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中国首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报告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转向规则、标准与法律等制度层面。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法律环境空前复杂，不仅需要应对投资东道国的法律监管、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等传统法律问题，还必须面对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出口管制、经济制裁以及复杂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等前沿挑战。在此背景下，涉外法治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与经济发展战略，系统性地梳理、分析并优化涉外律师人才这一战略资源具有根本必要性。

如果说总量缺口是显性问题，那么结构性矛盾则是影响人才效能发挥的深层症结。涉外律师人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例如，仅北京市就拥有超过5000名涉外律师，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但人才供给却严重匮乏。这种空间上的错配，导致部分地区“有需求、无服务”的困境长期存在。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在专业领域上也存在脱节。

总量与结构上的失衡，需要精确的数据分析来刻画其程度、动态演变趋势以及内在成因。因此，本报告的核心问题意识，便是基于数据特征为把握当前中国涉外人才提供科学依据。

鉴于国家层面和法律服务行业已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响应与实践探索，其中，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建设正是这一系列努力中最核心、最具标志性的举措。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人才库，经过多年的建设与数据积累，构成了结构化的、包含海量关键信息的数据集合。典型的人才库成员信息条目，通常会涵盖律师的执业机构、执业年限、教育背景、外语水平、持有的境外律师执业资格、擅长的专业领域、处理过的重大涉外案例等高价值信息。正是这些官方主导、经过严格审核、持续动态更新的人才库，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总体概况

（一）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发展进程

1.2012-2017年：顶层设计的确立与系统规划的启动

2.2018-2022年：全面推进与体系化建设阶段

3.2023年至今：深化发展与质效提升新阶段

（二）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核心举措

建立和发布各类涉外律师人才名单（或称人才库），是近年来中国推动涉外律师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核心举措。这些名单不仅是对入选律师专业能力的认可，也构成了国家和地方选拔、使用、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依据。

1. 国家级人才库的建设实践

2. 地方性人才库的动态发展

与国家级人才库的不同，各省市，特别是对外经贸活动频繁的地区，近年来纷纷建立和动态更新自己的涉外律师人才库。这些地方性人才库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反映了区域发展的特定需求。

通过对国家级和地方性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的梳理可知，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司法部“千人计划”名单为基础、各主要省市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建立动态更新的地方人才库为补充的人才管理体系。国家名单更具权威性和标杆意义，而地方名单则更具时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版本更新、分批入库、梯队建设等方式，使得人才库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变化和律师成长。

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省份分布热力图

通过对比律师数量与律所数量的分布，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区人才的集聚模式。

北京的律师与律所比值高达2.98，表明顶尖人才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律所，这与北京作为全国性大所总部聚集地的地位相符。上海和广东的比值显著低于北京，显示其市场更加多元化，全国性大所分所与本土精品强所并存。江苏、山东、浙江等省的比值更低，且入选律所数量庞大，表明高端人才分布更为分散，渗透到了更多地方性律所中，有利于贴近地方企业，但在承接顶级国际项目时资源整合能力可能受限。

重点省份律师与律所数量对比及人均密度分析

在专业能力构成上，报告进行了细致的画像分析。跨境投资以超过半数的占比位居业务领域榜首，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紧随其后，两者共同构成核心支柱。国际贸易和金融与资本市场作为传统重镇地位稳固。值得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海商海事、能源与基础设施和国际经济合作则代表了专业性极强的细分市场。

语言能力方面，英语是94.82%入选律师的工作语言，也是行业准入门槛。日语、德语、法语等主要经济体语言有一定覆盖，但一带一路沿线语种人才普遍稀缺，这可能构成法律服务对接倡议的现实瓶颈。

详细的分析部分，囿于篇幅，请参阅报告全文。

四、地方律协涉外律师人才专项分析

（一）地方性涉外律师人才总体建设状况

自2018年4月，司法部正式启动全国范围的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工作以来，各地律协纷纷响应号召，建立或扩充本地人才库。进入2025年，多个省份不仅已经建成人才库，还在不断地更新、扩充和完善其规模与结构。例如：江苏省截至2025年，已建成由379名律师组成的省级涉外律师人才库 ；浙江省的涉外律师人才库规模已达到240人，并实现了省内11个地市的全覆盖；广东省的建设工作尤为突出，已完成了至少六批次的涉外律师事务所库和人才库的组建工作；江西省作为中部省份，也在2025年6月公布了其首批涉外律师人才库名单，共计268名律师入选，标志着其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省级涉外律师人才建设模式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二，人才库结构设计从“扁平化”到“精细化”。随着建设工作的深化，部分省份的人才库模式已从单一的“大名单”向多层次、分类别的精细化结构演进。

第三，人才库建设与地区战略融合深度。高水平的人才库建设不仅仅是律师行业的内部事务，更是深度融入并服务于地方乃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二）京津冀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分析

本部分以北京为例——

2018年是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的标志性年份。司法部于该年起正式主导建设全国范围的涉外律师人才库，旨在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权威的人才参考。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北京市的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进入了体系化、规模化的快车道。

进入2020年代后，人才库的建设更加注重专业领域的全覆盖与人才层次的精细化。北京市创立了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分级管理机制，旨在实现对不同层次人才的精准识别与使用 。至2025年，北京市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合理、专业齐全、动态更新的涉外律师人才库，成为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国家级层面，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北京市入选律师数量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有170名律师入选该名单 。这一数字占当时全国入库总人数的17%以上，比例之高远超其他地区。这170名律师构成了国家级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其专业领域广泛覆盖国际贸易、跨境投资、金融与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国际商事仲裁等关键领域。这种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反映北京作为首都，在高端法律人才资源上的强大集聚效应。

在市级人才层面，截至2025年，北京市已成功构建起一个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动态发展的市级涉外律师人才库。其规模不仅体现在入库律师的绝对数量上，更体现在其结构层次、专业覆盖以及持续增长的潜力之中。根据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在库律师人数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截至2023年末的一次扩充后，该人才库的律师总数达到1326人。人才库的规模化发展历程清晰可见，2020年时人才库人数约为742人 至2021年新增263名律师入库，再到2023年又扩充了320名律师。这种持续性的扩充机制，确保了人才库的活力与代表性。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库将人才库成员划分为领军人才、优秀人才和后备人才等不同梯队，旨在实现人才的精准识别、重点培养和高效使用。在这种分级体系下，人才库的总规模概念更为宽广。截至2023年末，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为1326人，截至2025年8月，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库总规模达1766人，其中后备人才231名。

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管理机制的系统性与层级化。与上海等地相比，北京在人才库管理上更突出顶层设计下的系统性和层级化。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创立并实施了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分级管理机制” 。

北京市涉外律师人才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心城区，特别是朝阳区、海淀区和西城区。朝阳区作为北京市的经济中心和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朝阳区是涉外律师人才最集中的区域。该区汇集了中央商务区（CBD）、外国驻华使馆区、众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际组织。这些机构产生了大量且持续的、涉及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国际税务等方面的高端法律服务需求。因此，国内外顶尖律师事务所均将主要办公室设于此地，从而吸纳了最大数量的涉外律师人才。

海淀区以其“中关村”科技创新中心闻名，聚集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巨头以及顶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该区域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高度集中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国际申请与保护）、技术进出口、数据跨境与网络安全、风险投资与海外上市等领域。这使得海淀区成为科技法律领域涉外律师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西城区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街汇集了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总部、大型国有银行总部和各类金融机构。因此，该区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主要围绕国际金融、境外发债、跨境并购、资产证券化等资本市场业务展开。专注于金融法律服务的涉外律师人才在此区域形成聚集。

（三）长三角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分析

本部分以上海为例——

早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已敏锐地意识到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重要性。市政府将涉外律师的培养纳入紧缺人才工程，并自1993年起便开设涉外律师培训班，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模式，致力于培养具备法律与外语双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后来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奠定基础。

上海市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的地理分布呈现出高度集聚的态势，主要资源集中在浦东新区、静安、徐汇等核心城区，其中浦东新区的领先地位尤为突出。

浦东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汇聚了全市最顶尖和最庞大的涉外法律服务力量。数据显示，浦东新区拥有超过1200名涉外律师，约占上海市涉外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各个层级的人才库中，浦东律师均占据了极高的比例。在司法部评选的“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中，浦东独占37席；在首批215人的“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中，浦东入选者达51位，占比近四分之一；在“上海市涉外律师人才库”中，浦东律师亦有30人入选。在向司法部推荐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人选时，浦东新区推荐的人数也多达31位。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得益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集聚的大量跨国公司总部、金融机构以及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创新优势。

除浦东新区外，黄浦、静安、徐汇、长宁等传统中心城区也是涉外律师人才的重要集聚地。这些区域拥有深厚的商业底蕴和成熟的法律服务市场。静安区在向国家级人才库推荐人选时，推荐了20名律师，数量仅次于浦东，并有30人入选市级涉外律师人才库。徐汇区也有13名律师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17人入选市级人才库。这些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通常历史悠久，客户群体稳定，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等传统涉外领域具备很强实力。

（四）珠三角地区代表省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分析

依托改革开放带来的区位优势，广东省的涉外法律服务业务早在2017年就已萌芽并持续发展。自2017年起，广东省政府与司法厅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建设，例如支持设立“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研究中心，为涉外法律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截至2025年中期，广东省作为全国执业律师数量第一的“律师大省”，其涉外律师队伍的规模和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广东省已经建立起一个层级分明的人才金字塔结构，包括处于塔尖的“领军人才”、作为中坚力量的“先锋人才”和“后备人才”，以及代表未来的“新锐人才”。这种分层分类的培养和管理体系，有助于实现人才的精准培养和高效利用。尽管成就斐然，但广东省清醒地认识到，与北京、上海等顶尖涉外法律服务中心相比，其在高端、复合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省内确立了从“律师大省”向“律师强省”迈进的战略目标。根据《粤律工程》的规划，目标是到2025年底，全省涉外律师人数达到5000名，领军人才达到500名，并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涉外律师事务所。

面向未来，广州市发布的《广州市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2024—2035年）》中，为涉外律师人才队伍建设设定了清晰的远景目标，计划到2029年涉外律师人数不少于2500名，到2035年不少于3000名，显示了其打造全球性涉外法律服务高地的决心。

广州市的涉外律师队伍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据广州市司法局统计，截止2025年8月，全市超2500名律师开展涉外业务，其中国家级人才91人，省级187人，市级539人。360家开展涉外业务的律所中，10家入围全国涉外法律服务示范机构，16家入选全省首批涉外律所库。7家律所在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7家分支机构，占全国8.2%，全省60%。

与省级类似，广州市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的更新也采用分批次、动态化的管理模式。广州市律师协会会根据工作安排，分批次组织涉外律师领军人才的评选和公布工作。例如，市律协已成功组织并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广州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名单。2024年2月公布的第二批名单就有257名律师入选，规模可观。结合第一批，535人入选广州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并发布了《广州市涉外律师细分领域名录》，收录了535名涉外律师人才，按专业领域进行细分，便于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广州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呈现了以下特点：

根据深圳市官方发布的信息，截至2025年2月，经过七批次的遴选，已有1008名律师入选深圳市涉外律师人才库。这一数字相较于早前的数据有大幅跃升。例如，在2024年9月，入库律师人数为686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人数净增超过300人，增长率超过45%，显示出一种非常积极的扩容态势。人才遴选工作愈加频繁，第六批人才库名单于2023年发布 ，第七批名单则在2025年初公布，第八批领军人才、新锐人才申报工作在2025年11月12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动态更新、持续纳新的“深圳速度”。

深圳市涉外律师人才建设呈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数据显示，人才库中的律师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三大法律服务市场，即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三个地区合计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形成人才库的核心力量。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人才库并未局限于东部发达地区，而是吸纳了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黑龙江、辽宁、安徽等中西部及边疆省份的律师。

“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此人才库最核心的特点是其建设完全围绕并服务于“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国家顶层倡议。其名称本身即清晰地界定了服务范围。国内其他涉外律师人才库，虽然也强调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但其定位通常更为宽泛，涵盖所有类型的国际经贸活动。而“一带一路”人才库的目标则极为聚焦，即专门为中国企业和公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活动提供高质量法律保障。

其次，该人才库在结构上的一大创举是同时包含了大量的外籍律师成员。根据名册与相关数据，人才库首批成员中，外方律师数量（121名）甚至超过中方律师（84名），覆盖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及、捷克等数十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国际化结构，在国内其他律师人才库中极为罕见。绝大多数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涉外律师人才库，其成员均为中国执业律师。而“一带一路”人才库通过吸纳外籍律师，实质上构建了跨国界的法律服务协作网络。

再次，对特定区域复杂法律环境的专业侧重。“一带一路”沿线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极为多样，其中许多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法治环境复杂多变，甚至不乏法律体系受宗教法影响深远的国家。因此，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法律人才，不仅需要掌握英美法、大陆法等主流法律体系知识，更需要对特定非主流、小语种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有深入的理解和实践经验。该人才库的建设，必然要求成员具备应对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能力。名册中包含来自内蒙古（对接蒙古、俄罗斯）、新疆（对接中亚）、云南（对接东南亚）、西藏（对接南亚）的律师，以及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埃及等国的律师，都体现出对这些特定区域法律专长的重视。这与一般涉外人才库更侧重于与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法律业务交流的传统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其专业能力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六、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一）全国性各类型人才建设情况评价

全国性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其在顶层设计、人才选拔与培养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问题也较为突出。

第一，人才总量的严重不足与专业结构的失衡。如前所述，涉外律师在全国律师群体中占比低。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涉外律师中，能够精通国际通行规则、具备处理复杂跨境交易与争端解决能力的顶尖人才较少。此外，涉外律师在国际仲裁中的参与度仍显不足。尽管近年来我国涉外仲裁案件数量有所增长，但能够在境外仲裁机构或国际仲裁庭实际执业的中国律师仍相对稀缺。在国际仲裁舞台上，中国律师的代表性仍未形成规模效应，亟需通过加强跨境实务培训、构建与国外仲裁机构的合作网络等措施，逐步提升我国律师在国际仲裁中的参与度和竞争力。

第二，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涉外律师人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内陆省份则面临严重的人才匮乏。这种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格局，意味着人才库成员的地域来源同样难以摆脱沿海中心地区的绝对优势，内陆地区虽有涉外律师队伍，但规模与东部相比仍有巨大差距，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第三，与国际顶尖水平的现实差距。尽管中国的涉外律师队伍在快速成长，并开始在许多跨境项目中担任首席律师的角色但与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相比，在全球资源调动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根植于律所管理模式、行业文化以及长期以来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边缘地位。

第四，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当下尚未有针对已建成人才库的绩效评估体系。入选标准侧重于政治素质、专业背景、执业年限和外语能力等投入指标，培训安排则注重课程内容和培养模式等过程指标。然而，对于产出和影响的评估却付之阙如。人才库的成效多停留于描述性总结和个体案例的展示，缺乏基于数据的客观评估体系。针对人才库成员，没有明确的绩效评估指标。使得人才库的后续发展与优化缺乏明确的数据支撑与改进方向，难以形成从选拔、培养到评估、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从而限制了其战略价值的最大化发挥。

（二）地方性各类型人才建设情况评价

地方性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建设是中国涉外法治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在规模、机制和模式创新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范例。但是也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内部结构不合理问题突出。即便是在人才储备相对丰富的省份，也存在严重的“省内不均”。人才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城市或经济中心城市，广大地市级甚至县级区域的人才储备极为薄弱。同时，在专业领域上，人才也多集中于传统的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等领域，而在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环境法等新兴交叉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其次，政策支持的连续性与精准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的扶持政策停留在宏观号召层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人才激励措施。政策的制定也未能充分考虑本地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的实际需求，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人才培养计划有时也缺乏长期规划与稳定投入，影响了人才成长的连续性。

再者，跨区域协同机制阙如。当前，各省市的人才库建设多为“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跨区域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地区的优秀涉外律师资源难以服务于另一地区的需求。尤其是在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时，这种行政区划的壁垒限制了法律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京津冀地区虽建立法律服务协同发展中心，推动律师行业共建和业务交流，但受限于行政壁垒，三地仅实现司法鉴定机构信息共享，涉外律师资源跨区域调配率不足。

复次，‍动态管理与退出机制不足。许多地方人才库的建设也存在“一选了之”的倾向。工作重点多集中于前期的申报、评审和发文公布环节，而对于入库律师的后续跟踪管理、绩效评估、定期考核与动态调整机制则普遍薄弱。部分地方公布并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更新频率或退出名单，这使得地方性人才库可能沦为一种静态的荣誉称号，其成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状态是否持续符合标准无法得到保证，影响了人才库的整体质量与公信力。

（三）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建设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将进入深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其发展方向将不再局限于规模的简单扩张，而更加聚焦于体系的完善、能力的提升与效能的释放。

中国涉外律师人才库的未来发展，将是在现有基础上的一次全面升级。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精细化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前沿技术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估管理机制，人才库将从静态的人才名册演变为动态、智能、高效的战略性法律资源平台，其不仅将为中国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更将在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贡献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长按二维码下载

《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研究报告（2025）》

报告全文

点击右下角“在看”，分享给更多小伙伴

您的支持， 是超律志持续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