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2025)

内容摘要：2025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特点可概括为：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不断系统化深入化构建。体现为四重维度：其一，更高人文视野观照技术发展、祛除表象迷思，促进中国国际传播技术自主创新。其二，更深入联系实体经济，以多元叙事体系和多方社会资源整合为有效支撑，向世界贡献中国的公共产品。其三，更广泛援用新兴技术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打造自主品牌与特色治理体系。其四，更深度的思想与理论反思，增强反霸权与全球南方意识，大力开展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探源工程，推动生活方式美学在精准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创新与有机运用。未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会更坚定地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思想破壁深化文明对话，在“两个结合”思想指引下，推动中国故事精准触达，构建一个既根植于中华文明又具有全球感召力的新范式。

关键词 ：自主知识体系 ；国际传播效力 ；数智文化 ；人工智能 ；当代中华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主要媒体上的中国科技形象及其认知变迁研究”（25&ZD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5年，当世界处于技术洪流与文明对话的十字路口，中国国际传播正悄然经历一场深刻范式变革。其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底蕴，以“文明互鉴”为思想指引，在技术、实践、文化与思想理论等维度实现系统化升维，朝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持续迈进。

一、技术祛魅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与范式创新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深度介入及其对国际传播范式重构的不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深度省思正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技术演进与自主创新提供可持续深层动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关切。一方面，相关研究以更具动态性、脉络性的研究范式重估 AIGC 在国际传播中所展现的变革潜力与潜在价值。研究发现，AIGC 作为极具颠覆性与影响力的新兴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深刻影响与改变着国际传播生态。其信息结构与状态的涌现性，推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步入复杂性与生态性认知维度，进而借由创新文化生产方式、优化叙事呈现方式、建构详细受众画像、打造多元传播主体等实践论，推进增强中国软实力全球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以更高的人文关怀为国际传播技术的自主创新注入更广泛且多元的实践动力。研究发现，国际传播知识生产上，AIGC 通过赋能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推动国际传播从传统的单向线性模式向互动性、个性化、精准化和多元化的新范式转变。地缘政治上，权力形态的人工智能能够对国家间交往产生深远影响，重塑国际传播地缘政治格局。AIGC 崛起进一步引发媒介变革，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深度嵌入国际传播，催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更新，构成信息空间、拟态环境与舆论操纵的新技术基底。AIGC 正发展为影响数字地缘政治格局的显性力量，呈现出数字主权向文化伦理价值观领域延伸；技术赋权兼具机遇与非对称依赖风险，致使地缘政治秩序呈现多层次竞争、多元行为体互动与动态博弈等新趋势。舆论斗争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社交机器人正逐渐动摇人类在国际舆论生态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国际议题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国际舆论气候的操纵者。人机边界的持续消融，为国际舆论传播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文化软实力上，AIGC在主体、内容、渠道、受众等方面均具有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效果深度赋能的潜在价值。理论上，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具有整合文化符号、凝聚情感共鸣和拓宽韧性边界的独特优势。实践上，AIGC 为中国数字文化高质量出海创造了重大机遇。AIGC 将入局中国数字文化出海行动者网络，将文化生产主体从单一的“人”转译为与技术共生的复合主体，将数字平台从信息传递者转译为文化推广者，将海外受众从文化接收者转译为文化参与者。进而借助内容优化、传播增效和体验升维实现高质量出海。

二、实践贯通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主深化与全球对话

（一）实体经济赋能 ：从传播效能到秩序构建。

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根本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构筑的自主知识体系及其物质基础。该体系内生的产业形态、资源整合所形成的价值创造逻辑，为构建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根基。脱离这一坚实物质基础，传播效力则易受技术权力真空化而趋于式微，或因技术权力对传播过程的系统、结构性支配导致传播效力弱化。历史证明，在全球基础设施加速私有化背景下，18 世纪诞生的海底电缆这一曾被描述为“中立”的技术物，被重新编码为新型地缘政治叙事规则，悄然重塑了信息秩序权力格局，催生局域网络空间“再主权化”等战略博弈问题。 时至今日，国际传播仍依赖媒介基础设施，主权国家对其争夺仍不断加强。尤其是对新兴互联网数智基础设施的主权强化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从学理而言，物质、技术与权力在国际传播场域已深度交织，既构成国际传播体系的运作基础，又型构其脆弱性内在机理。在数智传播范式下，脆弱性时有加剧、放大和复杂化之势。有必要构建内在结构稳定、外在边界包容且可因势利导、有备调用的韧性国际传播体系，进而助力实现中国国际传播体系从效能到效力的有效转化。落实于实践，最为典型的是中国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高质量共建之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多互补”的关系性思维范式，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丝路文明历史实践，将国际舆论秩序置于多中心流动、多维度互构的关系性世界之中，朝向多元文明共同体建构的理想境界。其传播中的权力动态变化和话语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传播模式 ，能够持续推进跨国互联互通，为国际传播秩序的创新转型带来可能。此外，实体产业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创新研究呈现多元样态。涵盖自贸试验区建设、跨国企业发展等诸多内容。

（二）话语国际化转型 ：打造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与公共产品。

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正实现从器物层面到制度、精神维度的深刻演进。“中国方案”基于实体经济衍生的价值创造逻辑，旨在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政治范式。在着力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进程中，中国正以系统地向世界贡献源于自身实践的政治性公共产品的方式介入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政治传播。从核心理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传递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我国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的价值指引，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对遏制西方话语霸权、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也面临传播环境复杂多变、传播主体联动性偏弱、传播媒介影响力不强等现实挑战。从指导方针来看，“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不仅作为全球议题的中国视角，为当前我国促进国际话语权建构和应对意识形态交锋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也为世界在发展、维护安全、文明交往与治理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进一步聚焦，从实践方式来看，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重要政治公共产品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新的制度选择。若改变国际舆论场受制于人的态势，必须以中国叙事打破西方叙事的话语霸权，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已成为人类亟须应对的全球性难题。 中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为向国际社会阐释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系统呈现，既是拓展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世界向度的内在要求，也是重构国际生态话语秩序的时代需求，更是回应中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需在全球场域的分疏与叠合间，重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力结构。

（三）叙事体系优创 ：形成多元主体协同阐发的“中国叙事”。

中国梦凝聚全体人民价值共识的奋斗目标，其本身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价值层面的核心表达。由是观之，其必然延伸为中国国际传播叙事策略的价值内核与叙事逻辑。基于此战略认知，中国的叙事实践，须着力从本土的知识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设置全球性议题并优化叙事技巧，使故事直抵人心 ；还须充分运用并发展中国自主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掌握传播主动权。这一叙事策略的展开，正与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逻辑同频共振。最终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的实践路径。

基于此，相关研究呈现向社会各界“扩散、下沉”趋势。如教育方面，教育对外开放已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场域。国际中文教育是具有深远价值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国语言文字教育背后的中外文化传播愈发显示出深层次意涵。媒体方面，国家战略性影像日益成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电影资料馆从影像存储机构向国家影像文化中枢的转型，在影像资源数字化、电影理论重构、国际话语权提升与社会认同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科技方面，科技话语权已成为衡量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指标。科技期刊作为科技领域重要的传播与交流媒介，已与国家科技话语权之间形成共生。此外，叙事体系研究还涵盖教育、农业、法律、翻译等诸多领域与学科，能够形成广泛且多元的研究。

（四）社会资源整合 ：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同频共振。

推动社会各界的中国叙事创新，有赖于对社会资源进行前瞻性统筹与系统性整合。对官方而言，主流媒体作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支柱，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凸显。其在体制机制、生态格局及人才建设等方面仍难以充分契合数智化时代的演进需求。因此，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加快构建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呼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播体系，已成为紧迫的战略任务。从宏观方向而言，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顶层设计，也是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学术命题，为构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契机。从制度模式而言，主流媒体应坚守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功能定位，在技术革新与治理理念更新下积极求变与拓展，进而实现互动生成逻辑思维转变下效果理论的范式升级，在媒介化变迁下开辟一条同西方新闻媒介化相异的路径，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从方法范式而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必须以新媒体业务为主体来构建内部业务流程和机制，传统业务虽然不可能短期之内全部消失，但也应在新媒体业务基座上展开。换言之，传统业务将成为新系统中的一个子板块而不是有很强独立性的并列板块，方能避免相互掣肘。

地方国际传播，建立特色机制、融合传播格局、整合传播资源与协同创新，进行业态融合、流程融合、内容融合，形成聚合效应，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途径。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以地方媒体为视角探析其如何赋能国际传播成为重要议题，各级相关工作积极开展，多领域推出系列具体举措。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国际传播中心，形成了“全域协同”的传播网络，以地方故事折射中国实践，创新央地联动机制，助力区域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双重建构。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顶层设计指引下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强化内容创新创优、加强技术转型赋能、提升服务治理综合能力、拓展产业多元链接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民间方面，其优势在于一旦建立渠道便可机动灵活地在日常生活中传播，更易被受众所接受。中国民间教研组织机构尤其发挥重要作用。高质量中国国情教育是新时代培养知华、友华、助华留学生的关键途径。通过增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能力，深化高校文化中国特色与国际传播路径，可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智力供给主体，能够发挥其思想性、前沿性和战略性优势，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正向认知。

三、文化智构 ：数智逻辑驱动“文化有机构成”自主演进

（一）传统文化数智化转型与突围。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转型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而言愈益凸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构建其国际传播立体式格局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要求、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的基本前提、拓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原则、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遵循。另一方面，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与数智技术迅猛发展双重驱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面临机遇。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重塑了传播渠道与叙事逻辑，推动信息驱动向算法—情感双驱动演化，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由单向输出转向多元协商共建。同时，数智技术的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以强大动能和重要机遇，有助于构建起“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四维一体且兼具效率与温度、可实现自我优化的新型传播生态，展现出诸多创新。

对此，相关学者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术突围的方法与策略。一方面是增强主体自主性。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增强中华文化自主性、提升中华文化交互性、提高中华文化创造性。另一方面是增强主体间交往可能。中华文化“跨域”传播对于新时代中国争取平等国际话语地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展示真实的大国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需通过以重构数字文明生态系统突破话语霸权、以中华文化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进行话语深度重构、以创新性数字传播体系打造中华文化影响力新局面等途径，推进中华文化“跨域”传播。

（二）文化出海实践与品牌构建。

数字文化产品作为国际传播与文化对话的关键载体与实践落地，相关研究以此为主轴呈现广阔“光谱”。新媒介技术助力下，中资背景的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电子游戏逐渐成为海外受众日常广泛使用的媒介资源。首先，网络文学出海已从单一文本输出升级为构建全球化文艺生产的新生态，核心在于把握作品产品化、作者产业化、平台基建化的方法论体系。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应从适应性、探索性传播实践向范式性、规律性整合实践迈进。其次，数字游戏与电影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关键媒介。中国文化正借助视频媒介实现视觉化表达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机融合。再次是中国动画。中国动画在坚守民族性的同时，应最大限度降低文化折扣，通过数智背景下的技术赋能，实现从传统“渠道出海”向新型“生态出海”转型。最后，中国电视节目正日益成长为我国对外传播体系中的关键媒介。第一，打造国产剧海外传播新格局，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整合优质影视资源、强化本土生产与国际表达的衔接、推进传播平台建设构建全媒体矩阵将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第二，中国微短剧具有微叙事、快节奏、强反转等特点，能够通过情感共通性与文化转码策略，助力跨越文化前见，为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有益借鉴。第三，借助纪录片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路径。纪录片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与中华文明形成了深度互构、双向赋能的动态关系。应提升主旋律纪录片国际传播效能，着力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的深度在地化传播。此外，在数字文化产品出海过程中，打造自主品牌是打通物质性到精神性节点并形成长期受众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牌是我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也是“文化中国”形象的重要标识。

（三）数智文化治理与技术双刃剑应对。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治理挑战。相关研究致力于厘清其在文化领域的复杂影响，为文化治理提供多元策略。当前，AIGC 与数字平台野蛮生长引发的技术政治与数字主权争夺、数据偏见与算法歧视，以及计算宣传和“巨魔部队”等极端情况，给我国文化治理带来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基本矛盾。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及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迫切需要。然而，我国当前的文化治理仍面临技术与场景适配不足、数字化转译失准、技术壁垒与话语霸权、协同机制缺位等问题，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造成阻滞。可尝试转向以“合作”为基调的数智基础设施治理资源对接与标准国际化路径、以“全景”为取向的数智伦理标准治理全球法治化与透明监督路径，以及以“共通”为核心的数智文化内容治理本土化主张与多元交流路径。进一步让进行“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工”转型成为进行“数字活动”的“数字居民”“数字原住民”，进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四、义理自觉：中国国际传播“行稳致远”的思想与理论进路

（一）去依附 ：强化反霸权思想与全球南方意识。

深度“去依附”是中国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中思想与理论任务的第一步。从学术体系来看，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让中国学术奉西方范式为圭臬。用中国哲学、中国理论和中国术语回应“中国之问”，为解答“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应尽的职责。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构建政府推广、人人参与、国内外媒体协同发挥作用的立体化、系统化传播体系。从话语体系来看，全球化发展加剧国际传播语境更迭与理念重构，长期由美西方垄断的全球叙事体系逻辑裂痕不断加深。作为全球南方的积极行动主体之一，中国应通过阐扬和平发展叙事提升国际传播潜力，以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元叙事的突围、对逆全球化思潮的纠偏。从学科体系来看，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中国化深度省思，需要同时把握“中国实践”和“全球视野”，观照国家的现实实践与战略决策，在交流中互学互鉴、利益共享，为我国国际传播学科提升国际化水平提供新的契机。

深度“去依附”需付诸行动，以“全球南方”立场推动国际传播研究形成“去帝国、去殖民、去冷战”的主体性意识是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方面，中国正与全球南方各国展开深度交流合作。中非作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对协力探索“去依附”的自主知识生产尤为重要，创设了以自主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来阐释好中国、非洲、中非合作乃至全球南方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在交流合作中正与全球南方各国共同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新路。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以其鲜活实践突破了西方预设的叙事框架，为“全球南方”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具有实践价值的道路指引与理论遵循。国际传播在战略层级，应切实推动世界、价值、历史、文明、民主与生态等叙事话语面向“全球南方”，进而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创设范本，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动力；在叙事策略上，应依托清晰精准的表达意涵，通过凝聚价值共识、寻求情感共鸣、增强受众认同的传播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精髓与实践成果更深入地走向世界 ；在实践路径上，应聚焦自主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深入日常生活伦理，为“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的新闻规范和话语体系提供新内容。

（二）立己身 ：中华文明思想体系探源与国际表达。

深度“去依附”之后，需进一步确立思想自主性。当前中国自主的“文明学”研究已成为前沿趋势。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5000 余年，海外传播超过 2000 年，是从古延续至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体，或许也是唯一能够孕育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文明体系。中国本土的国际传播活动、观念和制度孕育于华夏先民天下观的壮阔想象，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滋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生动实践，桥接于人类多元文明的共享成果。在此语境下，中华文明话语复兴不仅是对传统西方传播逻辑失灵的回应，也映射出当代国际传播对多样性主体与新交往伦理的呼唤。文明对话不仅是国际传播的新实践抓手，更为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基于此，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获得世界观指导，用全球史的方法论视野超越民族或西方等任何一种中心主义框架。具体而言，“共生理论”有望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赋能路径之一，可通过多主体协同界面构筑文明传播“共生”单元、“文化—共识”传播机理形塑“共生”界面、媒介“技术善治”强化“共生”能动性等方式，共同建构中华文明全球“共生传播”体系。总之，国际传播需超越内外之别，形成基于多元传播主体的复线交往范式，使互为主体和共同叙事成为国际传播文明范式基础。

打造中国独立自主“文明学”实践过程中，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标识是文明话语建构的重要落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对中华文明核心要义、时代价值、呈现路径的追问、挖掘和阐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这一探寻的重要成果。其中，“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国文化和精神的高度凝练与符号化表达，具有身份识别、精神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同时，中华“物”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物质载体，具有独特符号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能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其涵盖从历史文物到现代博物馆、从丝绸之路到数字丝绸之路、从四大发明到新四大发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发展历程。

（三）求真知 ：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精准下沉与风险前瞻。

以思想独立自主为根本动力，催生了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设的自觉性与原创性。

其一是理论内容创新，学界聚焦于周边传播与精准传播等前沿方向，构建植根本土、观照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数智时代，国际传播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区域国别研究。只有充分知晓各国文化、社会背景和民族情感，注重传播手段创新与内容准确性才能取得预期效果。中国积极开展精准国际传播与周边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理论研究上，“让周边传播”等新兴概念强化了传播主体的吸引力与传播客体的主动性。实践上，广西广播电视台面向东盟的影视传播中，积极探索对象精准、内容精准、分发精准、反馈精准的传播策略。中老铁路在不同阶段通过时空叙事重构区域联结，重塑了中老及“中国—东盟”关系网络，以“以物言说”的周边传播范式，助力中国国际传播致效。此外，中国还坚持积极向周边国家开放边境，致力于周边传播发展。

其二是理论范式走深，2025 年国际传播研究进一步向受众认知与情感层面双维深入，呈现多元分析、锚定实践特点。受众认知方面，研究从不同认知群体存在不同受众经验范围出发，深入于实践之中。如“Z 世代”作为深度嵌入数字空间的“原生全球公民”，既是新观念的枢纽，也是突破跨文化传播困境的试金石。TikTok 海外用户网络迁徙至小红书平台事件是群体间大规模的数字交往活动，也是逆向的国际传播流动过程。迁移用户呈现高活跃度与强平台黏性，内容偏好集中于中国社会发展实况，尤其关注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进步成果。该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在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旨在有目的地对他国受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审美情感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外籍人士、意见领袖、桥接社群与双语主持人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受众情感方面，研究发现，从共情感知、情感连接再到情感交互，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多元传播主体将通过情感能量的循环流动与意义再生产，建构起交互的跨文化情感共通体。“一路象北”运用“本真—共情”故事供给策略，成功将讲述中国故事的结构性弱势转化为强传播势能，为高情感共鸣的非政治议题国际传播提供相应的借鉴。未来，国际传播展开中国形象共情叙事，融入共同生态认知、信念和行动等共通性话语是基础方式；应基于审美共情、具身共情、伦理共情，建构中国共情叙述范式。

其三是理论伦理省思，计算宣传审视了国际传播的技术“神话”，揭示出更深的“操控”逻辑。随国际传播呈现认知建构与情感引导的双重趋势，频繁使用计算宣传活动进行舆论塑造成为常态化表征。计算宣传的核心策略是高频散布虚假信息。在叙事层面，操纵者为虚假信息赋予权威外观、连贯逻辑与情绪张力 ；在技术层面，开放平台参与度算法转化早期点击为指数级可见度，半开放空间沉淀热点叙事为群体规范，私密渠道则固化核心信念并储备再循环素材 ；在社群层面，熟人背书与同温层结构把社会证明与虚假共识迅速放大。算法权力以“算法殖民主义”形态重构国际语言秩序，语言技术霸权形成系统性控制。中国在技术生态、制度供给、认知战场等方面面临系统性困境。

（四）通古今 ：中国国际传播思想返本开新与理论的挖掘与出海。

长期来看，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仍需把握根本路径，即深耕本国思想源流与历史脉络，实现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的升华，最终实现中国思想由“域内深耕”至“寰宇出海”的跨越。相关学者致力于深挖汲取抗战时期的宣传智慧，其中一部分聚焦于出版物的修辞研究，涉及《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英译本《释抗战与外援》《红星照耀中国》等诸多文献。另一部分聚焦于“他者叙事”研究。“他者叙事”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策略，对党在新时代新征程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思想，灵活运用宣传技巧，善于与外媒驻华记者打交道，从而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政策支持。同时，一些学者回归中国古代史，从历史实践中发掘国际传播思想。一部分聚焦于文化考古，重新评估其国际传播价值。内容涉猎广泛，涵盖敦煌文化、汉字文化、老子思想等多元内容。另一部分聚焦于中华文化文本出海外译研究。中华文化的外译与出海十分重要，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相关研究涉及玄奘译场、中国穆斯林外文译著、彝族诗歌外译等多元内容。进一步来看，“理论出海”是“理论自觉”的高级形式，是中国与世界交往中不断自主创新的深层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应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推广。只有推进中国理论话语向世界学术话语的转译，构建国际传播新叙事、新载体，在国际传播中同步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才能使中国理论及其蕴含的“智慧”走向世界，进而向世界展现出一幅追求共享繁荣、和谐发展的美丽画卷。

五、结语

整体来看，2025 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进一步深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呈现出从技术赋能、实践贯通到文化智构、思想理论自觉的体系化发展趋势与研究特征。在技术层面，学界在拥抱 AIGC 等前沿技术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人文省思与伦理关切，致力于推动技术应用的自主创新与范式重构 ；在实践层面，研究深入揭示了实体经济作为国际传播物质基础的根本性作用，并通过多元叙事创新、社会资源整合，持续强化中国话语的感召力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文化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转型与出海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品牌与治理模式 ；在思想与理论层面，研究展现出鲜明的“去依附”意识和文明主体性自觉，通过深化全球南方合作、开展文明探源工程、推进精准传播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应继续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在“文明互鉴”中深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文明智慧，开创全球传播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