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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是一个发源地，针对艺术作品的所有传统行为今天都以一种新形式由此生发出来。量变成了质。大众参与的巨大增长导致了参与方式的变化。新的参与方式首先以一种声名狼藉的形式出现，但观察者绝不能被这个事实迷惑住。可还是有人恰恰对这个肤浅的方面大肆讨伐。在这些人里，杜亚美的姿态最为激烈。他否定得最厉害的是电影导致的大众参与。杜亚美把电影称为“农奴的消遣，被烦恼折磨的白丁、倒霉蛋、精疲力竭者的娱乐，一种不需要集中精力，不需要任何才智的景观，它不能在人心中投下任何光芒，不能唤起任何希望，唯能挑起一个荒唐可笑的念头：有朝一日在洛杉矶成为一个‘明星’。”显然，说到底这是一首古老的挽歌：艺术要求欣赏者专心致志，而大众却追求心不在焉。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问题在于，它是否提供了一个分析电影的平台。在此需要仔细的观察。消遣（心不在焉）与专注构成一个两极化的对立，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论断：一个面对艺术作品全神贯注的人是被它吸引进去了。他进入这件作品中去的方式宛若传说中的中国画家凝视他刚刚完成的作品。相反，娱乐消遣（心不在焉）的大众却吸收了艺术作品。就建筑物说，这再明显不过。建筑总是代表了艺术作品的原型，它的接受是由心不在焉的集体完成的。它的接受法则最富教导性。
从原始时代起，建筑物就是人类的伙伴。自那时起有许多艺术形式发展又灭亡。悲剧始于希腊人，也毁于希腊人，数世纪之后复活的仅仅是它的“法则”。史诗源于一个民族的青年时代，在文艺复兴末期寿终正寝。镶嵌画是中世纪的一种发明创造，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它不被打断地存在下去。然而人类对居所的需要却持续到如今。建筑从未被闲置一旁。它的历史比任何其他艺术都古老，它声称自己是一种鲜活的力量，这对于我们任何企图把握大众与艺术之关系的尝试都具有深义。我们以一种双重方式把建筑据为己有：通过使用和感知，或不如说，通过触觉和视觉。这种占有不能按照一个旅行者驻足一座著名建筑前的专注凝神的方式来理解。视觉方面的凝视在触觉方面找不出任何对等物。触觉的占有与其说是由注意力完成，不如说是由习惯完成。关系到建筑，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起支配作用，甚至支配了视觉接受。后者同样更多地发生于偶然注意到对象的方式之中，而不是发生在全神贯注的注目之中。这种随建筑培养起来的占有方式在某种情况下获得了规范性的价值。因为这些任务，这些任务正面临位于历史转折点上的人类感觉器官，并不能通过视觉方式加以解决。这些任务逐步被习惯掌握，并被置于触觉占有的指导之下。
消遣娱乐的人同样可以形成习惯。不止于此，在消遣状态中掌控某些任务的能力还证明解决它们也变成了一种习惯。艺术提供的消遣表明一种隐蔽的控制，即新任务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统觉解决。更进一步说，鉴于个人总是企图回避这些任务，艺术就要对付这些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任务，在此它能够把大众动员起来。如今，电影就是这样做的。消遣（心不在焉）正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里变得日益引人注意，并在统觉中变成了一场深刻变化的征候，消遣（心不在焉）状态下的接受在电影里找到了它真正的活动方式。电影以其震惊效果对这种接受模式做出了妥协。电影使艺术作品的崇拜价值退居到背景之中，为此它不仅需要把公众摆到批评家的位置上，而且还因为在电影里这一位置又全然不需要注意力。公众是检察官，但它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