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仍然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始于凯恩斯,凯恩斯认识到经济体中存在着合成谬误问题,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总需求概念。与物理学和化学具有数个世纪理论发展的学科相比,仅有85年历史的宏观经济学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例如,尼古拉斯·哥白尼于1530年就已经发现了太阳系的运行规律,艾萨克·牛顿于1687年就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些重大发现发生在凯恩斯之前的 200~400年,而凯恩斯于1936年提出了总需求概念。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经济学仅能解释有限的经济现象。正因为年轻,使其容易产生狂热和影响力。
经济学领域的不成熟还被呈现出来的事实放大了。这些事实是,仅有少数经济学家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大衰退,甚至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多长时间经济能够复苏。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零利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以及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
这些根本性的错误源自这样的事实:过去85年里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都有这样的假设,即私人部门主体总是拥有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和干净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如果中央银行降低真实利率的幅度足够大,他们就愿意借款。换句话说,这些经济学家的心理定式依然处在黄金时代,那时,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是状态1和状态2他们没有认识到今天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仅处在被追赶时期,而且经历着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他们确定无疑地处于状态3和状态4。
通过事先设定愿意借款的人总是存在的,经济学家的假定忽略了经济增长面对的两个最关键的挑战:国内投资机会的可得性,决定借款是否值得;以及存在具有干净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有能力并愿意承担这些投资风险。当公众绝望地等待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再一次让处于状态3和状态4的经济体增长时,经济学家的假定基本上排除了增长问题,因为他们的模型假设是经济体仍然处在状态1和状态2。
有时还不明确地假设经济主体对价格与其他外部因素变化的反应总是连续的。正如昆士兰大学的布莱登·马克-图勒尔(BrendanMarkey-Towler)指出的，传统经济学基于的是普遍可替代性的隐性原理，意思是相对价格变动总是能够创造出经济体中的反应。例如，如果商品A的价格相对于替代商品B的价格上升，消费者就会停止购买商品A的一定数量，而开始购买商品B。从这个观点出发,假设价格变化一包括利率和汇率一总是导致经济体中的相应变化,自然地就会假设真实利率的充分下降总是能够鼓励愿意借钱的人举步向前(寻求借款)。
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如果2%的通货膨胀目标不起作用,那么,货币当局应当选择4%的通货膨胀目标。还导致一些中央银行家得出结论,如果零利率仍然不足,那么,就应当将利率引向负利率。诚然,这里的假设是,在具有普遍替代性的世界里,对他们的货币政策行动至少应当有一些回应。
可是,当企业和家庭经历了真实的或技术上的资不抵债,他们的反应是高度不连续的,他们从利润最大化突然转变为债务最小化。债务最小化也是紧急措施,因为技术上资不抵债的企业面临灭顶之灾,除非能够很快摆脱负资产的状况。如果公司财务的真实状态为人所知,就没有供应商与其做生意,除非能够现金支付。摆在面前的可比性就是寻求破产保护。为了保护储蓄者,按照法律,银行也被阻止提供贷款,或延长资不抵债的借款人的贷款期限。企业许多优秀员工也会离开,投奔其他公司。
这意味着当个人和企业面临资不抵债时,普遍替代性原理就不可用了,因为他们突然停止借款,而且开始偿还债务,这恰恰是借款的反向行动。这种转变与中央银行将利率降低无关,正如2008年后所看到的情况，
问题是,在普遍可替代性总是有效的假设下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超乎想象地难以理解存在如此不相关联以及人类行为的大逆转。结果,他们的理论与模型常常不能吻合私人部门行为的突然转变和大逆转。
迷恋数学戕害了宏观经济学的可信度
当主流经济学家对数学模型变得迷恋(或狂热)时,对普遍可替代性的依赖就变得至关重要。今天,经济学领域的许多人不认为那些不用数学表达的东西(比如本书)是严肃的经济学。但是,要是数学公式有用(即可微),模型必须假设普遍可替代性,这样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保持平滑与连续。相应地,因为关注资产负债表或其他问题,当家庭和企业被迫做出突然变化甚或逆转他们的行为时,这些模型就毫无用处了。
像艾格森和克鲁格曼(Eggertsson and Krugman,2012)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费雪-明斯基-辜朝明(Fisher-Minsky-Koo)环境下,他们的模型表明货币宽松政策依然是有效的,并且通货膨胀目标与量化宽松政策应当起作用。事实上,三年后克鲁格曼本人承认,在真实世界里这些政策难以担当“博弈的局变人”,这表明他们的模型与公式不完全与现实的可能性相吻合,普遍可替代性不仅消失了,而且泡沫崩溃之后,改变了信号。
鉴于事实,宏观经济学原理出生于历史上突然转向债务最小化的过程中，即大萧条过程中。数学无法解释人类行为的不连续,数学的运用是站不住脚的。很少经济学家能够预见到大衰退及其后续长期的、不愉快的事情,充分说明了在理解经济体的过程中,数学工具是没有用处的。
空间物理学中运用高等数学成功地将人类送到了月球。自大萧条和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中运用高等数学(并且教授们用之于贸易)不仅未能预测最大的宏观经济事件,而且未能预测2008年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大变化。
空间物理学家可以将人类送上月球,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经济学家无法预见大衰退,人们因事而动并且总是变化方向。有些变化的发生是相当突然的。把数学作为主要工具,经济学家常常将人视为像月球或金星那样的行星天体,而不被视为有思想、有反应的个体。
这是与物理学对立的。如不使用数学工具,物理学不能描述彗星或电子运动。问一颗彗星或一个电子,为什么做它们所做的事情,物理学家也得不到任何答案
这意味着,用平直的语言详细说明数学的或其他类型的经济理论或模型中的假设或预期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的行为,审视理论与模型是否站得住脚,则应当是可行的。换句话说,通过平直的语言写出模型对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则应当可以判断模型是把人类视为行星天体,还是视为有思想、有反应的个体问题是,一旦貌似漂亮的数学模型被破译和翻译为平直的语言,将会发现许多数学模型实际上把人类视为彗星和电子，
当笔者与一位以优美数学模型而著名的教授辩论贸易摩擦问题时,他毫不在意地用平直的语言表达他的模型中发生的事情。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了在他的模型中一名因进口商品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会立即找到另一个相同报酬的工作。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会有贸易摩擦发生了。
贸易摩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进口国的人们失去工作和收人。在现实生活中,一名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将必须经过多年的再培训,才能重新获得早年所获得收人。在诸多的案例中,工人的收入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正是这样的困难导致贸易摩擦。可是,经济学家的模型说,不应该有贸易摩擦，因为不存在收人损失。这个“发现”事实上结束了辩论。
所以,经济学的实践者应当不断地检视模型期望家庭和企业做什么。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不断地要求教授用平直的语言解释在他们的数学模型中家庭和企业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我判断模型是否站得住脚。
换一种说法,因为原理中半个世纪之久的数学迷恋以及数学表达的经济学是唯一的经济学“合法形式”的信仰,重要的现象落在了经济学的假设之外(比如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投资机会短缺完全被无视)。结果，大学里讲授的经济学常常仅适用于黄金时代无泡沫、基本封闭的经济体,那里不存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投资机会短缺问题。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谁还需要经济学家?当经济体处在状态3和状态4时,才需要经济学家。例如,当存在大量的反直觉的合成谬误问题,仅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能够看透和分析时才需要经济学家。遗憾的是,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仅被训练着去了解状态1和状态2(或者,他们的模型仅在这些情况下有功能)。所以,公众越来越对经济学家和他们居于权威地位的朋友们感到失望。
更重要的是,基于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增长趋势,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简单地臆断长期“潜在”增长率,并主张政策制定者应当努力将经济带回到那样的增长轨道。但是,这样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当脚踏实地的商人要么不能(因为关注资产负债表问题)要么不愿意(因为缺乏投资机会)去借钱并在本国投资时,一切绝无可能。这还表明,传统经济学中没有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假设忽略掉了公众期望他们回答的所有相关问题。
在这个历史岔路口上,经济学领域最大的关注应该是,支付或支持大学学费的父母、学生和纳税人将最终认识到大学“经济学”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当公众认识到大量的经济学教授对损失掉大西洋两岸800万个工作岗位的大衰退一无所知时,将会要求削减所有(大学)经济系的经费。
新经济学家集体,比如拥有13500名会员的世界经济学协会以及新经济思想研究院完全意识到了经济学领域的贫乏,并努力工作,以使理论再一次与社会相关。东京大学佐和隆光(TakamitsuSawa)教授也发出了警告,如果经济学领域不切实际地沉迷于数学得不到纠正,那么,日本教育部应当削减大学经济系的经费。遗憾的是,即使不是所有但许多经济学教授继续讲授同样的老掉牙的东西,似乎2008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且黄金时代即将到来。这意味着在公众认识到真相之前,整个经济学领域必须彻底改造。
基于经济发展状态的恰当政策回应
更一般地说,经济学家必须对这样的事实保持清醒:在他们假设的世界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因为具有广大的投资机会,私人部门拥有干净的资产负债表,而这描述的仅仅是宏观经济图景的一半(状态1和状态2)。在宏观经济图景的另一半中,私人部门正在最小化债务,因为存在资产负债表问题,或者存在国内投资机会匮乏问题(状态3和状态4)。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也会发生变化。相应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通货膨胀、增长以及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恰当形式具有重大影响。
黄金时代的经济体基本都是处于通货膨胀状态的,因为工资、消费以及公司为提高生产力与市场能力的投资需求都很高。这意味着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在这个时期中央银行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保持着高度警惕
可是,在被追赶阶段,经济体基本上都是无通货膨胀的,因为工资增长停滞、消费者过分讲究、进口商品泛滥以及企业削减在国内的生产力和生产能力投资。如果即使在非常低的利率条件下,私人部门的资金需求也下降到储蓄水平以下,为了稳定经济,政府就必须动用财政政策并担当起最后借款人角色。
当泡沫破灭后,经济体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从状态1变为状态3或状态4。尽管政府和中央银行有办法刺激经济,使之在一两年内从状态3转变为状态4，但是,如果要从状态3回复到状态1,不说需要数十年,也需要数年。
唯有财政政策能够支持处于状态3和状态4的经济体,并且支持必须持续实施,直到私人部门已经重新借款。虽然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存在大规模公债的条件下,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当私人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且政府是仅有的借款人时,债券收益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极低水平的债券收益用市场方式告诉政府,如果未来国家需要建设公共工程项目,那么,实施公共工程项目建设正当其时。在极低的债券收益条件下,许多公共工程项目也能自负盈亏。
事实上,对于处于状态3和状态4的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指派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界定并实施能够保证社会收益率超过超低政府债券收益率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在黄金时代,独立的中央银行在稳定经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被追赶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创设的独立财政委员会,在稳定经济中,独立财政委员会必须起到核心作用，这个委员会必须不断发现自负盈亏的项目,直至私人部门借款人回归。这样的项目将提高国家债务,但是不会增加未来纳税人负担,因为它们是自负盈亏的。在经济体处于状态1和状态2时,利率非常高且很难发现自负盈亏的公共工程项目,这样的政策选择是不可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专项债投资的不就是这样的项目吗？很难说这样的建议是可行的。）
就货币政策而言,当局应当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处于状态3和状态4,意味着货币政策不仅不像黄金时代那样有效了,而且经济体自身也基本上无通货膨胀。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央银行为了达到通货膨胀目标,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使用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不仅未能实现目标,而且使经济体背负了超额风险与资源错配后果,包括继之而起的小泡沫。另外,还留给当局一个灾难性的任务,即吸收目前灌满了银行体系的超额流动性。
由于在根本没有通货膨胀的环境下试图激起通货膨胀的损害远大于所起到的好的作用,故中央银行应当远离通货膨胀目标以及黄金时代的其他“遗产”。相反,中央银行应当引导在财政政策的方向上进行辩论,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和加内特·耶伦提出“财政悬崖”所做的那样。他们必须让公众知晓,即使利率非常低,私人部门也不再吸收家庭部门形成的全部储蓄,这时政府需要起到核心作用。
于是,他们会发现,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清除银行系统中的超额流动性有了一条干扰最少的路径。在针对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不占先机之前，他们必须这样去做。
总结与结论
在黄金时代里,私人部门投资机会充足,利率居高,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强化货币政策能力,控制通货膨胀,而不待见财政政策。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对于日本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90年。
一旦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且在利率非常低,私人部门就常常成为净储蓄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就反转了。尤其是一旦政府成为最后借款人，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决定于政府借款规模,因为政府是有能力并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并将借款注入实体经济的仅有的主体。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转换他们的关注点,从货币宽松政策转变到寻找可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独立委员会,这样出于良好的愿望,政府能够担负起最后借款人角色。
经济学家也应当认识到,在当前被追赶阶段里,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具有的乘数和弹性完全没有了作用。这些指标也是变化的,在同一个阶段有时变化是惊人的,决定于经济体处在状态1和状态2,还是处在状态3和状态4。例如,即使经济体基本上处在黄金时代,资产泡沫崩溃也可以使经济体陷入没有私人部门借款人的状态3或状态4。这基本上就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1997年货币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发生的情况。
在全球层面上,必须认识到,2016年美国有足够多的“自由贸易”输家将贸易保护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抬进白宫。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扭曲了汇率和贸易流的资本自由流动的受害者。既然正是自由贸易(加之核威)让人们抛弃了战争,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繁荣,就应当反对恶化贸易不平衡并滋长了保护主义压力的无约束的资本流动,保护自由贸易。这意味着对于贸易不平衡与汇率问题,政策制定者不可以无差别对待。
经济学家还必须研究非均衡自由贸易的效率与福利影响,探究这样的情况在经济上与政治上能够持续多久。在200多个国家构成的世界里,每一个双边贸易账户的平衡既不可能也不理想,但是允许贸易不平衡增长而不受限制也是不可持续的政策,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拿出措施,将贸易不平衡保持在可管理的限度内。
在被追赶国家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反自由贸易的社会逆流,也意味着不向进口商品打开国内市场、想出口就出口的新兴经济体的轻松日子已经结束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拉动增长是好的,但是,如果要继续享有被追赶国家的市场进入便利,这些国家必须尽快打开自己的市场,或者接受汇率水平的提高。
经济学家还必须研究当其他生产要素没有自由流动时,跨境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效率与福利影响。与简单假设即凡是提高私人部门自由的皆可提高福利不同,他们必须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样的流动才应当是自由的,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样的流动应当受到约束。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经济学领域必须认识到,除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那时的特点是唾手可得的投资机会过剩,对于(其他阶段)经济增长来说,借款人缺乏一直是比贷款人缺乏更大的问题。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差以及生产力成长水平低根源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家庭继续储蓄,但是在国内企业找不到资本收益率足够高的充足的投资机会去吸收这些储蓄。
与貌似有道理的关于“趋势增长率”的假设以及总有愿意借款的人的假设不同,经济学家必须直面收益率足够高的国内投资机会短缺问题。关于投资机会的可得性与愿意借款的人的问题,再不应该想当然了。在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被追赶的国家里,这一点尤为正确,而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被追赶的国家是一组国家,实际上包括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发达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