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的重要技术支撑，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生态产品概念的发展历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理论基础与核算内容，以及国内外关于功能价格法、当量因子法、能值评估法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示例，并从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理论体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手段、推动价值核算结果应用三个层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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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妍,苏子龙,范振林,石吉金.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进展与应用展望[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37(1):29-38.
章节目录
CONTENTS
0 引言
1 生态产品概念
2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理论基础及内容分类
3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实践进展
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展望
5 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抓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结果是衡量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参考，也是实现“两山”转化、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有力工具。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可以明确不同生态产品的价值，建立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联系，为决策提供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和依据。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方法，开展典型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动态核算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可以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技术、结果应用三个方面提出对未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展望，以期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研究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提供参考。
生态产品一词为我国独有，其概念发展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对于生态产品的理解主要分为三大类，如任耀武、王寿兵和方子节等认为生态产品是纯物质产品；刘思华和张小红等认为生态产品是无形产品，类似于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调节服务；王建平、李迪强等认为生态产品等同于生态系统服务。2010年12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首次从国家层面对生态产品作出定义：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生态产品的概念也进一步扩展，其内涵不再局限于仅有自然生产的范围，还扩展到附加人类劳动的产品。如张林波等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和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是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并列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必需品。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三批）》指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需品。”此时，“生态产品”概念与生态学领域“生态系统服务”概念非常相近。但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生态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惠益和福祉，是纯生态学的概念，它既包括木材、食物、旅游等直接为人类提供的终端产品和服务，也包括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功能运转的支持服务和中间过程。而生态产品则是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的最终产品，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态学概念，还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需求的战略性变化。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出版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并且将生态产品分为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个一级类，生物质供给、局部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空气净化、固碳、噪声削减、旅游康养等十四个二级类。在具体核算过程中，可根据核算区域实际选择适合的生态产品，如在沙漠地区可重点选择防风固沙等类型的生态产品。
关于生态产品内涵的演化过程，根据是否将人类作用纳入，区分为狭义上的生态产品和广义上的生态产品。本文采用广义生态产品的定义，认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效用价值论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基础理论之一。效用价值论认为，能够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以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商品和服务的基于效用的价值体现在人们为获得商品或服务而支付的意愿或者他们为放弃商品而接受补偿的意愿。根据效用价值论，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是生态产品实现价值的重要方面，当人们购买生态产品的支付意愿和能力增加时，交换价值和价值随之增加。因此，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以交换价值核算为基础，以更好地反映生态产品生产供给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由效用价值论延伸而来的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理论和庇古福利经济学理论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们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其中，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理论认为商品价值往往利用消费者剩余来评估，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商品时，市场价格低于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时，消费者可以得到的额外福利；庇古福利经济学强调产业的社会福利为总消费效用与生产成本之差，即消费者剩余加上生产者剩余。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也应从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来考虑，对生态产品交换价值进行核算的理论依据在于它们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自然资源是生态产品的物质基础，生态系统保障了生态产品的供给，为发挥自然资源最大效用，需要在生态环境变化和自然资源使用所带来的效益与将这些资源和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并根据权衡的结果，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配置进行适当调整，以促使人类福利增加。由于这种效益和成本是通过它们对福利的影响来衡量的，那么可由“福利变化”来替代“交换价值”。
此外，现有的一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例如石敏俊等指出基于强可持续性理论，部分关键自然资本无法用人造资本来替代，或者说用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损失的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这也是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的理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促进自然资本保护，通过生态产品价值货币化，将自然资本保护更好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2.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内容
一是生态产品的实物量。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按照常用的生态产品分类，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范围包括生态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核算不同的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不包含支持服务，故需核算的生态产品实物量也应为上述类型生态产品的实物量，各实物量之间量纲也存在差异。其中，生态物质产品为有形产品，其实物量可用生态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表征；而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主要为各类无形服务，其实物量表征可由数量或特定数值（如生态积分）等来表征。二是生态产品的价值量。生态产品的价值量是对生态产品实物量的货币化表征，主要通过对生态产品实物量的货币化来实现对生态产品在同一量纲下的计量，为生态产品能够进入市场交换创造基础条件，促进其价值实现。1997年，Gretchen Daily教授和Robert Costanza教授相继提出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量化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服务，为后续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1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首次提出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及支持服务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在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等条件下开展了大量研究，众多国际组织和各学科界积极参与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探索和实践工作，特别是SEEA 2012、SEEA-EA 2021的出现为很多核算实践提供了指导，例如为广西和贵州两个试点省（自治区）编制生态系统范围、状况和服务的试点账户提供参考。我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多地试点探索从供给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方面开展核算，并编制了规范。目前较成熟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主要包括功能价格法、当量因子法和能值评估法等（图1）。
功能价格法是根据生态产品实物量及其单位价格进行核算，由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核算思路较易理解，在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一般程序是首先分别核算各类生态产品实物量，然后乘以单价计算得出生态产品总经济价值，实质是对不同的生态功能量“定价”加总得到经济价值量。功能价格法的核算方式分两类：一是统计监测生态产品实物量，二是给实物量赋值定价。将不同生态产品实物量运用替代算法转化为货币，加总形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这种方法主要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个方面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产品的实物量统计方法目前较为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传统的实际调查中进行数据统计，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监测体系、水文监测、气象台站、环境监测网络等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的核算提供数据和参数。二是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实物量统计，常见的模型有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ARIE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cosystem Services）模型、SolVES（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模型等。学者们可以利用数理模型，从不同尺度、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等角度开展研究，例如Terrado等运用InVEST模型中水源供给等子模块评估了在极端气候条件（极度干旱和极度湿润）下地中海高度开发区的水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Moushani等学者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及数学模型的分析方法，计算并对比了伊朗48个大豆田在传统耕种模式与保护性耕种模式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目前，国内学者针对生态产品的实物量核算也是直接用数量表征的调查统计法或者采用数理模型。重点尝试将核算模型精细化或引入空间模型及与之配套的核算单元划分方法，从而提高调节服务产品实物量核算精度。例如苏伟忠等通过单元格网分布式水文模型技术、流域污染物排放—陆域河道输送入库的全过程水质解析模型，根据天目湖流域生态观测站10年的监测数据对水质净化服务产品实物量进行核算，在核算过程中要扣除维系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和满足环境考核目标的存量，进而获得水质净化服务产品的实际供给量。郑婷等以黄土高原泾河流域土壤保持服务产品为研究对象，将其调节服务划分为减轻泥沙淤积、保护土壤肥力、减少土壤废弃三部分，利用分布式水文分析模型——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中土壤侵蚀模块（MUSLE模型）核算实物量，核算结果显示三种土壤保持子产品在时间变化上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们还针对不同自然资源类型的生态系统特征对核算指标进行筛选，开展针对性核算。如王克达等核算了福州市森林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水流动调节、空气净化、气候调节、物种保育等五种调节服务产品，并在土壤保持中测算了土壤肥力保持量，在空气净化中测算了负氧离子释放量等指标，使得核算科目更为完善，增强了核算结果的实用性。王涛等在讨论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时，纳入了矿产资源、能源及人类栖息地提供等非生物服务这一核算内容，并指出核算单元尺度的选择对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的影响巨大，生态产品价值会随着受益人与海洋生态系统之间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在核算过程中应对距离衰减予以考虑。开展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需要确定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单位价格，而生态产品类型、参数不同，定价方法也有差异。主要有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模拟市场法。直接市场法是以直接实物价格或者直接市场价格评定存在实际市场的生态产品的评估方法。直接市场法适用于具有实物量和存在市场价格的生态产品的价值测算，常用于物质供给服务方面的价值评估，主要有市场价值法、费用成本法、生产效应法等。生态物质产品主要使用市场价值法确定价值量，该法直接将市场价格作为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例如物质供给中的林业产品（林木产品、林下产品及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初级产品，如木材、橡胶、松脂、生漆、油桐籽、油茶籽、食用菌等）可直接利用其市场交易价格衡量价值量。替代市场法是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衡量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常用的替代市场法有旅行费用法、影子工程法、替代成本法、恢复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等。国外方面，Ezebilo运用旅行费用法评估了瑞典自然景观的游憩价值；部分印度学者也基于旅行成本法对南印度滨海湿地的直接和间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与研究；Ninan等采用影子工程法对印度某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中水源涵养功能价值进行了估算；Sander等运用享乐价格法评估了土地覆盖类型对地区房屋销售价格的影响，为区域规划提供参考；Davidson等采用效益转移法估算出全球天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47.4万亿美元，其中，仅占总天然湿地面积15%的海岸带湿地却提供了总价值的43.1%。Johnston等也采用效益转移法评估了鱼类栖息地恢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rowolo等以价值转移法评估2000—2010年非洲尼日利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约70%的尼日利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价值量核算方法的改进等方面，以增加对特定区域或对象的适用性。例如李巍等对旅行费用法进行了改进，提出旅行费用区间法。该方法主要是对旅行费用进行区间划分，假设每位游客都追求收益最大化并愿意按照更低的旅行费用出游。旅行费用区间法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高的优点，已获得广泛应用。苏伟忠等通过流域生态保护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确定水质净化服务产品的基准价，在此基础上，根据水文过程的空间完整性对流域进行子流域划分，并根据生态重要性和经济适宜性确定各子流域的分区价格，水质净化服务能力越高，则水质净化服务产品越稀缺，价格也就越高佟玲玲等以青海省西宁市城市湿地为例，筛选出可达性、环境、湿地等10个因子构建享乐价格模型，核算城市湿地景观溢价的价值量，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断点理论和加权Voronoi图模型方法等分析城市湿地文化服务产品等生态产品的空间影响范围，构建了湿地生态产品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赵雨虹等在对江西大岗山毛竹林、常绿阔叶林及其混交林水源涵养产品价值核算时，在常用的影子价格法的基础上，认为当地居民对相关工程愿意支付的程度决定水源涵养的价值量，故引入支付意愿法，利用发展阶段系数对价值量进行修正，从而解决影子价格法对水源涵养价值量高估的问题。模拟市场法是用支付意愿（WTP）和净支付意愿（NWTP）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通过询问人们对某种生态产品的需求程度或者人为构造假想市场去直接调查人类的支付意愿，从而得出生态产品价值，主要评估方法为条件价值法（CVM）。例如，Pagdee基于居民的支付意愿，分析了不同的社区观念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影响，从而可以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进行对比。对于流域如生态系统服务中被忽略的被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间接使用价值的研究，Eregae等基于支付意愿的调查，计算了肯尼亚Elgeyo流域的被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英国也同样利用支付意愿法核算了在不同海洋资源规划下北海海床的生态价值，核算结果为海洋资源规划编制提供了重要参考。Hansen等运用条件价值法评估了上格林河流域牧场的生态价值，有效支持了“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计划的实施。此外，Caparrós等和Campos等还提出了模拟交换价值法，该方法是在已知或假设的市场结构下，采用估计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对市场进行模拟，进而求出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国内也有类似研究，时少华等运用个人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对运河公园游憩资源价值进行了估算；郝林华等基于条件价值法对三亚海域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重要海洋物种多样性的维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周晨等通过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对居民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边际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居民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建议建立流域生态产品使用方付费、提供方得到补偿的生态保护激励机制,从而提高流域生态产品使用方的生态补偿参与度。当量因子法是通过构建可量化的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即当量因子表，从而将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相乘汇总得到评估价值。当量因子法最早由Constanza等学者提出，该方法将全球生态系统分为16类，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类，并确定了各项生态系统及生态服务的单位面积价值量。当量因子法在国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研究区域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关系，利用价值转移研究范式，构建研究区域或某类生态系统适用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位面积价值量体系，进而确定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例如Groot等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分析，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数据库，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换为一套通用单位，即换算至统一量纲，用2007年国际“美元/公顷/年”来表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10类生态系统的22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位面积价值量。在该核算方法中，价值转移模式至关重要，许多国外学者尝试利用不同的价值转移模式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核算，常见的价值转移模型有需求函数、Meta回归分析等。其中，需求函数的主要做法是寻找与研究地区属性高度相似的一个或几个案例地区的需求函数，如经济特征、人口分布等，进而实现对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评估。例如García- Pozo等利用需求函数，引入露营场所沿海位置、设施质量等因素，评估了露营住宿价值，为露营场所定价提供了支持。近年来，Meta回归分析方法较为常用，该方法是利用大量符合核算要求的独立实证样本建立数据库，通过Meta分析找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进而组成新的效益转移函数，在此基础上，利用研究区域的数据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算。例如Brander等系统分析了欧洲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价值转换范式建立包含湿地大小、人均GDP、人口等参数的生态系统价值回归方程，应用Meta-analysis模型对特定站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估计。国内专家也将当量因子法应用于评估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并在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谢高地等改进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的不足之处，针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水体和荒漠6类不同生态系统的9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于农田食物生产价值的相对重要性（当量因子），建立符合中国生态系统特点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即设定农田食物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1，那么相对于农田生产粮食每年获得的福利，从而得出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之后，谢高地团队又不断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修订和优化，得出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在谢高地团队建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当量因子表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根据不同研究方向或研究区域对当量因子表进行修正。例如高振斌等利用以往文献中对应类型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量和一个标准生态产品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比值确定生态系统当量因子值，得到更接近研究区自然状况的价值当量因子表，同时指出，在对区域生态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修正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同一指标差值较小时取平均值，差值较大时则依据研究区价值当量因子表指标间比例确定。另外，随着我国空间分析技术日趋成熟，有学者将“3S”技术与当量因子法相结合以提高核算结果的精准度。例如乔斌等以青海省玛多县为例，以3 km×3 km网格为核算单元，采用相似地区研究成果，构建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当量权重表，进而实现对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周德成等利用阿克苏河流域地形图及长时间序列遥感影像数据，基于谢高地团队所制定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价表，并采用阿克苏地区平均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代表阿克苏河流域平均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获得了研究区域草地、林地、水域等生态产品价值。Odum等在能量系统理论基础上创新了能值评估法来评估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传递与物质流动。太阳能是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来源，能值评估法根据这一事实使得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货币流实现相互换算，并利用投入生态系统中的有效能总量与能量间的能量转换率，计算得出生态系统最终能值。该方法被认为是连接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桥梁。国外利用能值评估法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例如Brown等利用能值评估法为湄公河大坝的选址提供数据参考，并评估了建设湄公河大坝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Campbel、Picone、Fuente等基于能值评估法分别核算了美国国家森林系统的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中海埃加迪群岛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资本价值、地中海沿岸某大型藻类的自然资本价值；Franzese等和Buonocore等运用能值评估法分别对意大利中部两个群岛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资本价值和意大利南部两个地中海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资本价值进行了评估。能值评估法在国内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刘耕源等基于能值评估法研发出生态元法，选择太阳能值作为核算的统一量纲，定义1生态元=1010太阳能焦耳，核算出未受人类影响情况下不同形式生态产品所对应的生态元，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对生态产品价值的正面影响或环境污染和其他因素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负面影响，对生态元进行增值或减值调整，进而得出以生态元表示的生态产品实物量，并借助已通过市场化形成的房价体系、特定区域生态环境基金、上市交易、环境财产自由交易与私有化案例分析等方式获取单位生态元价值，从而获得生态产品价值量。金丹等利用能值评估法对江苏省徐州市生态产品进行核算，获得徐州市评估年外部可更新资源、本地可更新资源、系统内部/本地不可更新资源、货币流、废物流等5类核算项目的能值/货币比率，并根据能值评估结果和能值/货币比率得到生态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等的货币价值量。杨青等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基于能值分析法核算该区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该研究为湿地生态系统差异性保护与管理、生态补偿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虽然目前国内各省份公开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但具体的核算范围、核算方法、指标体系等并未达成一致，核算应用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实际应用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未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从理论、技术和应用层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作用，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使自然产品产生更大价值和溢价。
4.1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在总结各地价值核算实践基础上，探索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这要求我们科学厘清生态产品的内涵，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不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
一是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论和数据库。确定指标体系，摸清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等底数，结合我国数据支持情况及生态产品特色对SEEA-EA等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另外，数据库建设作为未来开发新的综合模型的基础，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生态产品本底情况普查和建立开放共享的生态产品信息云平台，有助于盘点生态产品存量、提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助力生态产品推广、强化品牌塑造、提升产品溢价等。
二是根据不同行政区域特点、不同生态产品类型、不同生态系统功能属性搭建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增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的动态适配性，并探索适用于不同地方需求的生态产品核算技术。开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方法研发，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核算试点并总结经验推广使用，推动地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增值。同时要引进先进的核算技术，并与当地方法进行有效融合，促进技术创新，从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建立生态产品动态监测体系，加快形成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标准。完善行业标准，制订核算指导手册，提高市场认可度，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评估和生态产品开发适宜性评价奠定基础。及时跟踪掌握生态产品数量分布、质量等级等信息，提升跨部门间数据共享、协同治理能力，在生态产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强数字技术应用。
4.2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有效利用
相比核算生态价值的完整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应当更加侧重应用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是将生态产品总值应用在政府部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及可持续发展等政策制定中。将生态资源情况纳入党委和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干部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指标体系，使其成为政府决策的行为指引和硬约束，改变片面的政绩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态产品总值“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二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生态修复评估、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资源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应用，并健全相关激励或奖惩机制。生态补偿是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可以明确被补偿生态要素的价值，从而为市场化操作提供基础，确保补偿的准确性和公平性。三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应用，为生态产品价值显化提供依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可适时发布并进行宣传报道。定期核算各地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生态保护成效，可以为生态产品开发经营提供基础支撑，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协同实现生态产品保值增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将生态产品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有利于统筹协调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关系。针对目前生态产品难度量、难变现，以及价值核算方法不统一、核算指标体系差异大、市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仍需多方发力，持续跟踪国外最新研究进展，根据我国国情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实践结果探索多元化的价值实现路径及差异化的核算方法，推广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郭妍（1999—），女，河北省邯郸市人，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实习员，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苏子龙（1988—），男，河南省濮阳市人，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自然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