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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 | JAE论文:中国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实践

   日期:2026-01-14 00:36:5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本站编辑    评论:0    
文献阅读 | JAE论文:中国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实践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China

Lu H, Shin J E, Zhang M. 2023.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76(1): 101598.

文章摘要

本文提供了关于中国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实践的基于调查的证据。采用基于美国首席财务官(CFO)的先前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项目(Graham 等,2005;Dichev 等,2013)作为基准来比较本文的结果。本文发现中美企业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强调了中国企业在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认知上的一些主要差异。例如,中国企业并不认为达到外部盈利基准是重要的盈余管理动机,不认为自愿披露可以显著降低资本成本,也没有显示出比好消息更快披露坏消息的倾向。本文还提供了来自后续问卷和实地访谈的额外证据,以证实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探讨潜在解释。总体而言,本文的发现表明,国家层面的制度差异对依赖理论驱动的实证指标或来自美国环境的研究问题的国际研究构成了挑战,强调在应用相关理论框架时必须充分考虑具体国家的制度背景。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到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沟通的主要手段,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中国政府积极借鉴欧美国家金融市场中的经验,并改进相关的监管规定,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社会与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塑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之处,使得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的动机及特征与西方国家存在诸多差异。

现今已有许多学者探讨在不同制度环境中,企业财务报告的差异。如Leuz等( 2003 )的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会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股权结构的分散程度、投资者权利的强弱以及法律执行力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国别差异;Bhattacharya等 (2003)发现国家的会计不透明水平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同时,美国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调查提供了一系列资料,使学者能够深入了解美国企业的财务报告实践和收益质量。如Graham等(2005)、 Dichev等(2013)通过实地研究考察了以美国为例的股东驱动型治理模式下的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在实务层面验证了会计金融文献中关于财务报告和披露实践的实证发现。然而,对于这些财务报告实践是否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具有显著制度和法律环境差异的新兴市场,现有证据仍然有限。

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

(一)利益相关者驱动的治理模式

在股东驱动的治理模式下,企业的经营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司治理法规鼓励外部的债务和股权市场对经理人进行更多监督,公开信息披露是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代理冲突的重要渠道。

在利益相关者驱动的治理模式下,企业经济活动涉及政府、银行和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国家会计准则的建立和执行通常由政府主导,工会、银行和商业协会等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政治团体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财务报告更少受到市场参与者需求的影响,而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私人沟通和密切关系是更加可行和有效的交流渠道。缓解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并不是企业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唯一或主要目标,企业有更强烈的动机考虑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网络。

(二)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

控股股东由政府或创始人组成,而中小股东是外部投资者—典型的中小散户,企业会优先考虑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保持稳定的关系,有较少动机通过财务报告来缓解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

已有研究探讨了政府在塑造国有企业的信息环境中的作用。除了为股东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外,国有企业还追求多元化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作为回报,国有企业在股权和债务市场上享有隐性的特权,如更宽松的上市要求和更低的债务违约风险。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信息环境普遍比非国有企业差( Gul et al., 2010; Chen et al., 2010)。

总体而言,股权集中的公司通过财务报告缓解代理冲突的动机较低。

(三)基于关系的商业交易盛行

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催生了许多以关系为基础的商业交易。相较契约关系,社会网络具有更强的执行力,中国企业更倾向与众多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

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关系是推动中国企业运营成功的基础。此外,许多基于关系的商业交易并不以市场价格发生,对管理层公开披露信息产生逆向激励。研究发现,企业与分析师会面后,市场反应积极且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提高 ( Cheng et al. , 2016 ; Han et al. , 2018 ; Bowen et al. , 2018 ; Cheng et al. , 2019),企业也可能利用分析师传播私有信息 ( Li et al. , 2020),验证了私人沟通渠道能够缓解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四)相对薄弱的法律体系

法律监管环境在推动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股东需要通过及时公开的信息披露对企业尽职调查。因此,股东诉讼是驱动高质量财务报告的重要机制。在中国,由财务报告和披露结果导致的预期诉讼成本相对较低,历史上中国与会计有关的诉讼数量和处罚显著低于美国。但最近的趋势表明,中国企业面临的责任威胁也有所增加(Lennox and Wu, 2022)。

总体而言,中国相对较弱的法律环境与较低的诉讼风险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激励不足。

研究问题

已有关于中国市场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中国企业的财务报告结果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性质。但大多数研究基于公开数据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自实地调研的直接证据十分有限。然而,中国关系型经济中普遍存在多个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报告和披露决策尚不清楚,且大多数与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协调和私下沟通是难以观察到的。而基于公开数据的实证研究对揭示企业报告和信息披露驱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间接地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为该研究提供直接的实证证据。

研究设计

(一)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为调查问卷。为了将调查结果与基于美国企业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从Graham et al. ( 2005 )和Dichev et al. ( 2013 )的研究调查问题中选择了以下三类问题:报告盈余的特征、盈余管理和盈余平滑的动机、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

(二)调查对象及来源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中国上市公司中主要负责财务披露事务的人员,具体以董事会秘书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新财富》杂志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名单。《新财富》杂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办,在中国的财经媒体中颇具影响力,其每年会进行一些调查并提供调查结果的年度排名,如“新财富全明星分析师”、“金牌董事会秘书”、“中国最富裕人士500强”、“最佳投资银行”等。本文的调查由中国《新财富》杂志社于 2017 年管理和发行,《新财富》杂志创建了包含调查问题的网站链接,并发送给所有被认为是“金牌董事会秘书”的2,094 名的董事会秘书,最终共收到 207 份有效回复,回复率为 9.89%。

实证结果

(一)调查结果讨论

1. 报告收益的特点

基于利益相关者对业绩稳定信号的诉求,中国企业更多地强调盈余数字的可预测性,以向外部传递业绩稳定信号。基于股东的信息真实性需求,美国企业更多地强调盈余数字的合理性或可验证性。原因有以下两点:①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投资者,议价能力较低;②由于关联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存在和集中的企业股权结构,中国企业较少依赖财务报告来缓解代理冲突,企业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是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发出稳定的信号,维持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关系。

2. 盈余管理的动机

(1)盈余管理

①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对各种盈余管理动机的支持程度小于美国,仅有“影响股价”和“达到盈利基准的外部压力”的平均分值为正显著,与投资者关注有关的因素激励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②中美企业不同动机的总体排序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企业的盈余管理更有可能是出于“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和员工)”的动机;在美国,管理层激励是操纵报告盈余的重要因素。

(2)盈余平滑

①在中国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模式下,盈余平滑主要为了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业绩稳定的信号。并且,中国企业主要通过协调核心利益相关者而非会计操纵来实现盈余平滑。②在美国股东主导的治理模式下,盈余平滑主要是上市公司为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通常会通过会计准则范畴的手段操纵盈余以实现盈余平滑。

3. 自愿性信息披露实践

(1)自愿披露的动机

中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企业认为专有成本是限制自愿披露的主要原因,原因可能是专有信息中包含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细节以及商业秘密,这些信息不便向投资者传递,被上市公司限制披露;其次,诉讼成本并不显著制约中国企业的自愿披露决策(美国企业46.4%认为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最后,“避免引起股东和债券人不必要的审查”是中国企业限制自愿披露的第三大原因,而该因素在美国企业排在最后,因此代理问题相关的因素对中国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约束要大于对美国公司的约束。此外,中国企业较少认同自愿披露能降低资本成本,这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银行)可通过私人渠道沟通,从而降低了对公开披露的依赖有关。

(2)自愿披露的时机

关于自愿性披露信息的时机,中美企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中国企业管理层公平对待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倾向强于美国企业;其次,中国企业更有可能更快地披露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而美国企业的调查结果表示,美国受访者更倾向于更快地披露坏消息。关于自愿性披露时机的动机,中国企业更认可更快地发布好消息,因为坏消息需要时间来解释,而美国公司更认可更快地披露坏消息以提高企业透明和准确报告的声誉。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没有表现出比好消息更快披露坏消息的趋势,这与他们更倾向于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业绩稳定信号、以及较薄弱的法律制度导致的诉讼风险较低相一致。

(二)额外的田野调查证据

1. 盈余管理

中国企业倾向于表明他们的盈余管理动机较弱。而前文的主要调查项目具体指的是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盈余管理,没有涉及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和其他操纵的可能性,比如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以维持企业稳定和平滑的盈余。为了深入研究这种可能性,研究团队分发了一份后续问卷,该问卷没有将盈余管理限制在会计准则范围内,而是考虑了更广泛的盈余管理概念,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和财务欺诈,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是对其经济业绩进行虚假呈报时可能采取的方式。排名前三的类别分别是:夸大收入(30%)、高估资产(15%)和低估成本(14%),其次是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真实盈余管理(14%)。仅有8%的受访者表示,企业通过使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估计,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操纵盈余。这表明,中国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采用超出会计准则范畴的手段进行盈余操纵。

2. 沟通渠道和利益相关者

以往研究通常认为,与利益相关者的私人沟通渠道是影响中国企业信息环境的主要制度因素。为了更直接地考察私人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后续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关于公开信息披露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作用。研究表明,企业在进行公开披露决策时,将股东、分析师、其他投资者、政府等资本市场参与者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就财务和其他重要信息进行沟通的问题上,27 %的受访者承认对非正式渠道的依赖。

3. 自愿信息披露激励措施

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尤其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传递企业长期稳定业绩的信号,并受到许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重视。这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不会因为严格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而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假设相违背。事实上,86 %的受访者回答,他们是通过提供企业经营活动(51%)、企业战略(19%)、股价相关事项(14%)等企业信息来进行自愿披露,也包括与投融资决策、社会责任、企业形象相关的信息。

文章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以及旨在比较不同国家财务报告实践的国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强调并挑战了在依赖资本市场约束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将中国作为典型情境进行简单类推的适用性,指出实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特定的制度差异;另一方面,它指出用于衡量理论构念的代理变量可能因制度背景不同而面临内部有效性挑战,从而体现了发展更稳健、可比性强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最后,本文旨在推动更深入地理解制度环境如何塑造中国企业的信息披露效应,并激励未来研究将国家层面的制度差异作为影响企业信息环境的重要因素。

总结与启示

文章提供了中国企业对财务报告和披露行为的观点的实地调查证据,打开了中国企业财务报告和披露实践的“黑箱”。通过与美国企业的结果对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高质量盈余的定义、盈余管理和盈余平滑的动机以及自愿性披露坏消息和好消息的动机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国强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散户投资者的主导地位、集中的股权结构以及相对薄弱的法律制度。

文章的结论与中国利益相关者驱动的企业治理模式相一致。财务报告通常被认为是缓解企业与外部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工具,但在中国,财务报告还具有向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传递稳定业绩信号的重要作用,公开披露有助于传递企业协调主要利益相关者以维持稳定业绩的能力这一关键信号。

文字|周虹

编辑|刘佩珊

初审|姚思晴

复审|张曼乔

终审|龙文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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