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八年级法务再择业小记》的朋友，应该对我过去一年的经历不陌生，我从一名外企法务跳出来，并试图跳入准备出海的民企。文章中，我没有明确透露自己的去向。经过半年，现在不妨开诚布公地说，我在一家服务跨境商家的互联网公司服务。作为法务，我必须要了解自己的业务。因此，过去半年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企业出海。无他，我需要站在业务的角度去思考企业出海有什么痛点和难点，才能给到我的业务相关方更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提醒。前段时间，看到某律所举办了出海的论坛。“出海”这个话题自2024年以来实在是太过于火热，类似的论坛也看过很多。刚开始我本着“宁可错过，不能放过”的心态，对凡是能够抽得出时间的讲座都会尽力参加。但参加若干次以后，此类话题于我有些索然无味。因为内容太过大同小异，话题无非还是跨境数据流动、公司法修改、合规体系搭建等内容。细一琢磨，很多话题仍然是围绕国内法大作文章。这其实并不符合我的预期，我需要了解海外市场的规则。对主办方来说，办这样一场论坛并不花费许多力气，内容和PPT都是合伙人们信手拈来的。然而，对企业法务来说，已然有些“审美疲劳”了。
相信大家也已经留意到，2024年企业的出海势头方兴未艾。作为企业保驾护航的法律服务提供者（不仅指律师，也指法务），回过头想想，我们应该如何协助企业真正提供有效的出海法律服务呢？基于在外企和国内出海企业的工作经历，斗胆说几点我的观察：第一，了解出海企业的阶段和特征。出海企业万万千，但其实每个企业有自己独特的法律需求。现阶段我相信即使是最顶尖的中国律所，恐怕也无法推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仅出海目的地这一项而言，各家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企业出海欧美，有的主力中东，有的角力非洲，有的则重仓东南亚。更遑论不同的企业阶段不同、战略不同，出海经营方式也不同：有在岸经营，也有离岸经营。有的仍然在考虑出海目的地的选择，有的已经设立一个办公室辐射全区域，还有的则选择大力投资目的国。不同的投资方式，需要的法律服务的纵深度当然也就不同，这其实给了律师行业一次重构关系网络（既是外部合作方网络，同时也是客户关系方网络）的机会。可想而知，在国内相对统一的市场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发展出这么多细分领域，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法律环境，相信未来仍然有许多可供开发的市场领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准确地甄别客户群体的需求非常重要，否则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将无法达到最大化的效用。第二，转变服务的心态，法律工作者的格局也要相应提高。与外企不同，民营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在提供基础法律服务的同时，还要不断将法律和合规的理念传导给管理层。有时候，你的客户甚至可能完全不了解合法合规经营的价值、作用。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家都说企业出海的其中一个痛点和难点在于合规难。再深入思考一层，其实本质的问题并不在合规这件事情本身难，而在于合规的成本高。成本，才是真正悬在各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企业不计成本地花钱，律师天团一定会奉上最佳的法律服务方案。但现实并非如此，就是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出海的成本仍然是最重要的考量，所以对于不少民企而言，能够请得起当地法务支持相应区域的法务需求已然是高端配置，能让本地法务支持海外业务也算是有所保障。更多时候，企业出海处在“裸奔”的状态：一个产品投放海外市场时，完全没有评估过当地的法律合规风险。对管理层而言，产品是否能在当地活下去尚且不确定，还要往其中投入人力物力评估风险。但如果等到产品做大做强以后再考虑舍车保帅的问题，已然为时过晚。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欧美的外资企业可以把合规这件事做得如何细致。我在外资企业时所做的合规工作，即使是我新来的直属领导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也忍不住说一句“这怎么全都是虚头巴脑的事情”。然而，对于欧美的跨国企业本身而言，这种“虚头巴脑”的做法是如此普遍而通用。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一套“虚头巴脑”对当地监管是适用的，能够起效果的。很多人也许不解，这些形而上的规章制度、宣言、价值观、合规体系不都是虚的吗？如果要违规，这些表面文章能有什么用。此言差矣，对于当地监管机关而言，假如你还在努力务虚，企业的主观意识上尚且不算“坏得彻底”，只不过“活罪难逃”；可是如果你直接“裸奔”，甚至没有“务虚”的意识，没有给力的律师团队做好沟通，很有可能就被认定为构成了“主观放任”的状态，属于“罪不可赦”。而法务或律师的作用如何体现，不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的一些些罪责吗？总不能企业在被处罚的时候，甚至连一些抗辩的“遮羞布”都拿不出来吧。须知，对管理者而言，“选择承担风险”和“不知风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所以，法律同行们不妨想想，我们是不是把这些规则都吃透了，我们是不是还在用自己的思维照搬海外的市场？当然，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太多具体的成因值得细究，监管机关处罚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有很多利益考量，甚至不在司法的干预范围内。但作为法律人，我们是不是比自己的业务更了解海外市场的这一套规则和话语体系，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把法律风险背后商业争议/监管事故发生的动因和机制拆解明白传达给决策者，我们是不是预见过并试图管理过这些风险，或至少发出过警告，我们是不是能够意识到其实某些做法是有风险的？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步，那不能抱怨管理者的意识没跟上，也许我们还有更多工作没做到位。民营企业不重视法律合规，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回想一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各个阶段，也是在中国市场上从sole counsel开始，慢慢随着业务的发展，形成稳定的有体系的法务团队，这个发展过程是缓慢而持续的。可以预见，未来在出海过程中，会有一些民企因为不懂这一套规则而撞得头破血流。当然，这对法律人而言未必是坏事。欧美企业对法务和合规的重视也是在“持续出海”的过程中被反复教育和敲打才修炼出来，并非天然就具备合法合规的基因。第三，跳出认知舒适区，放眼世界，放弃闭门造车的想法。承接第一点和第二点，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法律服务者是当地法务，可以像中国律师或法务提供中国法项下的意见一样专业和快捷。但囿于成本的考虑，可能没有足够的预算聘请海外的律师（不管哪个国家，可以服务跨国公司的律师都不便宜）。答案显而易见，对法务的考验是，如何能够在预算范围内找到平靓正的律师。对律师的考验则是既要当好项目经理（沟通好客户需求和境外律师合作方），又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输出。总不能遇到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都找海外律师吧？一个放弃学习的律师，并不是公司理想的合作方。前段时间，一家新加坡律所的律师来拜访，我们问律所，如果律师在研究一个事情的时候发现新加坡完全没有此类的法律、法规或司法案例，你们会怎么给客户意见呢？律师说，他们会参考美国、英国等比较发达国家的法域对此类问题的裁判。这个回答很中规中矩，却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在商业的世界里，治理规则存在趋同的特征。比如反垄断、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其实很多规则都是从海外借鉴过来，国外发达国家的趋势也会影响国内立法。未来的AI发展同理。所以如果有一个法律产品能够在横向对比同一问题多个主要国家的规则、态度，不仅能够对前沿法律问题有借鉴和帮助，对出海法务的日常法律问题解答也会有所帮助。一些国内头部律所已经慢慢意识到这种需求，我时不时能够看到让我眼前一亮的法律刊物或文章。然而，遗憾的是，在更多更日常（举个例子，对于合同有效性、合同盖章签字要求等）的法律问题上我还是主要依靠盲搜的方式。按国别的法律报告仍然停留在投资该国可能存在哪些政治经济文化风险的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力不从心。希望未来律所们多卷卷海外的法律研究，哪怕只是介绍一些最前沿的司法案件，也会让企业的出海道路更顺畅一些。好了，一不小心又是长篇大论。
这篇文章，不仅是写给各位有敏锐市场嗅觉的律师们作为参考，同时也是写给我们这些深入出海企业一线的法务们。毋庸置疑，中国企业在世界商业的舞台上渴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多话语权。对于我们这些法律人来说，跟随企业开疆拓土，虽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同时也是巨大挑战。这个过程需要涉外法律共同体的努力，而不是某一单一角色人群的独角戏，涉外法律人仍然有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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