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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回顾 | 中国成年监护服务体系中公职监护服务模式探索

   日期:2026-01-08 15:44:0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本站编辑    评论:0    
报告回顾 | 中国成年监护服务体系中公职监护服务模式探索
编者按:11月28日召开的“2025爱享无虞 共襄盛世--第二届成年人社会监护研讨会”有幸邀请到赵老师分享她的研究《中国成年监护服务体系中公职监护服务模式探索》。以下是她的发言。

赵老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中国成年监护服务体系中公职监护服务模式的探索》。接下来主要分享基于上海的调研情况。我的分享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三是上海的探索经验,四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之前的研究以老年人为核心主题,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也多围绕老年人展开。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化率高达22%,上海的比例则更高,部分区甚至超过40%。无子女老年人(包括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达530万,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约有4200万,60岁以上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总计超5300万,其中认知症老人约有1500万,这些数据都反映出严峻的现实需求。

回到“监护”这一核心主题,我今天聚焦的是“公职监护”。我国现行监护体系明确了“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原则。那么,承担“兜底”职能的国家监护,具体该如何落地?《民法典》第32条对公职监护有明确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从广义来看,公职监护的范畴还涵盖《民法典》第24条、28条、31条、34条及36条的相关内容,这些条款明确民政部门和居(村)委会可行使同意或否决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指定监护人、担任临时监护人、承担临时照料职责,以及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等职权,这些都属于公职监护的范畴。下面主要讲的是第32条所定义的狭义公职监护。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场景:一个人因年龄增长、身体衰弱或精神疾病,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处理自身事务。他可能因失独、终身未婚未育而缺乏亲属支持,也未事先订立意定监护协议,或是原有监护人不履职、无监护能力,甚至无人愿意担任其监护人。当一个人陷入这种“监护真空”,该如何保障其基本权益?这不仅是个人困境,更是社会治理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研究围绕五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监护谁”,即公职监护的目标人群;二是“谁来监护”,即公职监护的实施主体与责任主体;三是“如何监护”,即公职监护的全流程运行机制;四是“监护什么”,即依据法律原则明确公职监护的具体内容;五是“保障措施”,即公职监护所需的人、财、物及体制机制支撑。

结合上海的调研情况,我们发现当前公职监护实践中存在诸多难点,具体可归纳为三大类:

一、司法启动程序不畅通

首先是监护困境发现不及时。一旦有人陷入监护缺失的困境,难以被及时发现。居(村)委会由于精力有限,无法实现每日上门探访,《民法典》中提及的“有关个人和组织”,也未必能第一时间发现其权益受损——往往是损害发生后才被知晓,此时已错失最佳时机。

其次是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无人申请”。正如罗法官此前介绍的,法院启动监护程序的前提,是先完成被监护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但实践中,这一程序常因“无人牵头、无钱支付”而搁浅。调研显示,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费用约几千元,居(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缺乏专项经费,个人更无力承担,导致鉴定程序无法启动,后续监护流程自然停滞。

第三是公职监护被“临时照料”简单替代。许多基层居(村)委会对自身的公职监护职责认知模糊,仅以日常的临时照料替代法律意义上的公职监护职责。这种替代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明显缺陷:当需要为被监护人办理住院、入住养老机构等正式手续时,临时照料者的身份不是正式身份,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

第四是基层工作人员履职顾虑重重。调研中,不少居(村)委会工作人员反映,他们面临“不会做、不敢做、没钱做”的三重困境:一是缺乏明确操作指引,不知如何履职;二是担心卷入监护纠纷——一旦承担监护职责,若被监护人亲属事后提出异议,极易引发矛盾甚至舆论争议;三是居(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无专项经费支持,无法承担监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费用。

第五是民政部门和居(村)委会的职责分工不明确。《民法典》将民政部门与居(村)委会并列作为公职监护主体,但未明确二者的职责边界;同时,民政部门的职责层级也存在模糊性——以上海为例,有市、区两级民政局,哪一级承担哪些具体监护职责,缺乏明确规定。

二、财产管理与服务提供方式不明确

一是尚未打通能够精准清查各类财产的渠道。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监护领域,在民政救助等工作中也普遍存在,公职监护的核心职责之一是财产管理,但目前缺乏统一渠道清查被监护人的全部财产,包括现金、藏品、境外资产及各类互联网平台余额等。导致监护人无法全面掌握财产状况,难以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二是委托第三方做监护服务的监管机制不健全。由于基层组织人力有限,公职监护往往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但服务费用标准、证明材料规范、违约处理方式等关键问题,均缺乏明确操作指引。

三是管理并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存在较高风险。在履职过程中,如何合理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包括现有资产(动产、不动产)、固定收入(养老金、房租、政策补贴),固定支出(医疗费用、衣食住行)债权债务(股票等金融资产、债务)等均缺乏明确标准,易引发财产使用争议。

四是“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原则难落地。公职监护需要履行法律上监护的2个原则,即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然而,在公职监护的过程中,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已经无法表达出来,服务过程就有很大的主观性。

五是目前公职监护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政府难以承担众多老年人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照护等费用,尽管部分老年人有足够的积蓄来支付他们余生的各种费用,但仍有一大部分老年人几乎没有财产,又不符合低保救助条件。

三、配套机制不完善

一是监督机制不明确。当前未明确公职监护的监督主体——是民政部门监督居(村)委会,居(村)委会监督民政部门?还是引入残联、妇联、机构等其他组织参与监护?需要明确职责。

二是监护登记机制未建立。目前主要依据法院判决书最终确认谁来做监护人。但部分机构(如银行)对判决书的认可度有限;同时,缺乏统一的监护登记制度,无法有效防范“亲属事后异议”等风险。

三是公职监护报偿机制存在争议。与其它部分国家不同,我国公职监护目前以“无偿服务”为原则,民政部门及居(村)委会均免费履行职责,但随着监护任务日益繁重,“是否应给予合理报酬”的争议逐渐显现。

四是事前防范机制空缺。存在极端情况:少数人故意在健康时挥霍财产,意图通过公职监护获取政府保障,可能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上海探索

1.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上海基于民政部的相关要求,在公职监护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特色经验,政府为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主要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和分散供养(居住于家庭或社区)。

特困人员供养是政府为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主要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环境相对较好。他们跟公职监护对象唯一的区别在于可支配收入。特困人员需满足可支配收入要低于本市最低保障标准、财产符合低保家庭财产条件”,而普通公职监护对象不属于特困供养范畴。

2025年上海市发布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已明确将“老年监护服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范畴:一方面明确公职监护的服务内容,包括手术签字、住院登记、医疗检查代办等具体事项,核心是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明确了由民政部门或具备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居(村)委会担任(注意:此处强调“住所地”而非“户籍地”,更贴合实际需求)。

2. 闵行区“民政+社会组织”模式(椿萱计划)

闵行区于2024年底出台《关于推进老年人监护服务的实施意见》,构建了“区级协同、街镇推进落实、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居村服务覆盖”的监护服务支持网络,协同多部门联动机制:

  • 区民政局牵头统筹协调;

  • 区法院认定民事行为能力;

  • 区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服务;

  • 区司法局指导公证监护登记与普法宣传;

  • 区公安分局承担身份及社会关系排查;

  • 区卫健委指导相关检查与鉴定工作;

  • 街镇层面建立“老年人监护服务站”;

  • 居(村)委会依法履行公职监护人职责;

  • 社会组织接受委托提供专业监护服务;

  • 为老服务机构负责养老托养、医疗照护、精神慰藉及殡葬等具体服务。

该模式形成了“筛查发现—服务咨询—信息登记—医疗评估—信息确认—鉴定协议—备案监督—服务提供”的全流程闭环,“椿萱计划”在闵行区建立多个监护工作站,通过普法宣传引导居民提前了解和订立意定监护,从源头减少公职监护压力。

3. 黄浦区“民政+居委”模式

黄浦区早在2022年就探索出台《黄浦区公职监护操作流程1.0版》,初期曾尝试“民政牵头,街道协调,居委委托,法院指定,多方监督”的五步法,委托第三方机构担任公职监护人,后来调整思路形成2.0版本,由居委会直接担任公职监护人,第三方机构仅提供专业服务,明确了“主体责任”与“服务职能”的边界。

其操作流程尤为细致,核心亮点是首先发现监护人“事前风险规避”:发现潜在监护对象后,先召集其亲友确认无人愿意担任监护人,再启动后续流程,从源头避免亲属事后争议。同时,黄浦区制定了完善的文书体系,包括法院判决书、档案表、履职报告书、公职监护人确定书、公职监护人履职承诺书、年度履职报告及财产交接清单等,将《民法典》需要的细则落到操作指引里面。

未来发展方向

因时间关系,我简要分享四点展望:

第一,多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公职监护需要共同协作,打破一些信息壁垒。公安、法院、公证、社保、房管等多部门信息互通;民政部门内部也需要协调资源。比如慈善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等资源,形成支持合力。

第二,监督监护制度探索。监护登记制度、报偿制度及遗嘱备案制度等。

第三,意定监护先行。意定监护发展的越好,公职监护压力越小。对于意定监护监管方面,公共部门需制定意定监护的准入退出机制与收费标准,规范服务机构的流程,避免第三方机构出现问题,加强普法宣传。

第四,第三方专业服务。遴选合作机构,如养老服务机构、精神卫生中心、监护服务机构、信托公司等建立“白名单”制度,为监护人提供服务。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编辑:罗杰熙  校对: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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