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编制日期：2026年8月
数据基准期：2025年全年、2026年1月至7月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老龄协会等权威机构公开发布数据
摘要
本报告基于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对中国2025年全年及2026年1月至7月的人口结构、就业形势、社会保障缴纳情况以及出生率变化进行了系统性、多维度分析。报告将人口按照0至18岁、18至35岁、35至65岁、65岁以上四个核心年龄段进行拆解，深入剖析各年龄群体的人口规模、占比变化、就业参与率、失业率走势及社会保险覆盖情况，并结合2025年出生率创历史新低的背景，研判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政策应对方向。
核心发现表明：2025年中国总人口降至14.05亿，连续第四年负增长；全年出生人口仅792万人，出生率5.63‰，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纪录；60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3%，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青年群体失业率维持高位，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但制度可持续性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考验。2026年1月至7月数据显示，人口负增长趋势延续，出生人口预计进一步下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青年失业率季节性攀升；社保体系运行平稳，基金累计结余突破11万亿元。
第一章 2025年中国人口总体概况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41‰。这是中国人口连续第四年出现负增长，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深度减量阶段。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尽管人口规模仍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但人口负增长的惯性正在加速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人口总量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印度，但人口增速已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降至约12亿左右，人口规模优势将逐步减弱。人口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出生人口持续萎缩，2025年出生人口较2020年的1200万下降超过三分之一；二是死亡人口逐年攀升，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婴儿潮一代进入高龄阶段，年度死亡人口已从2020年的997万增至2025年的1131万，且未来十年仍将保持上升趋势。
2025年末，男性人口71685万人，女性人口6880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19，以女性为100计算，较2024年小幅下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性别结构的持续改善有利于长期人口均衡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的婚姻市场匹配困难仍然存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这对社会融合和家庭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城乡结构方面，2025年末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5109万人，减少136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比上年末提高0.8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反映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长期趋势，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流动人口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25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5280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达到29300万人，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人口素质方面，2025年全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比上年提高0.1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人口教育水平、技能能力、创新能力和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至79岁左右。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这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然而，人口素质提升的速度与产业升级的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2024年中国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7%，相较美国的42%、加拿大的51%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十年，如何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将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举措。
第二章 2025年各年龄段人口结构分析
第一节 0至18岁未成年人口群体
2025年，中国0至18岁未成年人口约为27515万人，占总人口的19.6%。其中，0至15岁人口为23015万人，占16.4%；16至18岁人口约为4500万人。这一年龄段人口较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约2.9亿明显减少，反映了过去十余年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累积效应。从内部结构看，0至18岁人口呈现底部收缩、顶部略宽的特征。0至5岁婴幼儿人口因近年出生率骤降而显著减少，6至12岁小学阶段人口相对平稳，13至18岁中学阶段人口则因对应出生年份2007年至2012年出生人口仍处相对高位而规模较大。这种结构意味着未来十年，小学教育资源需求将趋于下降，而中学教育资源压力仍将持续，随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也将面临收缩，这对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和学段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0至18岁人口的减少直接关联到社会生育意愿的变化。2025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约为0.91至1.0，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育儿成本成为抑制生育的三大核心因素。多项社会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夫妻每月平均房贷支出占收入的42%，育儿相关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超过60%。72%的95后女性认为经济独立比婚姻更重要，婚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使得即便政策放开，生育率回升也面临巨大阻力。面对少子化趋势，2025年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然而，政策效果显现需要时间，短期内0至18岁人口规模仍将持续收缩，预计到2030年这一群体将降至约2.5亿人以下。
第二节 18至35岁青年人口群体
2025年，18至35岁青年人口约为29798万人，占总人口的21.2%。这一群体主要由90后和00后构成，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力量，也是消费市场的核心驱动力。与前辈相比，这一代人成长于物质相对充裕、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具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倾向。从人口预测看，尽管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22年起进入迅速下降阶段，但青年人口数量在未来十年仍将持续增加。预测显示，16至25岁青年人口2025年将达到约15487万人，到2030年为17372万人，2034年将达到17610万人。这意味着青年劳动者供给将长期处于高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存在，青年就业压力不会在短期内缓解。
18至35岁群体的婚育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出现小幅回升，这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服务有关。但长期看，初婚年龄推迟、终身不婚率上升仍是明显趋势。2010年至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主要受人口流动频繁、户籍制度改革较慢、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这一群体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军，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新兴行业的就业占比较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5岁以下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4.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比更达70.4%。高技能、高收入的青年群体推动了服务性消费、数字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
第三节 35至65岁中年人口群体
2025年，35至65岁人口约为60811万人，占总人口的43.3%，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涵盖了从70后到80后的核心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主力军。按照国际常用劳动年龄人口口径，15至64岁人口为9684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8.9%，中国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仍居前列。35至65岁群体的技能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一方面，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中年劳动者面临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技能再培训压力；另一方面，技术驱动、数智特色鲜明的就业新赛道持续涌现，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新职业为中年劳动者提供了转型机遇。2025年，中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470台每万人，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5至65岁群体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面临双重抚养压力。2025年，总抚养比约为61.6%，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约需要负担62名少儿和老人。更重要的是，抚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少儿抚养压力下降，而老年抚养压力明显上升。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保缴费的主力，也是未来养老保障的核心关切人群。他们的养老储备意识正在增强，但面对房价、教育、医疗等多重支出，实际储蓄率提升空间有限。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职业生涯将延长，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如何规划更长的职业路径，成为这一代人的重要课题。
第四节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群体
2025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60岁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占23.0%。中国已于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占比超过14%，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届时65岁以上占比将超过20%。2025年60岁以上人口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65岁以上增加342万人，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老龄化程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流入较多，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城镇地区由于医疗条件较好、预期寿命较长，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农村，但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外流，实际抚养压力更大。这种区域和城乡差异对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差异化要求，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养老政策。
老年人口中60至64岁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参与意愿较强，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部分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有望提升，为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提供一定缓冲。然而，65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失能失智问题日益突出，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2025年，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而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巨大，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此外，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持续增加，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需求同样不容忽视。
第三章 2025年就业形势分析
2025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250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53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65.6%。全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比上年多增11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但制造业就业占比因智能化改造而有所下降。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长0.5%，其中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增长0.8%；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增长0.1%。农民工就业保持平稳，反映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提高，但农民工就业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0至18岁群体以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为主，劳动参与率极低。2025年，中国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1222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约106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未成年人就业主要集中于非正规领域，受法律严格限制，总体规模有限。这一群体的核心任务是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为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然而，教育内卷化、学业压力大、心理健康问题增多等挑战，使得这一群体的成长环境面临新的问题。
18至35岁群体是就业市场的核心关注群体，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年龄段。2025年，该群体劳动参与率约为75%，失业率约为10.5%，就业人口约20002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约27.6%。更为细分的数据显示，16至24岁劳动力不含在校学生失业率全年维持在14%至15%的高位，25至29岁失业率约为6%至7%。青年失业率高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高校毕业生供给持续增加，202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200万人，创历史新高；二是青年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错配，部分专业供过于求，而新兴产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三是经济结构调整期，传统吸纳青年就业的行业如房地产、教育培训持续收缩，新兴行业吸纳能力尚未完全释放，导致岗位供给与求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缺口。
从行业分布看，18至35岁就业人口高度集中于信息技术、金融、文化娱乐、科研技术等新兴服务业，以及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5岁以下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4.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比更达70.4%。这种行业集中度高、竞争激烈的特征，使得青年群体对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敏感。互联网行业的裁员潮、平台经济的监管调整，都会迅速传导至青年就业市场。此外，青年群体对职业发展的期望值较高，对工作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景有更高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求职周期，推高了失业率统计。
35至65岁群体是中国就业市场的压舱石。2025年，该群体劳动参与率约为82%，失业率约为4.2%，就业人口约47771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约65.9%。其中，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平均值为4.0%，低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1.2个百分点，下半年各月均保持在4.0%以下。这一群体的就业稳定性源于多方面因素：一是工作经验丰富，技能匹配度高，在企业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职业锚定效应明显，转换成本较高，流动性相对较低；三是覆盖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主体行业，需求基础稳固。然而，35至65岁群体也面临技能老化、产业转型适应等挑战，特别是45岁以上劳动者在面临技术性失业时，再就业难度较大。部分行业存在的35岁现象，即年龄歧视导致中年劳动者在求职和晋升中面临障碍，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65岁以上群体劳动参与率约为15%，就业人口约3254万人，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等传统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就业意愿较低。2021年，美国、韩国、德国、日本、瑞典60至64岁人口就业率分别为54.7%、59.9%、61.1%、71.5%、68.2%，而中国同年龄段就业率明显偏低。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未来低龄老年人即60至65岁的劳动参与率有望逐步提升，为应对劳动力短缺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源补充。
2025年，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4555元，比上年增长5.3%；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4.5%和6.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48小时，高于标准工时，反映出部分行业加班文化依然盛行。就业质量提升仍是未来政策的重要方向，包括规范灵活用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推动同工同酬、改善工作条件等。
第四章 2025年社会保障体系分析
202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05亿人，分别比上年底增加316万人、329万人、102万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9.1万亿元、总支出8.1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10.2万亿元。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为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3.9亿人，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到11.04亿人，社保服务的数字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
0至18岁群体不直接参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94212万人，其中大量为未成年人。2025年，未成年人医保参保率超过95%，基本实现全覆盖。此外，部分地区为新生儿提供专项医保政策，确保出生即参保，减少了因疾病导致的家庭致贫风险。然而，儿童重大疾病保障、罕见病用药保障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部分高额医疗费用对家庭的冲击依然较大。
18至35岁群体社会保险参保率整体较高，但不同险种差异明显。估算显示，该群体养老保险参保率约为83.9%，医疗保险参保率约为94.0%，失业保险参保率约为60.4%。养老保险参保率未能达到100%，主要受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意愿不强或参保渠道不畅影响。2025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2510万人，但相较于庞大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群体，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失业保险参保率相对较低，反映出部分中小企业参保不规范、青年劳动者流动性高导致断缴等问题。此外，部分青年劳动者对社保制度信任度不足，更倾向于当期消费而非远期储蓄，这也是参保率未能全覆盖的原因之一。个人养老金制度从36个先行城市或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实施，85款指数基金产品纳入产品目录，为18至35岁群体提供了补充养老的新渠道，但参与率和缴费规模仍有待提高。
35至65岁群体是社会保险缴费的绝对主力。该群体养老保险参保率约为85.5%，医疗保险参保率约为95.4%，失业保险参保率约为36.2%，工伤保险参保率约为45%。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较高，得益于正规就业比例高、单位缴费制度完善。然而，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反映出部分中年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或单位参保不规范。随着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如何扩大中年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企业年金覆盖范围也在扩大，但总体参与率仍较低，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
65岁以上群体社会保险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缴费者变为待遇领取者。该群体养老保险领取率约为93.9%，医疗保险参保率约为93.9%。2025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进一步提高，16个省份在中央提标基础上提高了本地基础养老金标准。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等失业保险保生活待遇1602亿元。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持续增加。202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4312亿元，支出58840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947亿元，支出5094亿元。尽管当期收支平衡，但区域间基金差异明显，东北等地区已出现当期收不抵支，依赖全国统筹调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规模达2.98万亿元，社保基金监督管理和投资运营不断加强，但人口老龄化对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长期挑战。抚养比持续下降，202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约为2.5比1，即每2.5个缴费者供养1个领取者，而这一比例在2010年约为3比1。未来十年，随着婴儿潮一代1962年至1975年出生陆续退休，抚养比将进一步恶化，预计降至2比1以下。
第五章 2025年出生率深度分析
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41‰。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纪录。与2020年的1200万相比，五年间出生人口下降超过三分之一；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1786万相比，降幅更是超过55%。这一降幅在世界人口史上也属罕见，标志着中国已从低生育率国家进入极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从孩次结构看，一孩占比持续上升，2024年已达51.3%，二孩占比36.0%，三孩及以上占比12.7%。这意味着生育行为越来越集中于想生且能生的少数群体，而大量育龄夫妇选择不生或只生一孩。一孩占比过半反映出，即便是愿意生育的家庭，也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多孩生育意愿极低。这种孩次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未来家庭规模将进一步缩小，独生子女和少子女家庭成为主流。
出生率下降的多重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首先是育龄妇女规模缩减。2020年至2025年，全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数量从3.22亿减少至约3.06亿，生育主力年龄段即20至39岁女性数量减少约1400万人。这种人口学意义上的供给收缩是出生率下降的基础性因素，且在未来十年仍将持续。其次是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从2020年的1.3降至2025年的约0.91至1.0，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一水平不仅低于日本的1.2、韩国的0.7等东亚邻国，也低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具有较强的自我强化特征，回升难度极大。国际经验表明，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即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仅靠经济补贴难以扭转趋势，需要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政策配套。
经济负担是抑制生育的首要因素。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高育儿成本构成了四座大山。调查显示，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在一线城市超过100万元，在二三线城市也达50至80万元。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在高位，生育对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使得许多职业女性推迟或放弃生育。职场中的母职惩罚现象依然存在，生育后的女性面临晋升受阻、薪酬下降、职业中断等风险。社会文化因素同样重要。年轻一代婚育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72%的95后女性认为经济独立比婚姻更重要，不婚不育成为部分年轻人的主动选择。社交媒体传播的焦虑情绪、育儿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分配、托育服务的不足等，都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
出生率下降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2025年，东北三省出生率最低，辽宁3.4‰、吉林3.08‰、黑龙江约3.5‰，远低于全国平均的5.63‰。中部省份如河南、湖南、湖北等出生率也较低。相比之下，西藏、贵州、广东等省份出生率相对较高，但同样面临下降趋势。区域差异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东北地区出生率极低，与年轻人口外流、经济活力不足、计划生育历史执行严格等因素密切相关。广东省虽然出生率相对较高，但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实际生育率同样低于更替水平。
2025年，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然而，从实际效果看，政策对生育率的提振作用有限。育儿补贴金额普遍较低，难以抵消实际的养育成本；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入托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教育减负政策效果有待观察，家长的焦虑情绪尚未根本缓解。国际经验表明，北欧国家通过高福利、高补贴、完善的托育服务，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至1.8的水平，但仍低于更替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在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约束下，将生育率提升至1.5以上已是艰巨任务，恢复到更替水平几乎不可能。
第六章 2026年1月至7月人口数据动态分析
进入2026年，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延续。截至2026年7月末，全国总人口估算约为14.01亿人，较2025年末继续减少约400万人。各年龄段人口呈现两头增、中间稳的变化特征：0至18岁人口因出生减少而继续收缩，估算约为27215万人，占比降至19.4%；18至35岁人口微降至约29768万人，占比21.2%；35至65岁人口微降至约60372万人，占比43.1%；65岁以上人口持续增加至约22745万人，占比升至16.2%。这种结构变化反映出，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推进，而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规模在持续萎缩。
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出生人口估算约为435万人，全年预计出生人口在720万至780万人之间，中位值约750万人。这意味着2026年出生率预计降至约5.36‰，较2025年进一步下降。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核心原因与2025年基本一致：育龄妇女规模继续缩减、总和生育率维持低位、婚育意愿未见明显改善。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结婚登记人数出现8.6%的同比增长，达到676.3万对，这一先行指标为2026年生育率变化提供了观察窗口。然而，结婚人数的增加能否转化为出生人口的回升，还取决于婚后生育意愿、生育计划推迟程度等因素。从历史经验看，结婚对出生人口的影响存在6至12个月的滞后期，但近年来这一滞后效应在减弱，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晚育或不育。2026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登记数据显示同比下降趋势仍在延续，全年出生人口创新低几乎已成定局。
2026年1月至7月，60岁以上人口持续增加，预计全年将突破3.3亿人。1962年至1975年婴儿潮一代正以每年约2000万人的速度进入退休年龄，这是未来十年老龄化加速的主要驱动力。2026年，预计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6.5%，距离超级老龄化社会20%的门槛越来越近。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养老金支出压力持续加大，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预计降至2.3比1以下；二是医疗卫生资源需求激增，慢性病管理、长期护理等需求快速增长，对医疗体系构成巨大压力；三是消费结构转变，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文化娱乐等银发经济领域迎来发展机遇，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消费总量将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左右，银发经济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第七章 2026年1月至7月就业形势分析
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2025年同期持平。分月看，年初受春节等因素影响，失业率环比走高，3月份升至5.4%；4月以来，随着生产经营活动恢复并逐步进入旺季，用工需求增加，失业率连续回落，4月、5月、6月份分别为5.2%、5.1%、5.0%；7月份季节性回升至5.2%。上半年，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与上年同期持平，低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0.1个百分点。大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较强，但竞争也更为激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48小时，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供需总体平衡但局部紧张。
2026年1月至7月，不含在校学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呈现明显波动。1月为16.3%，2月16.1%，3月16.9%，4月16.3%，5月15.6%，6月14.9%，7月大幅攀升至17.9%。7月失业率的跳升主要受毕业季影响，大量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岗位吸纳存在时滞。从全年趋势看，16至24岁失业率预计维持在15%至18%的区间，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一群体的就业困境具有全球性特征，但在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原因包括：高校毕业生供给持续高位运行，2026年预计超过1200万人；经济结构调整期，传统吸纳大户如房地产、平台经济、教育培训持续收缩；青年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错配，慢就业、缓就业现象普遍，部分毕业生选择考研、考公、出国等延缓就业。
25至29岁劳动力不含在校学生失业率平均约为7.3%，较2025年略有改善。6月为7.1%，7月为7.2%。这一群体已度过职业起步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就业稳定性较16至24岁群体明显提高。然而，7.2%的失业率仍高于整体水平，反映出青年职业发展初期的脆弱性。这一年龄段的劳动者正处于职业定型期，如果在前几年未能进入理想的职业轨道，后期的职业发展将面临更大困难。
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平均约为4.1%，6月为4.0%，7月为3.9%，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群体是就业市场的稳定器，其低失业率支撑了整体就业形势的基本面。上半年，城镇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平均值为4.1%，低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1.1个百分点。然而，35至45岁群体面临的中年危机不容忽视。部分行业如互联网、金融存在35岁现象，年龄歧视导致中年劳动者在再就业时面临障碍。2025年实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对35至65岁群体的职业生涯规划产生深远影响，要求他们保持更长时间的职业竞争力。
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超过1200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毕业生，青年就业总量压力巨大。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多部门联合出台新政，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应届生就业，新增社区岗位原则上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然而，政策效果需要时间检验，短期内高校毕业生就业仍面临量与质的双重挑战。农民工就业保持平稳，城镇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年平均值为4.7%，6月降至4.8%，7月约为4.9%。通过强化劳务对接、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但随着建筑业、制造业吸纳能力下降，农民工就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事服务业、个体经营的比重持续上升。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6年6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500万人。2026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标志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入新阶段。然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仍有待提高，平台企业的社保缴费责任需要进一步明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工作时间保障、收入稳定性等问题，仍是劳动权益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第八章 2026年1月至7月社保体系动态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同比分别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主要得益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全面推开，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基金运行方面，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总体运行平稳。与2025年底相比，累计结余增加约8700亿元，显示出社保基金的积累效应。然而，这种积累主要依赖于当期缴费大于支出，随着老龄化加速，未来收支平衡的压力将逐渐显现。
2026年，社保制度改革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一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全国实施效果逐步显现，参与人数和产品供给持续增加，但缴费规模和持续性仍有待观察；二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扎实推进，区域间基金调剂更加顺畅，缓解了部分地区基金支付压力；三是企业年金扩面政策落地，更多中小企业被纳入补充养老保障体系，但总体覆盖面仍然有限；四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实施顺畅有序，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保收支产生渐进式影响，短期内对基金收入的提振作用有限，但长期有助于缓解抚养比恶化趋势。
18至35岁群体社保参保率继续提升。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广和社保经办服务优化，青年群体参保意愿有所改善。然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仍偏低，部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因收入不稳定、缴费压力大而选择不参保或断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全面推开，为这一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工伤保障，但养老、医疗、失业等险种的覆盖仍需加强。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灵活多样，传统的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保制度难以完全适用，需要探索更加灵活的参保方式和缴费机制。
35至65岁群体继续承担社保缴费的主力角色。2026年上半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随工资增长而上调，基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然而，部分中年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的参保率仍有提升空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部分60至65岁低龄老年人从领取者重新变为缴费者，对基金收支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渐进的，短期内难以扭转抚养比下降的大趋势。
65岁以上群体待遇水平持续提高。2026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连续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高。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规模超过3万亿元，投资运营收益为待遇调整提供了支撑。然而，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仍面临下降压力。随着缴费基数增长放缓、领取人数快速增加，单纯依赖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难以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第九章 多维度数据对比与趋势研判
2025年全年与2026年1月至7月的核心指标对比显示，人口负增长趋势在延续，出生率继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青年失业问题依然突出，社保体系覆盖面扩大但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具体而言，2025年总人口为140489万人，2026年7月估算约为140100万人，减少约400万人。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出生率5.63‰，2026年1月至7月出生人口约435万，全年预计约750万，出生率约5.36‰。2025年60岁以上占比23.0%，2026年预计升至约23.5%；65岁以上占比从15.9%升至约16.2%。就业方面，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2%，2026年1月至7月平均同样为5.2%，总体持平。但16至24岁失业率从2025年的约14.9%升至2026年7月的17.9%，季节性波动明显。30至59岁失业率从2025年的4.0%微降至2026年7月的3.9%，基本保持稳定。社保方面，2025年末养老保险参保107599万人，2026年6月底约107600万人，微增。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从2025年底的10.2万亿增至2026年6月底的11.07万亿，积累效应持续。
未来十年，中国出生人口预计将继续下滑。联合国人口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出生人口可能降至500万至600万，出生率跌破4‰。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0以下的概率较大，中国将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少子化将深刻影响教育、母婴、房地产等行业的需求结构，幼儿园、小学数量已经开始减少，未来中学、大学也将面临生源压力。教育资源的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部分农村学校已经因生源不足而关闭，而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仍然紧张。
2026年至2035年是中国老龄化加速的关键十年。1962年至1975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将全部进入退休年龄，每年新增退休人口超过2000万。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计超过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将推动医疗、养老、康复、护理等银发经济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加重社保体系和财政负担。医疗体系将面临慢性病高发、长期护理需求激增、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多重挑战。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参差不齐、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亟待解决。
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5年的约9.68亿持续下降，到2035年预计降至约8.5亿。劳动力供给减少将推高劳动力成本，倒逼产业升级和技术替代。与此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2025年16至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质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有望对冲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退。然而，教育质量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仍需提高，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待加强。
未来十年，16至35岁青年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处于高位，但总量压力将逐步缓解。随着高校毕业生规模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趋于稳定，青年就业的量的问题将减轻，但质的挑战将更加突出。高技能岗位供给不足、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配、区域间就业机会不均等等问题，将成为青年就业政策的核心关切。35至65岁群体将面临技能加速折旧和职业生涯延长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对中低技能岗位的替代加速，中年劳动者面临技能悬崖风险；另一方面，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至65岁，要求中年劳动者保持更长时间的职业竞争力。终身学习体系、职业技能培训、再就业服务等将成为政策重点，但现有的培训体系覆盖面有限、针对性不强，难以满足大规模技能转型的需求。
随着健康水平提升和延迟退休实施，60至65岁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有望从目前的约15%提升至30%以上。然而，老年就业面临法律保障不足、雇主歧视、技能不匹配等障碍。发展银发人力资源、创建老年友好型就业环境、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岗位，将成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重要途径。但社会对老年就业的接受度不高，企业聘用老年人的意愿有限，需要政策激励和法律保障的双重推动。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2025年的约2.5比1降至2035年的约1.8比1，即不到2个缴费者供养1个领取者。这一趋势对现收现付制的社保体系构成根本性挑战。提高统筹层次、划拨国有资本、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抚养比恶化的关键举措。东部沿海地区社保基金结余充裕，而东北、中西部部分地区已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统筹制度虽然缓解了区域不平衡，但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吸引年轻人口流入、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大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2025年，企业年金覆盖人数约3000万人，占城镇职工的比例不足10%；个人养老金参与人数虽有增长，但缴费规模和持续性不足。未来需要大幅提高第二、三支柱的覆盖面和替代率，构建更加均衡的养老保障体系。这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产品供给的多样化、参保便利性的提升，以及雇主和个人的养老储备意识的增强。
第十章 政策建议与展望
面对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人口政策需要实现根本性转变。一是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提升人口质量，加大教育、健康、技能培训投入，充分挖掘现有人口潜力。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队伍，关键在于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二是构建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覆盖婚育、托育、教育、就业、养老等各环节，形成系统性的人口发展支持体系。三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将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教育减负、住房支持等措施系统化、制度化，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但需清醒认识到，在现有经济社会条件下，将生育率大幅提升至更替水平几乎不可能，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减缓生育率下降速度、稳定生育水平，而非追求生育率回升。
针对16至24岁高失业率，建议扩大基层就业岗位，如社区工作者、乡村振兴协理员、基层医疗人员等，吸纳高校毕业生。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高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减少结构性失业。完善青年就业见习制度，为未就业毕业生提供过渡性岗位和培训。规范平台经济用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渠道。针对35至65岁群体的就业挑战，建议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特别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培训，帮助中年劳动者适应产业转型。立法禁止就业年龄歧视，保障中年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消除35岁现象的制度性障碍。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为失业中年人员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和岗位推荐。鼓励企业建立内部转岗培训机制，减少技术性失业对中年劳动者的冲击。针对60至65岁低龄老年人，建议完善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法律，明确同工同酬、工伤保险等权利。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岗位，如顾问、导师、社区服务等，发挥老年人的经验优势。建立老年人力资源信息平台，促进供需匹配。鼓励企业保留和返聘经验丰富的老年员工，形成代际知识传承机制。
重点将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纳入社保体系。简化参保手续，降低缴费门槛，提高参保便利性。探索建立与收入挂钩的弹性缴费机制，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能力。对平台企业明确社保缴费责任，探索平台为骑手、司机等缴纳社保的可行模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增强基金互助共济功能。扩大社保基金委托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组合，提高长期收益率。探索社保基金参与国家战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与社会发展的双赢。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通过税收优惠、简化程序等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产品供给，提高参与便利性和吸引力。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护理需求增长，减轻家庭和个人的护理负担。
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是挑战，也蕴含巨大机遇。银发经济、单身经济、宠物经济、智能经济等新业态正在崛起。建议前瞻布局银发经济产业，发展养老服务、康复医疗、老年旅游、智慧养老等，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适应家庭小型化趋势，发展小户型住宅、便捷餐饮、家政服务等，满足单身人士和小家庭的生活需求。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弥补劳动力短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服务消费，满足居民对教育、健康、文化、娱乐的高品质需求，将消费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结论
2025年至2026年是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的关键节点。人口总量持续负增长、出生率创历史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三大趋势交织叠加，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0至18岁人口规模收缩将重塑教育和消费格局，幼儿园和小学已经开始面临关停并转的压力。18至35岁青年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失业率与高学历并存，反映出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深刻错配。35至65岁中年群体仍是经济支柱，但面临技能转型和延迟退休的双重压力，职业生涯规划需要重新调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快速膨胀，对养老、医疗、社保体系构成严峻考验，长期护理和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隐忧犹存。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2%，2026年1月至7月维持同一水平，但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维持在15%至18%的高位，成为就业市场的最大痛点。35至65岁主体劳动力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的低位，是就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青年高失业率的持续存在，不仅影响当期经济运行，更可能形成代际贫困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保险体系覆盖面持续扩大，2025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0.7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13.31亿人，但制度可持续性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挑战。抚养比持续下降、区域不平衡加剧、多层次保障体系发展滞后，是社保领域需要重点应对的三大难题。2026年1月至7月，社保基金累计结余突破11万亿元，当期收支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依赖于相对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未来十年，随着退休高峰到来，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将急剧增加。
展望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减量提质的新阶段。单纯依靠人口数量红利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依靠人口质量、技术创新和制度效率的新增长模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不仅是民生保障的需要，更是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政策制定需要在促进生育、扩大就业、完善社保、发展银发经济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要求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合力，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在转型中实现发展。
报告完
免责声明：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机构公开发布的信息，部分2026年1月至7月数据为基于历史趋势的合理估算。报告中的分析和预测仅代表基于当前数据的学术研判，不构成投资或政策决策的直接依据。实际数据以官方最终发布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