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婷 尚荩 吴凡伟 | AIGC驱动传统文化内容的跨媒介智能再生研究

引用格式：

[1]阮婷、尚荩、吴凡伟：《AIGC驱动传统文化内容的跨媒介智能再生研究》，《当代美术家》2025年第6期，第6—14页。（《CY/T 121-2015 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格式）

[2]阮婷,尚荩,吴凡伟.AIGC驱动传统文化内容的跨媒介智能再生研究[J].当代美术家,2025,(06):6-14.（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

AIGC 驱动传统文化内容的跨媒介智能再生研究

阮婷 尚荩 吴凡伟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艺术创作范式研究”（项目编号：24YJC7601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婷，湖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尚荩，湖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吴凡伟，湖北广播电视台高级物美设计师，湖北省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

摘要：本文围绕人工智能多模态生成（AIGC）条件下的传统文化“智能再生”，通过整合洛特曼“符号域”理论、布迪厄“场域”理论与多模态符号学框架，构建了“符号内核—多模态表征层—平台生态场域”三层嵌套模型，并将其与“生成—分发—接受”及反馈的时序相映射，剖析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千秋诗颂”为代表的修复型、交互共创型与文生影像型三类典型案例，提出构建可操作的文化智能再生分析框架，为传统文化在 AIGC 语境中的可持续再生产提供方法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AIGC；#跨媒介艺术；#智能再生；#符号域；#场域；#多模态符号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多模态生成能力的持续迭代，跨媒介艺术智能再生正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古典诗词、历史人物、传统工艺等文化内容，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图像生成、声音合成等技术，实现了跨媒介迁移，并以多元化形态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在平台与算法共同构建的新型传播场域中，文化资本的可见性、话语权与资源获取呈现出结构性的再配置。

在AIGC驱动下，互联网时期的“平台分发”流量逻辑，升级为“生产+分发一体化”模式，传统文化符号的核心—边缘结构偏移加剧，高价值但低流量的内容更易被稀释；传统学术与馆藏权威的把关功能相对弱化，而平台规则与KOL/MCN等中介的权重则相对上升；与此同时，多模态符号通过重塑受众的感知路径与情感通道，深刻影响着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稳固。本文据此引入洛特曼“符号域”理论、布迪厄“场域”理论及多模态符号学框架，构建整合性分析模型，探究上述机制的作用链条与耦合关系，并通过对 “数字敦煌”“数字故宫”“千秋诗颂”等覆盖不同内容形态与平台生态的典型样本进行案例群剖析，讨论AI在传统文化符号转译、语境重构与价值再生中的作用。

一、基于符号域、场域与多模态符号融合的传统文化智能再生机制

通过对洛特曼“符号域”、布迪厄“场域”与多模态符号学的分析研究，探究在AIGC介入后，符号域维度 “核心—边缘”结构的位移与符号迁移的加速与异化，场域维度技术资本的上升与平台规则对可见性与话语权的分配，以及多模态符号在降低认知门槛、强化情感通道的同时，带来的典型性偏置与语境弱化方面的问题。

（一）符号域“核心—边缘”偏移与符号迁移

洛特曼界定“符号域”为文化存在与运作的整体环境，既涵盖具体符号系统，也包含系统之间的互动与转换机制。符号域内部呈现“核心—边缘”的不均质结构^［1］：核心承载文化主流价值与官方文本的规范性表达，如传统纹样、书法、诗词意象等；边缘涉及多样化、实验性与跨界性资源，如次元文化、民间艺术和先锋表达。二者并非封闭对立，而是经由“符号迁移”保持动态融通，往往经过权威审定、时间沉淀与公众接受考验等“文化过滤器”，才能逐步由边缘渗入核心。基于此，本文将“核心”中用以维系意义稳定与风格连续的要素概括为文化“符号内核”，具体包括术语与典故、历史语境锚点、风格与修辞谱系等，是跨媒介再生中需要被识别、稳固与守护的语义与价值锚点。

而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这一机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首先，“生产+分发一体化”使内容生成与平台分发相互耦合，符号迁移速度骤增，核心与边缘的边界被快速拉平。其次，基于模型训练的生成模式带来典型性偏置，模型致力于最大化生成出训练语料中最常见的结果，这导致“高频、典型”样式远多于“长尾、稀有”变体，风格被模板化、语义被平均化、地域与历史细节差异被抹平，严重时会出现“模式塌缩”。这一现象削弱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可能导致文化符号在语义层面出现“去历史化”与“去地域化”，限制文化创新的可能边界。最后，符号由边缘流入核心的研判标准，从“学术审定＋时间沉淀”转向“平台交互反馈信号+模型统计先验”。前者（如停留、完播、复播、转发等热度）作为分发排序的目标函数，后者由训练语料频次与共现模式作为生成输出的概率倾向，二者耦合加剧了“高价值但低流量” 内容被边缘化的风险。由此，符号再生依赖于对符号内核的明确化与稳固：以术语与典故的真实性、历史锚点与风格约束为基本集合，保持语义稳固，避免在加速迁移与规模分发中发生价值稀释。

（二）新场域平台重构与文化资本再配置

布迪厄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具备相对独立性与自有规则的“文化生产场域”：创作者、机构与受众占据不同场域位置，围绕文化、社会、经济及其象征化形态所形成的多种资本展开位置竞争，进而决定作品的生产与价值分配。在传统文化智能再生格局中，创作者与机构位于结构中心，受众多为被动接受者，再生价值与合理性依赖学术文化机构与馆藏权威体系的认定，市场反馈相对滞后，场域呈现出“创作者—机构—受众”的等级化结构。

在AIGC阶段，场域结构发生变化：其一，平台凭借算法、数据与算力构成的技术资本与商业化目标，上升为新的权力中心，场域自治性相对减弱。其二，位置竞争由以“作品、论文、展陈”为主的成果型竞争，转向同时争夺技术接入资本（如数据可得性、模型/API/算力权限）与协作资源（如联名/IP、推荐与渠道资源位）的结构型竞争。其三，在文化生产场域内经由学术规范与制度程序所获得的价值与资格承认，在分配层被指标化为可见性数据，在合规层被程序化为内容政策与版权/授权流程，合力改写“谁被看见、以何种方式被看见”的判断依据。其四，资本在文化、社会、经济之间的转换被加速，平台的合作等级与接口权限催生了新的参与分层。基于这些变化，本文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明确了新“平台生态场域”：由算法与推荐体系、联名与IP制度、社群运营与内容规则，以及其所依托的技术资本共同构成的权力与资本配置环境。

（三）多模态符号的感知路径与情感认同

多模态符号融合是跨媒介艺术生产与传播中的基础机制：通过协同整合文本、图像、声音、交互等异质符号系统，实现传统文化内容的再语境化与跨媒介流通，如以诗词文本驱动的文生影像、图像与声音的联动复原，以及引入交互性符号的沉浸式装置等。

AIGC的介入使多模态映射呈现可编程与可参数化特征，从经验性与能力性创作，转变为可被明确指定、可参数化、可重复调用的流程。规则被显式化，如术语表、分镜表、灯光与色卡规范；风格强度、色域、镜头时长、配乐节拍等被参数化；创作流程形成可编排的管线，如prompt模板、控制条件、规则库、API工作流等，并可通过API和脚本批量调用迅速迭代。自然语言经由语义解析被直接映射为图像、视频、配乐、吟诵与交互逻辑，重塑了从创意到呈现的路径。同时，生成与分发耦合使规模化与实时化成为可能，内容可依据平台反馈快速迭代，显著提高触达与更新频率。但模型的统计先验易导致“典型性偏置”，带来风格模板化与语义平均化；若缺乏语境锚点与解释型UI（如注释、出处链接、对照组件等），还可能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发“只感动、不理解”的浅层消费与误读。据此，本文提出“多模态表征层”概念，将其界定为充实“符号内核”与“平台生态场域”的中介层，在这一层内完成多模态符号的编码、对齐与呈现，并通过多模态符号融合研究，确保情感认同建立在文化理解之上。

二、AI驱动的典型案例群剖析

本节通过列举“数字敦煌”“数字故宫”“千秋诗颂”案例，分别代表文博修复型、馆藏交互共创型与文生影像跨语种传播型的不同路径，分析其置于“符号内核、多模态表征层、平台生态场域”三层嵌套框架之中的文化再生状况。通过对案例群的同构拆解与差异比对，聚焦生成、分发、接受三阶段的关键问题，识别AIGC语境下的共通机制。

（一）“数字敦煌”的文博修复与沉浸体验

“数字敦煌”^［2］是敦煌石窟数字资源体系化建设的总体实践，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数字留存、虚拟再现、跨界传播”三大功能。敦煌研究院自1999年启动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建设计划”持续迭代更新，累计采集高清影像数百万张，涵盖200余个洞窟、4.5万余平方米壁画和3000余尊彩塑，形成了极高精度的可计算文化资产基础。

作为敦煌研究院主导的长期数字化工程，“数字敦煌”最初立足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逐步形成以高清影像采集、色彩还原、三维重建为核心的方法体系，并建设面向公众与学界的在线资源库；与《人民日报》新媒体、腾讯合作推出“云游敦煌”“数字藏经洞”微信小程序，实现与观众的游戏式交互^［3］；同时，与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在数字化保护与展陈项目上保持长期合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传播、可体验的公共文化产品^［4］。

在生成阶段，“数字敦煌”通过高精度采集、色彩及纹理复原与AI辅助的病害识别^［5］及虚拟修复，将壁画与洞窟构件从物理载体转码为可计算资产。在符号内核层，对飞天、藻井、莲花、伎乐天等意象进行系统梳理与注释；在多模态表征层，依托三维重建、纹理映射与物理/全局光照等引擎合成技术，实现文本阐释与影像、声音及交互内容的有效对齐。在平台生态场域中，强化素材开放与授权环节的来源标注与使用边界，提升从采集到公开发布各环节的可追溯性。在分发阶段，采取了涵盖官方矩阵、沉浸式巡展、文创与游戏联动的矩阵化路径：持续推出系列化短视频《云赏敦煌》《敦煌色彩的故事》，并通过官方矩阵在多平台分发；同时提供中、英文等版本，并依据不同平台与渠道做好时长与说明信息的适配。沉浸式展陈结合多屏、多通道视听与空间叙事，营造强化在场感的参观体验^［6］。“数字敦煌”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机构合作的巡展项目，通过8K裸眼3D与动态全息投影，使观众在视觉、听觉与空间维度获得高度同步的沉浸体验。此外，纹样与色卡经由文创与《王者荣耀》游戏皮肤连接年轻群体与次文化圈层，实现文化在不同圈层的进一步扩散，除商业化联动外，研究院还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合作开发“敦煌纹样开源数据库”，为二次创作提供授权素材与设计指导。在接受阶段，通过解释型UI提供注释与出处链接，并在部分展项与资料中加入“修复前后对照”，将文化体验从“被看见”推进到“被理解”；通过多屏/多通道视听与VR交互^［7］，结合展陈动线的整体设计，将单向“观看”转化为更高参与度的体验，从而增强记忆痕迹与文化亲近感。

综上，“数字敦煌”强大的符号内核为文化再生提供了丰沃土壤。从行业观察与研究来看，数字遗产与沉浸式展览在快速扩张中面临共同风险：修复与呈现的“模板化/过度美化”，可能弱化“历史层积”与原貌细节；沉浸式“奇观化”叙事则易挤压学术阐释与解释性信息的空间^［8］。相关博物馆学与数字修复文献已反复提醒，需避免造成“拟真错觉”，并在方法论上坚持可追溯与可校验的边界。相应地，“数字敦煌”在素材授权与溯源方面已有制度化实践，为规范UGC再利用与署名指明了方向；但在面向青年社群的大规模二次创作情境中，模板库、署名标注、再利用指引的细化与普适化仍是行业层面的待解课题。进一步来看，如何在“数字资产开放”与“文化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侵蚀学术性，如何构建全球化数字遗产共享平台，都是未来“数字敦煌”及同类项目亟须持续探索的问题。

（二）“数字故宫”的馆藏交互与平台共创

作为故宫博物院推进“数字故宫”^［9］战略的重要实践，相关项目在早期即以馆藏数字化与学术编目为基础，逐步形成包含纹样、器型、工艺、色谱等多类别的结构化资产，并面向公众推出数字展陈、互动小程序“畅游多宝阁”、线上专题与线下沉浸装置“‘纹’以载道”等多形态产品^［10］，推动馆藏从“可阅览”走向“可参与”的公共文化形态。

“数字故宫”的独特性不在于“修复”，而在于生成阶段将馆藏元素转化为可操作的公共资源：将器型、纹样、色谱等馆藏要素以互动专题和模板化方式呈现，支持用户在小程序内的低门槛组合与体验。例如，在“畅游多宝阁”中，用户可以通过拖拽方式自由搭配纹样、器型与色谱，系统会基于语义标签与知识图谱为用户提供可用元素建议，以避免文化语境的误读。通过主题联动与话题聚合降低参与门槛，官方渠道发布示范与解说，平台侧负责话题聚合与再分发，引导用户在“看懂—能用—愿意用”的路径上自然进阶。同时，在讲解中强调纹样组合关系、色谱来源及礼制语义等规范信息，以减少“好看但不对”的误读。此外，引入AI辅助图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分割算法，对不同器型的轮廓、材质和装饰元素进行精准标注，为UGC提供更加结构化的素材基础。在分发阶段，通过平台侧的联动与共创机制，降低参与门槛：官方频道发布高工艺示范与学术解说，平台侧进行话题聚合与再分发。当优质UGC被官方选编展示时，在接受阶段形成 “创作—露出—再创作”的社群文化再生循环，将权威资源从单向展陈转化为可参与的公共文化资源。

就定位而言，“数字故宫”在馆藏元素的转换与平台化共创运营方面具有显著特色。然而，高参与也必然带来版权署名与收益分配、风格越界与近似抄袭等压力。因此，故宫在这类项目中更适合采用分级授权模式，针对个人、教育、商用等不同场景，配合来源水印与元数据溯源，明确涉及礼制、宗教等敏感或禁恶改元素，明确可二次创作的范围、再利用规则与授权流程，以稳定长期的创作者生态。在平台侧，可叠加原创保护、高工艺加权与反近似抄袭工具，并将“解释性说明”纳入推荐权重，确保内容曝光不以内涵稀释为代价。

（三）《千秋诗颂》的文生影像与国际传播

《千秋诗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依托“听媒体”大模型与生成式技术，将古典诗词的意象、修辞与韵律转译为水墨取向的动画与吟诵声景。项目同步借助AI语言模型、文生声、声线克隆等技术，并增加历史背景与人物注释，推出多语种版本（英/西/日/德/意等），在总台与CGTN等海内外平台上线，以统一母版配合在地化阐释面向国际受众传播。

《千秋诗颂》的显著特征是从诗词出发的“文生影像”路径与面向海外的多语种传播。在生成阶段，项目并不依赖复杂交互，而是将诗句中的意象、情绪与韵律，通过低饱和色域、舒缓镜头、吟诵与配乐的节律对齐等手法贴合诗意，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体验。该项目在影像生成中引入语义驱动的镜头调度与声画节律匹配算法，确保画面转场、声景节拍与诗句韵律在感知层面保持一致性。为避免“唯美模板”的惯性，成片在剪辑与镜头强度上趋向克制，并在关键意象处补充术语注释与背景脚注，力求将观众的注意力从“好看”拉回到“看懂”，在生成美学与学术性之间建立了动态平衡。在分发阶段，采取“原版＋多语种并发”与在地化阐释相结合的策略，同一内容推出多语种字幕与配音，按不同渠道对片头片尾、字幕与时长做规格化适配，同时增设历史背景与人物注释、提供延伸阅读入口，以减少跨文化误读；在接受阶段，上线后结合渠道与受众反馈对字幕与说明进行持续优化。 

总体来看，《千秋诗颂》的优势集中在“多语种—多渠道”的协同分发与“诗意→视听”的一致性呈现，与不同平台联动形成跨媒介的传播矩阵，提升了国际用户的触达效率与文化参与度。而对外传播相应的风险在于：易出现直译导致意义项偏差；本应由空镜、低信息量、慢节律与含蓄停顿承载意义的诗性美学，可能转向高饱和画面、密集镜头、强配乐的过度奇观，削弱“意在言外”；以及以“东方主义”外部凝视中国甚至东亚，压缩历史与地域差异。

三、“生成—分发—接受”的三阶段时序机制

通过对案例群在AIGC驱动下生成、分发及接受三阶段关键问题的分析，传统文化形成从资料到作品生成、从作品传播到接受、从接受到认同的运行方式。这三阶段并非单向流程，而是在反馈驱动下循环迭代：生成阶段以真实性与再语境化稳固语义与风格基准；分发阶段通过渠道协同与合规加权提升可见性，同时保持阐释性元素协同；接受阶段将感知体验转化为理解与认同，并将误读与偏差回灌至前端修正，由此凝练可跨案例复用的操作要点与风险识别方法，为后续框架搭建奠定基础。

（一）生成阶段的真实性与再语境化

通过上述案例的同构拆解与差异对比，生成阶段的重点在于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完成跨媒介转译。实践中可遵循“稳固内核—对齐元素—内涵追溯”原则：先行明确术语、典故、历史语境锚点与风格、修辞谱系，作为跨媒介转写的意义与风格基础；随后在多模态层面将文本、影像、声音与必要的交互做一致性设计，使色调、镜头节律、编曲与声景等表征元素围绕同一语义锚点对齐；同时在可行范围内记录采集与处理流程信息，区分文化再生的呈现性增强与内容性增补，保留必要的追溯说明与复核机制，使再语境化建立在可解释、可核查的基础上——即通过专家复核、参数边界与风格约束等方式进行前置控制，降低AIGC驱动带来的“模板化”“戏剧化过度”“细节稀释”等问题的风险。

（二）分发阶段的可见性与渠道协同

分发阶段则以渠道协同与合规加权为要点。常见做法是构建官方渠道与社会化平台的分发矩阵，在不改变核心语义的前提下，依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特征与技术要求，对标题、时长与说明信息进行轻量加权适配，确保检索与阅读的可达性。为避免可见性与价值判断失衡，分发阶段可将“原创的技术水准”“解释性说明的充分度”“来源与授权标识的清晰度”等因素纳入综合考量，并配套必要的授权与再使用指引，意在扩大传播的同时维持阐释强度与合规边界。结合用户画像与数据分析，为不同受众群体动态生成差异化推荐版本，避免内容同质化，保持语义一致性。

（三）接受阶段的感知—情感—认同转化

接受阶段通常经历由“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同”的递进过程。前两者可通过清晰的叙事结构与解释性信息实现，例如在适当场景中提供注释、出处链接、术语说明或必要的对照材料，降低理解门槛并稳固语境；情感与认同的建立则需依托更具在场感的视听呈现与适度的观众参与机制推进，但须避免以强刺激与过度表现来替代本体语义。这也意味着在评估时，可结合“文化元素嵌入度、理解强度、情感共鸣、参与深度”等维度进行质性判断，及时识别“奇观审美削弱意在言外”“跨文化误读”与“语义错置式拼贴”等负面效应。

（四）“接受—分发—生成”的反馈回路

为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可通过“模型数据反馈与学术机构复核”双路径协同运作，前者侧重于将平台端受众意见、二次创作样式与基础行为量化为数据，如完播率、重复播放点击量、弹幕/评论的关键词聚类、不同语种字幕的启用比例与停留时长、注释展开的点击率等。后者提供对术语、典故与历史语境的规范性审视，并与专家意见、合规与版权检查共同纳入整理与分类。两者协作，将问题按“语义不对齐（如术语、典故误解）、风格错置（如节律、色域、声乐错位）、越过合规边界（如署名、来源、授权提示缺失）”建立最小问题分类，再分别定位到可执行的修正位。据此对说明文本、字幕与注释做词汇表对齐与在地化补注；对镜头节律、编曲与版式做小步可回退的微调（如拉长关键意象的镜头平均时长、降低背景配乐动态范围、在高信息段减少镜头切换频次）；确有需要时，对母版与阐释脚本进行审查修订，面向说明层的用词修正、错译进行纠偏，或经专家复核后再调整。保留前后版本的可比对样本，并在分发阶段限定替换范围；同时记录每项变更的依据（如对应的数据指标或专家意见），实现可追溯与可解释。这样，数据端的“看不懂/看不完/看不准”能迅速精准优化，审读端的“术语不当、语境偏离、风格过强”问题也能稳妥落地到影像与声音的参数层修改，二者共同为后续分发与接受提供清晰参照，避免在提升可见性的同时稀释阐释强度。 

四、AI驱动的传统文化智能再生框架模型

在上一节的时序机制之上，对应“符号内核—多模态表征层—平台生态场域”的三层嵌套模型，可以对三个阶段各环节的关键任务与边界进行结构化组织。通过将三阶段映射到三嵌套层，形成“三时序×三层次”的文化智能再生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涉及制度、流程、工具与评价四个维度，将抽象的理论与案例经验转化为可复刻的执行方式，兼顾可达性、可解释性与合规性，为传统文化的持续性智能再生提供支撑。 

图1  AI驱动的传统文化智能再生框架模型。

（一）符号内核、多模态表征层与平台生态场域的嵌套关系

符号内核、多模态表征层与平台生态场域三层构成了嵌套关系。符号内核承担意义与价值的稳定功能，聚焦术语、典故、历史锚点与风格、修辞谱系，是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石；多模态表征层将语义锚点具体转化为影像、声音与交互流程的参数约束，如色域、镜头节律、配乐、交互规则，并建立文本、图像、声音之间的一致性映射，实现从认知到感知的转换，确保语义符号与视觉、听觉及交互设计高度对齐，如在《千秋诗颂》中，“孤帆远影”这一诗句通过低饱和度长镜头与空境声场共同再现，实现跨感官的统一表达；平台生态场域则由分发机制、联动合作与合规规范等外部条件构成，影响内容的可见性与资源配置效率。三层嵌套关系可概括为：首先稳固语义与风格，确保符号本真性与价值稳定性；其次组织跨媒介呈现，通过影像、声音、交互等多模态的融合扩展文化体验；最后在平台环境中维护内容分配与规则执行，确保文化资源在数字生态中的合理可见性与可持续利用。

（二）三阶段时序的映射关系

当“生成—分发—接受”三阶段及反馈的时序映射至三层嵌套结构时，可形成一套可执行的范式要点：在生成阶段，符号内核侧重于禁改清单与术语、典故对照；多模态表征层聚焦跨模态的一致性设计与模板化复用；平台生态场域则关注授权与来源标识的明确性。在分发阶段，符号内核确保标题、标签与核心术语的一致性；多模态表征层负责多渠道适配与格式转换；平台生态场域则强调署名、授权指引与合规提示。在接受阶段，符号内核用于识别并纠正术语与史实错置；多模态表征层通过解释性信息与在地化阐释加深理解；平台生态场域则借助UGC社区与来源声明机制，保障再传播的可追溯性。最终，在反馈阶段，各环节信息分别回流三层嵌套内容，使下一轮生成、分发与接受得到针对性优化。

（三）“三时序×三层次”的智能再生框架模型

基于上述映射关系，可构建一个覆盖全路径的复用审查框架模型：前端审查重点包括是否建立最小语义锚点与跨模态对齐规则，授权与来源标识是否到位；中端核查关注多渠道适配是否保持语义一致，解释性信息是否充分；后端检查则评估观众的理解与情感转化是否达成预期，二次传播是否遵循基本的署名与再利用规范。结合反馈信息，可对术语说明、镜头与声音、授权提示等环节进行小幅而可追溯的修订完善，形成可持续的调优路径。

（四）智能再生框架模型的保障机制与评估闭环

为提升智能再生框架模型的可操作性，未来可在多方面持续完善：第一，制度层面可建立分级授权、署名与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必要的敏感领域与禁改清单，制定译审与在地化基本规范；第二，流程层面设置专家复核、变更记录与必要的纠偏机制；第三，技术层面可应用来源标识与元数据标注，提供模板化资源与基本检索标签，配合面向公众的UGC说明；第四，评估层面可通过设定“文化嵌入度、技术融合度、参与共创度、风险控制度”等质性指标维度，为阶段性与长期性实施提供保障。 

首先，文化嵌入度是评价AIGC内容对传统文化符号本真性与精神内涵的再生程度，关注作品能否准确把握历史语境、美学特征与价值内核，并在创新表达中维持真实性与延续性。可参考的观测点包括前文提及的术语、典故与历史锚点的对齐度，风格、修辞谱系的一致性等。高文化嵌入度的实践应兼具传统神韵与当代活力，以“数字敦煌”为例，其在色彩与线条增强中兼顾唐代用色规范与工艺痕迹，通过可追溯的复原说明维持学术正当性。其次，技术融合度评估多模态呈现的技术完成度与用户体验的顺畅程度，重点在于“技术是否服务于文化表达”。具体涉及跨模态对齐的自然感与一致性、生成与后期的精细度、交互与沉浸设计的可理解性，避免因“技术炫技”稀释文化语义。以“数字故宫”为例，纹样与色谱的结构化呈现、交互组件的低门槛组合，体现了技术对审美原则与礼制语义的可执行落地。再次，参与共创度考量用户参与再创作与再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既关注UGC生成量与互动数据，也重视社群生态的健康度与可追溯性。具体观测点包括优质UGC占比、注释出处链接的使用率、二创的署名与授权、共创活动的持续性等。以《千秋诗颂》为例，其围绕“诗意→视听”的一致性呈现与多语版本的在地化阐释，引发二次创作与跨语种扩散，展现出较高的参与共创度与外延传播效应。最后，风险控制评估项目在全路径识别与化解风险的能力与执行强度，关注识别、预防、纠偏、追溯是否形成闭环。典型风险包括语义与历史失真、拟真错觉、同质化模板、跨文化误读等。可结合观测数据侧反馈与学术侧的规范性意见，衡量风险处置的及时性、透明度与可追溯性。

通过上述评估，在稳固符号内核的基础上，以多模态表征扩展文化表达空间，并在平台生态场域内通过清晰规则维护分配与合规边界，从而支撑文化智能再生框架模型的健康循环与可持续再生。

结语

研究表明，AIGC并非仅在表达层面扩容，而是通过“生产＋分发一体化”模式与平台规则，系统性地改变了传统文化符号的迁移速度与方向、文化资本的初次与再分配方式，以及受众从感知到认同的达成机制。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技术驱动下文化传播范式的深刻转型，也揭示了平台算法、用户偏好与符号再生产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通过可复用的“三时序×三层次”文化智能再生框架模型剖析案例群，验证其适配性。未来将进一步在跨平台指标体系构建、跨语种受众研究与开源模板、术语表标准化建设上深化探索，扩展到更多遗产类型与区域场景，从而兼顾文化传播的可达性与正当性，推进传统文化在AIGC时代的健康再生。

A Study on the Cross-media Intelligent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nt Driven by AIGC 

　RUAN Ting  SHANG Jin  WU Fanwe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lligent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IGC). By integrating Lotman’s "semiosphere" theory,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a multimodal semiotic framework, it proposes a three-layer nested model comprising a "symbolic core," a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layer," and a "platform ecosystem field." The model is then mapped onto the temporal sequence of "generation,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feedback."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cases, including "Digital Dunhuang""Digital Palace Museum" and "Ode to a Millennium of Poetr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types: restoration-oriented, interactive co-creation, and text-to-video. It then proposes a prac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ultural intelligent regeneration, providing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AIGC context.

Keywords: AIGC; transmedia art; intelligent regeneration; semiosphere; field; Multimodal Semiotic Fusion

注释

下滑动查看更多

原文载于《当代美术家》2025年第6期（总第159期）第6—14页

（点击查看目录和卷首语）

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学术”获得《当代美术家》学术分享群入群二维码，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编辑：李微

排版：王颖

初审：胡莉 

复审：李一白

终审：黄宗贤 韩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