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动态 |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研究如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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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专家

王华树，博士，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外文局翻译院智能翻译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翻译家联盟技术委员会成员，全国语言与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术语学理论与应用分技术委员会（TC62/SC1），《中国科技术语》编委等。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翻译技术产学研的生态融合，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以及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校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翻译技术研究》《翻译搜索指南》《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研究》《计算机辅助翻译概论》《应用程序本地化》《翻译与本地化项目管理》等10多部著作。研究领域：翻译技术、外语教育技术、语言服务管理。

1. 翻译技术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传统翻译理论需要被重新定义？

王老师：翻译技术的兴起，为传统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冲击，例如翻译的概念、主体、客体、定义、能力、过程、结果、评价等。面对这些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和包容新兴的翻译技术，理论阐释力度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以翻译主体为例，传统理论认为翻译主体通常是人，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共译已成为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形态。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主体的内涵，将AI机器译者纳入其中。类似地，翻译过程、翻译规范、翻译能力、译文评价等理论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拓展和修正，以适应技术发展的新形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翻译理论就此过时。事实上，许多经典翻译理论对于解释翻译现象仍具有重要价值，只是需要在新的技术语境下重新诠释。比如，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强调译文要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与源语文本相似的效果，这一点无论是在人工翻译还是机器翻译中都具有指导意义。再如，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对比，也为我们分析人工智能翻译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

我们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一方面，我们要勇于突破旧有的理论框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从传统理论中汲取智慧，在融合中实现理论的重构与升华。只有实现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才能构建起既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翻译理论体系。

总之，翻译技术的兴起为传统翻译理论带来了全新的课题和思路。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创新，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理论的同时，积极回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推动翻译理论与时俱进。

2. 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削弱翻译者的主体性？如何看待人与机器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转换？

王老师：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的发展给译者主体性带来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如果过度依赖机器翻译，译者可能就不怎么动脑筋了，创造性和审美能力也会下降，对翻译过程的整体把控能力也会变弱。在人机协作的大环境下，人好像就只是在打下手，主要的活都让机器干了。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给译者腾出了更多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机器效率高，速度快，把译者从又花时间又费力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了，让他们可以在创造性思考和优化认知策略上投入更多精力。译者用各种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综合能力也提高了，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强了。

这就反映了技术进步和人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技术的本质，其实就在于'解蔽'”，技术的发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也重新定义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人既是技术的主人，也可能沦为技术的奴隶。关键是，我们要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角色的转换。

从技术发展来看，人类一直在创新技术，技术也在推动人类的角色变化。人与机器在翻译中的角色转换是正常的。在《翻译技术研究》这本书中也有提及，过去翻译是以人为主，现在是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往后可能是AI驱动人机协同，再往后可能是AI为主，人工辅助。

作为译者，我们应该积极拥抱技术进步，好好利用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机会。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和反思，不能完全受机器摆布，要在人机协作中坚守自己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只有在顺应技术发展潮流的同时，不忘初心，坚持人文关怀和创造性思维，译者才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自我超越。

3. 翻译技术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翻译伦理？如何在技术发展和伦理守则之间寻求平衡？

王老师：翻译技术的迅速崛起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翻译伦理。翻译技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比如数据偏见、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算法陷阱、数据鸿沟等问题，还有人机关系方面的伦理问题，比如人机工作界限、译文质量责任归属等等。这些问题在人机合作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技术的双刃剑属性。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生成式AI时代，技术的威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伦理学必须对此作出回应。我们不能只看到技术带来的便利，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如果我们再放眼望得更远一点，还会看到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利用机器翻译或者AI生成的内容做虚假宣传；还有机器翻译可能会加剧文化失衡；再者，译员可能面临署名权被剥夺、报酬下降、下岗失业、职业发展受限等困境。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技术进步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

所以说，在技术发展和伦理守则之间寻求平衡，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但办法还是有的，比如我们可以加强伦理规范，在行业内外加强伦理教育，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等等。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技术伦理的哲学反思，伦理绝不仅仅是一套规则，而是对技术本质及其社会影响的终极关怀。唯有审慎地、全面地评估技术的影响，我们才能在发展与规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归根结底，作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我们要认清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伦理问题，既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也不能心存侥幸，而是要积极作为，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捍卫翻译工作者的基本权益，维护行业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在技术发展和伦理守则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在现代技术的背景下，不负责任可能是最大的罪责。作为翻译技术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任重而道远。

4. 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职业转型。在机器翻译时代，人工翻译向机器翻译转型的过程中，译者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译者职业发展有何启示？

王老师：技术进步和职业转型，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在人类社会最早期，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但当时的农业和现在的农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变了，所以人的能力和角色也就发生了变化。这其实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翻译行业也不例外。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译者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翻译，演变成了数据加工、术语处理、语料标注、项目管理、AI翻译的译后编辑等等。可以说，译者的角色正在趋向多元化，对译者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我们不能简单地感到恐慌或者茫然，而是要在实践中去主动应对，去理解这种变化背后的逻辑，进而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译者职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要发展“实践智慧”，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主动拥抱变化。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在变化中，译者要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勇于开拓新的领域，在多元化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面对技术进步和职业转型，译者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去主动应变，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角色，在变化的潮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唯有主动求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既是对译者个人的启示，也是对整个翻译行业的启示。

5. 翻译技术研究聚焦于哪些核心领域？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如何建立有机联系和相互借鉴？

王老师：可以基于翻译技术的未来趋势及其本体来判断研究核心领域。当前翻译技术研究的核心领域，我觉得主要可以归纳为六大块：翻译技术的本体研究、要素研究、标准研究、评估研究、能力研究和伦理研究，这六个方面可以说是翻译技术研究的重中之重。

这些领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打个比方，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功能，但它们又都是相互配合，共同运转的。翻译技术的本体研究就像是机器的核心，为其他领域提供理论基础；要素研究则是在分析每个零件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标准研究就像是一个质量检测系统，为要素研究提供基准；而伦理研究则像是一个指南针，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应用把握方向。

所以，我们在进行翻译技术研究时，要有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视角，既要深入到每个领域的细节，又要注重领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我们要在系统性和独特性之间寻求平衡，在交叉融合和专业深入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出翻译技术领域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6. 高影响力的翻译技术研究者有什么特点？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对后来研究有何启示？

王老师：说到高影响力的翻译技术研究者，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的视野都非常开阔。他们不会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内，而是能够纵览全局，把握翻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像站在高处看问题，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全面。

其次，他们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都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在教学实践和翻译实践中反复实验、检验、总结出来的。理论没有实践是空洞的，实践没有理论是盲目的，高影响力的研究者通常能够很好地平衡二者。

再者，他们通常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翻译技术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高影响力的研究者能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如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译者的思维过程，从评测学的角度设计翻译质量评估体系，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机器翻译的文化适应性等等。这种跨学科视角能够为研究带来新的洞见和启发。

最后，高影响力的研究者往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翻译技术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同时，他们也勇于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尝试新的研究方法。

*本期读者提问环节由王华树教授和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成智副教授共同主讲

张成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翻译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MTI中心执行副主任，河北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本地化服务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翻译技术、语料库翻译；代表作《翻译与搜索教程》，参编《翻译搜索指南》《翻译技术教程》等著作。

1. ChatGPT和AI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翻译专业和客服职业被逐渐走向没落，被AI取代？

王老师：面对ChatGPT和AI的出现，我们不必过度悲观，但也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客观来看，AI的出现给翻译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人机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专业就此没落，人工译员就会被彻底取代。

从理论层面看，如果相关理论能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指导翻译实践，那么人工智能就不太可能完全取代人工翻译。另一方面，如果译员能够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既精通翻译业务，又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那么被取代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成为主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工译员的角色或将发生转变，从事更多高层次、创造性的工作。与其陷入“被取代”的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和悲观情绪，不如着眼于人工智能无法比拟的能动性、创造性、审美能力和共情能力等，在变局中积极寻求突破和发展。

总之，生成式AI给翻译行业带来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非翻译专业的“死亡宣判”。关键是我们要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去主动应对，在理论创新、自我提升、人机协同等方面下功夫，化“危”为“机”，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2. 翻译研究中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对于翻译技术的研究，更需要结合跨学科的知识，那是不是其他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更适合进行翻译或翻译技术相关研究呢？

王老师：跨学科研究对于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深化对翻译现象的认知，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翻译技术研究领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技术进步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就更适合从事翻译或翻译技术研究。因为任何跨学科研究，都需要以某一学科为立足点，以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再去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个立足点无疑是翻译学本身。

试想，如果让不了解翻译过程和规律的其他领域专家来主导翻译技术研究，他们即便在自己的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但因缺乏翻译学的基本素养，其研究很可能难以真正触及翻译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也难以为翻译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相比之下，立足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其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一方面，翻译学研究者对翻译的本质和规律有着深入的理解，这是开展翻译技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他们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过程中，也能够根据翻译研究的需求进行筛选和转化，真正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嫁接。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学科专家在翻译技术研究中就毫无用武之地。恰恰相反，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引入的新视角、新方法，对于拓展翻译技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学科借鉴和学科立场的关系，在交叉融合中确保翻译学的主体地位。

总而言之，跨学科研究为翻译技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它不应该被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学科专家来研究翻译”。只有立足翻译学，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才能真正实现学科交叉的良性互动，推动翻译研究实现新的飞跃。

3. 与在企业从事本地化且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人员相比，翻译专业的在读研究生研究本地化有何优势或劣势？

王老师：在研究本地化领域，翻译专业研究生和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企业本地化人员各有优劣势。翻译专业研究生的优势很明显，他们对翻译的本质、规律、标准等有着系统的认识，同时具备优秀的语言应用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本地化过程中的语言转换问题。通过专业学习和实践，他们对翻译行业的运作模式、客户的实际需求有着第一手的了解，能够站在更专业的角度审视本地化过程。典型翻译项目的操作流程、质量控制等，通常是翻译专业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重点训练的内容，这些经验可以直接运用到本地化研究中。相比之下，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企业本地化人员的优势则体现在技术层面，比如，扎实的计算机技术基础，丰富的软件开发实践经验，对于技术环节的操作有着独到的见解。但是，计算机专业学生在语言能力、翻译思维等方面可能稍显不足，对于本地化中的语言文化适应性问题，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性。因此，在本地化研究中，双方的优势其实是互补的。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实现跨学科融合，翻译专业研究生借鉴计算机专业的技术优势，计算机专业人员吸收翻译专业的语言文化视角，共同推进本地化研究的发展。当然，具体到不同的本地化工作岗位，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本地化项目经理可能更看重翻译专业背景，而本地化工程师则可能更青睐计算机专业出身。但不管怎样，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知识融合，才是提升本地化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4. 如果发现研究选题的相关文献很少或者没有，还需要写文献综述吗？

张老师：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必须要写。因为不管是学术性的论文，还是硕博学位论文，只要是学术性的研究论文就必须要写综述，这是一个学术规范。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写文献综述表明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看了多少书，读者、导师以及评审人员会知道你做了哪些工作。另外，文献综述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他们的研究进展、研究现状等。这个可以证明我们研究的正当性。通过总结前人研究的不足，说明我们做研究的理由。所以文献综述可以justify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的研究基础更加牢固。

相关文献非常少或者没有相关文献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对于翻译这种纯文科的学科来说。如果确实非常少的话，建议扩大检索范围。第一，可以调整检索库/数据库。比如在中国知网搜不到，可以尝试WoS、ProQuest，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数据库都可以检索。第二，可以更换检索词。你可以搜它的同义词、近义词，也可以搜它的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它的全称/简写。另外，一些国外翻译过来的专有名词，可能有不同的译法或不同的说法，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说法。这样一来，总能发现线索。只要找到一个线索，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更多的线索。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就说明检索的主题比较狭窄，不妨把主题放大一些。

5. 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未来的翻译考试会不会变成针对译后编辑的考试？这种考试形式如何确保考试的公平性？译后编辑能力能够代表学生真实的翻译能力吗？

张老师：目前的翻译资格考试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放得特别开。我认为，翻译资格考试应该符合未来翻译实践的主流发展趋势，也就是AI驱动的译后编辑。这个从翻译行业以及翻译课堂上都能看得出来，不管教不教，或者说是否提倡，学生在做翻译的时候就是进行译后编辑。他们可能不知道译后编辑这个专业名词，但在翻译时会采用译后编辑的模式，比如用机器翻译一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编辑和调整，所以其实译后编辑已经成为翻译行业的主流实践模式。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的翻译考试会考虑将译后编辑作为一种主要的考核内容。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China Accreditation Test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简称CATTI）的二级笔译和三级笔译考试是真正的人工翻译考察，可是一级笔译的考察内容就变成了翻译校对，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译后编辑。

我认为译后编辑能力可以代表学生的真实翻译能力。译后编辑能力的基础就是翻译能力，没有翻译能力为基础，就不存在所谓的译后编辑能力。译后编辑能力强调的是能否甄别机器翻译的错误并将其修改好。这就是翻译能力的体现。没有强大的翻译能力，是无法完成译后编辑的，译后编辑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以翻译能力为基础，依赖于翻译能力、双语转换能力以及语言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