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村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距城区10公里，距省会郑州80公里，距洛阳50公里，交通便捷。全村耕地面积约960亩，另有360余亩建设用地。全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包含村民241户、1080人。绝大多数适龄村民通过从事村内鞋垫制作及邻村皮毛加工行业实现家门口就业。作为全国重要的鞋垫加工基地之一，马村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是当地著名的手工业村，主要进行毛巾、毛衣、礼帽等产品的生产加工。直到集体化时期，马村开始发展鞋垫加工业，并在市场化浪潮中逐步过渡到个体化经营模式。
1.内生型乡村产业的发展历程
马村的鞋垫产业肇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距今已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马村的鞋垫产业经历了多轮竞争与淘汰，最终保留了少量从业者继续获取市场收益。纵观马村鞋垫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鞋垫产业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1)进入期:以集体经营为主要形式。集体化时期，为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全国各地开始兴办社队企业。马村也在此期间开办了毛巾厂、毛毡厂、鞋垫加工厂等集体企业，工人则由各生产队长安排，每个小队分配二到三个劳动力指标。在集体经营的模式下，生产所得归集体所有，社员则根据工分获得相应的货币收入。这一时期，虽然马村社队企业的产品都为手工制作，目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粗糙，但由于市场正处于萌芽阶段，所以产品销售情况较好，社队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较好。据访谈对象介绍，集体化时期马村就已经依靠社队企业的经营利润购买了汽车和电视机。
(2)成长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经营1980年前后，伴随着国家对社队企业的大力整顿农民个体和农村精英的自主性得到进一步扩张。更关键的是，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带来农业集体的解散，集体企业也受到巨大冲击，并孕育出一大批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手工作坊。由于鞋垫加工的投入较少、技术含量不高，鞋垫产业的准入门槛较低，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马村家家户户都在从事鞋垫生产，“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是常态。但由于生产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生产效率低，尽管出现了脚踏缝纫机等简单机械，鞋垫的日均产量也只能达到五百双。
处于成长期的家庭手工业经营呈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围绕生产目标对家庭劳动力进行配置。这一时期，基本上所有家庭劳动力都投入到鞋垫生产过程中，并出现了家庭内部分工。女性主要负责细活和轻活，如锁边、缝制、晾晒等，男性则负责体力消耗量大的环节如制毛毡、裁剪等，外出跑市场这一工作也由男性承担。这一时期，马村大多数农户家庭在子代婚后仍保持联合家庭的模式，以保障家庭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此外，当地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开放，部分农户家庭开始雇佣本地村民来弥补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缺陷。
二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村民XHM回忆当时的工作状况，“早上三四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左右，再轮换另一个人来，缝纫机从来没停过，不分白天黑夜，从早干到晚”，可见这一时期工作强度之大。可以说，这种拼命精神”正是我国工业化能够在基础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并不断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劳动力的自我剥削，家庭经营的生产成本得到进一步压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商品市场的低饱和度也赋予了各家各户更多的经济机会。得益于此，在八十年代中期，马村就出现了数家“万元户”。
(3)成熟期:从手工生产转向机械化生产。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改良过密化的小农经济，我国开始逐步推动农业机械化，这对于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与此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促使生产技术革新，鞋垫加工由之前的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引发了鞋垫加工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本地在1992年前后出现了机械化生产设备，即由一人进行操控的半自动冲床，主要用于裁剪鞋垫，早期的脚蹬缝纫机也逐渐被电动锁边机代替。生产技术的革新促使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据企业主介绍引人半自动冲床以后，本地的机械厂便着力对其进行仿制，然后在本地推广，单个机器的购买成本已明显低于外地市场价格。使用半自动冲床以后，鞋垫的日产量提高到四千双。
技术进步使得生产水平大幅提升，但生产成本也随之提高，产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半自动冲床在马村逐渐普及后，一批规模较小的家庭手工作坊被淘汰，全村从事鞋垫加工的农户减少至五十余家这些家庭作坊之所以被淘汰，一是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引进新的设备，致使生产数量远低于本地平均水平，在产品利润降低的情况下，其经营收入甚至比不上打工收入，因此有一部分人转向本地务工。是因为市场开拓能力不足、产品销路有限引起部分农户的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甚至严重亏损相反，在这一时期生存下来的家庭作坊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产业转型，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首先是使用机械化设备进行生产加工，尽管大多数农户仍旧维持着家庭经营的样态，但是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劳动;其次是本地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展，雇工规模也随之扩大。在此条件下，不少家庭通过改造自家住房或租赁他人房屋建立起生产厂房，生产水平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较大飞跃。
(4)衰退期:成为全国生产链条中的一环。2000年以后，鞋垫市场趋于饱和，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产品价格被不断压低，经营利润变得更为稀薄。现实要求马村的鞋垫加工业只能按照薄利多销的原则发展，进一步提高产量，这也催生出对于技术升级的需求。到2010年前后，当地出现了全自动冲床，相比半自动冲床，全自动冲床日产量为四万双，不仅生产效率更高，也更加安全省力。缺点是价格过高，每台机器大概六万多元。与此同时，边机也在不断更新换代，日加工量由之前的几百双增加至五六千双，机器的单价也由几百元提高到两千多元。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水平的再次提升，但也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大幅攀升。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上升。基于这两个方面，鞋垫加工业的准入门槛被抬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加工厂在残酷的竞争中不得不退出市场，幸存下来的加工厂则普遍完成了设备更新，基本上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此后，马村只剩下十余家鞋垫加工厂，至今仍保持着这一规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加工厂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只有三家规模较大，雇佣四十到五十位工人，机械设备也更多，其余小型加工厂的雇工规模多数在十到十五人左右。
在引进新的机械设备后，马村鞋垫产业的经营主体转变了经营理念，不再生产直接进入市场的成品，转而与洛阳、郑州等地的鞋厂对接，为其提供半成品，从而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据介绍，洛阳有上千家鞋厂，主要生产大众化的低档产品，如价格为几十元的布鞋、运动鞋等，因而对鞋垫的生产技术和质量要求并不高。总体看来，马村的鞋垫产业已经步入衰退期，所以只能选择在此行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扮演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产业分工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从而在稳定走下去的基础上寻求再次发展的机会。
总体而言，马村鞋垫产业的转型过程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模式即家庭劳动力参与生产与销售的全过程，只是在不司发展阶段存在量的区别。前期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高强度的自我剥削来获取经济效益，后期雇佣劳动力并引入机械化生产方式后，家庭经营的性质逐步弱化，但是家庭劳动力仍然参与到整个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二是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革新推动产业转型。三是产业转型过程具有较强的韧性与弹性，能够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进行自我调适。
2.内生型乡村产业的嵌入性经营策略
作为一种内生型乡村产业，马村的鞋垫加工业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经过市场淘汰与产业转型，当地留下来的加工厂基本能够维持生存。根据薄利多销的原则，经营者需要通过生产设备更新来保证产量的稳步提高，这是其发展产业所采取的经营策略之一。那么，在原材料固定成本不可降低的条件下，此类低端加工业是如何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以获取经济收益的?根据马村的田野经验，本文将其概况为“嵌入性经营”,即在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其经营行为是嵌入到乡村社会内部的，在与乡村社会深度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乡村产业的低成本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性的经济收益具体来看，马村鞋垫产业的嵌入性经营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一方面是吸纳本土廉价劳动力。与外地工厂相比，本地的鞋垫加工厂除了提供固定的薪资袂阿癌蚌癌版唉袄彼阿扮隘遇，由于员工都是本村或邻村人，无需在员工食宿及其它福利待遇方面投入资金，节省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是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剥削。不论是规模较小还是规模中等的加工厂,尽管已经引入机械设备并且向市场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家庭劳动力依旧会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负责监督、跑市场、技术指导、运送货物等。在劳动力成本普遍升高的前提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不同生产环节中的劳动力成本投入。
(2)建立稳定、信任的用工关系。马村鞋垫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包括本村人和邻村人，主要是通过熟人或者工友介绍而被聘用的这种用工方式建立在熟人关系内含的信任机制之上，保证了用工关系的稳定性。同时，日常生活中频繁的交往活动使得雇佣关系进一步稳固，比如企业主会在春节、中秋节等不同节日给工人送油、面.水果等礼物，或者在操办红白喜事时送礼。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用工关系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雇佣关系，而附带有较为浓厚的情感色彩。在马村，不少鞋垫加工厂都存在长期雇工的现象，工人们在同一家工厂劳动的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数十年。对此，工人SZL 感叹道:“大家长时间在一起干活，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会互相帮助，像是亲人一样。”企业主与工人在熟人关系基础上建立信任，形成了“知根知底”的管理模式，进而在生产活动中“曲尽人情”,这有利于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用工与监督成本，节省生产管理的费用。
(3)实行灵活的用工制度。不同于大型工厂里的正式管理制度，马村鞋垫产业的管理制度较为松散且灵活。一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自由。工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自主安排上下班时间，或者把工作带回家里完成，这与他们的家庭生活安排相契合。比如，在加工厂上班的工人多半是在家照顾小孩的妇女，她们需要接送小孩、操持家务，生活重心仍然是以家庭为主，灵活的上下班制度与家庭伦理需求相匹配。二是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计件制不仅使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而且可以有效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总体来看，这种灵活的用工制度整合了工人的碎片化时间，契合农民家庭的生活与生计安排。可以说，灵活的用工制度不仅使得企业主能以较低成本雇佣本地劳动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农民家庭趋于离散的异态生存方式，为实现农民家庭的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4)在村庄范围内实现产业内部分工与集聚。从马村的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村庄内部的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即分解成制毡、合布、鞋垫加工三个环节，除了鞋垫加工厂以外，村庄还有三家毛毡厂和两家合布厂。之所以要把几个生产环节拆分开，一方面在于这是既有的生产传统，比如毛毡制作是马村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
首先，若将三个生产环节集中在一起，则意味着要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雇佣更多工人，这不仅会导致单个加工厂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提高，也需要经营者投入更多精力，而实际上经营者缺乏足够的精力进行管理。
其次，分工有利于降低原材料成本，这主要是针对毛毡制作环节来说的。加工厂早期主要从河北买进毛毡，但因运输距离较远，如果生产计划和设计方案出现变动，想要灵活调整毛毡的厚度和数量就十分麻烦。村内一企业主MBT说:“毛毡买多了，会造成大量货物囤积，买少了又不够用。”因此，本地人开始在村内开办毛毡厂与合布厂，鞋垫厂也转向从本地购买原材料。
产业在村庄内部分工主要有以下优势:一是运输方便、沟通便捷，进货数量和毛毡厚度可以随时变动，便于加工厂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二是成本较低。本地毛毡厂通常是以河北的毛毡作为底料，然后与本地回收的下角料粘合在一起，再进行二次加工。虽然原料质量相对较差，但基本上符合鞋垫生产要求价格也更低，还能解决工业废料的处理问题。在熟人关系的加持下，产业内部分工越细致，产业发展嵌入乡村社会的程度就越高,社会联结程度也越高这种合作关系也更具有安全性与稳定性。
1.熟人社会维系与村庄价值再生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马村的鞋垫产业虽然时刻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与淘汰，导致村庄内部的工厂数量不断减少，但是单个企业能够在本村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据调查统计，马村除了尚处于读书阶段的90后、00后群体，村庄80%以上的村民都在本村从事鞋垫产业生产加工活动。与中西部大部分人口外流型村庄不同，马村的鞋垫产业在村庄内部提供了丰富的本地就业机会，大部分村民无需外出便可以在村庄之中获取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人口流失量小有助于维系村落内部原有的社会关系，保持村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同时，村民皆围绕内生型乡村产业开展相应活动，生产生活同质化水平高，村庄仍然是村民们共司生活的地缘性场域，这使得村庄具有一定的价值再生产能力。村民的个体价值来源于红白喜事和村庄公共事务的发生，同时也通过生活中的公共交往得以实现。在社会结构完整的村庄之中，村庄社会关联程度高，能从村庄社会中获得很高的社会评价和更多的互助合作，村民个体的生活便会愈发地便利与有意义,因此“有面子”成为村民的价值信条。在此基础之上，有悖于乡士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社会性排斥”，这进一步强化了村庄舆论对于村民个体行为的约束能力，村民在日常交往中必须注重为人处世，才能获得正向的社会评价和面子。
2.富人治村与村庄秩序稳定
不断更新的生产技术和先进设备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推动着马村鞋垫产业完成现代化转型，村民也基本完成非农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拥有一定经济资本支撑的企业主及时引入机械设备，对生产方式进行革新，产量得到大幅提升，获利空间也因此扩展,但不同企业主在经营规模上仍有一定差别而另外一大批无力完成产业转型的经营者逐渐被淘汰出局，转向其他行业或在本地良好的就业条件下成为企业雇工。
马村作为典型的华北小亲族分裂型村庄，早年间村内派性竞争激烈，村庄处于失序状态，导致村庄经济发展阻滞、组织瘫痪。为改善村庄政治社会环境，乡镇包村干部、村内企业主和部分村民找到村内鞋垫产业规模最大的经营者MYJ，希望他可以竞选村干部带领村庄发展。MYJ为人低调友善，与村民关系和谐，对于竟选村干部，他表示:“生意基本稳定了，可以交到下一代手里了，是时候出来做点事情回报乡亲，把村庄整好一点。”在2010年村庄换届选举后，MYJ成功当选村书记、村主任并“一肩挑”任职至今。可以说，独特的村庄社会结构形塑出本地富人治村的治理形态。在MYJ的带领下，马村村庄秩序稳定和谐，村庄竞争呈现出有序且富有活力的状态。
马村的鞋垫产业是在本地土壤中自发生长起来的，不仅承载着积累资本和获取利润的使命，还意味着对村落熟人社会的整合与维系。总体来看，村庄社会为内生型乡村产业提供了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基础，助力内生型乡村产业逐步走向振兴。同时，产业发展保持着村庄内部的活力，体现为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社会竞争适度、社会秩序稳定等多个富有积极色彩的特征，为乡村善治提供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条件。因此，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相互嵌入,塑造出稳定的农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进而建构起有秩序、有活力的村社共同体，这便是“产社一体”的具体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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