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丁
2025年即将过去，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时期的第一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在认真准备十五五规划。对我们来说，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对十四五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有一个清晰的总结和认知，明确了解和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嬗变的基本态势。
我总结了中国经济在既往时期到未来十五五期间已经、正在并仍将继续发生的五个重大的嬗变态势，这些态势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以及对所有国民的日常生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重大经济嬗变态势的第一个表现是：中国不仅在制造业、甚至在全球三大类基础国家经济形态中都在全力推进整体突破，但在各类经济形态中的发展都存在亟待克服的困难。
按基本经济类型分，全球可分为三大类基础国家经济形态，第一类是能源类国家，如中东、俄罗斯等，第二类是制造业类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等，第三类是金融及消费类国家，如美国、北欧等。
我们都知道中国多年来在制造业方面表现极为出色，好似“一枝独秀”，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三大类经济形态中的地位都不同程度呈现快速扬升态势。
我们先来看看制造业。
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中国制造业产值占比达到了全球的35%，位列全球第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其进出口总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5G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逐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然而中国制造业又存在内卷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急需深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国际制造和贸易的高端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再来看能源方面。
2024年，中国全年发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达到100868.81亿千瓦时，占全球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2024年全球63%的风光新增装机来自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2024年终端用电中绿电占比达30%，相当于每3度电有1度绿电，中国新能源电动车产量及出口均遥遥领先于全球。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清晰地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产能及新能源创新领域的领军国家。
然而，中国在能源领域又有着明显的短板，中国的主要能源是石油，而石油的进口压力很大。2024年，我国进口原油5.53亿吨，全球排名第一；进口金额2.31万亿元，占全年进口贸易总额的12.56%，也就是说，全年12,56%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石油了。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已的背景下，我国的石油能源安全问题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下面看一下金融领域。
从银行业资产规模、保费收入、股市市值、债市余额及货币国际化程度等维度看，中国无疑已跻身金融大国行列，例如，中国内地金融业总资产约490万亿元，银行业、保险业规模分列全球第一和第二。中国数字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希望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升金融的国际地位。中国金融已具备一定的全球竞争力，全球前50大银行中43家在华设机构，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不断深化。
但是，中国金融也面临着明显的大而不强的问题，缺乏国际金融市场核心定价权和话语权，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有限，人民币国际化路程依然漫长。
最后我们看一下消费领域。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在明年八大任务的首位，提出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我国人均GDP已超1.3万美元，消费已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长期占据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首。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7.04万亿美元，实际购买力相当于美国的1.6倍，稳居全球前列。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为对冲外贸压力、保持国民经济稳健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前国内仍然存在内需不足、消费不振、供求失衡、物价低位运行等经济运行领域的突出矛盾，呈现类“通缩”的态势，且已经延续了几年，对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几年来财政、货币等政策面连续出台了若干支持性政策，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重大经济嬗变态势的第二个表现是：从房地产到高科技，中国经济领军者的角色正在实现标志性跃迁。
中国房地产业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最具象征意义的房地产产业和市场始于1987年12月1日发生在深圳的全国首次土地拍卖。随后十几年间，通过的分税制、住房货币化、土地招拍挂等改革，拉开了长约30年的房地产狂飙突进式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土地财政成为这个时代的国家财经象征。
然而，当美西方加大围剿中国经济、中国城市化已逼近70%、中国房地产库存和债务问题高企、国家推出房企融资三条红线之际，疾行了30年的房地产出现重大转折，目前全国楼市年度成交量由2021年的18亿平方米腰斩到今年的约9亿平方米。中央已多次表态，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趋势性地走出30年来持续发力的传统发展通道，探寻新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导向，走出重心依赖房地产的老路，引导新的战略性、领军性产业带领中国经济继续以高质量寻求新的增长和发展。
未来的中国经济依靠什么替代房地产曾经的核心地位？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其将成为未来国家先锋性、领军性的第一支柱产业，而房地产则回归为国民经济中民生性、基础性的第二支柱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哪些领域呢？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基建、新能源、高新科创及智造（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其他关联产业包括：双向贸易及跨境电商、金融资本市场、资产管理、汇率管理与人民币国际化、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存量不动产运营、新农村建设、新消费等。
目前阶段，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关联着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也关联着国家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尽管房地产不再担纲国民经济头部领军者的角色，但它仍然需要稳健发展，当前特别要稳住民众预期，让大家逐步恢复对房地产发展的信心，让房地产的债务困局、库存困局、交楼困局、房贷困局等等都能在积极政策引导下稳步得到化解。
从国家财政模式看，原来以房地产为主导的时代，土地财政成为支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而在未来以战略性新型产业为主导的新时代，股权财政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基础税源。
重大经济嬗变态势的第三个表现是：中国今年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背后凸显出国家在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双重制能。
今年1-11月，中国贸易顺差突破一万亿美元，达到达到10758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国家单年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外贸出口冲破万亿美元，是中国加速推动内外贸易结构的优化与政策工具的储备积极灵活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全面应对和反制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取得的重大成果，是维护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及相关就业形势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显示了中国商品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17类主要出口商品中，同比价格下降的商品比例平均超过60%，这意味着当前顺差的扩大是依靠“以价换量”驱动的，实质上是在输出国内通缩和内卷，折射出产能过剩压力和内需消费疲软，并导致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压。这种增长模式若长期持续，将对中国经济的结构平衡与可持续增长构成很大挑战。
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嬗变大趋势是，从二十多年前加入WTO开始的以外贸出口为导向的输出型开放经济模式，稳步转化为以更高国际贸易准则和高维双向型开放经济模式。上海进博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将大力引进国际高质量品牌产品，以加快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推进国内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力。
重大经济嬗变态势的第四个表现是：从虚拟货币的中美对垒表现看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特别棋局。
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向，美国推出以绑定美元和美债的稳定币发行的《天才法案》，让USDT泰达币、USDC美国币等稳定币大行其道，甚至连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也在美国的加持下行情一路走高。在全球数字货币系统内，美国加密货币的市场成交占比高达98%以上，形成绝对垄断态势。天才法案的本质是化解美债困局，以数字虚拟货币稳定币代币形态继续维持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地位。
在美国推出天才法案的同时，中国香港于2025年5月发布《稳定币条例》，允许多币种储备，希望与美国形成差异化路径，但目前仍难以规模化地推进实质行动。而内地则对虚拟货币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压方式，11月28日由央行牵头、14部委参加的“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对通过加密货币进行炒币、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采取了高压态势。
对加密货币，美国力挺而中国严打，这背后的症结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无论是虚拟货币、还是加密货币，无论是稳定币，还是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本质上都是数字货币，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推出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国家。只是由于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行的加密货币或稳定币都绑定美元美债，成为美元霸权的最新平台，目前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均严重缺乏对应的监管和法规，导致这些币种成为国内国际金融违法犯罪的最新便捷通道，中国以此为由实施严厉打击自有它的道理。中国并不是从根本上排除数字货币，而是要给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正常的、以法币为锚的、可控的数字货币实施战略“清场”，建立中国的“规矩”，对目前美国主导的各类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在中国境内加强监管和打击，无疑大大有利于中国未来加快发展以数字人民币为主体的法币性质的数字货币。
总之，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焦点必然锁定在数字货币领域，中国必然要正面应对。我们一定要在国家明确而严格的行政和法律监管架构内，在数字人民币战略大通道内，有效并有力地推进Web3.0（第三代互联网）、区块链、Defi（去中心化）以及以中国国家信用和人民币为锚的稳定币，跨上数字货币的时代列车，并走在数字货币的全球前列。
重大经济嬗变态势的第五个表现是：在沿海三大枢纽关联地带，新型枢纽地必将待势而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沿海地区。而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长期以来主要是三大枢纽地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唱主角，而三大枢纽地漫长的过渡带还有四个次级枢纽地城市群：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台海和北部湾城市群，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沿海城市群的“三大四小”现象。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太习惯对沿海三大枢纽地城市群给予更多关注，最近的国家级高峰会议还再一次提及三大枢纽地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而对处于三大枢纽地关联地带的四个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城市群给予的关注度则远低于三大枢纽地城市群，以至于这四个城市群在多年来的发展中的基础动能和政策动能都很不足。
比如，作为辽东半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大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方面，在市场关注度和经济规模上都与深圳有得一拼，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可能受东北地区整体发展滞后的影响，大连的发展步伐也慢下来了，1990年大连GDP在全国城市中排在第9名,1999年还保持在第14名，而2024年已经滑落到第30名。
作为胶东半岛城市群的领军城市青岛，长期以来的发展总体上保持了比较良好的态势，然而其地位一方面受北方大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省会济南的竞争关系影响，使得其在胶东半岛的城市群领军者角色扮演得比较吃力。
台海城市群则是另外一种表现。福建沿海每个城市单拉出来都很厉害，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然而，选哪一个城市作为这个特殊城市群的领军者，似乎都比较困难。台海城市群的聚合力不够，因为各个城市的实力都各有千秋，领军城市难产。
北部湾城市群在“四小”中可谓实力最弱的了。钦州、北海、防城港三个城市多年来的发展都相对平常，缺乏出类拔萃的底蕴。本来国家给予广西的一个重磅机遇：东盟博览会，最后花落首府南宁，为南宁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但作为广西乃至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失去了东盟博览会落地的重大机遇，也使得北部湾三个城市的发展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经济规律来讲，上述“三大四小”城市群不应该呈现目前的“三大”更大、“四小”更小的“马太效应”，而应该是“四小”紧紧跟随“三大”，利用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形成“四小”独特的发展路线和成就。我认为，属于“四小”城市群加快发展的时代应该到来了，因为，它们的本底都很扎实，基础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未来的“三大”若希望获得更高的发展，其实需要周边“四小”的支持、互动和共享，反过来，“四小”也需要像海南自贸港那样，获得国家特殊的新政策扶持，同时其本身也需要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在未来得到“三大”更多的包容与扶持，在发展速度和质量上期待有更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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