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约束条件和关键突破

鉴于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选择“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和“立足本土，发挥优势”的中国式路径方向，以基于现实国情和发展基础所采取的阶段性效能最优化模式为“现代化”的任务导向，构筑产业内容多样广阔、产业结构系统相关、产业要素安全流动的产业经济系统。

当前，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充分发挥“创新”“改革”“开放”三轮驱动力，依托“科学理论”和“顶层设计”的优化协同，实施以“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和“民生指向性”为目标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筑造形成国内产业生态系统多样丰富、产业链条“大”而“全”的扎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第一，农业基础地位巩固，发展态势稳中向好。一是乡村建设成绩斐然，脱贫攻坚战赢得全面胜利。目前，中国已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分别是7.5%和14.3%，超过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约1.2个和8个百分点，政府、高等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和民间机构的“组团式”帮扶有效巩固并强化了脱贫成果。二是中国农业增加值不断提升，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业机械化和数智化水平持续提升。2003-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45263.7万吨增长至68652.8万吨，年均增长超过2.2%，水稻、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和蔬菜产量持续走高，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4%、2.0%和4.8%、1.3%、0.6%和2.7%。截至2022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已经接近9.3万亿元，超越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世界农业大国。同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约480公斤，远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中国超过50%的粮食库存消费比也远在17%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之上。近年来，农业机械装备普及率逐渐上升，在农业信息化和数智化趋势下，订单农业、农村电商、视频直播、冷链物流等农业领域新业态蓬勃涌现、方兴未艾。截至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1%，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7%、90%和84%。全国范围内的温室、大棚、中小棚等农业设施数量达2800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3800多万亩，100余万农户销售农产品采用线上网络渠道，实现农民增收创收和农业提质增效。

第二，工业体系日益完善，加速迈向“制造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和坚持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自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工业经济规模长期保持在全球首位，并且基本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目前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2012-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由接近17.0万亿元增长到33.5万多亿元，年均增长速度接近7.9%，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比重始终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中国共计有65家制造业企业成为世界前500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7万家，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量全球领先，并且已经培育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第三，服务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赋能产业延链增值。一是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新体系不断发展壮大。2013-202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由27.8万亿元上升到63.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7%。自2015年以来，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定保持在50.0%以上，至2020年其占比的年均增速已经突破1.4%，同广大发达经济体和以服务业经济为主导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有所缩减。同时，中国持续推进建设、巩固和强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柱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着力支持促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性服务行业的降本增效和效益普惠，重视提高健康、幼儿养护、养老、旅游和体育等领域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精细化与多样化发展。二是服务业逐渐成为紧密衔接、高效提升和促进完善产业链各环节部门的重要力量，服务业部门加速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融合渗透，推动各行业生产供给的柔性化、个性化和高端化发展。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金融、科技、物流、培训、产品质量监管等深度赋能农民增产创收和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和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实现了长足发展，通过采用落实定制化和精准化的生产策略，有效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和产出水平。

数据信息作为新时期关键生产要素的赋能作用，以及5G、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快速迭代，加快推动全球各国向数字经济的全新时代迈进。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以“做大”“做优”和“做强”为基本导向，实现更高质量、高水平和高增速的发展，加速推进各产业环节和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

第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巨大、覆盖范围广泛。2017-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由27.2万亿元提高至50.2万亿元，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同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呈高速增长的基本趋势，2017-2022年数字经济总量年均增速超过13.0%，2022年的同比增长高达9.6%，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40.0%。其中，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规模分别从21.0万亿元和6.2万亿元扩张到41.0万亿元和9.2万亿元，两者年均增速分别突破14.3%和8.2%。

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效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释放深度持续提升。数字经济促进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支撑产业升级等赋能作用，直接体现为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渗透融合程度的稳步提升。2017-2022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由6.5%、17.2%和32.6%提高至10.5%、24.0%和44.7%，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突破9.4%、6.8%和6.5%。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提高产业链环节端口间的供需信息匹配和对接效率，加快推进高耗低效、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供给模式向高水平、高端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方向变革转换，提升中国三次产业的数字化赋能广度和转型深度。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2022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回温苗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字经济是中国新时期各产业高质量和高效率发展的关键动能和崭新源泉。

第三，中国数字经济政策支持和规划部署密集，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刻意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渐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实体经济，尤其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12月，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2022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指出数字经济的突出贡献、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明确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一系列目标。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随着《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整体建设布局规划》以及《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顶层政策和法律文件相继颁布，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涵盖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领域的省市级行动计划和指导意见，在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数字经济领域中央精神的同时，根据各地具体发展情况和基础条件进行扩充优化和跟进完善，聚焦打造本地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推进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赋智效应。

（三）市场广阔和潜力深厚的国内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先天优势

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推进构建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和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容量巨大、范围广阔、潜力深厚的国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先天优势和有利环境。

第一，国内消费端扩容升级，市场活力和潜能深度释放。一方面，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攀升，至2022年已经超越43.9万亿元的规模，比2001年扩大近10.5倍，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另一方面，国内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规模日益扩大，同商品性消费并行推动国内消费端的提质升级。近10年间，除2020年和2022年遭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外，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规模的同比增长率基本为正。其中，2013-2019年，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规模的年均增速将近11.2%，比商品性消费支出高出约4.7个百分点。同时，包容开放、持续完善的国内营商环境和扩大延伸的国内外投资规模，促使中国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进口贸易规模在2022年分别达到1.68亿户、579555.5亿元、1891.3亿美元和27160.0亿美元，比2013年分别增长约177.1%、76.0%、52.6%和39.3%，进一步促进国内消费端的扩容升级，实现需求侧潜能的深度挖掘和有效释放。

第二，高素养、高水平和复合型人力资源储备持续拓展和提质优化。“人力资源”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源”规模的比较优势依然显著，202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以78183.2万的总规模保持全球第一，占中国年末总人口接近55.4%的比重。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规模达到17663万、21105万和34583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另一方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素养、高水平和复合型人力资本的培育仓和蓄水池逐渐拓展，中国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换。目前，通过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等主要领域的培育投资，中国人力资源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逐渐提升。2001-2022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从72.6岁和9.9年增至78.2岁和14.2年，年均增速分别突破3.5%和1.7%。同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规模从719.1万扩至3659.4万，年均增长接近8.1%，产出视角下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速度显著高于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为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素质优良、总量丰裕、结构升级、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基础。

（四）党的全面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体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的统领者和开拓者，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和最本质的特征。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聚民心，集民智，凝民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实保障。因此，作为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国土面积的世界大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局规划、高效部署、统筹协调和风险管控必须依托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坚强和有力领导。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指南和必由之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认识路线。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动态优化的实践过程，必须及时锚定和精准把握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前沿领域。

基础研究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是中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动力源泉和驱动引擎。而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充分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事业“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的领导基础上，新兴举国体制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与业务领导的有机统一，加快构筑“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互促协同机制，形成“开放兼容，为我所用”、深入挖掘“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因素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是中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前沿，促进科技创新同实体经济、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协同共振，从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1.“脱实向虚”发展走势和“重虚轻实”实际情况并未根本扭转

实体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基础支撑和主心骨，是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性、完整性、自主性和协调性的关键抓手和重要前提。虚拟经济源自于实体经济，又依附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系统。目前，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不牢，虚拟经济“虚高”势头严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脱节严重、协同互促机制受限，难以形成推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以虚促实”“虚实并进”的经济基础和支撑环境。

第一，对于国内经济“脱实向虚”趋势缺乏实际有效的遏制。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体现为虚拟经济自成体系和自我运转，且增速不平衡、不合理地远超实体经济。最典型的表现是：2001-2022年，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波动上浮，最高点分别达到8.3%和7.2%，已经超越普遍的发展中经济体，甚至显著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而言，中国同期的工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领域增加值占GDP比重则表现出波动下滑的长期趋势。

第二，“实体经济不实”和“虚拟经济过虚”是妨碍“脱虚入实”的深层原因。国内部分实体经济领域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过快、生产模式转型滞后且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剧烈冲击，实体经济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偏低，缺乏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吸引力，直接引发大量实体企业预期悲观、长期亏损和破产倒闭；虚拟经济领域则过于“泡沫化”，严重侵蚀了实体经济的主会场利润。一系列“虚高”因素致使大量货币资金进一步运用于延续扩张债务、抬升房地产价格、支付持续走高的利率，而并未真正投入到创造真实财富和提供优质商品服务之中。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不扎实，虚拟经济面临“虚高”风险，严重侵蚀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土壤和行业生态。

第三，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不足，两者间分离脱节现象明显。虚拟经济产生的初衷是为实体经济更高效、快速和良好运行服务，但“脱实向虚”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显然促使两者间相互分离、各自为营，未能达到协调共振、协同并进的效果。而且，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优质便捷的金融工具、产品和投资者投资渠道相对稀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适配性不足、实体经济领域融资门槛高、资金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等现实问题广泛存在，虚拟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撑作用极度有限。

2.“卡脖子”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转化应用程度相对落后

习近平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其本质要求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可控”“自我上升”和“自我壮大”。“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源泉和自信底气，其根本动力在于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以及现实应用的转化效率。当前，中国“卡脖子”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转化应用程度相对落后，基础研究薄弱、前沿理论鲜有突破和原创性重大创新成果较少等现实问题逐渐暴露，成为加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约束条件和限制因素。

一方面，实现基础研究的进步和突破性创新贡献，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连续投入和大范围、深层次的研究探索，这是其本身所特有的规律性。相比于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国科研领域的“后发劣势”、基础研究支出占R&D经费投入比重偏低，以及对短期经济效益和“短平快”研究过分关注的导向，使得国内基础研究和前沿理论领域进展缓慢，同创新型国家之间的科技发展存在规模、范围和深度上的显著差距。国内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元器件及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仍存在低自给率的严峻困境，将近32%的关键材料仍处于发展空白阶段，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52%的关键材料、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和绝大多数存储芯片均长期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创新研发的高级人才以及同时掌握传统行业发展方向和现代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缺口较大。《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指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数据科学、信号处理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岗位技能满足率低，预计2025年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的人才缺口将突破2000万，无法形成支撑国内重大突破性贡献、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创新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基础。

3.“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循环制约因素和梗阻环节急需根本解决

“扩大内需”是国内循环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打造“肯消费”“能消费”和“敢消费”的国内需求局面是实现国内消费端“扩容升级”的根本途径。目前，国内大循环体系中存在着影响需求侧“肯消费”“能消费”和“敢消费”的诸多制约因素和梗阻环节，严重阻碍“消费端”扩容升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赋能。

第一，高质量、高水平、高品质和高效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漫长、挑战众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刺激国内消费“量”和“质”双维提升的必经之路，更是国内需求侧“肯消费”的根本动力，但其本身是漫长、复杂而深刻的转型升级过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等改革内容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产业圈生态的多样性和产业链条的网络化注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长远目标和短期任务的协调布局、宏观层面和微观主体的共同发展、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明晰等也导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跨期长、影响深、挑战多和难度高。

第二，国内要素流动通道和网络的拓宽、延展和深化空间巨大。要素国内自由、安全和高效流动是实现“生产端”和“消费端”优化升级的催化剂。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部分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极大阻碍消费端扩容升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动。一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路、铁路、航空、海运、水运等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立体化、全方位、系统性“硬件”建设对城乡边缘地带、城市交界地带、中心城市的“卫星城”和“新城”等地区的辐射力和触达度还不高，难以缓解国内“下沉市场”要素和商品流动的空间地理壁垒。二是边界模糊的“政府-市场”关系、透明度和稳定性低的市场准入机制以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政策等行政制度壁垒，导致基础设施“软件”对要素流动的促进效应和赋能作用严重受限。

第三，就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期”和“长期”矛盾的叠加压力。预期稳定的居民收入和开阔活泛的就业环境是国内需求侧“敢消费”的底气基础，所以推动高质量、高水平的充分就业是实现消费端“扩容升级”的核心渠道和根本途径，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突破和挑战难点。目前，中国实现就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期”和“长期”矛盾叠加的困境压力。从短期来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深刻冲击国内不同行业领域，深重打击作为吸纳就业和创新创业主要载体的中小企业，疫情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波动不确定性对国内外投资信心影响余波并未完全消退，进一步加剧就业环境缓和复苏的短期压力；从长期来看，中国长期面临且尚未消退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深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负担上升、劳动年龄人群赡养压力增大、国内人口红利缩水等问题，成为国内就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潜在阻碍和深层压力。

（二）国际环境中的风险挑战：国际保护主义逆流和全球产业发展鸿沟

1. 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和“脱钩断链”威胁频现的强劲逆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隐隐阵痛、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冲击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恶化的背景下，“去全球化”思潮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高涨抬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采取经济上“脱钩断链”、政治上“孤立排斥”和军事上“封锁恐吓”等手段行径，执意打造“小院高墙”和“平行体系”，刻意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有意转移国内激烈矛盾和经济下行压力，压制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势头，巩固加深其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极端霸权和领先地位，“后疫情时代”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启恢复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复苏回温遭遇强劲逆流。国际贸易壁垒和“脱钩断链”威胁是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和合作稳定的巨大隐患，极大地抑制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自由、高效的跨境流动，深刻制约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安全性”和“开放性”。

2. 全球产业发展鸿沟和数字经济“话语权”领域争端摩擦

取决于经济社会基础、政治体制模式、历史脉络沿革和文化价值观等客观因素，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目标定位、演化路径和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趋势的强大势能形成全新的经济增长路径，成为重新规划国内产业体系架构、建设夯实产业体系和加速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与内生变量。

目前，各国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监管理念和国别利益上的差异，使得数字贸易规则、数字经济治理和数字产业合作机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一直处于碎片化、泛化和缺乏约束力的状态中。得益于信息技术水平、产业竞争优势、贸易平台建设、治理规则和政策法律等方面的绝对领先，美国、欧盟、日本等对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数字贸易秩序影响力较大的发达经济体，倾向于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战略同盟，制定自由度和开放度极高的数字贸易规则，确立和巩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数字经济赋能国内产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诉求和优先考量，更侧重于加强巩固本国已有的数字经济产业链条和数字贸易体系的优化升级，实施循序渐进、更重视公平性和合理性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道路。关于数字平台竞争、数字技术伦理、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源代码保护、数字税收治理等方面的观点主张和价值取向也表现出显著的经济体异质性，事实上加剧全球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治理合作的摩擦和矛盾，形成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风险挑战和外部约束。

夯牢实体经济根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基础性要求和关键性支柱，推进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维度赋能“实体经济”重要抓手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强化产业体系环节端点和链接通道的提质升级。数字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数据+连接”方式构建规模化和智能化的采集、生产和使用信息的信息生产体系，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和更多元的经济主体间实现经济活动不确定性最大程度的消减和降低，加速市场供需双侧及时优化和高效匹配，培植催生全新业态、模式和行业部门，实现产业体系链接端点和路径的双重强化。因此，需要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变革转型，推动国内三次产业的数智化和高端化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不同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同其他产业间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国产业体系供应链韧性提升、部门运行成本降低、链条中断风险预防和中小企业的融入发力。第二，明晰现代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逻辑与作用关系，实现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稳固、效率提高和方向精准。巩固强化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高效服务和坚实支撑，依托中小银行深化改革、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逐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持续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推进、融资结构和金融产品优化升级等途径，合理引导优质金融资源向中国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定位配置，防范、规避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第三，加速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的规划布局和优化建设，全力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打造要素协同赋能实体经济的硬件基础和高效渠道。推进深化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民航等传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健全高效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和面向全球的多元运输网络。提前布局6G、内生智能网络、星地融合组网等新一代概念性技术开发，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前瞻规划、合理部署和落地覆盖。

（二）创新驱动：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实现研发创新“自立自强”和摆脱科学技术“受制于人”，是中国稳步有序、安全自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信心源泉和内在底气。

第一，以“人”为核心，构筑大规模、高水平和多领域的人力资本。加快革新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培育模式，健全强化同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行业协会联合培养人才的长效稳定机制，提供面向全社会大众的数字资源供给和数字技能学习平台，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高素养、高水平和复合型人力资本的蓄水池，打造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广阔丰裕的人才队伍。第二，开展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充分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势。立足当下，继续推进“卡脖子”关键技术等紧迫问题的发力攻关和制约破解，加快解决成果应用转化落地的短期梗阻和现实矛盾；放眼长远，聚焦关注和重点推动基础科学和前沿理论研究发展，着力支持科研人员深入钻研和主攻基础理论、公认科研难题和非共识领域，不断深化改革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人员管理、经费支持、评价考核和成果共享机制。

（三）合力赋能：深化推进三大产业的融合渗透

巩固强化国内产业基础的规模体量优势，深化推进产业链各部门和环节的支撑互促和融合渗透，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后盾和立足基础。

第一，持续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强基固本，强化稳固产业现代化的基础优势和发展态势。大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动适应地区发展现状、差异化和特色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整合和挖掘释放多类型农业数据要素，培育“农村电商”“智慧农场”等农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农业产出附加值和综合效率的本质性提升。重点推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把握和提升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光伏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中国制造”优势和“中国智造”水平，加快制造业产业圈的数智化、绿色可持续化和高效益化转型，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工程，及时淘汰高耗、低效落后产能；深化促进服务业的扩容升级、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破解服务业“鲍莫尔病”和提效升级难题的积极效应，积极营造共赢合作、公平竞争、包容和谐、规范安全和可预期的服务业营商环境，不断推进现代服务业领域稳步有序的全面开放。第二，以服务业为关键抓手和重点领域，有效链接、加速粘结和深度融合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和细分部门。现代服务业在促进产业延链增值以及提升产品供给的柔性化、个性化和高品质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赋能效应，其本身也具有渗透性高、涉及面广和融合性强等特征。因此，要积极培育“认养农业”“康养农业”“会展农业”“休闲农业”等“农业+服务”产业融合的农业新形态，着力发展金融、科技、物流、培训、产品质量监管等领域的农业服务产业；加速建设“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两业融合生态体系和市场化体制机制，逐步提高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如研发、管理咨询等）所占比重，健全完善设备维护保养管理、生产过程敏捷化反应、物流系统快速响应等综合化服务平台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研发设计外包、企业数字化流程再造、全行业整体性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平台，有效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发展，通过工业产业链向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延伸扩张，实现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和生产效益的根本提高。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以“开放兼容，博采众长”为秉持精神和态度立场，以“弘扬特色，发挥优势”为理想信念和目标使命。面对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强劲逆流和“脱钩断链”的现实挑战，统筹协调开放发展和国家安全，构筑安全包容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是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思维和坚守底线。

第一，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和党中央的权威，加强党对贸易领域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坚持发挥宏观调控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领域的“稳定器”“助推器”和“统一战线”作用，积极制定反制裁的远期规划和措施，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经济制裁和“脱钩断链”等事件的响应和风险防控体系。第二，构建贸易数字化的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强国建设理论与政策合力。数字贸易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和塑造产业竞争国际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提升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参与度”，统筹协调数字安全治理和开拓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的关系尤为关键。抓紧缩小国内国际经济理论研究深度同世界领先水平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概念、新模式和新道路等方面提出“中国版本”的理论成果，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框架、分析范式、政策工具。在源自实践、扎实丰富的理论研究基础上，高度重视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政策方案的前瞻规划、精准制定和贯彻落实，优化数字贸易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形成“智库研究-政策扶持”并进赋能高质量、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外开放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强劲合力。第三，加快构建开放包容、稳定安全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构建国内产业和全球产业协同沟通与合作共赢的发展环境。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合作平台，筑造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命运共同体”，积极拓宽和延展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的“朋友圈”和“合作网”，推广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此形成加速全球价值链重塑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高的中国力量。

作者：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銮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大学平台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6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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