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一年，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律师，懵懂无知，满脑子理想主义，对法庭的残酷毫无概念。只知道，在马来西亚，贩DU的代价只有一个——死刑，没有例外。
结果，第一宗案件就给了我一个大招呼——39B，运DU案。那时候法条还没修改，一旦罪成，唯一的下场就是死刑。证物多到离谱，足足600多件，但最恐怖的，是200多公斤的DU品——两百公斤啊！
第一天走进法庭，只见整个旁听席被一箱箱装满DU品的箱子占领，警方搬进来时，那阵仗简直像在布置毒品博览会。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吸一口都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误会“入行”了。
案件证人多达20个，文件厚得可以当防弹盾牌。而最致命的是，我和master只有两天时间准备第20个关键证人的交叉询问，时间紧迫到只能靠意志力硬撑，头发掉剩没几根。
连续四天开庭，我每天从早上10点战到傍晚，回到办公室继续加班，熬夜研究证词、设计交叉询问，简直过上了法律系学生的噩梦级Hard模式。我和master基本凌晨3点才睡，第二天10点准时回到法庭迎战。闭上眼，全是文件、证言、逻辑推演。（律师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职业)
被告们是一群巴基斯坦外籍劳工，任务就是去港口取货、送到仓库，雇主承诺给高薪。他们检查过货物，看到的确实是布匹，谁能想到布匹里塞着一包包DU品？案件整整打了五年，最终的判决让人唏嘘——有人获释，有人却迎来了人生的终点。判决完毕之后，我看向了我的master。不知道她会难过吗？这个不算是赢吧…
走出法庭之后，我对她说，我真的觉得我们尽力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她看着我笑了笑说她习惯了，毕竟哪有人每一次一定赢的呢，结果不是全部被告被判刑就很不错了。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刑事律师不是超人，无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但我们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为当事人争取哪怕一丝希望——即便那希望，微弱得像是凌晨3点的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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