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6日，中国的商业领袖们聚集在天津——北京附近一个乏善可陈的工业城市——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达沃斯”会议。在这场世界经济论坛为大腕们举办的空谈大会上，将没完没了地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展关于物联网的座谈，还会介绍让全世界商界领袖心驰神往的其他新奇话题。这一切中国的老板们都会照单全收。中国希望自己能从全球血汗工厂变成创意和发明的强国。时髦的说法是，如今企业老总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拥抱开创性的创新和科技。事实上，更好的选择是把注意力放在管理的基本细节上。

中国确实需要从体力转向脑力，但中国企业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谷歌或苹果。大多数企业，尤其是那些由国有企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将继续在钢铁或水泥等乏味的行业里艰难前行。对于这样一些公司，核心问题不是缺乏对未来的思考或是革命性的创新，而是如何把手头的事情做得更好。

根据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6月23日公布的一份报告，很多企业都在苦苦支撑。据计算，中国产生的“经济利润”（其中考虑到资本成本）中有五分之四都来自同一个行业：金融。这不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家们智慧过人，而是监管体系保证国有银行能拿到利润。按照同样的计算，最大的20个行业中几乎一半都在亏损。

这揭示出了中国公司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国外，中国公司常常被描述为准备征服世界的强大企业。中国最好的企业的确是举世无双（想想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或是创新白色家电巨无霸海尔），出口导向型制造商（几乎全为私营）进展神速。中国的生产力在1990年至2010年间飞速提升，超过了许多国家，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上述企业的努力。

但是高增长率不应该让我们忽视生产力的绝对水平——它仍然非常糟糕。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许多行业里，尽管进步了二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15-30%。这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偏重重工业，并被过度投资却业绩不佳的古板国有企业所主导。各行各业都有企业的生产力都严重滞后。

MGI的研究员们仔细审查了大约1万家中国和美国公司的财务业绩。他们发现，两国公司的收益差距中，有四分之三都可以用公司的具体业绩来解释，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中的企业组成。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把业绩提高到与美国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相当的水平，就可把中国的整体资本回报率从7.4%提高到10.2%。

这要怎么才能做到呢？有些事只有政府才能做。让失败的公司破产将是最强有力的改革。目前，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没有一家大公司可以在中国破产。官方补贴、低息贷款，加上担心就业和社会动荡的地方官员必然出手纾困，保证企业能存活下去。提高生产力的另一方式是在国有企业寡头垄断的诸多经济部门（能源、电信、银行、航空公司）开放竞争。

中国管理者不应该去等待那也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自由主义改革，而是必须自己努力弥合生产力上的差距。中国有一些由承包制造商运营的工厂极度高效，如台湾的富士康和美国的伟创力。但表现不佳的工厂却要多得多。对一些经过全球检验的成熟管理技术，如数据驱动运营的六西格玛和“精益制造”的尝试都只是徒有其名。现在必须要认真实施它们了。

不一定需要最前沿的技术才能帮助企业官员把基础工作搞好。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将提高生产力。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买家，每1万名制造业工人中仍然只有36台机器人——仅是全球水平的一半，韩国水平的十分之一。数字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另一个途径。比如，中国物流行业是一个极度分散、过度管制和充满腐败的烂摊子。统筹调度、仓储和配送的数字化平台可以让这一行业的70万家公司提高效率。

在调整管理层激励、奖励长期生产力提升方面，董事会也能发挥作用。大多数企业高管的工资和奖金都是按短期业绩确定的。波士顿咨询公司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没有相关性。

回归正常

归根结底，中国管理者最需要改变的东西是对前景的看法。在长期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许多公司仍然处在扩张主义轨道上。但随着经济发展放缓，老板们必须改变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的策略，转而强调一些比较乏味的东西：削减成本、重组和运营效率。正如MGI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所言，中国公司需要更多地去做好日常的基础工作。此类说法也许不会让达沃斯那帮人眼前一亮，但比起在天津的夸夸其谈，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激发中国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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