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70年:演进、借鉴与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辈辈、一批批中国经济学者扎根于中国土壤，立足于全球视野，借鉴和吸收国外服务经济理论有益成分，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进行了多维度、广视角、深层次的研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构筑了新中国服务经济学术史上壮丽篇章，为拓展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和传承经济学术思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对文献的时间线索进行梳理，对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历程，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主要议题或者研究热点不尽相同。当然，也有些议题贯穿于新中国70年服务经济研究的始终。第一阶段：1949—1978年，服务经济研究零星点点。在这个阶段，由于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不被认可，甚至处于被批评的境地，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即便有，也是零星点点，基本处于边缘化，是碎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1978—1992年，服务经济研究逐渐起步。这个阶段，服务业逐渐被“正名”，学术界开始关注服务经济问题。但总体看，这个阶段在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力量比较单薄，研究领域也比较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基本是定性分析，缺少严谨的实证研究。第三阶段，1992—2012年，服务经济研究热度迅速高涨。在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认，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服务经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范式也从过去的规范分析为主转向实证分析为主，并且较多地吸收和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关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也大大拓展，高水平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第四阶段，2012—至今。在这个阶段，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是劳动就业以及利用外资的主力军。实践的发展，催生了理论的升华。在这个阶段，服务经济理论无论是研究范围、深度和范式，都较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与国际服务经济理论前沿日趋接轨。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服务经济的研究从基本空白到空前繁荣，研究主题和热点不断切换，学术界围绕“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服务产品理论、服务业统计和核算、服务业增长、服务业结构、服务业生产率、服务业劳动就业、服务创新、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与开放”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多视角和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指导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服务经济理论的认知有一个曲折的过程。1949-1985，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服务经济”理论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潮，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借科技进步带来服务业部门扩展和经济“繁荣”、并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概念。1986-2010：对国外服务经济理论有了零星引进和借鉴。这个阶段，学术界陆续翻译了国外一些经典的服务经济学著作。最早引入国内的是前苏联著名专家M.B.沙洛特科夫的著作《非生产领域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非生产领域经济学是前苏联和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一门新的经济学科。M.B.沙洛特科夫在这部著作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非生产领域（教育、卫生、科学与科学服务、文化与艺术、客运、住宅公用事业与居民生活服务业等部门）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M.B.沙洛特科夫从社会分工的性质以及参与创造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角度，把国民经济部门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对非生产领域工作者劳动的性质进行了专门讨论。这段时期，翻译到国内的西方现代服务经济著作主要有以下四部：维克托•R•富克斯著《服务经济学》；格鲁伯、沃克著《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来临》；欧文•詹森著《服务经济学》。这四部著作的出版，传播非常广泛，影响非常大，推进了服务经济理论研究。2011年至今：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系统引进和借鉴。跨入21世纪，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迈出了新步伐，服务业地位快速上升，服务经济学的研究也从过去的备受冷落到日渐重视。但总体看，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既满足不了服务业发展实践的需要，也落后于其他经济学科。这段时间，研究服务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步入这个领域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滞后，研究方法和手段陈旧，对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系统掌握较少。显然，把西方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系统引进，并借鉴运用，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江小涓和薛澜教授牵头翻译十四本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经典文献，是我们开展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套服务经济译丛，涉及面很广，依据其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服务经济理论和服务业统计；服务经济主要行业；服务全球化与服务贸易。这套丛书的出版，推动了中国服务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几乎是服务经济学界理论工作者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书籍，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促进了我国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更加接轨国际水准。

对现代西方服务经济学的引进借鉴，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照收，而是为我所用，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国情，吸收现代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创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