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发布2025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近十年来，在国内政治、产业竞争力以及地缘政治考量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区域民族国家的经贸决策越来越将安全作为其重要的参考变量，全球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已不复存在。而跨国公司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不得不将关注重点从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率逐步转向提升供应链体系的韧性，因而全球生产贸易投资布局也开始了快速重构。 2025年12月，WTO发布了《2025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该报告是WTO自2017年以来发布的关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系列的第五份报告。报告认为，尽管技术和地缘政治已出现重大变化，但全球价值链仍然是世界经济的支柱，全球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趋于平稳，而中间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确再创新高。报告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重构，而非逆转，其重构正在通过区域化、数字化和多元化等维度对供应链进行调整。 以下是该报告摘要，供参考！ 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与重塑 尽管全球价值链（GVC）的结构和逻辑会随着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但全球价值链仍然是世界经济的支柱。过去25年来，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已几乎将所有经济体连接成了一个密集的生产关系网络。在相继经历多次危机（如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近期激增的地缘政治和气候议题相关的动荡）之后，这些生产关系网络依然展现出惊人的稳固性。按增加值计算，跨境生产仍然占世界贸易的近一半，而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数据，中间产品的名义贸易量已创历史新高。本报告收集的证据证实，全球化正在经历重构，而非逆转：正在通过区域化、数字化和多元化对供应链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围绕着本报告的三大核心维度展开：增强抵御冲击的韧性、扩大经济体和企业间的包容性以及通过科技和政策创新推进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全球化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其驱动力包括运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以及大型新兴市场的融合。2011年至2019年期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但同时也出现了基于服务和知识流动的新型专业化模式。自2020年以来，第三阶段已经形成。如今，企业寻求在效率与韧性之间保持平衡，重新审视供应商集中度，并投资于数字化协调工具，以提高运营的灵活性。尽管全球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趋于平稳，而且经合组织贸易增值评估（TiVA）的最新数据显示，后向参与度（即出口中使用的进口投入占比）也已稳定在出口总额的47%左右，但区域联系的强度却有所加强，尤其是在亚洲和北美地区。这表明国际生产具有其延续性，只是其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 根据更新版增加值贸易和网络指标，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区域中心仍然占据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与主要区域中心相比，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节点在投资和贸易一体化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已成为连接各个生产关系网络的纽带，让诸多生产关系网络能够在不分裂的情况下发生调整，但对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贸易和数据流都是他们面临的关键挑战。然而，尽管如此，当前价值链的格局仍然比过去2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中国仍然是制造业和组装业的中心枢纽，但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已趋于稳定，生产能力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体扩散。越南、墨西哥、波兰和土耳其在电子、机械和运输设备领域的作用有所扩大。印度、菲律宾和一些非洲经济体强化了自身在业务流程和数字服务出口方面的地位。这些转变既反映了市场力量，同时也彰显了分散风险和吸引新投资的审慎政策选择。目前，服务增加值在制造业出口内嵌价值中的占比已超过三分之一，凸显出设计、物流和数字功能在现代竞争力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如果结构和政策缺口问题得到解决，新参与者将迎来机遇 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也具有社会和发展层面的影响。各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仍然不均衡，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复杂制造业贸易中的占比合计不足5%。物流差距、数字基础设施有限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阻碍了它们融入更高价值的细分市场。尽管如此，随着企业寻求新的区域基地，以确保供应安全，这些地区的机遇也在不断扩大。在拉丁美洲，由于其毗邻北美市场，人们对近岸外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非洲，对关键矿产和轻工业制造业的需求增长为包容性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些将开放与制度改革（例如现代化海关、改善运输走廊和技能投资）相结合的经济体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从冲击中实现复苏，并吸引到更多可持续投资。区域分析显示，鉴于拉丁美洲毗邻北美市场，人们对其作为近岸外包目的地的兴趣重新燃起，但一体化程度低和物流分散仍然制约着这些地区加深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在非洲，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出现温和增长，而绿色矿产贸易和加工活动则涨势迅猛。全球价值链参与就绪指标显示，海关效率、宽带接入和技能短缺仍然是决定谁能从多元化中受益的关键因素。 韧性和包容性相辅相成。与依赖少数商品或买家的经济体相比，拥有多元化出口基础和健全金融体系的经济体更能有效地承受外部冲击。近岸外包和区域供应链网络可以拓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范围，但前提是必须有相应的国内政策支持。如果没有此类改革，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飞地可能难以实现有效溢出效应。如果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太平洋联盟等区域性倡议的实施能够与预期目标保持同步，则可以扩大规模和提高政策协调性。 绿色全球价值链的机遇 电动汽车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传统的全球汽车供应链。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6.9%，远超美国、德国和日本。这种情况与传统上由这三个经济体主导的内燃机汽车（ICEV）形成了鲜明对比。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高度依赖矿产资源。2023年，全球电池制造消耗了全球85%的锂、70%的钴和超过10%的镍。虽然这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中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矿产资源高度集中于特定经济体也使上游环节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关键矿物来源的多样化可能成为主要电池和汽车生产经济体的当务之急。 电动汽车在全球交通运输业脱碳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新开发的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即将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从更广泛的汽车行业中分离出来的模型）的生命周期评估结果表明，由于电池制造环节，每辆电动汽车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内燃机汽车多2~4 吨。但从其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电动汽车可大幅减少排放。不同经济体的碳排放回收期差异很大：美国为1.7年，中国为5.7年，日本为7.6年。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电动汽车驱动效率提高15%，上述回收期将缩短至1.4年、4.5年和5.9年，由此凸显出了政策干预在加速电动汽车气候减缓效益方面的关键作用。 产品空间分析是一种描绘经济体原则上如何轻松地从现有产品转向更复杂、更相关的产品的分析方法，其中表明，各国发展新的电动汽车能力往往遵循三种主要模式。一些企业采取“突破性”举措，进军与其现有优势相差甚远的领域，这在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或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中很常见，例如进入电池加工或上游矿产领域。另一些企业则遵循“集群”路径，增加与现有能力密切相关的电动汽车零部件；而“链式”路径则涉及逐步升级，逐步拓展供应链上的相邻功能。美国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集群和链式路径扩张，深化现有能力；而新兴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则更倾向于突破性举措和早期链式升级，以期在电动汽车领域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全球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远不止于电动汽车行业。运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排放核算框架，发现2000年至2023年间，发达经济体在生产和消费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实现了显著且广泛的下降。这些减排不仅体现在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生产中，而且体现在出口方面。重要的是，尽管这些经济体的碳排放强度已经相对较低，但减排进展仍在继续，反映出减排效率的稳步提升。然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它们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有限，2000年至2023年间，其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仅为发达经济体的约60%。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成本尤为显著：到2023年，中低收入经济体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每增加1美元，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发达经济体的3.6至4.7倍。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能源密集型中间体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地位，它们集中在上游、制造业密集型和碳密集型活动中。碳排放差距的日益扩大令人严重担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1.5°C以内的目标可能会因此受阻。 根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排放核算的分析结果，全球价值链既深深植根于国内生产系统，同时也依赖于跨境生产共享。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必须同时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和国际环节推出有效的减排措施；而且重大的气候缓解措施也需要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协调行动。 各国政府已推出了各种碳定价工具，包括碳税、排放交易体系（ETS）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环保政策。设计完善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在全球价值链脱碳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来自中国的案例研究表明，扩大碳定价范围，覆盖更多企业，并改善公平的融资渠道，不仅可以提高排放效率，同时也可以让GDP损失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使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明确区分了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生产函数，指出如果碳边境调节机制实施的行业覆盖范围和透明度充足，则可以减轻碳泄漏，并鼓励贸易伙伴采用或加强国内碳定价机制，进而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所有权结构企业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均衡。碎片化的政策格局可能会给全球价值链引入监管摩擦。如果不同经济体采用的环保法规各不相同，可能会导致碳边境调节复杂化，扰乱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产生“监管套利”策略的需求，即企业调整生产，以适应特定的监管市场。 与贸易相关的环保政策也会通过影响绿色创新和技术变革来塑造全球价值链。激励绿色创新的政策（例如研发补贴、知识产权改革以及奖励低排放技术的市场化工具）可以加速企业和行业向绿色技术前沿的转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环境数据库（包含13000多项与环境相关的措施），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政策可以引发竞争力的结构性转变，由此一些国家能够进入环境产品生产的更高价值环节。 金融和技术对于支持绿色全球价值链同样至关重要。如果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能够获得资本和可靠的市场信号，它们会以更快的速度采用更清洁、更高效的流程，但绿色金融的获取渠道仍然有不均衡现象。据亚洲开发银行称，全球贸易融资需求比现有供应量超过2.5万亿美元以上，其中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最大。扩大数字贸易融资平台、混合融资工具和信贷担保计划有助于弥补这一缺口。更严格的验证标准和更清晰的分类体系也可以为发展中地区的减排项目引入更多资金。 技术变革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融资与投资 金融和投资联系是全球价值链适应性的基础。能够可靠获得融资的企业能够更快地从冲击中实现复苏，而吸引多元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体将能够更快地实现技术传播。然而，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仍然巨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仍比2015年的峰值低15%。这些缺口表明，韧性不仅取决于实体供应链的配置，也与金融中介和投资环境密不可分。 更广泛地说，金融中介和投资分配决定了哪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网络在遭受冲击时所展现的韧性。能够获得充足资金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出口、采用新技术并快速从供应链中断中实现复苏，但不同经济体和行业的融资条件仍然高度不均衡。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能够获得正规信贷，而持续存在的贸易融资缺口限制了中间产品出口商的发展。疫情加剧了这一缺口，因为全球银行缩减了风险敞口，而且供应链中断也加剧了风险规避情绪。此后，由开发银行支持的数字验证平台和担保机制已开始弥补这一缺口，但进展并不均衡。因此，扩大数字贸易融资生态系统和混合融资工具对于进行包容性强的全球化重构至关重要。 实证证据表明，获得外部融资与生产力增长和参与出口活动直接相关。信贷渠道更畅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高出 40%。然而，融资渠道仍然高度集中：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能够获得正规信贷。 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技术转让和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途径，然而该体系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与2015年的峰值相比，202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仍低约15%，但目前数字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新建项目在新宣布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一半以上。 这些资金流反映了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激励措施，也凸显了国内需求不断增长的大型新兴市场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收能力。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治理体系健全的地方，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显而易见；而在这些方面薄弱的地方，投资可能会形成孤立的飞地。供应商发展计划、培训伙伴关系和区域投资协议可以放大外国资本的促进发展作用。 可持续金融市场正开始将投资决策与环境成果直接挂钩。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累计发行量已超过5万亿美元，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为导向的基金占全球管理资产的近四分之一。然而，这些融资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只有不到5%流向低收入地区。分类标准和披露规则的差异会阻碍跨境资金的流动。因此，协调统一的标准和透明度对于筹集私人资金支持气候转型至关重要。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可以通过降低项目风险和标准化报告实践来加强这些活动。由此金融、投资和贸易政策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三位一体：每一项都影响着价值链参与的规模、方向和可持续性。 技术和无形资本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内的生产力动态。参与全球价值链仍然是知识传播和实践中学习的最有效机制之一。企业层面的数据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可以使生产率每年提高2%至5%，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许多行业对软件、数据和组织专有技术的投资如今已超过对实物资本的支出，推动了价值创造的重心转向知识密集型活动。东亚和东欧将职业教育和中小企业辅导与跨国公司网络挂钩的项目展示了国内能力建设如何将开放转化为广泛收益。将进口技术与国内能力相结合的企业能够实现更快的产出和工资增长。然而，这些好处的分布并非均衡。在数字连接薄弱或融资渠道有限的经济体中，许多中小企业仍然受困于低生产率领域。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技能培训以及便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可以将参与转化为生产力提升。 软件、数据、知识产权和组织专有技术等无形资本已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无形资产投资现在已经超过了机械和建筑方面的支出。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比率较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韧性，因为这些资产使企业能够在冲击发生时快速进行调整。鉴于现在大部分价值是通过知识产权使用费和数字服务而非实物商品跨境流动，这种转变对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提出了挑战。准确衡量无形资产流动对于理解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 技术升级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和包容性。全球化为出口行业创造了数百万个高薪工作岗位，但自动化和数字化正在改变工作构成。常规性工作正在减少，而对技术、管理和服务型技能的需求却在增长。如果没有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政策，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加剧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东亚和东欧的一些项目通过职业培训、中小企业辅导和创新中心，成功地将当地企业与国际生产网络连接起来。这些例子表明，开放与国内能力建设相结合仍然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最有效途径。 调整治理方法，适应全球价值链重塑 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和金融体系正在重组，而全球化的制度架构也将随之重组，这主要由两个互为补充但又截然不同的治理转变所驱动：产业政策的复兴和有针对性贸易协定的激增。这两项都反映出各国政府在应对相同的结构性力量（即气候挑战、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同时，还在努力维护经济开放带来的益处。了解这些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影响并确保其透明度和一致性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管理的核心。 产业政策已重新成为新全球经济的标志性特征。各国政府正利用补贴、税收优惠、监管指令和公共采购来加速技术转型，同时加强战略领域的国内能力。自2020年以来，各大经济体宣布的计划超过2万亿美元，集中在半导体、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配套的上游投入，如关键矿物和电池组件。这些政府干预措施旨在增强韧性、实现气候目标并巩固技术领先地位，但也模糊了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之间的界限。产业政策复兴趋势背后有三大支撑力量：气候承诺和技术竞争促使各国政府直接塑造创新体系；安全考量促使关键供应链“去风险化”；国内维持制造业就业的压力再次加大。 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补贴针对的是绿色技术领域（即电池、可再生能源组件、先进半导体和清洁氢能）的上游投入，而在这些领域，公共支持不仅决定着企业的选址，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投资的分配。产业政策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的广泛传播表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国家在塑造生产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协调不力的政府干预措施可能会导致重复建设和补贴竞赛，从而损害效率的提高。目前政府干预措施的重叠现象已经加剧了投资竞争和成本上升趋势。本报告提出了一个透明度框架，试图从意图、规模和跨境影响三个方面评估产业政策工具。可以通过国际机构来加强信息通报和同行评审，由此可以将各国项目与脱碳和包容性增长等共同目标相结合，同时将分气候减缓和供应链韧性等合法的公共产品目标与保护主义扭曲行为区分开来。 传统的多边谈判已经放缓，这就促使各国政府尝试更灵活的工具。通常针对特定行业或范围有限并旨在解决监管壁垒的定向贸易协定（TTD）的兴起是对驱动产业政策的相同结构性压力的一种补充性治理应对措施。截至2024年底，仅数字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就签署了超过185项定向贸易协定。自2019年以来，通过数字贸易定向贸易协定连接的经济体对数量增加了30多倍，而80%的矿产相关协定是在2022年之后达成。有了这些机制，多边规则不完善或过时的领域（例如数据流动、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治理和关键原材料获取）就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快速开展合作。与传统贸易协定不同，定向贸易协定强调通过磋商机制、知识共享和联合标准制定进行监管合作，凸显了从关税自由化到管控非关税监管摩擦的转变。 产业政策与定向贸易协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塑造供应链的演变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产业补贴、本地含量规则和监管激励措施通常与有针对性的贸易框架相互交织，共同决定投资地点、技术转让模式和采购策略。例如，为确保锂、钴和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获取而签署的定向贸易协定与补贴电池制造和电动汽车组装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同样，建立数据治理框架的数字定向贸易协定也与支持国内云基础设施、半导体生产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产业政策相互交织。这种政策空间的重叠既为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措施不协调导致碎片化的风险。 这两个领域的透明度对于信任和有效协调至关重要。由于大多数定向贸易协定的谈判并未经过立法监督，而且也很少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因此公众对其监督有限。产业补贴同样存在通报漏洞和信息披露不完整的问题，因此贸易伙伴难以评估其规模、意图和竞争影响。如果能够建立一个集中存放定向贸易协定的数据库，并提高产业政策数据的可比性，将有助于加强问责制，也有助于区分合作措施和扭曲竞争的措施。国际机构在加强数据收集（例如在联合补贴平台和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绘图等举措）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同行评审，并减少因感知到的不公平而引起的紧张关系。更好地了解支持措施的意图和力度将有助于各国评估干预措施是否服务于脱碳和韧性等共同目标，或者是否存在引发报复性循环的风险。 初步证据表明，即使不具约束力，定向贸易协定也能影响贸易流动和投资决策。关键矿产的双边安排已经推动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量增长了约12%，而具有互操作性条款的数字贸易框架则扩大了参与经济体的跨境服务。因此，定向贸易协定的灵活性既有益处，同时也带来风险。如果缺乏协调，重叠的规则可能会分裂全球贸易体系；如果将其纳入透明的报告和对话机制，则可以对多边框架形成补充。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产业政策：如果透明且协调一致，补贴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加速绿色转型；如果缺乏透明度且重复，则可能引发补贴竞争，从而损害集体福祉。 从整体上看，产业政策的复兴和定向贸易协定的激增代表着全球经济治理的重构，而非崩溃。这两种工具反映出的都是各国在日益竞争激烈和多极化的世界中为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竞争和供应链脆弱性等紧迫挑战而做出的务实努力，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各国如何管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和冲突性。各国政府必须权衡国家目标与政策协调带来的益处。透明度、措施可比性、同行评审和包容性对话是确保这一新治理架构支持（而非破坏）全球化重构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多边论坛对于分享证据、解决分歧以及确保灵活性不会导致碎片化仍然至关重要。区域和诸边倡议可以作为新规则的试验场，但前提是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能够反馈到一个连贯的全球框架中。 三大要点 综合来看，全球化正在迈向一种新的结构性平衡，而非解体。区域化、数字化和可持续性是其显著特征。生产仍然具有全球性，但其组织方式日益趋向于重叠的区域生产关系网络，并受制于更加多元化的规则和制度。在这种环境下，成功与否取决于各国经济体的适应、创新和合作能力。旨在扩大参与、管理风险和减少环境影响的政策构成了本报告所称的全球化重构的基础。 政策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全球化必须更具包容性。扩大发展中经济体和小企业获得融资、技术和市场的机会至关重要。数字贸易平台、贸易融资举措和区域一体化项目可以降低准入门槛。多边机构的能力建设支持应侧重于物流、海关现代化和数字基础设施，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就绪程度。 其次，全球化必须更具韧性。多元化的采购、透明的供应链图谱和健全的宏观金融框架可以帮助相关经济体抵御冲击。各国政府应鼓励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共享信息，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区域应急安排（包括合作储备或基本物资互助框架）可以进一步提高稳定性。金融韧性同样重要：保持稳定的资本流动和审慎的债务管理可以防止贸易和投资局面遭受突然逆转。 第三，全球化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需要协调一致，推动减排和竞争力相互促进。碳核算标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及对循环经济实践的支持可以减轻环境压力，同时避免抑制经济增长。在碳定价和边境调节方面，国际协调对于防止经济碎片化至关重要。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获得气候融资和技术，才能以平等的条件参与这场绿色转型中。 除了上述优先事项之外，全球价值链面临的另外一项艰巨任务是重建对全球经济合作的信任。工业和气候政策的透明度、各国经济体之间数据的可比性以及政府与国际机构之间持续的沟通对于维护人们对开放市场的信心至关重要。尽管协议格局日益多样化，但多边论坛仍然是分享证据和解决分歧不可或缺的平台。区域和多边倡议可以作为新规则的试验场，但前提是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能够反馈到一个连贯的全球框架中。 本报告收集的数据和证据主要涵盖截至2024年底的时期，而对全球贸易合作而言，2025年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平均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扭曲效应。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表明，贸易增长依然强劲。这也证实了本报告的主要结论。由于企业的灵活性和应对干扰的创新政策方法，供应链仍具有韧性。然而，2025年的情况也表明，为维持国际贸易带来的益处，重建对全球经济合作的信任变得更加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