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崇 教授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吴崇,王熠婷,魏晓蕾,等. 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 [J]. 财会月刊, 2025, 46(21): 16-23.
★下载全文·请点击以下文字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PDF
原载《财会月刊》2025年第21期
【摘要】 治理变革和政策激励双向赋能是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的两维度影响出发，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大、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董事社会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本土创新策源与补链式OFDI协同推进领军企业基础研究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4BGL03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 ‘混改’ 驱动江苏制造国企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3EYB003)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高管团队技术烙印对我国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KYCX25_1554)
【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南京 210044。吴崇为通讯作者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如何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以支撑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2025年数字经济会步入全面扩展阶段，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作为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国企应当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然而，2022年有关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国企数字化成熟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究其根源，“行政干预”和“委托代理问题”是众多国企避转、畏转与难转的主要原因。突破转型障碍，从治理机制优化的视角提升国企数字化水平是当前众多方案中的有力举措之一。随着“双百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方案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心进入“机制深化”阶段。其中，相对于关注投资并套现的非国有财务投资者，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在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可能更值得期待。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已有文献发现非国有投资者参股有利于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及效率，其中，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不仅可以抑制国企数字化转型中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而且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各具特色技能与产业资源的董事会成员及利用其社会网络开发，还可以更好地帮助国企开辟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信息和资源获取通道，这有助于形成“信息与资源联结效应”。另外，面对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异质性知识或多样化技术的整合机遇，国企还可以利用技术评价、选择和提炼方法，围绕数字化转型需求对内外部知识和技术进行重组式“技术整合”，这有利于形成数字知识和技术深度嵌入的“知识与技术整合效应”。然而，当前有关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有效性探讨还较为匮乏，上述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的影响机理也尚未明确。而且，要想全面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考虑我国“政府-市场”双轨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一些研究从财税激励、人才引进等政策激励方面展开探讨，发现众多政策激励中人才引进的信号传递和资源配置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另一些研究则从市场导向或市场环境方面进行探索，发现行业竞争性、要素流通性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因此，在“政府-市场”双向赋能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重调节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两维度影响出发，构建“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市场引导”的双重调节作用的研究框架，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的视角，研究其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国企数字化转型决定因素的研究领域。第二，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以及技术整合理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的传导作用，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三，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探究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向协同效应，丰富了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权变因素研究。
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23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即前十大股东中包含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股东的混改国企）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数字化转型（对年报的MD&A部分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的总词频与年报MD&A部分文本总字数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程度（从股权制衡、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参股制衡：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委派董监高共治：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监高人数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探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混股权－融治理”逐层递进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国企应在参股制衡的基础上，提高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董监高参与高层治理的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在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国企治理层和管理团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效率。
第二，激活“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传导机制。国企需要持续推进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的社会网络开发功能，以增强其在整合产业数字资源方面的特色优势，从而快速识别和利用产业数字资源的分布格局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变革机遇。此外，国企还需构建动态的技术整合能力，基于自身现有数字平台与技术基础，在捕捉、评估与融合数字新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新旧知识及数字技术的有机整合，从而与其数字化转型形成耦合互补效应。
第三，发挥“政府-市场”激励引导的双向协同效应。一方面，国企可以利用人才引进政策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人才关键障碍，同时发挥该类政策在商业信用评价和利益相关者支持方面的信号传递作用，从而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创新要素整合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从制度、要素与竞争等层面深化市场改革，畅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渠道，强化行业数字化竞争导向，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源整合效率和数字技术开发效率。
第四，“通权达变”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精准施策。国企需要“权衡应变”地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积极利用技术背景董事的职能优势、高新技术行业的科技优势以及地区数字经济政策的禀赋优势，从而把握数字化转型发展中信息、技术与资金等关键要素获取的机遇，以提升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协同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责任制作：何影婷 郑海月责任编校：黄艳晶 罗萍 责任政审：张瑾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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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崇 教授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吴崇,王熠婷,魏晓蕾,等. 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 [J]. 财会月刊, 2025, 46(21):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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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会月刊》2025年第21期
【摘要】 治理变革和政策激励双向赋能是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的两维度影响出发，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大、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董事社会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本土创新策源与补链式OFDI协同推进领军企业基础研究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4BGL03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 ‘混改’ 驱动江苏制造国企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3EYB003)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高管团队技术烙印对我国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KYCX25_1554)
【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南京 210044。吴崇为通讯作者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如何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以支撑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2025年数字经济会步入全面扩展阶段，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作为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国企应当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然而，2022年有关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国企数字化成熟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究其根源，“行政干预”和“委托代理问题”是众多国企避转、畏转与难转的主要原因。突破转型障碍，从治理机制优化的视角提升国企数字化水平是当前众多方案中的有力举措之一。随着“双百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方案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心进入“机制深化”阶段。其中，相对于关注投资并套现的非国有财务投资者，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在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可能更值得期待。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已有文献发现非国有投资者参股有利于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及效率，其中，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不仅可以抑制国企数字化转型中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而且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各具特色技能与产业资源的董事会成员及利用其社会网络开发，还可以更好地帮助国企开辟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信息和资源获取通道，这有助于形成“信息与资源联结效应”。另外，面对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异质性知识或多样化技术的整合机遇，国企还可以利用技术评价、选择和提炼方法，围绕数字化转型需求对内外部知识和技术进行重组式“技术整合”，这有利于形成数字知识和技术深度嵌入的“知识与技术整合效应”。然而，当前有关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有效性探讨还较为匮乏，上述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的影响机理也尚未明确。而且，要想全面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考虑我国“政府-市场”双轨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一些研究从财税激励、人才引进等政策激励方面展开探讨，发现众多政策激励中人才引进的信号传递和资源配置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另一些研究则从市场导向或市场环境方面进行探索，发现行业竞争性、要素流通性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因此，在“政府-市场”双向赋能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重调节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两维度影响出发，构建“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市场引导”的双重调节作用的研究框架，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的视角，研究其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国企数字化转型决定因素的研究领域。第二，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以及技术整合理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的传导作用，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三，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探究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向协同效应，丰富了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权变因素研究。
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23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即前十大股东中包含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股东的混改国企）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数字化转型（对年报的MD&A部分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的总词频与年报MD&A部分文本总字数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程度（从股权制衡、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参股制衡：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委派董监高共治：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监高人数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探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混股权－融治理”逐层递进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国企应在参股制衡的基础上，提高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董监高参与高层治理的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在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国企治理层和管理团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效率。
第二，激活“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传导机制。国企需要持续推进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的社会网络开发功能，以增强其在整合产业数字资源方面的特色优势，从而快速识别和利用产业数字资源的分布格局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变革机遇。此外，国企还需构建动态的技术整合能力，基于自身现有数字平台与技术基础，在捕捉、评估与融合数字新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新旧知识及数字技术的有机整合，从而与其数字化转型形成耦合互补效应。
第三，发挥“政府-市场”激励引导的双向协同效应。一方面，国企可以利用人才引进政策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人才关键障碍，同时发挥该类政策在商业信用评价和利益相关者支持方面的信号传递作用，从而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创新要素整合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从制度、要素与竞争等层面深化市场改革，畅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渠道，强化行业数字化竞争导向，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源整合效率和数字技术开发效率。
第四，“通权达变”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精准施策。国企需要“权衡应变”地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积极利用技术背景董事的职能优势、高新技术行业的科技优势以及地区数字经济政策的禀赋优势，从而把握数字化转型发展中信息、技术与资金等关键要素获取的机遇，以提升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协同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责任制作：何影婷 郑海月责任编校：黄艳晶 罗萍 责任政审：张瑾李珂
吴 崇 教授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吴 崇 教授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吴 崇 教授
吴 崇 教授
吴 崇 教授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吴崇男，1970年生，安徽桐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典型专业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主要研究 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
主要兼职 民盟江苏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江苏省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总决赛评审专家，多家知名期刊审稿专家。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主要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主要荣誉江苏省教学名师。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与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教师教学大赛竞赛一二等奖多项、省级本科优秀论文以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案例竞赛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吴崇,王熠婷,魏晓蕾,等. 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 [J]. 财会月刊, 2025, 46(21): 16-23.
★下载全文·请点击以下文字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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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会月刊》2025年第21期
治理变革和政策激励双向赋能是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的两维度影响出发，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大、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化转型；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董事社会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本土创新策源与补链式OFDI协同推进领军企业基础研究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4BGL03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 ‘混改’ 驱动江苏制造国企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23EYB003)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高管团队技术烙印对我国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KYCX25_155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南京 210044。吴崇为通讯作者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如何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以支撑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2025年数字经济会步入全面扩展阶段，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作为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国企应当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然而，2022年有关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国企数字化成熟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究其根源，“行政干预”和“委托代理问题”是众多国企避转、畏转与难转的主要原因。突破转型障碍，从治理机制优化的视角提升国企数字化水平是当前众多方案中的有力举措之一。随着“双百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方案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心进入“机制深化”阶段。其中，相对于关注投资并套现的非国有财务投资者，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在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可能更值得期待。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已有文献发现非国有投资者参股有利于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及效率，其中，具有产业资源和专业优势的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不仅可以抑制国企数字化转型中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而且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各具特色技能与产业资源的董事会成员及利用其社会网络开发，还可以更好地帮助国企开辟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信息和资源获取通道，这有助于形成“信息与资源联结效应”。另外，面对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异质性知识或多样化技术的整合机遇，国企还可以利用技术评价、选择和提炼方法，围绕数字化转型需求对内外部知识和技术进行重组式“技术整合”，这有利于形成数字知识和技术深度嵌入的“知识与技术整合效应”。然而，当前有关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有效性探讨还较为匮乏，上述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的影响机理也尚未明确。而且，要想全面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考虑我国“政府-市场”双轨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一些研究从财税激励、人才引进等政策激励方面展开探讨，发现众多政策激励中人才引进的信号传递和资源配置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另一些研究则从市场导向或市场环境方面进行探索，发现行业竞争性、要素流通性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因此，在“政府-市场”双向赋能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重调节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两维度影响出发，构建“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市场引导”的双重调节作用的研究框架，实证分析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的视角，研究其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国企数字化转型决定因素的研究领域。第二，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中的董事会作用观以及技术整合理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国企技术整合能力的传导作用，为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三，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探究人才引进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的双向协同效应，丰富了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权变因素研究。
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23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即前十大股东中包含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股东的混改国企）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数字化转型（对年报的MD&A部分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的总词频与年报MD&A部分文本总字数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影响程度（从股权制衡、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参股制衡：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委派董监高共治：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监高人数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探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制衡和委派董监高共治显著促进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委派董事社会网络开发和技术整合能力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市场化程度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与国企数字化转型关系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技术董事占比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混股权－融治理”逐层递进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国企应在参股制衡的基础上，提高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委派董监高参与高层治理的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在产业资源和专业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国企治理层和管理团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效率。
第二，激活“董事网络开发+技术整合能力”的双向传导机制。国企需要持续推进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委派董事的社会网络开发功能，以增强其在整合产业数字资源方面的特色优势，从而快速识别和利用产业数字资源的分布格局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变革机遇。此外，国企还需构建动态的技术整合能力，基于自身现有数字平台与技术基础，在捕捉、评估与融合数字新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新旧知识及数字技术的有机整合，从而与其数字化转型形成耦合互补效应。
第三，发挥“政府-市场”激励引导的双向协同效应。一方面，国企可以利用人才引进政策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人才关键障碍，同时发挥该类政策在商业信用评价和利益相关者支持方面的信号传递作用，从而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创新要素整合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从制度、要素与竞争等层面深化市场改革，畅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渠道，强化行业数字化竞争导向，更好地激发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源整合效率和数字技术开发效率。
第四，“通权达变”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精准施策。国企需要“权衡应变”地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积极利用技术背景董事的职能优势、高新技术行业的科技优势以及地区数字经济政策的禀赋优势，从而把握数字化转型发展中信息、技术与资金等关键要素获取的机遇，以提升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参股协同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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