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观预测：美国各大机构对中国预测比较悲观

在2026年中国经济展望中，美国大型主流金融机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均发布了相对悲观的预测报告，其GDP增长率预测普遍大幅低于5%。这些机构的判断主要基于对中国内部结构性问题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具体预测数据及核心驱动因素如下表所示：

各机构的悲观预测均有明确的研报观点支撑，核心摘要片段如下：

高盛在2026年1月5日最新发布的《探索新动能》中国经济展望研报中明确提及，“受地方政府融资限制以及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反内卷’政策的影响，2025年下半年投资增速放缓，尽管政策强调2026年‘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但短期约束仍存，拖累经济增长动能；我们预计2026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仅能从2025年的1.5%反弹至3.5%，难以形成强拉动作用”；

摩根士丹利在其中国经济中期展望报告中指出，“中国内需修复节奏缓慢，消费复苏动能不足的态势尚未根本改变，叠加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可能冲击出口，企业盈利修复不及预期将进一步抑制民间投资意愿，多重因素叠加导致2026年经济增长仍将承压”；

摩根大通在最新中国资产展望报告中提到，“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核心症结在于房地产与地方债务压力尚未完全化解，存在局部风险暴露可能，且受外部利差格局约束，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大幅降息有效提振经济活力”；

花旗银行则在其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分析称，“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上升可能引发外资外流，内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格局未根本改变，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成本压力，将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制约经济增速提升”。

整体来看，美国四大机构的悲观预测均聚焦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但未充分考量中美经贸关系缓和、中美利差倒挂缩窄、“十五五”开局政策发力及新质生产力培育等积极因素，因此就对中国经济前景过于悲观。

从政治经济分析视角来看，2026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内外环境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

外部，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主导的政策取向与中美经贸关系的阶段性缓和形成重要利好；内部，房地产与地方债务压力逐步缓释，叠加“十五五”开局的政策红利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动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相较于2025年的压力交织，2026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低迷、重拾升势，这种改善并非偶然，而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与政策主动作为的必然结果。

二、外部背景：美国选举周期下的政策取向与中美经贸缓和

理解2026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首先需要锚定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核心政治变量。从政治经济分析逻辑来看，选举目标直接决定执政者的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为争取2026年中期选举胜利，已形成清晰的“扩需求促就业、扩供给抑通胀”政策组合，这一取向不仅塑造美国经济走势，也为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外部环境带来边际改善。

2025-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核心量化指标的变动直接影响中美经贸互动及中国宏观政策空间，具体对比如下表所示：

上述核心指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维度的实质性影响：

从中美利差来看，2025年4.25%-4.50%的高利率峰值加剧了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叠加中美利差大幅倒挂，人民币汇率一度面临贬值压力，同时严格制约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导致2025年逆周期调节力度受限；而2026年美元利率将回落至3.00%-3.25%，不仅缓解了资本外流压力，更使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收窄至0-30BP，为中国央行实施降准、降息等宽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助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市场流动性。

从关税影响来看，2025年贸易战100%以上的峰值税率直接推高了中国机电、家具等核心品类的出口成本，导致部分外贸订单转移，拖累制造业景气度，2025年4月中国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下滑至44.7%的低位；2026年税率回落至20%左右后，出口成本压力将会显著减轻，将推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等短周期产业的出口订单率先回流，带动长三角、珠三角等外向型经济省份的生产复苏，为年内中国出口回升奠定基础。

（一）美国经济：选举驱动的“需求扩张+供给抑胀”双轮调控

2026年作为美国中期选举年，“赢得选票”成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锚点。参考实证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博弈→政策选择→经济结果”分析框架，其政策布局完全围绕选举目标展开：在需求端，推行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以扩张总需求、促进就业。具体来看，财政层面通过阶段性个人所得税减免、基建投资追加支出等措施拉动消费与投资，如Q1启动的减税政策与Q2落地的“大而美法案”追加基建预算，均旨在快速提振经济活力、增加就业岗位；货币层面，美联储在选举压力下适度妥协，选前维持宽松基调，Q2再降息25BP至3.0%，为经济扩张提供流动性支持。

在供给端，特朗普政府则多措并举压低物价以抑制通胀，契合全国选民对生活成本的核心关切。一方面利用通胀滞后效应，在选前通过政策组合提前管控通胀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放松部分监管、优化供应链布局等供给侧措施增加商品供给，缓解物价上涨压力。这种“需求扩张促就业、供给调控抑通胀”的政策组合，本质上是为了在选举前打造“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友好型经济局面，以争取中间选民支持。美国经济实现更高增长，会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尤其一些美国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行业。

（二）中美经贸关系：中期选举主导下的阶段性休战

2026年中期选举前，中美贸易战暂不会升级

参考上文

以中美贸易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看空中国经济，是不成立的。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势同样深度绑定美国选举周期的逻辑，以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看是确定的。2025年中美贸易战的一度激化，本质上是特朗普政府在总统选举周期中，为迎合铁锈带摇摆州选民对制造业就业的诉求，通过升级贸易战倒逼制造业回流的策略选择。但进入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后，选票构成与选民关切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其对华贸易政策取向。

与总统选举依赖铁锈带摇摆州选举人票不同，中期选举众议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纽约、加利福尼亚等人口大州的选票权重显著提升，而这些地区的选民更关注生活成本而非制造业就业；同时民调显示，“物价”已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民主党也以“可负担的生活成本”作为竞选口号。高关税政策的两面性在此背景下愈发凸显：虽然能迎合铁锈带选民，但会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加重全国选民的生活成本负担，最终导致选票流失。因此，特朗普政府必然维持中美贸易战的休战状态，此前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延续至2026年11月10日）将得到严格遵守，不仅不会升级贸易战，反而可能通过取消部分非核心商品关税、重启经贸谈判等方式释放善意。这种阶段性缓和，为中国出口改善创造了关键的外部条件。

三、中国经济：从压力缓释到动能重塑

2025年是中国经济承压前行的一年，多重负面因素交织导致经济运行面临较大挑战；进入2026年，随着外部环境改善与内部问题缓解，叠加政策发力与新动能培育，经济基本面将实现实质性改善，运行态势优于2025年。

（一）2025年经济压力的核心症结

2025年中国经济的低迷表现，源于内外压力的叠加冲击。外部层面，中美贸易战的激化直接冲击中国出口业务，导致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弱化；内部层面，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债务风险的交织，不仅拖累了投资增速，也影响了市场信心。

更为关键的是，中美利差倒挂的格局，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刺激空间受到严格限制，难以通过大幅宽松政策提振经济；最终导致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物价呈现通缩态势，形成“需求疲软—企业盈利下滑—投资消费收缩”的负面循环。

（二）2026年经济改善的多重支撑

2026年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体现在外部环境改善、内部问题缓释与政策发力增效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力：

其一，外部环境边际改善带动出口回升。如前文所述，中美贸易战的阶段性休战消除了外贸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选前的需求扩张也将提升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叠加全球供应链的逐步优化，2026年中国出口有望实现同比增长，同时也会拉动出口企业投资，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项。

其二，内部核心矛盾逐步缓解。经过2025年的针对性调控，房地产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保交楼任务的推进与合理融资需求的满足，使得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平稳运行；地方债务风险通过债务置换、展期等方式得到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所减轻，履职能力逐步恢复，为经济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其三，政策刺激空间扩大且精准发力。随着中美利差倒挂格局的缓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被打开，逆周期调节力度将显著加大，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市场流动性。财政政策方面，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将启动一批重大基建项目与工程，通过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拉动内需；同时，政策将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支出将进一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投资与就业增长。消费领域，在政策支持（如消费券发放、服务消费补贴等）与经济回暖的双重作用下，消费支出将稳步增长，其中服务消费作为升级方向，有望实现更快增速，成为内需扩张的核心动力。

四、超越悲观预期：2026年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

当前，高盛、大摩等国际机构对2026年中国经济仍持偏悲观态度，但其判断未能充分考量中国经济内外环境的积极变化，且低估了政策调控的力度。

2025年，中国经济在极端困难的内外部环境下，在巨大压力下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这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了全球制造和创新双中心。2026年，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内部局势已走出最困难的阶段，原本强大的韧性就会推动经济反弹。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视角来看，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2027年二十一大的赶考之年，逆周期政策力度肯定会大于2025年。这都决定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将显著优于2025年。

外部层面，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带来的中美贸易休战与美国需求扩张，为中国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需求环境，缓解了此前外贸承压的局面；内部层面，房地产与地方债务这两大核心风险的缓释，消除了经济运行的重大隐患，市场信心逐步修复；政策层面，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和二十一大赶考之年，各方面逆周期调控政策会协同发力，将有效拉动内需、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从“筑底企稳”进一步向“稳步回升”转变。

其中，最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将为中国经济注入长期增长动力。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投资扩张，不仅能直接拉动投资增长，更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这种短期需求拉动与长期动能培育的结合，使得2026年中国经济的改善具有可持续性，而非短期政策刺激的昙花一现。

综上，2026年的中国经济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化与内部的积极调整会形成共振，逆周期政策发力与新增长动能培育会提供双重支撑。尽管仍会遇到诸多挑战，但相较于2025年，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已占据主导，前景值得乐观期待。保守估计，5%的GDP增长目标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实际可能会略高与目标到5.2%。

五、中国经济增长动力：2026年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

与2025年基本相似，2026年仍然是结构性大牛市，指数不会有太大的涨幅，年内可看高到5000点。但是，一些具备全球竞争力、代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和板块，仍可能产生2-3倍的涨幅。

第一，美国经济高增长和高人工智能资本支出，会拉动中国相关产业链实现营收和利润双高增长，比如：英伟达链、谷歌链和特斯拉机器人链。

第二、未来正确的政策是，投资-就业-收入-消费，方向是先大力投资于新型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制造业。比如：AI算力数据中心和先进制程芯片制造。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需要政策救助和刺激的方向，仍会表现不佳。比如，产能过剩行业需要反内卷，消费行业需要补贴刺激，房地产业需要救助。

需要警惕的是，在中期选举后，中美贸易休战期结束，特朗普会转而巩固其核心选民忠诚度，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贸易战，这是2026年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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