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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日本股市持续上涨,达到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以来的最高点。
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大类资产、轻工纺服等研究团队持续更新相关研究成果:
01
一、多重因素推动日本股市涨至33年高点
年初以来日本股市持续上涨,本周日经225指数上涨5%,一度超越30000点大关,达到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以来的最高点。





风险提示:日本股市波动可能超预期,海外政策可能超预期,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转向速度过快,经济衰退超预期,外需萎缩加快,供应链恢复低于预期,影响我国出口相关行业,资源争夺恶化,政策风险加大。部分国家政府主权违约风险上升。投资者情绪脆弱背景下,市场波动幅度扩大,投机交易进一步恶化市场预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单个市场冲击可能带来超预期的溢出效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人民币兑汇率波动,外资超预期外流。

黄文涛 SAC 编号:s1440510120015

02
以史为鉴:九十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







风险提示:疫情反弹,地产继续走弱,海外经济衰退。

黄文涛 SAC编号:S1440510120015
SFC编号:BEO134
王泽选 SAC编号:S1440520070003

03
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十字路口
日本央行议息会议决定修改收益率曲线控制操作,将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波动区间由±0.25%扩大至±0.5%,同时宣布2023年1-3月购买长期政府债券的规模从此前的7.3万亿日元增加至约9万亿日元。同时维持短期政策利率-0.1%,长期国债0%的目标收益率不变,维持公司债、商业票据、ETF、J-REITs购买规模不变,维持前瞻指引不变。



(三)长期QQE与YCC副作用已不容忽视
一是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下降,放贷意愿降低。长期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贷息差收窄,近年来,日本银行业利润不断下滑,由2014年的7.39万亿日元降至2020年3.94万亿日元的低点,其结果是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下降。此前日本央行已采取多种政策尝试,例如2021年曾出台“特别计息制度”,针对金融机构放贷情况,对其准备金进行额外付息,试图改善金融机构利润情况,强化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但此类微调仍难以改变银行业务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带来了新的市场干预问题。
二是实体经济动能下降,“僵尸企业”大量存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僵尸企业”的定义,成立至少10年、利息覆盖率至少连续3年低于1的公司。日本Teikoku数据库估算,2020财年日本僵尸企业的比例为11.3% ,达到16.5万家。由于可以持续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以勉强维持经营,该类企业虽然经营状况不佳,面临较高违约风险的,但仍可以存续。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经济优胜劣汰的自我调节功能,长期来看损害经济效率。
三是货币宽松还助长了财政赤字的大幅膨胀。当前政府债券的未偿余额约为1264万亿日元,2020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220%,债务率高居全球首位。据财务省估计,若利率上升 1%,2025 财年政府债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将比预期增加 3.7 万亿日元。2022年底,为缓解能源食品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日本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财政扩张方案对政府债务削减构成新的压力。
四是日央行长期面临货币政策工具箱弹药用尽的担忧。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末陷入通缩后,央行政策立场始终激进走在全球前列,1999年就开始推行零利率,2001年成为全球首个实施量化宽松的国家,在安倍政府领导下的黑田东彦行长上台后,更是把超宽松货币政策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至公司债、商业票据、ETF和Reits。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日央行再度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至超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率达131%,居全球首位。但日本经济潜在增速始终低迷,经济结构性问题难解,货币宽松的边际作用逐步下降,未来政策空间更加狭窄。
(四)扩大YCC目标区间实质上已迈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
尽管日本央行否认此次调整与货币政策正常化有关,但从其实质作用来看,当前市场条件下调整YCC上限无异于加息,为2023年在新行长任期内可能的正式加息打开了大门。2021年,日本央行已经着手从官方层面对QQE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评估。2022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宣布计划修订2013年与日本央行“共同声明”,考虑在声明2% 的价格目标基础上增加灵活性。表明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考虑在日本央行内部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此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波动幅度较小,本次波动区间修改后,实质上已经放弃了YCC的对长端收益率的严格控制。
预计未来日央行的可能路径:
一是根据日本政府宣布的计划,在2023年4月之后,修改政府-央行共同声明里“尽快实现2%通胀目标“的表述,重新评估通胀形势与未来目标。
二是短端走出负利率区间。本次YCC长期目标的调整实质上也给短端利率上浮打开了空间,预计未来日央行将首先从短端着手开启加息。
三是完全取消长期利率的日常控制框架。使长期收益率控制重新成为“非常时期”的政策工具,日常操作则回归以短端利率控制为主,疏通长期-短期传导机制的框架中。
尽管日本央行同时宣布增加资产购买以安抚市场情绪,但市场仍担忧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利率大幅上升将带来市场更大幅度的震荡,投机交易的成功将诱发进一步的押注,造成市场预期的恶性循环。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利率的快速上行可能引发大量“僵尸企业”破产,短期内引发就业压力和经济下行,此外,融资成本的上升还将提升主权债务风险。因此,日央行在货币政策框架重整的道路上,预计仍将保持相当程度的谨慎。
风险提示: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超预期,海外政策超预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转向速度过快,引发通胀快速下行,经济衰退超预期,日本经济问题导致外需萎缩,供应链恢复低于预期,影响我国出口相关行业,资源争夺恶化,政策风险加大。日本政府主权违约风险上升。投资者情绪脆弱背景下,市场波动幅度扩大,投机交易进一步恶化市场预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单个市场冲击可能带来超预期的溢出效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波动,日资超预期外流。

黄文涛 SAC编号:S1440510120015
SFC编号:BEO134
研究助理:刘天宇

04
90年代的重演,美国要效仿当年日本吗?
从过度加息看当前美国与90年日本相似性
当前美国加息与90年日本具备相似性:(1)在极度宽松的流动性支持下,经济处于过热状态。(2)资金大量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3)尽管拥有极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但本次美国和90年日本央行一样,货币紧缩的启动滞后于全球其它央行,而追赶紧缩的速度很快。
在最后2次加息中,全球经济和资产价格均出现受到冲击。虽然当前美联储仅加息了2次,但利率已经快速上行,实体经济已经感受到融资成本快速上涨的影响,4月中旬以来铜等工业金属出现不小的下跌,参考当时日本央行快速加息的经验,全球经济衰退、商品下跌可能重现。
日本央行从1990Q4开始停止加息,主要原因是经济开始出现放缓,日本产能周期、工业生产等经济硬指标均见顶回落,而停止加息前,日本股市已经接近腰斩。疫后美国需求强劲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大规模顺周期财政刺激和相对较低的利率,而这两个因素都出现了逆转,预计未来美国经济数据会明显回落。考虑到当前美国加息非常类似当时日本加息,那么在未来美国衰退风险升温后,美联储或像1990年日本央行那样停止加息。
五个维度看美联储暂停加息的可能性
从美联储部分官员表态来看,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存在转鸽的可能,我们通过回顾历史,从五个维度来看未来美联储暂停加息的可能性:(1)PMI下穿50后,通常意味着停止加息。(2)美国失业率底部拐头向上通常预示加息停止。(3)收益率曲线倒挂预示加息周期尾声甚至反转。(4)避免外围金融风险外溢而暂停加息。(5)美股急速下跌引发市场流动性危机和美联储紧急降息。
对资产价格的启示
美债:90年代日本停止加息后,虽然美国经济在1991年开始触底反弹,但在日本央行重新释放流动性后,美债收益率跟随日本同步回落。历史上,无论是预防式宽松还是衰退式宽松,美债收益率以下跌为主,3%以上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具备配置价值。
商品:90年代日本加息末期,全球经济衰退,商品价格开始见顶回落,非常类似当前全球宏观环境。同时,历史上,无论是预防式宽松还是衰退式宽松,工业金属为代表的商品以下跌为主,考虑到当前商品估值在大类资产中处于高位,建议维持谨慎。
美股:当时日本央行加息中后段,日本股市开始见顶回落,停止加息前,日本股市接近腰斩,而停止加息后,股市出现24%的反弹,但由于前期杀盈利不够充分叠加估值仍然偏高,只是熊市反弹而非反转,在重新降息后,日本股市延续熊市趋势。当前美股泡沫和美联储加息政策非常类似于90年代日本,虽然我们认为未来美联储可能会暂停加息,但可能只会带来熊市反弹,并不能逆转美股下跌趋势。
风险提示:全球央行紧缩超预期

丁鲁明 SAC执证编号:S1440515020001
陈韵阳 SAC执证编号:S1440520120001

05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促进日本的共同富裕
我们以历史上知名的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为例进行研究。该计划尽管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未能改善居民消费、大城市病、环境破坏等,但与我国的共同富裕类似,也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政策调整,配合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引导,最终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提高了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使社会财富得以更合理的分配,进而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中产阶级。
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快速恢复,但同时地区之间、农业和工业之间、大小企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愈发严重,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在投资拉动型的经济中没有享受到福利的改善。为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实施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主要内容: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辅以收入分配政策,包括产业引导计划、基础设施计划和国际贸易政策。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一是农业保护政策,日本政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大额的生产补贴和价格限制来保护本国农业,并通过城市化和机械化提高效率,最终结果是收入倍增计划期间农业的生产效率略超过全行业平均。二是通过最低工资、减税和福利制度提高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正面影响:倍增计划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在10%以上,产业结构升级,汽车工业、电子设备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地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大小企业间互相补充的产业链结构基本形成;医疗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负面影响:但收入倍增计划并没有实现最初预想的转型,经济结构仍然以投资为主,并带动地产的投资热潮,而消费占比不增反降;此外,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5%以上,后期在石油危机期间更是陷入恶性通胀。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黄文涛 SAC 执证编号:S1440510120015
SFC 中央编号:BEO134

06
平价为王,出海淘金—日本90年代后服饰变迁启示录
9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人口及服饰消费变化:日本GDP在1992-1997年增速放缓,在1998-2010年进入停滞增长甚至略有下行的阶段,2012年左右至今重新进入缓慢增长期。对比1997年,2011年日本GDP下降8%,家庭可支配收入较1997年高点下降15%,家庭年消费性支出2000-2011年下降11%,房价指数1991-2011年下降42%。从1975年至1996年左右,日本出生率降低一半花了30年时间,在95年代房价泡沫破灭之前(75年开始)生育率已快速下行,致90-05年0-19岁青少年大幅减少。在经济下行、房价下跌、家庭缩表,以及年轻人口占比减少影响下,日本服装CPI在1998-2011年下降12%,日本家庭鞋服支出2000-2011年下降30%。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以下发现:
1)以优衣库为代表的日本平价服装成为主流,优衣库1991-2001年在日本本土市场快速增,期间门店数从29家快速增长至519家, 98年ABC战略下摇粒绒等高性价比产品引爆需求。2001年优衣库进入海外发展,2011年在本土市场增速放缓后,其海外布局提速,2018海外营收超过本土。品类方面,优衣库初期以男性用户为主,受益于高性价比女装需求增加,女装营收占比从FY1998的5%提升到FY2008的32%,FY22优衣库日本的女性服装占比达43.2%,超过男性,日本女性也钟情于平价服饰。
2)高端可选运动需求下降,经济下行对滑雪等高端可选运动需求冲击明显,各品牌在需求快速下行期明显承压,滑雪品牌Goldwin自FY97-10营收下降46%,迪桑特FY00-06营收零增长。后续凭借不断强化专业化、差异化定位,及产品力提升,营收逐步企稳增长。
3)专业/大众运动需求相对平稳,出海成为增长点:日本专业跑鞋品牌亚瑟士在FY1994-2004期间受需求略下行影响,营收CAGR为-1.2%。伴随其在海外市场开拓顺利,FY2006海外营收已超过日本本土,且后续增速持续领先,成为增长核心驱动。
4)潮牌/时尚板块仍有机遇:日本经济下行期间部分具有本土特色的个性化、潮牌及时尚品牌涌现/崛起,如KENZO(高田贤三)、PLAY(川久保玲)、BAPE(NIGO)等,多个品牌发展为世界级潮牌。
风险提示:海外经验参考性有限;零售折扣率加深,影响品牌利润率;消费复苏进展不达预期;海外需求疲软,影响服饰品牌海外市场销售。

叶乐 SAC执证编号:S1440519030001
SFC中央编号:BOT812
研究助理:魏中泰

07
可选消费品全球恢复系列四
疫情后社零增速高于疫情前:日本疫情前批零增速并不高,2018年多月份增速5%左右,2019年多数月份增速则在0%左右。过去三年日本零售冲击相对较小,反而该阶段至今日本批零年均复合增速约在5-10%,好于疫情前应该考虑日本通胀开始回升带来的价格效应。


日本商事业务多元化,涵盖多个品类,覆盖多个地区:日本商事起源于19世纪,负责商品贸易,从世界范围内采购原材料,并且将日本商品销往世界。之后,商社业务逐渐转变,业务多元化,在产业链上延伸扩展,比如涵盖矿产、能源、农业等业务,甚至还会直接面向C端。





办公物业的出租率和商业出行相关的业态的恢复,即使在疫情缓解后也很难回到疫情前水平,相关商业设施会受到不景气影响,比如依赖写字楼的饮品和快餐品类,同时疫情三年也改变了部分商务习惯,导致相应需求恢复不到100%。

刘乐文 SAC 执证编号:S1440521080003
SFC 中央编号:BPC301
于佳琪 SAC 执证编号:S1440521110003
陈如练 SAC 执证编号:S1440520070008
SFC 中央编号:BRV097
研究助理:孙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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