采购主管，在A公司采购B公司产品的过程中，张三虚高了产品的价格，经公司内部审计核算，造成A公司相比采购其他公司的同种同类产品多支出了500万，A公司于是向当地警方报案。经查，B公司的李四通过各种途径，在B公司向A公司长期提供产品的合同期间内，一共向张三及其亲属账户打入了100万元。
一、商业回扣的社会背景及原因
1、经济与市场环境
2、文化与人情土壤
企业之间“商业回扣”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业回扣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文化、经济与制度多重因素交织的社会生态，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市场竞争与供求失衡：供大于求时，6回扣成为“销售捷径”；供不应求时，则成为获取稀缺资源的“敲门砖”。 2）“权力黑箱”与资源集中：如平台企业的关键岗位，掌握着不透明的巨大资源分配权，为寻租创造空间。创造了强烈的行贿与受贿动机，尤其在资源分配不透明、权力集中的领域更为高发。 1）人情社会与功利性交往：关系网络中，资源互换常以金钱作为最直接、私密的回报。 2）“职位寻租”的潜规则：将岗位职权视为可换取不正当收入的私有资源，成为一种不良社会文化。为回扣行为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和行为“合理性”，使其在熟人关系中更易发生且隐蔽。 在商业回扣中，围绕一个行为链条，双方人员及相关单位均可能涉罪： 主要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职务侵占罪。 特殊情形：若收受回扣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则可能构成受贿罪。 乙方员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回扣，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若乙方是向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则构成行贿罪。 如果给付回扣是乙方的单位意志，利益也归单位，则可能构成单位行贿罪。 如果甲乙双方员工共谋，通过虚增价格等手法侵占甲方公司财产，则双方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 张三的行为极大概率构成职务侵占罪，李四则构成该罪的共犯。 案例中，所有关键事实都指向了“通过虚高价格，侵占本单位财产”这一本质，而非简单的“收受交易对方贿赂”。 1、主体身份：张三是A公司（非国有企业）的采购主管，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 2、核心行为：张三虚高了产品价格，造成A公司多支出500万元。这是利用采购职务便利，欺骗公司财务，制造财产损失的关键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中“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模式。 3、资金来源：李四支付的100万元，是发生在A公司已按虚高价格支付货款之后。这100万元来源于A公司多支付的500万元货款，是这笔钱的一部分。这决定了100万元的实质是A公司的财产，而非B公司让渡的自有利润。因此，张三的行为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属于侵占本单位财产，而非收受他人财物。 4、李四的角色并非行贿方，而是共同侵占A公司财产的参与者，李四明知张三虚高价格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A公司的资金。然后通过配合签订虚高合同、接收A公司多付的货款、并将其中100万转给张三，完整参与了侵占行为的关键执行环节。因此，李四与张三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李四通常会被认定为从犯。 关于A公司，除了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可同时控告张三与李四），还应立即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二人对500万元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此类案件也暴露出在采购定价、财务审计、供应商管理等内控环节存在严重漏洞，亟待完善。对于张三这样的人，人性是不可预防，但把企业制度这个笼子扎牢，才能防范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