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相关风险
▎核心影响
持续扰乱全球生活、生计与生产力,极端天气、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供应链压力等会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全球贸易及投资流动。加剧粮食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推动移民增加,2024年流离失所者达1.232亿人,较前十年近乎翻倍,无论是否接纳移民都会对边境和支持系统构成压力。
▎能源转型挑战
成功的能源转型需稳定政策与可靠资金支持,不稳定环境下易出现资产闲置、错失机遇的情况,减缓部分地区发展并损害经济增长。

政策与地缘政治风险
▎政策碎片化
多边主义衰退:国际和平研究所(IPI)与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的《2024年多边主义指数》显示,所测五个领域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和平与安全领域恶化最严重,2022年武装冲突从2013年的39起增至55起。
贸易秩序变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曾将关税从1947年的约22%降至1994年的5%以下,如今贸易自由化被更碎片化的贸易秩序取代,联合国其他组织也面临相关性下降问题。
航空领域影响:全球民航领域偏离国际民航组织(ICAO)80年全球协调框架的国家和区域政策举措增多,航空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框架竞争限制该领域进展,碎片化税收引发竞争扭曲,威胁全球航空网络维护。
历史相似性:当前地缘政治碎片化与1918-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特征相似,均表现为贸易放缓、债务上升与民族主义抬头。
▎地缘政治紧张
与政策碎片化相互交织,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对贸易、投资等领域产生抑制作用。

▎全球债务现状
2024年全球总债务(含主权、企业及家庭债务)占全球GDP比重超235%(IMF数据),为除2020-2021年新冠疫情时期外的历史最高水平;全球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5%,公共债务持续上升,占全球GDP80%的国家债务累积速度加快,2014-2024年全球债务增速(约49%)高于GDP增速(46%)。
▎潜在危害
经济政策空间受限:高债务水平使全球经济对利率更敏感,债务偿还负担加重,限制各国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制定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空间。
投资与金融稳定受胁:高公共债务挤出投资,企业和家庭更易陷入破产与债务违约,存在金融系统传染风险;全球股市估值高于长期历史均值,美国股市市值与GDP比值显示股权估值相对于整体经济产出偏高,且市场集中度高(“七大科技巨头”自2020年推动标普500指数超50%涨幅),相关股票调整将对更广泛市场产生巨大影响;长期且大规模的经常账户失衡加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依赖。
▎美国债务相关风险
债务上限问题:2026年11月可能需提高债务上限(当前上限41.1万亿美元),若未能成功提高,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虽概率低,但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灾难性后果。
-政府停摆风险:美国国会自2019年起未通过覆盖整个财年(10月1日-9月30日)的完整常规拨款法案,依赖持续决议案(CR)和综合支出法案维持政府运转,2025年创纪录的政府停摆后,支出授权截至2026年1月30日,2026年政府停摆风险虽有所降低,但仍存在。

▎当前状况-房地产
房地产行业正从危机向部分稳定过渡,2025年11月新房价格上涨,但二手房价格仍快速下跌,市场仍受供过于求、需求疲软、流动性低困扰;某大型国有开发商为延长即将到期债券偿还期限引发的近期动荡,凸显该行业持续的信贷压力。
▎经济影响
虽不会引发广泛系统性影响,但2026年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将拖累GDP增长,并通过限制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周期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军费开支
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2.7万亿美元(SIPRI数据),较2023年实际增长9.4%,为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同比增幅,各地区均有增长,欧洲和中东增幅尤为显著。
▎双重影响
安全保障不可或缺,但高额军费开支存在机会成本,限制其他领域发展;和平可带来“和平红利”,二战和冷战后,各地区“和平红利”使GDP增长约0.6%-0.9%(IMF数据)。
▎网络威胁与人工智能风险
威胁升级:网络威胁频率与重要性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增强攻击者能力,地缘政治不稳定提供滋生土壤,数字依赖使供应链和组织面临更大风险。
航空业脆弱性:航空业依赖关键基础设施,全球航空运输网络与其他网络行业均面临较高暴露风险。
人工智能附加风险:除引发经济混乱、就业流失与加剧不平等外,还带来虚假信息、隐私泄露与信任丧失等问题,目前缺乏人工智能创造巨额利润和提高生产力的充分证据,相关效益或需数年才能显现。

▎通货膨胀
总体态势:2026年通胀上升风险温和,得益于GDP增长前景温和、油价平稳及美元贬值,且中国通缩压力为全球带来“输入性通缩”。
上行压力:劳动力短缺、供应链限制、服务价格通胀黏性及关税等因素可能推动物价上涨;宽松财政政策与抗通胀紧缩货币政策相互冲突,政策失误风险较高,可能限制政策利率下调空间(除非GDP增长显著下滑);气候事件或加剧食品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引发“温和滞胀”(GDP增长停滞但通胀高于多数央行目标)。
▎失业率
异常现象:全球GDP增长处于“平均水平”区间,本应预期失业率上升,但多个经济体失业率仍接近历史低位,2024年全球失业率4.9%(ILO数据),为1991年以来最低;美国就业岗位创造速度放缓,但劳动力市场新增参与者减少,形成“看空型低失业率”,与历史上低失业率伴随强劲经济活动的情况不同。
潜在影响:特定行业薪资可能面临上行压力。

▎疫情风险
疫情不再是“百年一遇”的事件,虽每年发生重大疫情危机的概率约2%(Gavi数据),但全球近10%陆地面积被列为疾病暴发高风险区域;由于对多边组织支持减少,全球对疫情的前瞻性应对、协作及疫苗准备能力不足。
▎石油市场风险
结构性变革:电气化与公路运输更多使用液化天然气(LNG)导致石油需求转移,需求放缓但供应扩张,库存增加,油价面临下行压力;温和的全球GDP增长也抑制石油需求。
中国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其石油需求增长放缓及对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影响全球原油进口格局、炼油产量及化石燃料基础设施长期投资。
航空业特殊风险:低油价虽总体利好全球经济与航空公司燃油成本,但石油市场结构性变化可能导致部分机场航空煤油供应短缺。

▎总体判断
若不低估上述风险的综合影响,2026年严重经济衰退风险有限,但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疲软,或成为本世纪常态。
▎潜在积极因素
更广泛的和平局面、能源转型成功(充分利用多渠道增长潜力)、全球协作与协调加强,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向好的“惊喜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