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群医生的诊室，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六楼的走廊尽头。出了电梯向右，就能撞见那块明亮的绿色，柔和又坚定，好像能截断看病前总会出现的焦虑、犹疑或者其他坏心情。

这个不太像医院的空间，是北京朝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来到这里的患者或家庭，很多都经历过失败的尝试、意料之外的报告或被年龄追赶的疲惫。她们想向鹿群及其团队，索问一个“如何才能拥有孩子”的答案，或者结果。

绿色是鹿群和团队的主动选择。最初，她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墙面应该是什么颜色，她更清楚的是患者找过来时的需求。在等待“还能不能拥有孩子”答案的过程里，很多患者会焦虑、睡不好觉甚至是抑郁。鹿群咨询过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她得知，绿色可以让时刻紧绷的情绪得以舒缓，并且，绿色还代表希望。

这个空间还有许多其他与希望和平静相关的隐喻。护士站有好几盆绿植，桌上的水缸养着两条娃娃鱼。鹿群想，这样，患者就能在焦虑的时刻，短暂被护士站上的生机牵住目光，心里或许也能松快一点。候诊区里还有石榴树，“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子’的寓意”，放在这里，就是中心对患者直白又平静的祝福。诊区的窗台下，还有向日葵，带着热烈又不轻易低头的生气。

中心最显眼的墙面上，有一棵被绘制的生命树，那棵大树枝桠伸展，叶间装饰着石榴和凤凰。鹿群解释：“女性孕育和追求孕育的经历，也是一次自我新生的经历。”无论结果如何，患者都不应该被焦虑吞没，这里的医生会尽全力和时间争夺希望，更何况，医学从来都不只是把“不行”变成“行”的魔法，很多遗憾其实可以因为“早点知道”而有所转折。

鹿群从事生殖医学的研究和工作，已经近三十年。如今，她已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

三十年里，她看着这门学科从一个新兴领域，长成今天复杂、精密而高速运转的医学系统。促排方案一代代更新，胚胎培养技术不断推进，实验室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打磨。曾经被认为很难怀孕的人，因为这些技术，重新拥有了机会。鹿群介绍说，在辅助生殖领域，国内许多技术已经能够和国际前沿站在同一条线上。

但鹿群也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技术并不能帮想要孩子的女性，追回她们已经失去的时间。许多女性直到真正开始准备生育，才第一次认识到，怀孕并不是从“想要一个孩子”的决定开始的。在身体内部，与生育有关的准备，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帮助卵子和精子在实验室里相遇，可以优化促排方案，可以把一些原本很小的机会尽量放大。但它不能让一个四十岁的卵巢重新回到二十八岁，也不能把已经流走的时间原样归还。”

鹿群强调，之所以指出这个，并不是对女性生育计划的催促，这是她从医三十年后，一直强烈想说的话。如今女性“想生但是不能生”的困难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她们对自己生殖系统迟到的了解常常也是主因之一，这背后有来自生殖知识教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压力。“只有当一个人更早知道身体如何变化，她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否则，所谓选择，有可能是在信息缺席之后，被迫做出的补救。”鹿群说。

因为在门诊里见过太多类似的遗憾，她开始尝试把诊室里的知识带到诊室外。今年春天，鹿群的新书《生育是你的天赋，也是你的自由》出版上市，她希望借此表达，了解身体、理解生育规律，并不是为了替女性做决定，而是为了让她们在真正面临生育选择之前，拥有更充分的知情权和更自由的选择权。

在鹿群的诊室，有一种场景总是会反复出现。

坐在她面前的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稳定的工作，能清晰明了说出个人生活规划。她们知道什么时候深造，什么时候跳槽，什么时候在一个城市里站稳脚跟。但直到等她们开始认真讨论备孕，重新认识自己的卵巢，甚至是抓住一切可以尝试的机会去等待生育的奇迹时，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育并不是一个能被无限延迟的选项。

在鹿群看来，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为某几个女性对生育知识的疏忽。

事实上，对于正值生育黄金年龄的 95 后一代，相较于其父母一辈，她们已经接受过相对完整的来自学校的性教育。互联网的发展，也让这一代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去参与关于性别、身体、月经和两性关系等公共话题的讨论。可即便如此，她们中很多人的成长经历里，关于生育能力和生育时间的知识，也依然是模糊，甚至空白的。学校教她们应试，社会要她们独立，家庭向她们灌输稳定的重要性。

但少有人会认真和她们说：女性的卵子数量是有限的，卵巢功能会随着年龄下降，生育能力也有自己的高峰和下坡。25 岁、35 岁和 45 岁时的生育存在着客观的差别，关于性、月经、生殖器官和生育能力的知识，常常被放在沉默里带过。

这样的空白和沉默，不会因为一个人得到世俗上的认可，就成为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鹿群的问诊室里，有很多高学历的人群，但依然不乏有人是走进生殖医学中心，才第一次听鹿群系统地讲，卵巢、卵子、年龄和怀孕概率之间的关系。那些来自生理课本，或体检报告上的专有名词和指标，也许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生活里难以被逾越的限制条件。

鹿群举了一个患者的例子，这位患者来到鹿群的诊室时，已经四十岁左右了，为了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她也曾把生育放到了“以后再考虑”的位置。听完鹿群的详细解释，她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些，我的人生不会这样规划。”

这句话让鹿群很难忘。当代女性为规划个人人生付出如此多精力后，却没有人告诉她们生育也有时间限制。那之后，鹿群开始越来越多谈论“生育认知度”，她想让女性更早知道这个窗口的存在。不必在 40 岁问诊时才知道年龄的意义，也不必要等到尝试失败后，才明白医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追回所有时间。

如果没有充分知情，选择就会成为补救。而鹿群知道，这样的补救其实存在着很多的不必然。

但即使一个女性足够早地知道这些，也未必就能立刻按照身体的时间去生活。

在门诊里，鹿群很少把生育年龄推迟简单理解成“女性不想生育”。她见到的许多女性，并不是拒绝家庭，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孩子。更多时候，她们只是一步步走在社会时钟为她们安排好的轨道上。先接受完整的教育，再工作，再恋爱，再成家，再置业，再考虑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我们都熟悉的对女孩来说好的人生大概是这样，一个女孩如果一路接受高等教育，本科毕业时就已经二十二岁左右。若要继续攻读硕士、博士，等到真正完成学业，往往已经接近三十岁。接下来，她还要进入职场，适应竞争，积累经验，在一座城市里生活甚至买房。等她觉得终于可以考虑婚姻和生育时，生育风险最小、最容易受孕的年龄，或许已经过去了。

鹿群介绍，女性生育年龄推迟，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全球范围内，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都是推迟生育年龄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让女性拥有更多机会，也让她们在更长的时间里，把精力集中在学业、职业和自我实现上。问题在于，社会的时间可以不断延后，但生育窗口却不会因此自动延长。

当代女性就这样被夹在两套时间表之间。鹿群自己并不否认这两套时间表的冲突，作为母亲，她也经历过生育和工作精力的拉扯。怀孕、分娩、养育一个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它需要时间、体力和家人的支持，也需要社会和职场给予年轻父母更多空间。一个女性想要继续工作，同时承担孕育和养育的责任，如果没有父母、伴侣、托育资源和更宽容的工作环境，很难独自走过这一程。

鹿群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并不是为了强调女性对生育负有更大的责任。她想指出的是，女性在不具备“生育知情”时就被卷进社会时钟里的现状。比起不想要孩子，很多女性年轻时的困惑是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孩子，所以生育也需要被提前放进计划里，而不是等到“万事俱备”之后，才第一次被认真讨论。

更何况，“想不想要孩子”这件事，本身就会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而改变想法。

鹿群在门诊里见过一些四十岁以上的夫妇。有些人是在父母生病、陪伴父母治疗，甚至经历亲人离开之后，才重新意识到家庭对一个人的意义。“人在年轻时，可能更容易把生活理解成向外走，要去读书、工作、竞争、实现自我。可当他们陪着父母走过疾病和衰老，生育和生命这件事就会有新的含义。”

那些想在还来得及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同样会被当代的社会时钟卡住。

生殖治疗不是一次门诊就能完成的事。它常常意味着一段连续的就医过程。抽血、B超、促排、复查、取卵、移植、等待结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也都可能和工作日撞在一起。鹿群见过许多患者，清晨很早就起床赶到医院，只为了在上班前完成抽血；也有人前一晚因为第二天要看诊而睡不好；还有人计算着，利用午休时间，从单位赶来医院，再赶回去继续上班。

在采访中，鹿群总是反复提到来到这里的患者，“真的很不容易”。她记得患者在治疗失败后的反应，好像很容易反复回想自己到底做错什么，甚至会从每一次的检查结果和月经来潮开始复盘，很多患者在这个过程里都出现了失眠和焦虑。

在医学意义上，一次治疗结束了，一次移植失败了，医生可以开始讨论下一步方案。但对患者来说，那些失望、愧疚、自责和无力感，常常会留在生活里，渗透进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也渗透进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很多女性来到中心时，面对的不只是生育问题本身，还有一路积累下来的心理负担。

为此，鹿群在中心里，还挤出了可以用来做冥想和瑜伽的空间，或许可以为患者在检查、抽血和等待结果的间隙里，给紧绷的身体和情绪留出一口喘息的余地。拥有一个孩子当然重要，但在那些被时间追赶的日子里，少一点孤独和崩溃，多一点与自己相处的平静，也同样重要。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十年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那些曾经被认为很难怀孕的人，如今有了新的机会；一些原本只能接受既定结果的家庭，也能够重新开始尝试。试管婴儿、胚胎培养、卵子冷冻、生育力保存，这些曾经陌生的医学名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也让越来越多人相信，医学正在不断拓宽生育的可能性。

鹿群知道这样的技术进展，能给许多家庭带来改变，所以她也理解很多患者走进中心所抱有的期待。

总是有患者带着新出现的生殖技术名词找到鹿群，把这些刚出现不久的技术名词，当作是现代医学为生育打开的门：好像一个人因各种原因来不及生育，就还可以把生育的机会保存起来；好像一个人自然怀孕困难，就能借助技术和实验室，重置身体无法完成的事。

这些理解并不全然错误。在鹿群的临床经验里，技术确实让许多原本很难的事情变得可尝试。辅助生殖技术能帮助医生在复杂的身体条件里寻找机会，也能让一些被疾病、年龄或卵巢功能困住的女性，看到原本看不见的路。医学的进步，有时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在一条已经变窄的路上，再往前挪出一点空间。”

但是，鹿群认为，终归是不能把生育最后的希望，全都托付给技术。不同年龄、不同卵子数量尝试辅助生殖技术，成功机会相差很大。目前的技术不能凭空制造生命，任何辅助生殖技术，都仍然需要卵子、精子、子宫，需要身体在一个合适的契机给出回应。

“它更像是在身体仍然保有某些条件时，尽量把机会放大。”医生可以调整方案，可以选择药物，可以改善培养环境，可以尽力让每一个环节更接近理想状态。然而，如果卵子数量已经明显减少，质量已经下降，卵巢对药物的反应变弱，技术能够托住的东西也会变少。

鹿群提到，女性 35 岁之后，生育能力会明显下降；到了 40 岁以后，机会会变得更低；如果年龄达到 44 岁，即使借助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最终获得活产的概率也已经很低了。对她来说，这些数据不只来自学术论文，更是每天在诊室里被一次次解释和面对的现实。

所以，鹿群不愿意把辅助生殖技术，描述成一个可以随时支取的“生殖银行”。

和去银行取钱不同，年轻时的卵巢状态不会自动保留到十年以后，卵子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暂时还没准备好，就停下来等待。所谓卵子冷冻、胚胎冷冻，也有前提：它保存的是当下身体能够提供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是在卵巢功能已经下降之后才想到保存，医学能保存下来的，只能是那一刻的状态。

鹿群解释，技术的进步能带来希望，但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现在能兜底。辅助生殖可以帮助一个人争取机会，却不能替代对生育的提前规划。它可以让某些“不可能”变成“可能”，但不能把所有“太晚了”都重新变成“还来得及”。

医学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之后，拼尽全力补救，而应该在遗憾还没有发生之前，让一个人更早了解自己的身体，更早理解技术的边界。

在帮助更多女性理解生育规律、尽早拥有选择权之外，鹿群的另一项工作重心，是年轻癌症患者的生育力保护。

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生育常常不是治疗开始时最先被考虑的问题。一个人刚刚被诊断出恶性肿瘤，最迫切的愿望当然是活下来。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每一个选择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控制疾病，延长生命，尽可能回到正常生活。

而鹿群知道，当一个人真的活下来以后，新的问题会慢慢浮现。放疗和化疗并不会只作用于肿瘤细胞。许多治疗会同时影响全身其他细胞，而卵子和精子对这些损伤尤其敏感。有些药物可能在很短时间内破坏卵泡储备。治疗结束时，疾病被控制住了，生命被保住了，可一个年轻女性未来怀孕、生育的可能性，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悄带走。

鹿群遇到过儿童期曾患白血病、后来接受治疗的患者。等她来到医生面前时，已经闭经。那位姑娘说过一句话，让鹿群难以忘怀：“她宁可自己当初没有被治愈。”鹿群说：“很多年轻患者在治疗开始时，当然会把活下来放在第一位。但如果医学已经有能力让更多患者长期生存，医生也应该尽早告诉她们，治疗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育，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可以提前评估、提前保存、提前争取。”

所以，鹿群这几年也总是往其他科室和医院跑。其他科室的医生，讨论肿瘤病例、手术治疗和化疗方案，她提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病人活下来了，她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给她保留一点生育的可能性？能不能让病人在治疗前就知晓，这样的治疗方案会对生育带来什么影响？”

鹿群记得自己曾去找呼吸科的医生，聊年轻肺癌患者的生育力保存。她告诉那位医生：“如果你不仅治好了一个病人，还帮助她保留了未来成为母亲的可能，最后有一天，她真的抱着孩子回来感谢你，那种成就感你可能会比我更强，因为你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情。”但是鹿群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确认过，这样的职业成就感，到底有多好。

她记得一位 IV 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按照过去的判断，这样的患者往往需要切除子宫。后来，经过多学科会诊和治疗，病情暂时缓解，问题被交到生殖医学这里：能不能试着让她怀孕？鹿群当时并不轻松。化疗可能已经严重影响卵子质量，促排又必须小心，不能让肿瘤复发。她不能承诺一定成功，只能说尽力试一试。

后来，她使用新的方案，在控制内膜癌复发风险的前提下促排。第一个周期，患者就获得了胚胎，并成功怀孕。几年后，这位患者带着孩子和家人再来看她。鹿群说，那一刻她感到，原来有些事情真的可以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当然，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让人高兴。但真正支撑鹿群走过近三十年临床工作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是在无数充满不确定的时刻，仍然愿意为患者争取一点可能性。

生殖医学里有太多无法提前写好的答案。医生面对的是等待，是风险，是一次次重新评估和重新开始。她无法承诺每个人都能拥有想要的结果，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因为她越来越相信，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并不一定发生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也可能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比如说，让一个女性第一次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一次更全然地知道这一路上有哪些选择。

她也常常观察年轻医生。刚进入临床时，很多人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流程：接诊、开检查、写病历、解释方案。职业成就感并不会从天而降。成就感往往来自某个疑难病例，来自一次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坚持，也来自多年以后，一个患者抱着孩子重新出现在诊室门口。那一刻，医生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参与过另一个人的人生。

采访结束时，北京朝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问诊也已经结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会有新的患者走进来，带着焦虑、犹豫和期待，等待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奇迹的答案。而鹿群和她的团队，仍然会继续做同一件事：在医学能够抵达的地方，尽量把选择往前推一点，把遗憾往后推一点。至于最终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提前知道。但也许，这就是希望的答案。这个地方会一直静静运转，在时间之门尚未完全关上前，这里总有人在努力帮助需要的人把门再推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