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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献学史》读书报告

   日期:2026-01-11 19:32:04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本站编辑    评论:0    
《中国古文献学史》读书报告
本书是孙钦善所著的开创性学术著作,以先秦至近代为脉络,分七章梳理古文献学发展历程。以经学为核心,串联各朝代表学者的学术成就,围绕古今文之争、义理与考据的偏重展开,兼具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是经典入门教材。

一、中国古文献学史的起源:

要深入地学习古文献学史,必须先明确概念地界定,作者首先提出文字不同于文献。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汉字的产生,要比此久远得多。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其前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它的萌芽状态一直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陶器上的简单文字。应该说用文字记载的文献,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相随发展的,但见于历史记载的,也只能追溯到夏商时代。
古文献学的开端源于最早的典籍与校勘。春秋时代以前,文献典籍主要集中于官府,由有关的官吏掌管。世迁代移,文献典籍在流传中难免不发生散失、错乱,积时久远,又难免不产生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于是对于前代文献的校勘、诠释、考辨等方面的整理任务便又自然地提了出来。最初,掌管文献典籍的有关官吏兼做这种整理工作。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知名的校勘家,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勘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校勘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经过丰富的实践,古今学者总结出的科学校勘方法大致有四种:
  1. 对校法,利用本书的不同版本互相校勘
  2. 本校法,根据本书中前后相关的部分互校
  3. 他校法,利用他书与本书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校勘
  4. 理校法,根据本书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史实等,多方面考证推理以判断是非

二、中国古文献学史的开拓者——孔子

虽然古文献学源远流长,但真正的开拓者当属孔子。孔子整理文献典籍的观点和方法有:
  1. 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徵不信。孔子的治学态度比较谦虚、老实。如《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其中阙误较多,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有之,孔子整理时一仍其旧,而不轻改。这种审慎的态度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 崇尚平实,排斥虚妄。孔子在这一方面也有局限,这就是不能正确处理属于神话传说一类的文献史料,不能由表及里,抓住合理的内核,而往往会简单地目为虚妄加以排斥或歪曲、篡改,以致造成埋没或曲解史料的后果。如孔子根据反映无阶级社会的传说来构筑自己的理想王国,把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歪曲成阶级社会的“圣帝”“圣王”就是例子。
  3. 为我所用,开儒家穿凿附会之先河。孔子研究整理古代文献,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为了借以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往往不惜曲解古文献的原义。这一点在对《诗经》的解释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作者通过孔子与诗、书、易、礼、春秋的关系对自己提出的上述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经过近现代一些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易经、易传皆非孔子所作。卦辞、爻辞为古代卜史之官所掌管的原始筮辞经后人编纂而成。易传七种十篇,作非一人, 成非一时,包括了战国后期至秦汉学者对易经的解释,其中得易经本义者绝少,引申发挥者居多。反映的思想亦较复杂,出于儒家的为主,亦涉他家。易传如《繫辞》、《文言》中虽多 “子曰”字样,或为后儒假托于孔子。

观点

提出者

孔子作易传

皮锡瑞《经学通论》

孔子不但作易传,亦作卦辞、爻辞

欧阳修《易童子问》

易传亦非孔子所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历来争论不断,有以下几个主流观点:
  1. 传统有所谓“序《尚书》”之说。《史记三代世表序》:“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2. 《尚书》中的《大序》、《小序》皆为后人伪作,这是经过宋代洪迈(见《容斋四笔》)、朱熹(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清代顾炎武(见《日知录》卷二)等学者的怀疑、考证而终成定论的。
  3. 但《尚书》中的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孔子曾诵读、教授过《尚书》。《论语述而》中有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综合来看,可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 教弟子”的话是可信的。至于是否系统整理过《尚书》,尚在疑然之间。
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和解释,有一个鲜明的标准和目的,就是符合当时政治和道德的需要,这并不完全是孔子的独创,与当时《诗经》在贵族社会的运用情况基本相符。这一点在《诗经》的流传 中产生巨大影响,后儒的各家诗说多源于此。
1、 “删诗”说证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反驳:宋代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六:“《史记》: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
2、“补录”说
郑玄《诗谱序》:“后王稍更陵迟,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论语》中有大量提及《诗经》的内容

分类

举例

解释

评论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孔子引《诗》评《诗》,认为作者的思想是纯正的

诗教

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诗教不始于孔子,周代官学把《诗》作为教学的内容。但当时诗教为乐官大师所掌,只是乐教的附庸。而孔子则把《诗》的教育价值广为扩展,作为他教学的重要内容

解释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引《诗》以言礼,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应以内在的美质、广博 的学问为根本,以礼乐作仪表

现在流传的“三礼”,其成书皆直接或间接与孔子有关。
《仪礼》: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其中《士丧》出于孔子,其馀篇亦出于孔子。
《礼记》:今传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述礼制,一类陈礼说,一类解经义。与孔子所定的《仪礼》以及孔子关于礼的言行关系密切。
《周礼》:体现了礼治的思想,表现出对周制的向往,其中也经常提到“法”, 但是指“法则”或“方法”,与法家之法无关。因此《周礼》出自儒家无疑,但与孔子的关系较为疏远。
其中《礼记》和《仪礼》的关系是
  1. 《礼记》在内容上比《仪礼》的范围有所扩充,不限于仪节形式,还包括政教、礼俗,属广义的礼。如《王制》、《月令》、《学记》等篇已超出《仪礼》内容之外。
  2. 《礼记》中解经义的一些篇等于《仪礼》的传。如《经解》,孔颖达《正义》于题下引
《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其实《经解》并不限于泛论六艺与政教的关系,而着重在谈礼与政的关系,解释礼的纲目。
3、《礼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在实际生活中践履礼仪的言和事,亦与《仪礼》相表里。
4、戴德、戴圣本从后仓受《仪礼》,而自传大、小戴《礼记》,可证《礼记》为《仪礼》之附庸。
因为《诗经》中的诗都是入乐的,所以诗与乐又不可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说明诗、礼、乐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孔子既传诗、传礼,对乐也就很精通。
而论及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最早见于《孟子》: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综合《孟子》书中的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依傍鲁史而作《春秋》,并不是创作,只是整理、修订
  2. 孔子整理《春秋》时曾取其义以行褒贬,因此从《春秋》叙事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立场与爱憎,这就是传统所说的“微言大义”
同时,孔子后学也对古文献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孔子的亲传弟子有

子游

注重在礼乐,当在这方面做过文献整理,但不见于记载

子夏

孔子弟子中整理、传授古代文献成绩最著的一个人。 

传说《毛诗》即传自子夏。传统还认为《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亦传自子夏,《丧服大传》为子夏所作,已不可详考。至于《子夏易传》,前人已考明系伪作。

除注释外,子夏还擅长校勘。子夏对“己”与“三”、“亥” 与“豕”进行证据充分的理校的范例,传为校勘学史上的佳话。

商瞿

上承孔子传《易》于后世,为汉代《易》学之祖。孔子传《易》,值得怀疑,因为孔子虽学过《易》, 但认为天道幽深难明,极少为其弟子讲论。至于商瞿是否独立钻研过《易》学尚难确考。

而孟子提出了一些有关古文献学的重要观点和原则:
1、在理解、训释方面反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主张“以意逆志”。
《伐檀》本是反语相讥,讽刺“君子”不劳而获的一首民歌。而孟轲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对原诗的意思作了根本的歪曲,结果把一首讽刺不劳而获的诗解成了歌颂用脑阶层的诗。
2、研究、整理古文献,要紧密联系原作者,知人论世。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身世)也。”(《万章下》)
3、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古文献采取审慎态度,强调怀疑和辨伪。
既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又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武成》指《尚书》佚篇,是写武王伐纣的,当时诉诸武力,发生流血,皆为事实,只是“血之流杵”用了夸张的手法而已。而孟轲认为对周武王的这种记载,违背了他们心目中的仁慈“圣王”偶像,所以极力加以否认,这说明他辨伪的是非标准是儒家的思想原则,而不是客观事实。
4、自觉地把整理古代文献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把文献典籍的整理,作为捍卫先王及孔子之道,打击、排斥杨、墨、法等异端学派的一个重要斗争阵地。而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往往是由政治上的偏见所决定的。他关于《春秋》的说法,成为阐发、附会“微言大义”的《春秋》今文学之祖。

三、社会发展对文献学史的影响

(一)焚书坑儒
书中首先阐述了秦始皇对先秦文献流传的影响。政治影响是
正面:事件的起因在于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主张分封制,并以此与其他儒生们蛊惑百姓秦始皇采李斯建言,加以禁绝,旨在巩固新制度,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负面:做法片面、简单、残暴。片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盘否定文化遗产,不是批判继承,而是简单禁绝。对思想上的反对派采取残暴杀绝的政策,也是一种简单的不得人心的做法。
对文献学的影响是对先秦文献的流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但也不能夸大其辞:
  1. “博士官所职” ,即官方所藏《诗》、《书》、诸子书不在烧毁之列
  2. 医药、卜筮、种树、法家、兵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
  3. 各国史记禁绝尤甚,损失严重。李斯建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诸国史书又多藏官府,为史官所掌,故几乎灭尽,以致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见到《秦记》。
  4. 民间所藏《诗》《书》及诸子书损失严重,但远未被烧绝,故汉代屡有古文书被发现。
秦火之后,先秦文献典籍在汉代的流传整理情况

时间

影响

秦始皇焚书坑儒

见上文

项羽焚秦宫

秦博士官所藏《诗》、《书》及百家之书损失殆尽

汉初

古文献的搜集传播、整理还处在自流、分散状态

汉武帝

开始了有组织的整理时期

成帝哀帝

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理群书,往籍齐备、颇具规模

(二)独尊儒术
而到了汉代,武帝独尊儒术再次改变了文献学史的发展。
政治思想对古文献学的影响。汉初:汉承秦制,统治者把法家作为自己的政治指导思想,但慑于秦末农民大起义,并出于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的需要,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因此统治者又打着黄老之术的名号。其实法家与道家本有思想的继承关系,而汉初统治者所崇尚的黄老之术,实际上表面上是道,骨子里是法。汉武帝:从窦太后手中夺回皇权后,迫切需要来一场政治大洗牌,清算以窦家为首的功勋大族组成的汉初元老派,建立起自己亲信的统治集团,于是迅速改变用人标准,罢黜百家(特别是道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政治统治地位。因此在文化上形成了以经学为中心的古文献学,影响深远,贯穿于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
而对于其他先秦诸子文献汉初出于政治、 军事的需要,统治者对兵家、法家、道家的书比较重视,流传、整理亦偏重于这几家的文献。而且多偏重于校勘与纂辑,注释说解者较少,这是与儒家经籍文献的整理情况有所不同的。

四、学派之争是文献学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别,一是书写字体不同,今文经是汉代著于竹帛的隶书写本,古文经是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六国文字抄的古本。二是彼此有异文,即文字或语句不同。《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郑玄注:“鲁读‘天’为‘夫’,今从古。”三是篇章不同。《春秋》经文,古文《左传》与今文《公羊传》、《穀梁传》不同。《公》《穀》二传经文至哀公十四年,而《左传》尚有哀公十五、十六两年经文;即哀公十四年经文,也较《公》《穀》二传内容为多。四是说解不同这个是主要区别,今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用以垂教万世,或托古改制,于是多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谶言阴阳;古文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于是说解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五是宗旨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 ,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单化的实用目的。此外今文学多言阴阳灾异,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把儒学神化,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古文家以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因此多从弄通语言文字入手,学术性较强。
今文经学提供了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料,而古文学提供了文献学的重要经验和成果。在古文献学史上,今文学对后世的义理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古文学对后世的训诂、考据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谶纬学的关系是今文经学:一脉相承,都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理论。所不同的是,纬学比今文经学更加荒诞,并且今文经学多讲天道,而纬学多讲天象。到了东汉,谶纬学家多兼属今文家。此外,今文经学为附会经义,驰骋臆说,在训诂上多采用比较牵强、随意的声训方法,纬学也袭用了这种方法。古文经学:古文学家一般是反对谶纬的。
谶纬学对文献学的贡献是纬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在思想史上有研究价值。从文献学上看,其对经书的解说纯属穿凿、附会,这一基本倾向无疑应该否定。但是纬书的作者多通天文历法,纬书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对于考释文献有参考价值。
阅读此书,宛如穿行于中华典籍的历史长河。详实的史料与清晰的脉络,让我读懂了古文献背后的学术传承。虽部分内容略显晦涩,但字里行间满是先贤智慧,既感受到古文献学的深厚底蕴,也体会到传统文化传承的不易,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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