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七:主体认定中常见疑难问题

为了解近年来非法采矿罪的司法处理情况，课题组通过对公开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

样本数据库：元典智库

检索关键词：案由=非法采矿罪

案例范围：结案日期在2022年、2023年、2024年的判决书、裁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并删除未明确提及具体案情，无分析价值（如准许撤回上诉、抗诉，终止审理，修正词句错漏的裁定）的司法文书，对一审、二审、再审为同一案件的司法文书进行去重，共获得804份司法文书，其中判决书672份、裁定书49份、不起诉决定书83份。通过对804份司法文书中的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案件进行拆解，共得到1315个涉案主体（包括纯正自然人1238人、单位25个和两责人员52人）的相关数据。

检索时间：2025年7月8日

以该804份司法文书为基础进行数据统计近三年非法采矿罪的犯罪趋势。

也有少部分农民、无业者为非法采矿合伙设立公司，采挖自身所在村庄的矿产，由于公司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采矿为主要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仍属于自然人犯罪。如金某贵、刘某华等非法采矿案中，被告人金某贵、刘某华等6人均为农民，系建水县某某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从某甲厂厂房左边空地及土坡处开采砖瓦用粘土来制造砖坯烧制红砖售卖，得款后按照投资入股比例对违法所得进行分赃，数额从5万到15万不等，由于存在自首及退赃情节，最终被判处8个月到2年不等的缓刑。¹

1.单位类型

在样本数据中，涉案主体包含单位25个，其中部分司法文书对单位类型（业务范围）进行释明，被释明类型的单位有19个。其中类型为矿石企业的占比最高，有12例，占到被释明类型单位主体的63%，其业务范围主要为矿石开采、加工、销售，其非法开采的对象主要为建筑用岩石，也包括铅锌矿等金属矿物；其次为工程公司，有3例，占15.8%，其非法开采的对象为可以用于工程的砖瓦用粘土矿、建筑用灰岩和砂石；其余为材料公司、航运公司、投资公司、村办企业各一例。从上述数据可见，非法采矿领域单位犯罪存在较强的行业集中性和业务关联性。

2.两责人员职务分布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本罪属于双罚制。在样本数据中，部分司法文书也对单位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责人员）身份进行了释明。对两责人员在被追诉单位中的具体岗位作出说明的案例共19个，几乎全部为经营、管理者，共18例，占到95%，其中为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共15例，占到单位样本数据总数的60%。在实践中，单位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一般拥有对违法事实的决策权，且管理行为留痕，公权力机关易于收集、保存、固定证据，从而更有利于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犯非法采矿罪单位的两责人员多具有主要经营、管理者身份。

共同犯罪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13人，为李某甲、李某旺等非法采矿案，案中13人均为李姓，在采挖建筑用石料方面各有分工，有人以山岭的使用权入股，有人以资金入股，有人以铲车、挖掘机的租金入股，有人主要负责在采挖现场指挥、管理财务，还有人负责联系、协调村民等。最终法院认定山岭的使用权人、直接参与非法开采行为的铲车、挖掘机主、在现场指挥非法开采行为以及管理财务的6人为主犯，其余虽然出资，但没有参与管理或仅协调村民的7人为从犯。²

在非法采矿共同犯罪案整体数据中，3人以上共同犯罪并不多见，其中两人协作完成的情况最多，多数非法采矿共同犯罪案件中组织化程度较低，人数较多的非法采矿一般为亲友、熟人配合作案。

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采矿案件认定从犯非常谨慎，但能够认定主犯的角色却很多，如出资者、协调关系者、山场所有者、现场管理者、设备所有者（采砂船船主、以挖掘机入股并实际参与采挖的人）等一般均被认定为主犯。

1.帮助犯行为+入股=主犯

通风报信都属于典型的帮助犯行为，但在从犯认定更加严格的非法采矿犯罪中，往往存在“帮助犯行为+入股=主犯”的司法认定。

如彭某强等非法采矿案中³，被告人彭某强、彭某平等人非法采砂，彭某强参与非法采砂，其主要行为是拉拢涉案河段新石村原支书被告人吴某光非法采砂。吴某光在政府查处沙场时，多次给彭某强通风报信。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彭某平、吴某光系从犯的意见。法院认为，彭某强与彭某平在共同犯罪中，彭某强系犯意提起者，其提起犯罪即得到共同作案人的响应，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平均分配利润，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作用均等；彭某强与吴某光共同出资购买挖机，约定利润均分，共同管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亦相当，均应认定为主犯。因此辩护人所提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最终认定彭某强、彭某平、吴某光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该案裁判要旨即为“在他人拉拢下，为非法采砂活动通风报信，且参与共同管理和利润分成的，综合全案情节，可以认定为主犯”。

前文在数据分析一节中提到的以挖掘机入股参与利润分成的案例，提供犯罪工具同样属于典型的帮助犯行为，但因为入股分成，同样被认定为主犯。

2.受雇佣提供劳务且领取高额固定工资或者提成的，可以认定为从犯

在非法采矿主从犯的判断上，实际获利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非法采矿解释》第11条规定：“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因此，以直接参与利益分成者为主犯，领受较高工资或少量提成的受雇人员为从犯。如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王某章、康某川等人非法采矿案中⁴，被告人王某章、康某川商定盗采海砂，将共有船舶改装成采砂船，另购买船舶改装成具备屯砂、出砂功能的过驳船；雇佣被告人康某杰为船长，被告人康某河、康某强、姜某、康某滨等人为船员，并商定采砂超过30船，每多采一船，船员就可以多拿到1550元的奖金补贴，拿到的奖金按工资比例划分。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章、康某川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康某杰、康某河、康某强、姜某、康某滨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对于何为“高额固定工资”，此次检索范围内也有一例。在郭宝拴非法采矿案中，⁵被告人郭宝拴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小堡段河道内为马某（已判决）等人在夜间非法采砂过程中看道放哨，每晚获取300元左右的报酬，被法院认定受雇佣为他人非法采矿提供劳务并领取高额固定工资，郭宝拴另有吸毒史，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3.事先通谋的购赃销赃者，可以认定为从犯

这类人往往是与非法采矿的行为人有事先交流，约定好收购矿产品，因此能被认定为非法采矿罪，但由于其毕竟未参与采矿过程，故而通常被整体认定为从犯。

如单传锋、李建艳非法采矿案中⁶，被告人李建艳、单传锋参股金泰码头，分别占股15％、12.5％，并参与金泰码头管理工作，经事先通谋，明知系犯罪所得的矿产品仍予以转移、代销、窝藏，被法院认定为非法采矿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分别对其减轻处罚，最终虽然贩运海砂数额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但均被判处缓刑。

但在有些案件中，购赃销赃者内部又有层级分工，虽整体认定为从犯，但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其地位作用。如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李某宝等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⁷，被告人李某宝、洪某贵、李某顺分别按照40%、40%、20%的占股比例共出资875.8万元购买“皖迎河XXXX”内河散货船，共谋贩运非法盗采的海砂牟利。其中李某宝负责联系海砂买卖事宜，洪某贵负责收付砂款、支付工资，李某顺负责指导船舶维修。2021年2月，李某宝等三人以每月2万元工资雇佣王某雷（失踪）任船长，以每月1.2万元（2021年9月份工资调整为每月2万元）雇佣被告人桂某光任轮机。法院认定李某宝、洪某贵、李某顺、桂某光比较直接实施非法采矿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对较弱，均属从犯。但李某宝在四被告人中处于组织、指挥核心地位，洪某贵负责财务收支，属于骨干成员、作用较大，均不应适用缓刑。最终判处李某宝、洪某贵实刑，李某顺、桂某光缓刑。

上述案例中李某宝、洪某贵都属于分成比例较高的参与者。获利因素即便在从犯群体内部的区分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采矿作业中，常涉及采矿工程的承包经营。发包方作为采矿权人，本身负有接受国家监管，依法按照相关规定采矿、保护国家对矿产资源所享有的所有权的义务。因此，如果发包方实际参与矿山的经营管理，但未履行其作为采矿权人的义务，如未核实开采点是否属于合法探矿区的范围，未履行对承包方施工范围的监督责任，则即便非法采矿行为系承包方作出，其行为与承包人非法采矿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构成非法采矿的共同犯罪。

例如，在李小林、民丰县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非法采矿罪案⁸中，2018 年 10 月，被告单位民丰县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水源公司）与被告人李小林签订了合作开采锑矿石协议，约定被告人李小林可自行组织施工队到万水源公司的合法矿区采矿，所采矿石六成归李小林所有、四成归万水源公司用于配合完成民丰县人民法院（2014）民执字第 14 号执行裁定书的内容。被告人刘子青作为万水源公司的总经理，直接负责与李小林合作采矿。后李小林雇佣人员使用挖掘机到昆仑山黄羊岭，在万水源公司合法采矿、探矿区域之外，非法开采锑矿石。其间，万水源公司总经理刘子青未向李小林确认开采的具体位置，放任李小林非法开采。12 月 28 日，李小林安排运输锑矿石的车辆被民丰县国土资源局查扣。经鉴定，开采的矿石样品锑含量为 38.44%，17.1 吨锑矿石价值人民币 484785 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小林和被告单位民丰县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超越合法探矿区的范围，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锑矿，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同犯罪。在非法采矿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小林实际组织非法采矿，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单位民丰县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放任李小林非法采矿，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但如果发包方已经实际退出了经营管理，并尽到了基础的告知、提醒义务，之后只是单纯获取利润、提供辅助性的配合工作，主观上对于非法采矿行为不明知的，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犯。

例如，在敖某兵非法采矿案⁹中，因丁某兵欠李某保约 320 万元欠款，丁某兵将长兴某某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的开采权、经营权、管理权全部抵押给李某保，用于清偿所欠的 320 万元款项。因李某保不懂开采业务，遂通过陈某秋找到敖某兵（一直从事矿山开采业务），商定由敖某兵进行开采。丁某兵（甲方）、李某保（乙方）、敖某春（丙方，敖某兵的弟弟，实际上是敖某兵参与）三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规定：甲方将长兴某某全部资产及经营管理权交由丙方经营管理；甲、乙双方不参与长兴某某的任何管理工作，只需掌握生产量数据，并约定李某保在开采矿石中每吨抽 5 元，丁某兵则每吨抽 6 元，其余收入都归敖某兵所有。2020 年 11 月 3 日，敖某兵正式入场开采，至 2021 年 3 月底期间，敖某兵在长兴某某山场上一直进行开采（敖某兵在采矿期间负责长兴某某的全部日常管理工作，丁某兵、李某保没有参与任何工作，只是各自委派他人参与过磅监督开采数量）。2021年3月底，因中央环保督察，敖某兵停止开采，但敖某兵开采队伍还在矿区，没有其他开采队伍进场。2021年6月4日，丁某兵、李某保、敖某春（实际是敖某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2020年11月3日进场，其间春节等法定假日未能生产，至2021年3月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新余，自生产至结束总时段不足三个月，现长兴某某受检查影响已完全拆除，政府下令封闭矿场；丁某兵按生产总量提取6元／吨的利润，扣除已经领取的款项和承担的各项费用，应再提393250元，李某保按生产总量提取5元／吨的利润，扣除已经领取的款项和承担的费用，应再提160960元；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合作解除，长兴某某归还原矿主丁某兵，以后该矿恢复治理等所有政府主导工作由丁某兵承担，李某保、敖某兵不承担任何责任。之后，敖某兵等人接手对长兴某某进行生态修复。敖某兵于2020年11月3日入场开采前，丁某兵明确告知敖某兵不能超深越界开采，同时敖某兵也事先看过长兴某某开采设计方案、采矿许可证等材料，但为了尽快把投入的本钱收回，敖某兵在明知对长兴某某北侧区块五（一石头山体，山体中部有一山洞）的开采会造成超深越界开采的情况下，仍然雇请他人持续在北侧区块五超深越界开采。对此，法院认为，敖某兵、丁某兵、李某保在合作开采及后期的生态修复期间，虽是以长兴某某名义申领炸药、申请开展和进行生态修复，但非法开采的违法所得均由敖某兵根据协议在敖某兵、丁某兵、李某保之间予以分配，并未归长兴某某，不符合单位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使用”的构成要件，故本案不属于单位犯罪。在案证据已证明丁某兵、李某保未参与合作开采期间长兴某某的经营管理，邓某中在敖某兵非法开采期间仅是作为其员工负责后勤工作，以及替老板敖某兵去政府办理一些长兴某某的业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三人与敖某兵存在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故不应追究其非法采矿罪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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