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喜平、赵伯昕 | 经济研究范式创新的人文经济学

韩喜平，吉林省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伯昕，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交汇融合的原创性成果，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实现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筑牢文化根基。同时，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将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还原为具体的“社会文化人”，使文化从外部环境变量提升为关键内生要素，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在文化驱动增长上的解释限度，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转向“以人为本”、文化赋能的新型综合范式。它不仅高度契合现代经济运行逻辑，还为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更为全球经济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汲取与转化

从现代学科视角看，古代中国并未构建起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既未形成市场、价格、利润等具体概念，也未建立“理性经济人”等抽象理论模型。但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华民族积淀了丰富的经济发展与治理智慧，形成了以“民本”为价值核心、以“富而教之”为文明目标、以“义利合一”为伦理约束、以“天人合一”为生态观念等思想内容，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人文性指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民、惠民、富民思想，以“爱民而已”为治国之道，并将其作为衡量执政者是否实现“为政以德”的重要标准，展现出鲜明的人文性指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价值论先于本体论、伦理观先于财富论的基本特征。孔子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离不开人民的富足，若“百姓不足”，国家府库充盈也不过是“竭泽而渔”的虚假繁荣；《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视为国家存续的根本，而不仅仅是统治的对象；而《荀子》则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经典比喻，进一步将人民视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形成了只有“藏富于民”才能“藏富于国”的治理思想。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富民并非治理的终点，而是教化的起点。《论语》中冉有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反映出物质基础是实施文明教化的前提；《史记》写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将经济充裕视为礼义形成的基础；《宋刻本论语集注》指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进一步强化了民富与国富的逻辑关系；宋明理学家倡导乡约、兴办义学，为贫寒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财富即文化”的世袭壁垒。这种“富而教之”的传统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经济分层与文化流动并存的独特结构。此外，儒家对“利”的态度并非简单否定，而是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强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明确将“得利之道”置于得利之上；《孟子》进一步指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将“义”视为经济行为的伦理边界。这种义利观所构建的伦理约束并非外在于经济活动的道德装饰，而是内嵌于交易过程的信任机制。明清徽商奉行“利以义取”的价值观，晋商崇尚“利以义制，名以清修”，二者皆将“商誉”视为最具长期价值的资本积累。换言之，中国传统商业智慧早已发现：当“义”成为一种可积累的声誉资产时，它本身便构成最稳定的“利”。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人文性还体现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认知上。《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将“取用有节”界定为维系资源可持续的原则；《礼记注》进一步主张“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以季节律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强度。这种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观，并非单纯的环保意识，而是一种“天人同构”的宇宙伦理思想。在此观念下，人并非自然的所有者，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共同体成员。《荀子》指出“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倡导通过精耕细作、施肥养地，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民生活的富足；《周礼》主张“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体现了依据土地特性进行改良和选种的“土化之法”。这些论述均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深刻阐明了经济活动所蕴含的人文向度。

（二）人文经济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发展

第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性建构。人文经济学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融合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是旨在系统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它通过对传统智慧中零散的经验性认知进行整合与升华，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人文经济学回归“人的现实性”与“社会关系总和”的唯物史观基点，既避免了抽象的伦理说教，又防范了技术至上的误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重塑。马克思强调，任何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必须将人视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非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经济人”。基于此，人文经济学将“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义利合一”等传统理念，转化为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社会关系范畴。同时，人文经济学将恩格斯关于“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设想，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贯通，这不仅验证了生产力平衡布局、城乡融合发展等命题的科学性，而且为传统的“均平”思想赋予了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框架——即在尊重地区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宏观规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终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此外，人文经济学坚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立场，将文化、精神、生态等非物质收益纳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为“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现象提供了劳动价值论内核，从而避免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将文化能力简化为“人格化资本”的缺陷。

第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范式创新。人文经济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着力从民本和人本的双重维度彰显经济学研究的人文特质。一方面，它在继承并完善传统民本理念的基础上，将其与“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深度融合，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人文经济学秉承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导向，遵循从经验总结到规范构建、再到实证推进的发展逻辑，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民本话语转化为可实践、可检验、可制度化的现代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据此，人文经济学将“民惟邦本”“衣食足则知荣辱”等命题，置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现代经济学框架中进行考察。同时，人文经济学从生产关系维度对“义利之辨”展开深入剖析，致力于通过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义”与“利”的统一，使经济发展成果切实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人文经济学汲取恩格斯关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的警示，积极探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它在传承“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系统融入理论框架，通过持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经济学方案，从而实现了从传统生态智慧向现代制度设计的创造性转化。

总体上看，人文经济学既坚守“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为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奉为永恒前提，其数理模型虽日益精密化，却难以掩盖价值内核的非历史性和偏狭性，这导致其在面对时代发展困境时解释乏力。相比之下，人文经济学突破了“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片面化限制，超越了非历史性的静态分析框架，克服了西方经济学在目标设定上的模糊性，摒弃了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从而完成了从价值根基到理论视野的整体性跃迁。

（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与现实局限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持续演进——从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人构建的新古典范式，再到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推动的综合研究——其理论谱系日益丰富、分析方法不断精密。然而，这一看似严密的体系将全部推理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该假设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市民的利己主义属性，抽象为跨越历史的人的一般本性，并将文化伦理、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要素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并进一步指出，所谓“孤立的个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瓦解封建共同体后形成的历史性产物，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将其永恒化为“美学上的假象”，以此遮蔽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的阶级结构对交换、分配乃至技术路径选择的根本性制约。

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为逻辑起点，将一切经济现象简单地还原为个体行为的加总。在此范式下，宏观经济波动被归因于个体选择的集合效应；收入分配失衡被视作要素边际贡献的“自然”结果；经济危机则常被解释为外生冲击或政策失误，而非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显现。这些理论缺陷导致西方经济学在面对经济大萧条、滞胀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时，不仅缺乏有效的预警能力，更无法提供治本之策。此外，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当经济学将人简化为永恒范畴、将利提升为唯一目的时，便丧失了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把握能力。

（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突破与体系创新

第一，人文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片面化限制，强化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属性。人文经济学回归马克思“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的论断，将经济主体重新嵌入具体的生产关系和文化情境之中，考察其需要、动机和行为的形成过程。人文经济学拒绝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滋生的“利己心”视为永恒的人性，而是借鉴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任何经济动机都必须通过语言、符号、习俗和制度等媒介才能获得现实性。因此，人文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经济主体，认为其是具备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并在财富积累中寻求社会道义和价值认同的多维单元，从而超越了“唯利是图”的片面化假定。

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多维复杂性，无法被任何单一假设所穷尽。人的活动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其超越单纯的生理需求，衍生出社会意识、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等精神内容。人文经济学正是将这一关于经济主体复杂性的常识确立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主张必须将文化认同、生态关切、公平正义和阶级境遇等维度纳入分析框架，才能还原经济活动中人类思维的全面性、动机的复杂性以及目的的多元性，从而规避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人简化为“只会计算的孤岛”，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全面革新。基于对经济主体的多向度剖析和人文性审视，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单维功利”向“多维人文”的范式跃迁，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议题提供了可检验、可制度化的学理路径。

第二，人文经济学超越了西方经济学非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突出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特征。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为构建可与自然科学比肩的“精密科学”，逐步悬置了伦理道德等感性因素，忽视了经济主体的人文特质差异，转向以抽象数理方法为核心的实证研究范式。这种对数学模型的过度追求，导致其难以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也无法揭示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社会权力结构和制度背景。人文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非历史倾向的扬弃，根植于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的深刻洞见。它强调任何范畴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从而与以杰文斯、瓦尔拉斯为代表的“一般均衡”传统划清界限。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即将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性质当作自然的、永远不变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人文经济学指出，对数学形式的盲目崇拜非但无法阐释技术与制度协同演进的内在动力，反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

人文经济学始终以人文视角动态解析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文经济学进一步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强调经济增长必须持续适应物质与文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以保持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基于此，人文经济学摒弃将数理工具当作科学性的唯一标准，而是坚持将数学表述嵌入“历史—制度—文化”的总体叙事，从而使得经济学研究能够深入解答每个时代的发展问题。简言之，人文经济学不仅强化了研究范式的发展性和动态化特质，更搭建了兼具历史唯物主义和经验可检验性的理论框架。

第三，人文经济学克服了西方经济学在目标设定上的模糊性，将实现“人的本质”确立为经济发展的终极追求。西方经济学常自诩为“纯粹科学”，宣称只研究“是什么”而不涉及“应该是什么”。然而，纵观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前提出发，到将以资本获得利润、以土地获得地租、以劳动获得工资视为永恒的自然秩序，再到将国家职能限定于维护市场秩序和私有产权——实质上主要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进行辩护。这种脱离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倾向，正是西方经济学陷入“庸俗经济学”的根源。

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导向在于其明确主张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理论立场，由此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中立”或“纯粹科学”的虚假性。人文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根基，将是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经济政策和发展路径的最高标准，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其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从而与服务于资本逻辑的西方经济学划清了界限。在实践层面，人文经济学将马克思关于“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构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证明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增长模式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地，人文经济学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明人文经济学并非关于资本效率的精密计算，而是关乎人民福祉的社会科学，彰显了人文经济学在价值导向上的历史性进步。

第四，人文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突出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命运的一致性。当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起源于西欧的自由贸易、私有产权和利润率平均化逻辑作为全球适用的一般规律时，其本质是将特定时空下的资本积累模式塑造为永恒范式，从而掩盖了“极为相似的事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判断。

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俄国公社、印度村社、雅利安人村落等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唯一道路”，而是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同时存在的剥削性结构。这种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他国主权和人民福祉为代价的。西方经济学将自由市场逻辑扩展至全球，其所倡导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突破民族国家疆界并在全球范围内逐利的过程。与之相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人文经济学指明了实践方向。人文经济学将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包容的基础上，着力解构西方全球化叙事的霸权逻辑，深入研究如何超越基于不平等交换的国际分工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深厚的人文底色。人文经济学开创了一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方向的新型研究范式，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人文性超越。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创新

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源泉，深入把握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堪称“两个结合”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导向在于借助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促进人类进步，它深刻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构建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的实践活动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并最终推动社会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君主政体和专制制度以“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为总的原则，并对此展开了深刻批判。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旨在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人文经济学正是循此逻辑，将经济增长目标从“资本增殖”转向“人的复归”，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创新生产经营机制，更好释放文化产业潜能；同时，通过扩大教育、文化、健康等非物质投入，促使劳动不再局限于“谋生手段”。从更深层面来理解这一转向的必要性，则需理解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核心运行机制，即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关系全面转化为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过程正是人的本质在资本逻辑下发生异化的集中体现，因此以资本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缺乏人文属性。

人文经济学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主张不仅要通过经济增长保障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更应依托经济发展持续拓宽劳动边界、提升精神境界，从而推动物质积累与精神成长的协同共进。

（二）突出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人文经济学对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追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科学原理。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而文化正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革命中以精神生产的形式进行改造。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揭示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经历“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的演进过程。因此，人文经济学反对将文化简化为经济增长的“软环境”或“外生变量”，转而将精神生产视为与物质生产并重的社会再生产环节，致力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考察二者的互动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后所提出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人文经济学统筹把握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深入探究以文化赋能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反哺文化建设的路径，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人文经济学进一步揭示：当“文化生产力”被纳入现代分工体系时，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不再局限于传统唯物史观所描述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宏观调节模式，而是通过知识产权、数字平台、体验消费等制度安排，实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同一资本循环中的同步扩张。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人文经济学深刻把握并发展了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它强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创新性地将文化视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精神生产直接为经济增长注入内生动力，从而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循环。在理论层面，人文经济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而且坚持运用其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充分彰显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自觉坚守。

（三）推动文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文经济学将文化纳入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范畴，旨在为高质量发展塑造精神动力。这一做法并非简单地在投入端增添文化条目，而是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基本论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语境中可以看到，他围绕苏州、杭州等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上的先行实践，强调“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论断反映出地方原有的历史文脉、工匠传统、制度记忆等无形文化资源，可以通过价值导向、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转化为支撑现代产业分工的“总体人文环境”。由此可见，人文经济学并非单纯地将文化视作一种狭义的生产要素，其核心要义在于系统阐释如何激活现有文化禀赋，构建支撑经济发展的整体人文生态，使无形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塑造经济增长空间的有形支撑。它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更从实践维度推动人文要素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继承与方法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并进一步强调这种协作是“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人文经济学认为“同一空间”不仅并未局限于地理场所，还包含共享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据此，人文经济学将特定地域文化所孕育的共享价值观、信任基础和技能传统视为一种关键的“人文资本”。这种以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径，使得文化成为撬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生产要素，为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把握人类需求演进的基本规律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植根于对人类社会需求演进规律的科学把握，它并非凭空创造，而是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将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文化和心理维度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这一创新首先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需求理论的完整理解与继承之上。马克思强调：“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这意味着需求绝非静止和被动的，它通过消费这一环节反作用于生产，不仅塑造着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生产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从而产生具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更具前瞻性的生产观念。这为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精神驱动物质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支点。

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宏观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人的需求层次随生产力发展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构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三个层级，人的需要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这为理解消费升级提供了依据。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人们愈加关注物质文化生活的质量，消费需求开始超越传统的基础生活要素，逐步向高品质、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然而，当前我国文化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人文经济学在理论上回归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实践中将文化消费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通过扩大优质文化供给、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实现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由此，人文经济学不仅在学理上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消费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维度，更为新时代的中国实践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历史厚度与明确政策导向的学理支撑。

结  语

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它既不是对经典理论的简单复述，也不是对西方范式的机械式追随，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一场范式革命。人文经济学通过将文化从外在影响因素提升为关键内生变量，以“社会文化人”的现实假设超越“理性经济人”的抽象预设，在深刻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旨归，并在多个维度系统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彰显出鲜明的自主性和时代性。人文经济学以基于自身文明与实践的概念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分析工具。它不仅将有力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将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支柱，从而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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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会涛

编辑：陈爱丽

审核：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