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业资源是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最为普遍的资源禀赋，但仅仅依靠传统农业容易走向“高产量-低产能”的内卷化困境，如何基于农业资源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可持续且高质量的乡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浙江省山下湖镇基于淡水湖面资源，由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珍珠产业，逐渐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实地调研访谈与经验研究，研究剖析山下湖镇珍珠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归纳珍珠产业驱动下山下湖镇乡村发展中的根植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等特征，进而探究该镇乡村“环境-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讨论政策启示和规划策略。

【关键词】：农业资源；地方产业；乡村发展；可持续发展；机制解释。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78478）：“地方产业驱动乡村聚落发展的特征、机理及规划对策——以江浙地区为例”,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上海大都市圈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特征、机制解释及规划策略”。

【本文引自】：耿佳,陈晨.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特征机制与政策启示——以浙江省山下湖镇为例[J].南方建筑, 2022(5):9.

1 理论视角：

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调整乡村产业结构可能面临破坏生态环境、牺牲农业发展、改变劳动力素质结构和瓦解乡土社会等问题，都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其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能否实现。相关研究表明，产业驱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出根植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等特征。

首先，以乡村的根植性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研究表明，乡村地区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地方产业的本土根植性，即是否依赖本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脉、社会人力等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伴随着规模集聚和结构提升，对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土地等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越来越高的产业需求与本地乡村能够提供的禀赋资源之间的矛盾可能导致产业发展脱离本地村镇，这就可能对产业单一的乡村地区产生剧烈冲击。

第二，以本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来突破阶段性路径依赖的困境，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费孝通先生曾将1930年代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的转型机制归纳为促进变革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尽管乡村产业发展的变革往往源于外界的刺激与借鉴，但也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乡村对于变革的本土化适应和创新才是真正实现动力转化与内生发展的关键。

第三，以包容性的价值理念作为小农经济与乡村产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衔接。包容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强调社会发展权利的公平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差异化个体的共荣性。这意味着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对小农户这个弱势群体进行排斥和掠夺，而是要包容地看待小农户在物质和人力资本、认知水平、议价能力、风险厌恶偏好等方面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挖掘小农户在精耕细作、自我激励等方面的优势，发现和肯定他们在乡村产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功能。

进一步的，乡村是人地关系紧密的、完整的、地域性的生产生活生态集合体，与“乡村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相关研究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揭示出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若干规律。在环境层面，乡村地区的地方产业发展必定带来乡村三生空间的重构。生态环境恶化指数曲线总体上呈倒U型特征；随乡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环境资源本底的价值不断突显，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成为乡村空间演进的必然趋势。

在经济层面，乡村某一产业的规模化与集群发展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集合体，不仅限于规模效应，更重要的是交叉和创新，不断拓展和丰富产业链条。“内生式发展模式”中提到，“产业发展不局限于某一产业，而要跨越复杂的产业领域，力图构建一种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使附加值回归本地的本土关联产业”，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发展动力的内在联系。随着乡村产业的壮大发展，产业集群在充分融合利用乡村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将经济效益与学习网络扩大，激发创新与学习的动力，并以之为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在乡村演进发展过程中塑造多元要素的连结性。随着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浸润，乡村社会资本逐渐呈现四个层面的改变，即社会结构由单质同一性的草根化向异质多元性的绅士化转变，社会网络从封闭内倾型向开放外向型转变，信任结构从情感取向差序式向利益取向契约式转变，制度规范从乡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然而，农业经济主导时期的社会网络、生产关系仍然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总之，在乡村“环境-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的背景下，三类空间发展相互促进与融合，也相互制衡与协调，这构成了驱动乡村发展和转型的基础动力。

2 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发展之路

山下湖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是国务院命名的“珍珠之乡”。该镇经营珍珠产业近50年，从1970年代开始兴起珍珠养殖，逐渐由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升级发展为交易集散与综合服务中心，至今已成为全球淡水珍珠最重要的粗加工及批零中心、中国最大的淡水珍珠加工与贸易中心，具有由数量型增长逐渐向质量型增长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2.1资源禀赋试配下的特色养殖探索阶段

山下湖镇的长乐村享有“珍珠第一村”的美誉，是全镇最早开始珍珠养殖的村庄。在1970年代，长乐村萌生了第一次产业经济转型的种子，逐渐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型为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珍珠养殖业为主，重塑了对乡村空间资源的组织利用方式。

山下湖镇属于水乡农耕地带，历来是省市的重点产粮区之一，长期以传统农业为生计。除耕地以外，水塘河道是该镇重要的农业资源，自春秋时期便开始鱼类养殖和荸荠、茭白等水生经济作物种植。1960年代末，萧山客商来到山下湖镇长乐村旁的白塔湖批量收购河蚌，因此村民开始增加养蚌规模，但还不知其用以何用。后来，村民何木根、何柏荣和客商逐渐熟络起来，了解到蚌可产出珍珠，因而蚌的价格可达数百元每斤。于是，他们从1970年代初开始学习与摸索养殖之道，并成为了山下湖镇最早尝试养殖并掌握技术的人。1972年底，何木根成功养殖产出第一批淡水珍珠，产量为1斤4两，交易收入达497元，在当时可谓大数字。改革开放后，何木根联合村内三家农户养珠，次年收益达2.8万元，再次引发轰动。村内及周边村庄的村民们看到了蚌与珍珠的经济价值，便争相追随。

2.2资源禀赋依赖下的规模养殖和交易市场培育阶段

至1980年代初，山下湖镇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养殖珍珠，尤其长乐、尚山、广山等白塔湖一带，90%以上的村民都从传统水产养殖的“湖农”转变为珍珠蚌与传统水产复合养殖的“珠农”。当时，仅长乐村珍珠年产量已在3吨以上，农村收入逐年递增。

1985年起，山下湖镇逐渐从养殖基地延伸出一个珍珠交易流通的市场（表1）。初期，村民时兴跑广州等地进行珍珠交易，再带回香烟等商品，实现两端的商品交易，也建立起早期山下湖镇与广深、港澳等地的经济关系往来。但赴广州的交易风险较大，易因被判定为走私而没收珍珠。1985年，受江苏省渭塘镇珍珠交易市场的启发，广山村珠农詹仲华联合村民在家门口自发组织简易的珍珠交易场所，创办“第一代珍珠市场”。该市场共设约60个摊位，按当时交易额1%收取管理费，第一天共收50多元，第二天便达250元，之后交易额持续增长。当时的乡政府从第二代市场开始介入，建造名为农副产品买卖而实质以珍珠交易为主的“西江农贸市场”。1989年，浙江省政府发文表明在省内允许珍珠经销并归入农副产品，次年1月诸暨市工商局携手山下湖镇政府顺势而上，易址扩建了第三代珍珠市场。

2.3资源禀赋约束下的生产溢出和集散优势强化阶段

由于珍珠的市场需求与经济价值高，该镇村民对珍珠养殖的空间需求持续膨胀，推动了本地的生产溢出。实际上，本地的环境容量从1990年代起就已经难以满足养殖需求。1994年，山下湖镇的珠农开始承包周边乡镇的水塘来规模化养珠，再运回镇上交易；1999年后则扩散到了湖北、湖南、江苏、江西以及安徽等省外地区。由此，“千亩户”、“万亩户”层出不穷，通过异地养殖实现了珍珠产业的进一步规模增长。

这也推动第四代的山下湖珍珠市场从自产自销的交易中心转型为专业化的区域集散中心，逐渐取代江苏渭塘珍珠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与集散中心。虽然生产空间格局不断拓展，但是山下湖人始终将养珠技术、交易信息等等掌握在自己手中，占据着垄断珍珠市场的主导话语权，不断强化以山下湖镇为中心进行交易集散的比较优势。

2.4资源禀赋修复下的生产收缩和全面转型升级阶段

在2010年以后，由于传统的珍珠养殖方式会对水体造成长期污染，生态环境每况日下，因此山下湖镇政府从2016年起出台并实施了“禁养退养”政策。以新长乐村为例，该村退养近1000亩珍珠养殖塘面，现仅尚存800亩，由7-8户规模养殖，每户仅有百亩。由此，养殖规模的收缩，进一步倒逼了该镇集散与服务的发展取向。

在新的发展阶段，珍珠产业正经历着转型期，不仅仅提升集散交易的比较优势，还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基于有限的农业资源创造提升无限经济附加值的可能性，将珍珠产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的华东国际珠宝城的淡水珍珠供量占世界总量的75%、全国总量的90%，与此同时，珠宝城周边地区也发展成为集珍珠交易、生产加工、精品展示、研发设计、商情发布、质量检测、集散物流、旅游购物、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产业集群。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与本地发展诉求，天使之泪、阮氏、长生鸟、千足等本土龙头企业在饰品加工、药妆护肤等领域深耕，开始着重发展较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研发设计以及品牌营造等板块，引领全镇珍珠产业在传统养殖、粗加工与批零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随着珍珠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对珍珠附加值的挖掘提升，大部分山下湖人已将非农收入作为总收入的主要构成（图1）。

值得一提的是，珍珠产业的发展和转型不断引入新的要素流动与组合，近几年来在山下湖镇掀起了“网络直播”的风潮，也形成了其乡村地区中接地气的“新经济”（图2）。最早是镇区的“珍珠哥”开始尝试在网上直播开蚌，日收入竟高达几千甚至上万。一批珠商从中看到了电商市场的需求与前景，纷纷效仿而初步形成了镇区的电商集群。这股风潮也逐渐蔓延到了一些村庄，2016年新长乐村就有农户率先开始自家经营网店，次年开始兴起了网络直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珠农收入（图3）。亦即交易空间发生了从实体店面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转型。

3 山下湖镇珍珠产业驱动

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

“可持续性”是山下湖镇珍珠产业驱动的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特征，可从根植性、创新性和包容性三个方面加深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理解。

3.1根植性：从自然资源依赖到社会资本依赖

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资源依赖性——淡水湖资源。该镇地处平原湖区，河流、水渠纵横，湖面、水塘密布，有可养殖的水面7000余亩，水深约1.5-4.0米，是极佳的珍珠养殖水域。随着本地生产空间的全面拓展，本地资源的稀缺性逐渐无法满足过剩的养殖诉求和市场需求，表现出生产空间的外溢和本地集散的形成。

表面上看，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从养殖业走向贸易加工业的关键在于新产业空间即珍珠市场的建立；实际上，山下湖镇珍珠市场的建设时间、建设规模都没有先发优势，地理区位上也很容易被取代，真正具有根植性并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是山下湖人不断积累形成的社会资本。传统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与信任结构呈现紧密局促的“差序格局”特征（费孝通，1985）；能人的学习与创新经验因此易在乡村范围内快速推广，带动乡村发展的进步（表2）。早期，山下湖镇的珍珠养殖由无到有的过程得益于何木根、何柏荣等养殖能人的技术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乐于传授经验、分享资源，带动村民共同致富。1982年，当时的诸暨县人民政府授予何木根和何柏荣“诸暨县劳动模范”、“诸暨县养蚌育珠专业户”等称号，既是赞赏他们对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发展的贡献，同时也通过“能人”的荣誉来鼓励延续学习创新与团结助人的乡风面貌。

随着山下湖镇产业经济的发展，传统乡村社会的自发演进亦会发生，逐渐打破封闭性，与镇区及广域空间范围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该镇乡村关系网络呈现出本土化、延展性的特征，成为珍珠产业集散发展的重要抓手，突显出社会资本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期本地珍珠产业社会网络的集聚自发地孕育出了珍珠交易市场，成为本地人最初对外交易与内部交流的空间载体。随着珍珠产业的规模发展和外延拓展，养殖技术、交易信息等始终掌握在山下湖人的手里，使他们始终是珍珠产业经营的主体；珍珠交易市场逐渐发展为了全国珍珠产品的“集散中心”，也可以说是本土社会关系网络的“链接中心”。实际上，“集散中心”和“链接中心”的背后是“自然资源依赖”向“社会资本依赖”的内涵转变，表现出本土社会关系网络外延拓展与内源积累的张力。如今，以山下湖人为核心的市场份额占据全国淡水珍珠市场的80%以上、全球市场的70%以上。也就是说，依托于新的产业空间即珍珠市场的不断发展，珍珠产业的本地根植性从自然资源依赖向社会资本依赖转化，实现了竞争优势迭代升级。

3.2创新性：从集散交易导向到研发创新导向

山下湖镇的产业发展探索始终保持创新性，从早期的巧用资源禀赋、探索特色农业养殖技术，到后来的集散交易以及如今的品牌营造、研发创新、创造更高附加值等等，都走在时代的前沿，这种智慧让山下湖镇在面对市场风险、政策约束时更具韧性。

实际上，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发展也曾经历漫长的瓶颈期，通过一步步的摸索才逐渐走向研发设计的创新转型阶段。市场经济处级阶段的农民创新意识不足，山下湖镇大量珠农及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步入的是“走量”的传统之路，以批发原珠或粗加工的散珠为主，导致产业链前端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天使之泪、阮氏等几家龙头企业率先崛起，从珍珠饰品的设计和深加工入手，同时挖掘珍珠文化，将研发设计和文化展示相融合，探索“高精尖”路线。他们的产品开始在首脑会晤、G20峰会等重大场合中作为外交礼物，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充分展现中国文化制品的精美和优雅。

近几年，珍珠护肤产品的研发创新也展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将研发设计引领产业发展推向了新高度。颂珍珠是由龙头企业家族的90后子女针对护肤药妆板块创业建立的二代珍珠企业，突破本土美白珍珠粉的散卖或品牌提供代加工的传统路径，向更高附加值、更多元化的系列护肤品进军。在初创阶段，他们走访了日本11家工厂，发现500元一公斤的珍珠原料运到日本，通过科技提炼就可以卖到22万一公斤、堪比黄金价格的贵妇级护肤原料；添加了珍珠蛋白精华的日本大牌成品可以卖到3000多元一瓶的价格，坚定了他们科技创新的决心。2018年，颂珍珠投资3800万买下上海独立的研发所和生产工厂，同时引进人才，参与过知名贵妇品牌生产和研发的总工程师们成为了他们的合伙人股东和研发配方顾问；2019年，他们投资了几乎所有的积蓄，和政府联合投资1.2亿，在华东国际珠宝城旁边建成了40亩土地的研发产业园，又将“集散中心”、“链接中心”延伸至“创新中心”，不断丰富产业内涵。

3.3包容性：从小农养殖经济到全民网络直播

从千家万户养殖珍珠到如今全民网络直播，山下湖镇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充分表现出“包容性”，即随着乡村产业的不断升级，本地农民始终在乡村产业中占有重要主体地位。

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是客观规律，小农经济下的千家万户养殖虽然具有灵活性，但在技术人才、风险抵御等方面都无法与养殖大户或企业抗衡，小型养殖户“珠农”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形难以避免。最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珍珠产业造成严重影响，珍珠需求锐减，对经济实力与抗风险能力弱的珠农珠商产生致命一击，使其多数在养殖端的市场竞争中出局，而规模化养殖的大户相对更易幸存（图4）。

但是，山下湖的小户“珠农”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依托新经济、新技术走出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实际上，个体散户虽然在养殖阶段逐渐淘汰，但是他们不断在电商直播、物流快递等新的市场需求中寻找新的机会。数据显示，尽管山下湖镇的乡村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在镇区已形成规模化的工业园区，但是仅有30%-40%的农村劳动力去镇区务工，其余则多数留在乡村地区从事珍珠养殖、电商直播等工作。除了产业化经营者扮演重要的分工角色，小农户担任着资源的供应者、初级产品的生产者、手工技艺和劳动力提供者甚至低成本创新产品的承接和推广者，也处于主体地位。

4 山下湖镇乡村发展

的机制解释及其政策启示

4.1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

山下湖案例显示，自然环境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生态底线”的约束，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出于环境治理的考虑，山下湖镇政府于2016年出台的水质管理与禁养限养政策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但这也已经成为倒逼珍珠产业减量提质和实现转型发展的契机。长期的环境污染破坏了水体及其他生态资源的恢复力，珠农本身也纷纷表示由于山下湖镇水体质量下降，本地产出的珍珠质量不如以往，反而是在外省市养殖产出的珍珠质量较佳；可见，无论从生态涵养还是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绿色养殖与高质量发展成为该镇珍珠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图5、图6）。

由此，这促进能人能企从产业链的两端进行实践探索，逐渐重新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乡村产业和生态环境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精明收缩”与绿色养殖是在根本上解决保护和生产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清水养殖、科技治水等技术正在引入和试验阶段，日后的普及将全面重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带动与彻底改变当代珠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整体珍珠养殖资源的组织分配模式。另一方面，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亦具有转型发展的内源诉求，减量提质将减轻规模生产的环境负荷，促使产业链重心后移，对珍珠产业发展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

乡村空间资源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尤其农业型乡村对环境资源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必须树立对空间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科学认识。产业功能扩张必然使得生产空间对生态和生活空间造成压力，但是山下湖镇案例展现出乡村农业产业化在相对成熟、面临环境约束的发展阶段转型走向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实现乡村“环境-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可谓是新时代乡村地区践行“生态文明”的优秀范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4.2产业集群的自我强化

基于农业资源的地方产业集群是乡村发展自我强化的重要推动力，既充分发挥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还激发乡村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图7）。一方面，乡村发展具有规模化的内生要求。这一点在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型乡村发展中尤为凸显，“抱团发展”可以使乡村个体一起跨越市场“规模门槛”等鸿沟，实现“1+1>2”的规模效益。当乡村地区专业化产业集群在相应领域占据一定主导或者特色地位时，外界的刺激和内源的积累可能推动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比如塑造出产业空间的发散性与产业垄断的中心性。另一方面，产业集群是以某一或几个产业为核心、拓展产业链条与配套服务体系的集合体，不仅因地理接近性提升物质资源的组织及共享效率，更重要的还在于促进非物质层面信息、技术等的学习交流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断培育与强化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尽管乡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市场机制起到主导作用，但山下湖镇案例中也显示出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一是当地各级政府对珍珠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着牵引的作用。在珍珠交易方面，乡镇政府很早便看到了农民自发组织市场的价值，从第二代市场开始便辅助建设和管理；诸暨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推进市场的规模化与专业化，使山下湖镇逐渐建成为全国范围的珍珠交易中心。二是当地各级政府注重山下湖镇的镇村建设，通过提升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品质，拓展产业服务配套功能，以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载体，尤其是为留住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需要政府施以精明的政策干预。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应以保障公共空间规模、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为导向，优化乡村空间资源的统筹配置，做好战略发展空间的预留，以吸引更多优质的企业、人才等要素聚集，促进交流和学习，为乡村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做支撑。

4.3社会资本的发展演进

对于基于农业资源的乡村发展而言，本地社会资本的发展演进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是乡村社会资本始终扎根本土。尽管珍珠养殖拓展至外省市，山下湖人大多在镇区或诸暨市购有商品房，但山下湖珠农、珠商的情感归属依然在乡村地区。山下湖案例显示，粗加工工人会每天多次往返于乡村与镇区，企业老板即便在镇区或周边城市置办了新居也还是会经常回来探视和休憩，自发投资提升村庄建设水平。这与农户保有土地的政策相关，也与山下湖镇乡村的“乡贤文化”传承相关，营造了乡村社会及地域场所的归属认同感，让这种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去农业化”的经济生产方式背后仍然保持着传统乡村“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和信任结构。

二是乡村社会资本具有融合发展的能力。乡村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及信任结构为基础，融合产业集群资源、地方社区支持等多元因素于一体，形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诚然，过于封闭内倾的乡村聚落和社会组织可能会成为进阶的阻力；乡村发展应适当引入外部资本和人力资源，并促进内外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融合，提升本土社会资本的多元性和可塑性。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重视外来人才的导入，并不否认农民主体的地位，适当的外部刺激是以培育乡村本体微小渐进式的内源韧性为目标，从而化外延的“转变”为内生的“进化”。

三是乡村社会资本的价值在于培育与提升本土适应、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乡村的农民组织发挥的效用不仅限于团结农民，更重要的是激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适应、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对于传统乡村的早期发展，培养本地“能人”尤为重要。借助差序式关系网络可快速推广“能人效应”，发展为村民相互学习带动的更为紧密的组织关系。这种组织关系具有较强的凝聚性与根植性，即便乡村寻求更大范围的网络、信任与规范的社会资本拓展，也始终以本地为根基（图8）。由山下湖镇的后期发展可见，更加网络化、开放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背后，实际上是在城乡市场互动、地方政府支持等外部环境影响下，乡村不断认知自我、适应学习并重构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与规范标准。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府应通过土地资源的规划配置及权利等要素的流动控制，保障农民主体的发展地位；促进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员建立共信共治、内外协同与融合的信任结构与交往空间，形成更具发展韧性与可持续性的新型乡村社会。从乡村规划的角度，需发动村民参与乡村规划和决策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强化村民对乡村规划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强化乡村聚落发展的凝聚力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根植性，并以村民的系统性参与来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5 结语

诚然，山下湖镇是一个产业成功驱动乡村发展的特殊案例，它的成功之路在今天已经很难复制，但是产业驱动乡村地区发展的根植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征以及产业驱动乡村发展中的环境约束、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等机制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为其它农业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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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特征机制与政策启示——以浙江省山下湖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