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二次调查报告(上):平遥段村镇
写在前面的话：这是1月13日调研的报告，新年晋城的那次调研报告还有一期没有写，先更新一下最近的这一次，本月内一定会发晋城的第三期的。此次调研报告较为琐碎，基本没有著名的国保建筑，大家选择性浏览就好。
平遥汾阳传统村落调查报告（上）
山西商人作为师门研究的重要方向，对于平遥的重视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大概算了一下，去年大概前往了平遥十几次，可能是调研过最多的地方，而汾阳虽然不是传统的祁太平票号所在地，但其历史上有大量的外出经商的商人，虽然去年也去了数次汾阳，但汾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依然需要细细了解，因此像平遥和汾阳这样的地方，无论去多少次都是有新的收获和体验的，本次进行调查的目的地有：平遥南羌村、平遥北常村、平遥南常村、平遥段村、孝义中阳楼、孝义司马村、汾阳普会村、汾阳见喜村。 南羌位于平遥的西南，和介休的张兰镇仅有一线之隔，现隶属于段村镇，根据康熙年间的《平遥县志》记载，在东汉建安年间，平遥就有羌城，但是随着民族融合和历史发展，当地居民的羌族外貌和生活习惯已经和周围的居民没有什么差别，只能从名称上看到其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既然有南羌，在山西这种“对半村”，即南北、东西、上下、左右、大小等等都表明了其历史上某种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南方，还有内外的划分。南羌和北羌现被241国道分开，但这一段的241国道是沿着古河道走的，可能历史上两者联系也不是很紧密，南羌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存是更多的。南羌村的东西方和北方都是河道或者沟壑，仅南侧有较大的平地，整个南羌处于一个较高的平地之上，如果从古代军事的角度而言，其易守难攻，且其四周都有较厚的夯土墙，当然这种堡墙的修筑年代不会太早，和晋中盆地广泛分布的堡也没太多的区别。 从太原出发，经京昆高速和东吕高速，从平遥南出高速后，走371县道后500米向西转即可从东进入南羌村，南羌村虽然并不是中国传统村落，但依然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民居。我们首先到了村中2023年新建好的关帝庙，原来乾隆三十七年重修的关帝庙在1998年被烧毁而仅存门楼和正殿的遗址，之前的关帝庙1982年就被认定为平遥县文保单位，但是现在重建的关帝庙还能算为文保单位吗？ 重建的南羌关帝庙为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屋顶上方有三个小的琉璃方胜，仅一小院，廊下有新碑一方，次心间分别为壮缪侯和追风伯的匾额，院外有柏树一棵，虽无时间说明，但大概也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关帝庙的时间要比有记载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更加早。在院西南30米处有一排五间的砖砌窑洞式硬山顶房屋，为菩萨殿。通过阅读殿前的新碑可知其于2023年重建，主要出资人为驻村企业，即村南的煤焦公司。关帝庙的东侧即为堡墙，现高约5米左右。 村中的老建筑基本为窑洞式砖房，一进和二进为主，面阔三间五间不等，村西头有“张氏醋坊”和“王氏酒坊”的历史建筑，都已废弃无人居住。部分民居的门头有石匾，凝晖钟瑞的字样。 村中散落着两块墓碑，首先是在关帝庙东南30米处的堡墙下有一块落款为乙巳年的清代残碑，可见的字有“皇清敕封修职佐郎乡……岁在乙巳秋七月立”说到乙巳年，虽然已经进入2026年，但农历新年还没过，因此还在乙巳年，清代的乙巳年共有五个，1665、1725、1785、1845、1905。“修职佐郎”为散阶称号，明朝首置，为文职从八品的升授，清代演变成为从八品的封赠，检索《三晋石刻大全》，其中最早出现的修职佐郎的时间为乾隆十三年，所以该碑的时间应当是在1785、1845和1905年中的，再看其碑额的花纹繁杂程度，我觉得符合清朝中晚期的特征，我将其判断为1845年的墓碑，当然，这个判断存在很大的问题，还需要小心求证。 另外一块在北堡门南100米的西侧库房内，也是一块残碑，仅可见其上半部分，保存得更差，只不过其落款清晰，为乾隆十二年，碑额疑似为“用述永久”，具体的官职已经看不清楚。 村中有两处旧建筑有明确的归属，首先是在村东的“路军军人王福晶故居”，另外一处为“革命英雄李淑元故居”，但关于这两位军人和英雄的资料，目前都无法查找到更多相关，不过既然有标识肯定有其原因，期待地方学者对其有更准确的断定，村内其他的建筑有标注的还有“梁家豪宅”和“刑家大院”。村中的老院子大概有30多处。 除此之外，在两处“革命故居”中为“大跃进时期的仓库”，其墙上还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字样。村中还有一“李氏当铺”，和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其有一个较长的门厅，之前，在其他地区的村里也见过几个当铺遗址，但是其大多的表现是沿街开一个小窗，不知道这个长的门厅作用是什么，或许是有两道门？村南路上有一“大跃进时期托儿所”，这些都是不同年代的南羌村的历史见证。 村中的堡门有两个，首先是北边偏东的古堡北门，仅剩一卷门，上部分的建筑已不存，在堡门外有“永安”的石质匾一个，其东侧有壁碑一方，已经漫漶看不清楚，依稀可辨为捐献碑，姓王和梁的居多，捐款的类型以银为主。隔着241国道，东北方向有一处五开间的窑洞建筑，村中人说，其为原来的真武庙。南堡门较北堡门更为宽大，首先是因为南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南向为假想敌的主要进攻来源，北门为沟通北羌村和进行通行的通道，因此南堡门的二层有瞭望口，更为高大的瞭望台也更好地观察来犯之敌。南门外的建筑多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建，不过一三角形的建筑还是蛮有趣的。 从南羌出发后，向东出发，远远地看到一个碉楼式的建筑，其四周为夯土墙，建于夯土墙的西北，看堡墙的平滑程度为近几年重新修葺，其建筑也夯土墙在东墙最南开一门，通过文保碑得知其名称为“乾山楼”，其门上有一石质匾为“巽兴门”，题额下有几列小字，但是距离太远无法看清，大概为修建或重修巽兴门的人民名单，以闫姓居多。从残存的痕迹看其卷门上原有木质门楼，乾山楼的“乾”，巽兴门的“巽”，都为八卦中的方位，我们都知道，八卦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所谓的先天八卦，即相传是伏羲氏推演出来的，是概括天地自然的一种模式（先天性），它的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巽西南震东北；兑东南艮西北，两两相对。《易·系辞》中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如果从这个方位来看，我们的乾山楼所处的堡墙西北就不符合八卦的说辞，因此其采取的后天八卦，即周文王所推演的，代表万物的生长变化（后天性），即：“离南坎北；震东兑西；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乾西北”的方位。从八卦可以说清楚建筑和其命名的具体原因，当然，乾卦的卦形为“三”，因此该建筑也被称为“乾三楼”，乾山楼可能是误传。 但在此处修建如此之高的建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当地有几种说法：首先是乾山楼到北京和西安的距离都为1300里，而其所处的北常村在西北方向地势较低，所以修建的原因是保证村内的风水，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因为从军事的角度而言，其西侧的南羌主要假想敌为南侧，如果北常从军事角度修建，应当在南侧，乾山楼的修建年代是在清代，而在民国期间又有修葺，这个时段，正是山西商人外出经商获得巨大资金的时代，因此，当地第二个说法即为北常村的一常姓商人外出北京经商不能回家，家中老母思念儿子而不可得，于是儿子从北京买回一盏宫灯，并在村的西北乾位上修建一座高楼，将宫灯挂在楼上眺望北京，儿子即可看见以缓解相思之苦，所以当地的村民将其称之为“望儿楼”，传说故事故不可信，但足以证明平遥北常村的悠久的经商历史深刻的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并影响了后者的思维方式。 回看乾山楼，其为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博风板和悬鱼都在，灰瓦覆顶，楼身南、北、西三面设望孔，顶部为女儿墙垛口。由于未能进入，因此更多的细节无法查看。
在乾山楼的东侧100米，即为北常财神庙，是平遥现存的9个财神庙之一，为近年重新修建，根据资料，该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修，坐北朝南，一进院落，由门楼、正殿、东西配殿组成。正殿为两层，下层为砖券窑洞5孔，带前廊，上层为木构建筑，面宽一间，进深三椽，单檐硬山顶。其殿内的清代彩塑头部在上世纪90年代被盗，这似乎是其不怎么开放的原因，其山墙有布施题记6款，说一句题外话，平遥县的文保碑上的字体，还是很好看的，和现在千篇一律的机打字体不同，其做法采取了第一、二批文保碑的手写方式。
北常村南部有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北常普音寺，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山门，为下窑上阁式，一层为十字窑，村内东西街道穿窑而过，二层为重檐十字歇山式阁楼，面宽五间，进深五间，四周回廊。整体风格为明代建筑，现在其四周有大喇叭，古代的楼阁在现代依然发挥着作用。“普音”为佛说法的声音：意为 “普遍音声” 或 “周遍一切之音”。佛教认为，佛说法的声音具有无量功德，能平等、无碍地传递到众生耳中，根据众生根器不同而能被广泛理解。在《维摩诘经》中就有“佛以一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的说法，这“一言”即可理解为“普音”。之所以对“普音”做一介绍，是因为现存的光绪年的《平遥县志》，记载普音寺最早修建于唐代，而前些年的文物工作者通过寺内原存的天启年间的碑，确定普音寺的现存主体建筑，即山门和正殿为天启年间所建。
但是通过对普音寺正殿的照片的观察，我认为其正殿很有可能是元代的建筑，理由有三：一是其修于台阶之上，虽然很有可能是因为其旧的基还在，但是不高的基础完全有必要将其夯平而直接以平整修建。二是其柱头卷刹明显，屋顶高大，在进深四椽的基础上做到屋顶和柱一样高，内部做了抬梁式结构。三是其当心间所出的如意斜拱完全不像是明后期的做法，风格和镇国寺的山门很像。寺内原存的天启年间的碑为天启元年《新建山门刻铭谨志》，其仅新建了山门，具体内容为：“境属古陶离陬十五里敕普音寺一座，自嘉靖时遭虏，火焚山门楼一座后，建横砖窑一间，内塑四天王……硬新剏山门三间，内塑太难忘四像，外塑金刚二尊……”，完全没有正殿修建的记载，因此正殿为元代遗构是完全有可能的。
（图二十九·北常村普音寺正殿；图源：晋中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普音寺暂时并未开放，我们也未能进入一观，但是从晋中市博物馆的官网能看到几张照片，其斗拱为五铺作的双下昂斗拱，其实这里的昂依然是假昂。晋中市博物馆将其放在了国保单位名录中，但这里是错误的，北常普音寺是2016年的第五批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2019年进入第八批的时候呼声很高，但是没有入选，不过第九批应该不会错过了。我们在普音寺的东侧山墙下发现了5块供台碑，有时间的4块，为正德年间、顺治十五年、康熙五十六年和道光十五年。这些先人石作为保护寺庙的一部分也挺好，唯物辩证法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因此没有永恒的事物”，一个事物要想长期存在，他的反面也必须存在，如果没有嘉靖年间的蒙古人入侵，现在也看不到普音寺高耸的山门阁楼了。
普音寺西侧有一大面积空地，可能为之前的打谷场之类的空间，南侧有一观音堂，门头为木质的四垂柱三间，为近年所修，北侧为五道庙，其整体内嵌夯土墙之中。
从普音寺出来向南过了372县道即为南常村，村北有一七佛寺，现存一进院落，门外南侧下方50米有重建戏台一座，整个七佛寺由门楼、正殿、东西配殿组成，正殿两层，下层为砖券窑洞5孔，带前廊；上层为七佛殿，面宽三间，进深三椽，单檐硬山顶，四檩前廊式构架，外檐斗栱为一斗二升交麻叶。门楼为仿木构砖雕门楼。寺内有一阿姨常年居住，寺内有一村民说阿姨算命很准，因此七佛寺有大量的供养物品，院外的两侧有两株小柏树，东侧柏树的地方原为一口井，因为七佛寺地势很高，这个地方能有井还是少见的。进入院内后，我第一感觉这不仅是一个佛寺，其前身大概率为道观，因其正殿外有两个硕大的旗杆石，而佛教寺院里几乎没有旗杆的存在，只有道教序列的寺庙内才喜欢用旗杆石，而其一层为“五爷宝殿”，进入殿内，主尊为五道将军，东西两侧为文殊和普贤，塑像都是新塑的，之前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上层七佛塑像为过去七佛。
寺庙内对于同学们研究最有价值的是一层当心间外东侧的碑，为道光二年的《重修庙碑》，碑中记载该庙当时是位于“平邑常村南堡东南隅”，而现在的七佛寺却是在南常村的北边，所以南常村的主要发展方向是东南，而这次修建中“增建龙王行宫”，最终“正面起砖窑上下两层，上供七佛，存其旧也，下奉龙神，建其始也”。因此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宗教性的寺庙中，出于当地的用水需求，增加民间神祇反而呈现出一种和谐的表象。该碑的碑阴中，有着500余人的布施名单，可惜的是没有其募化的地点，虽然有着大量的字号甚至是熟知的字号，也无法判断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不过在最后，有一些蒙古人的捐款，这些蒙古人大多数是蒙古脚夫，虽然有些是喇嘛，但是清中期后，大量的喇嘛沦为脚夫。这些名字的出现，除了可以证明在此时的平遥商人已经在草原的经商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同样给内地带来了边疆的影响，晋中地区广泛分布的真武庙就是这一过程中最好的例子。
（图三十五·南常村七佛寺道光二年《重修庙碑》碑阳）（图三十六·南常村七佛寺道光二年《重修庙碑》碑阴）六、段村永庆堡
从南常村的七佛寺出来后，前往了段村进行考察，段村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是段村镇的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当天正在赶集，但由于前期工作准备的不足且临近中午，在段村的考察草草结束，只前往了村东南的永庆堡，资料上说其建于乾隆年间，原有南北两座堡门，现只存北门，我们正是从北门进入，其二层有阁楼一座，为玉皇阁。而从北门向南的原来南门内侧，有一观音堂，为现代所修，所出的前廊下有2004年的修缮碑一座，为修缮观音堂和玉皇阁的捐资名录。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寄巫山。
封面图：平遥县北常村乾山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