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调研地时，我注意到中远两湾城小区。该小区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与众多小区一样，该小区也曾面临公共收益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等问题。2020年，该小区第三届业委会在广大业主的支持下，不仅成功更换物业，还通过法律途径追回4000多万元公共收益。中远两湾城业委会因此被冠以上海市“最牛业委会”的称号。带着对“最牛业委会”的好奇，我走进了该小区。想看看“最牛”背后，业主们到底做了什么。

那天天气有些捉摸不定，时晴时雨，偶尔还刮一阵风。小区里活动的人不多，我索性钻进一栋栋楼里，慢慢地看。

走进楼栋大厅，我愣了一下。这里的入户大堂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只是一个“仅供经过”的通道——沙发、茶几、餐桌、花瓶、对联、灯笼、装饰画，有的甚至还摆着一台大尺寸电视。浓浓的生活气息让我一度有种走进某户人家里做客的错觉。后来向物业管家打听才知道，每个楼栋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因为花的是本栋楼的公共维修基金。装修计划由楼组长发起，经本楼栋三分之二以上业主投票通过，再由物业联系人工和材料落实。换句话说，那些沙发和茶几不是物业“配发”的，而是一栋楼的业主通过“楼事楼议”、共同决策一点点形成的。一把椅子摆在哪儿，背后是一次投票；一面墙刷成什么颜色，背后是一次协商。门厅里的“温度”，看似是生活气息，背后都有一套具体的制度。

楼栋内张贴的公共收益收支明细表引起了我的注意。表头写着具体楼栋号，起初我以为是全小区统一核算，复制粘贴在每号楼，走了几栋才发现，各栋的收入、支出、结余都不一样。物业管家告诉我，中远两湾城的公共收益确实是按楼栋独立核算的。我又回头看了看那张表，再联想到这个小区业委会曾经围绕公共收益清查账目、追讨欠款，我开始意识到，公示表上这些看似普通的数字，其实都在回答几个很实际的问题：这是谁的钱？钱从哪里来？又花到了哪里去？谁有权过问？谁来监督？当共同财产被落实为一笔笔看得见、算得清的账目时，业主对这笔钱的知情、监督和共同管理，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此外，我还注意到，大厅不仅张贴有《中远两湾城居民区文明公约》，而且还张贴着由本楼栋业主和居民共同制定的《业主（居民）公约》，对电梯使用、楼道堆物等具体生活行为作出规定。部分楼栋电梯旁设有“曝光台”，对高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并标注楼栋、楼层乃至房号。一张普通的防火防盗安全提示贴，下面印着“*号楼楼管会”的落款。

看着这些内容，我感受到一种来自业主内部的力量。也让我逐渐意识到，业主的治理身份并不只是在更换物业、选举业委会等重大事项中才被激活，很多时候，它就存在于这些不起眼的日常事务里：看一张公示、参与一次议事、遵守一份公约，甚至对楼道里的一件小事提出意见。房子把人聚在一栋楼里，共同生活又让这些原本独立的个体产生了共同利益和共同事务，而业主治理正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日常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楼组虽微，却是业主从被动接受管理走向主动参与治理的起点。业主的“业”，不只是“物业”的业，还是“共同事业”的业。

“人”是小规模人群研究的重点，在走访小区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留意生活在里面的人，发现他们大多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有人买菜回来，有人带着孩子散步，有人匆匆走过。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却似乎很少停下来彼此交谈。即使在小区健身区、儿童乐园等这样人群相对密集的空间内，边界感仍藏在一些细节里：相邻的长椅上，很少有人挨着坐，一组两三个的健身器材往往也只有一个人在使用。为了弄清这种淡淡疏离感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我的一时感受，我在一个小区随机找几位居民聊了聊。

一位是土生土长的老杭州人，对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市场如数家珍，说起哪里买菜新鲜、哪里散步舒服，眼睛都亮起来。可一说到小区里的社交，她语气淡下来:“平时主要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小区里，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我在这住了五六年，对门长什么样都记不太清。”她的城市记忆更多在街巷，而不在小区。街巷是熟人社会的土壤，小区只是住处。

另一位阿姨在小区住了很多年，对邻居较为熟悉:“我和我楼上楼下还有对门的关系都挺不错的，楼上马桶漏水也是我在楼下听见告诉他的。人家每次见我特别客气。”但她也承认，这种来往其实很浅，“就是打打招呼，寒暄几句。帮忙可以，交心很难。”

还有一位刚下班的年轻人坐在长椅上休息，看起来有些疲惫。她说:“现在的人都挺忙的，每天早出晚归，在家时间少，下班回家只想图个清净。”在她看来，“小区交往应保持礼貌而非亲密，适当保持边界，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个人的感受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一个现状：社区的陌生化。小区的围合式空间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却没有让彼此真正走近；一扇扇房门隔开的，不只是住宅空间，也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所谓“邻居”，在今天更像种空间上的相邻，而不是生活上的相熟。“物理上躲不开，心理上不想理”，电梯里点头一笑，已是邻里之间愿意给出的最大社交额度。

（本文是作者于2026年8月在杭州、上海等地调研的报告，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