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DTRA概述与组织架构

1.1 DTRA的历史沿革与法律定位

1.1.1 从曼哈顿计划到DTRA：机构演变脉络（1942—1998年）

国防威胁减少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是国防部最年轻的机构之⼀，却承载着最悠久的历史遗产，其源头可追溯⾄⼆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1942年成⽴的曼哈顿⼯程区（Manhattan Engineering District,MED）负责研制⾸枚原⼦弹。1946年《原⼦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通过后，核能研发与军事运⽤开始分轨：⺠⽤核能归原⼦能委员会管辖，军事核武器操作训练则由1947年成⽴的武装部队特种武器计划（Armed Forces Special Weapons Project,AFSWP）接管。

此后该机构历经多次更名与职能拓展：1959年改称国防原⼦⽀援局（Defense Atomic Support Agency, DASA），职能扩展⾄核效应研究；1971年更名为国防核局（Defense Nuclear Agency, DNA），承担核武器效应评估与核防护研究；1996年改组为国防特种武器局（Defense Special Weapons Agency, DSWA）。1998年，DSWA与现场核查局（On-Site Inspection Agency）、国防技术安全管理局（Defense Technology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及国防部⻓办公室部分部⻔合并，正式成⽴DTRA，将核、⽣、化威胁应对能⼒整合为国防部反⼤规模杀伤性武器（Counter-WMD）的核⼼枢纽。

1.1.2 DTRA的双重法律⾝份：国防机构与战⽃⽀援机构

DTRA在国防部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它同时是国防机构（Defense Agency, DA）和战⽃⽀援机构（Combat Support Agency,CSA）。作为国防机构，DTRA依据《美国法典》第10编设⽴，负责执⾏各军种共同需要的反⼤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作为战⽃⽀援机构，它直接⽀援作战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 CCMDs）在反⼤规模杀伤性武器作战中的战⽃⽀援需求。这种双重⾝份使DTRA能够同时对接国防部政策层⾯（响应USD(A&S)指导）、作战层⾯（满⾜作战司令部实战需求）以及跨机构层⾯（与NNSA、国务院、情报界等协同⾏动）。

1.1.3 DTRA在国防部体系中的⾪属关系与指挥链

在⾏政⾪属上，DTRA局⻓向核⽣化防御项⽬助理国防部⻓（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uclea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efense Programs, ASD(NCB)）报告。ASD(NCB)是国防部⻓、国防部副部⻓以及USD(A&S)在核⽣化防御项⽬上的⾸席顾问，其下设三位副助理国防部⻓（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DASD）：负责核事务的DASD(NM)、负责化学⽣物防御的DASD(CBD)，以及负责威胁减少与军控的DASD(TRAC)。这⼀架构确保DTRA的运作与国防部整体核⽣化防御政策保持同步。

下表展⽰DTRA在国防部体系中的⾏政与作战双重⾪属关系：

表1 DTRA组织架构与指挥链（2023年）

上表显⽰DTRA处于"USD(A&S)—ASD(NCB)—DTRA局⻓"三级⾏政指挥链末端，同时通过战⽃⽀援职能直接响应作战司令部需求。 这种"双通道"机制使DTRA既能参与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能快速响应战区⼤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ASD(NCB)同时担任核武委员会 （Nuclear Weapons Council）参谋主任，为DTRA核威慑活动与核武库管理决策之间提供制度化协调通道。

1.2 核⼼使命与战略职能

1.2.1 "威慑、预防、战胜"三⼤战略优先事项

DTRA的核⼼使命围绕三个战略优先事项展开：威慑（Deter）、预防（Prevent）、战胜（Prevail）。

• "威慑"指通过核安全、任务保证和危机响应确保战略威慑可信度；

• "预防"指通过合作威胁减少（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CTR）、军控核查和伙伴能⼒建设降低⼤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险；

• "战胜"指为联合部队提供击败⼤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对⼿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能⼒。

这⼀使命框架使DTRA成为连接战略威慑与作战⾏动的关键纽带，其威慑职能强调核安全与效应评估的技术基础，预防职能则聚焦于通过合作消除威胁根源。

1.2.2 五⼤核⼼职能

围绕三⼤战略优先事项，DTRA承担五⼤核⼼职能：

第⼀，确保可靠战略威慑，涵盖核安全、任务保证和危机响应；

第⼆，开发跨威胁领域的创新能⼒，通过RDT&E投资为联合部队提供应对核⽣化威胁的先进技术；

第三，通过⻛险降低、军控和伙伴能⼒建设预防与消除⼤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核⼼是与超过35个伙伴国家合作的合作威胁减少计划（CTR）；

第四，提供战略和作战⽀援，利⽤专业知识与技术分析帮助作战司令部应对⼤规模杀伤性武器挑战；

第五，通过计划、概念和演习⽀援联合部队应对⼤规模杀伤性武器作战⻛险。

1.2.3 2021—2026战略与2022—2027战略意图的关键转向

DTRA于2021年发布《2021—2026年机构战略》，确⽴了五⼤战略⽬标：确保（Ensure）、准备（Prepare）、竞争（Compete）、对抗（Counter）、主宰（Dominate）。这⼀战略框架将DTRA的活动从传统的反扩散与军控领域，拓展⾄⼤国竞争背景下的综合威慑与作战⽀援。2022年，DTRA发布更新的《2022—2027年战略意图》，进⼀步明确将ZG定位为"步调威胁"（pacing challenge），将俄罗斯定位为"急性威胁"（acute threat），反映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向。

2022—2027年战略意图提出五⼤跨机构倡议：运动化战役⽅法（Operationalize Campaign Approaches）、数据现代化（Modernize and Enhance Data Analytics）、未来军控（Strengthen Future Arms Control）、整合前瞻（Build an Integrated and Forward-Thinking Agency）和未来⼈才（Advance the Workforce of the Future）。这⼀战略转向意味着DTRA正从后冷战时代以合作威胁减少和军控核查为主的机构，转型为以⼤国竞争为核⼼驱动、兼顾合作与对抗的综合性反⼤规模杀伤性武器⼒量。

1.3 资源配置与⼈员构成

1.3.1 FY2023预算20亿美元的分配结构

DTRA的财政资源主要来⾃国防部拨款。FY2023总统预算请求中，DTRA获得的预算总额约为20亿美元，分布在四⼤拨款类别中。下表展⽰FY2023预算的详细分配结构：

表2 DTRA FY2023预算分配结构（约20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防部审计⻓办公室FY2023预算⽂件及DTRA预算说明

上表显⽰，O&M拨款占据半壁江⼭，反映DTRA作为⾏动导向型组织的特征——⼤量资源⽤于维持全球部署和实地训练。RDT&E拨款 占⽐约三分之⼀，使其在国防部反⼤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中保持核⼼地位。CTR拨款虽仅占17%，却通过与伙伴国家合作消除威胁源 头，实现了⾼度的战略杠杆效应。FY2024预算中，WMD战⽃⽀援与作战⼀项即寻求6.72亿美元（较FY2023增加4,400万美元），但CTR项下的⽣物威胁减少计划（BTRP）从2.35亿美元削减⾄约2.28亿美元，主要受乌克兰和埃塞俄⽐亚项⽬暂停影响。

1.3.2 员⼯的构成（5173名）

截⾄2023年，DTRA员⼯队伍由政府编制⼈员约2,173⼈（军事803⼈+⽂职1,370⼈）及承包商约3,000⼈组成，总计约5,173⼈。政府编制中军事⼈员占37%，来⾃四个军种（空军322⼈、陆军275⼈、海军141⼈、海军陆战队44⼈）；⽂职⼈员占63%，以核物理学家、⽣化防御专家、军控核查员和⼯程师等专业技术⼈员为主体。承包商约为政府编制的1.4倍，承担技术⽀持、设施管理和项⽬执⾏等职能。据FY2026预算⽂件，DTRA正推⾏"未来⼈才"倡议，通过优化招聘和拓展STEM教育合作，建设适应新兴威胁的⾼技能⼈才队伍。

1.3.3 全球部署格局

DTRA总部设于弗吉尼亚州⻉尔沃堡（Fort Belvoir, Virginia），但⼈员部署遍布全球。截⾄2023年，约1,095名⼈员部署于国家⾸都地区（NCR）之外，另有406⼈分布在54个国家。2024年6⽉，DTRA在新墨西哥州柯特兰空军基地启⽤76,000平⽅英尺新设施，容纳超过300⼈，成为NCR之外最⼤的⼯作场所。DTRA还在内华达试验场、⽩沙导弹靶场等关键设施开展核效应测试。

在海外，DTRA⼈员嵌⼊各作战司令部提供技术⽀援，同时通过CTR项⽬在伙伴国家开展⽣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核材料安全培训等活动。截⾄2025年初，核企业司司⻓由Peter M. Bonetti准将担任，负责核武器安全与任务保证。Bonetti此前曾任空军第90导弹联队司令，其任命体现DTRA对核威慑使命的持续重视。

2. DTRA全球⽣物实验室⽹络

2.1 ⽣物威胁减少计划（BTRP）与合作⽣物参与计划（CBEP）

2.1.1 BTRP/CBEP的法律依据：Nunn-Lugar法案与CTR计划

美国国防部威胁减少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全球⽣物实验室⽹络的核⼼法律依据源于1991年《苏联威胁减少法案》（Soviet Threat Reduction Act），即Nunn-Lugar法案。该法案由参议员Sam Nunn与Richard Lugar联合提出，于1991年12⽉由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效。其直接动因是苏联解体前夕的战略安全危机——约3万件核武器、约4万吨化学武器及⼤量⽣物武器能⼒分散在即将独⽴的15个国家领⼟上。

1992年6⽉，美俄总统签署"伞形协议"（Umbrella Agreement），正式授权CTR计划实施。该计划最初聚焦核裁军，1996年国会将其扩展⾄化学和⽣物领域，标志着⽣物威胁减少计划（BTRP）的萌芽。2004年国会授权CTR超越前苏联范围活动，2008年地理限制被正式取消，使DTRA得以将⽣物参与计划（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扩展⾄全球。1998年起，DTRA统⼀负责CTR计划的执⾏。

2.1.2 项⽬⽬标：从消除苏联⽣物武器遗产到全球⽣物安全

BTRP/CBEP的⽬标经历了三阶段演进：

第⼀阶段（1990年代⾄2000年代初）聚焦消除前苏联⽣物武器遗产，包括拆除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物武器⽣产设施；

第⼆阶段（2000年代中期⾄2010年代）扩展⾄建⽴伙伴国⽣物安全和⽣物安保能⼒；

第三阶段（2010年代⾄今）定位为全球⽣物安全架构的组成部分，强调帮助伙伴国满⾜WHO《国际卫⽣条例》（IHR）要求。

CBEP部⻔主管Lance Brooks博⼠2016年阐述了该计划的扩展逻辑："该项⽬逐渐演变为帮助伙伴国保护和确保其⽤于公共卫⽣的⽣物材料，并赋予其检测、诊断和报告⼤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物威胁的能⼒"。美国国务院2022年4⽉的事实清单确认，DTRA已与30多个国家开展⽣物威胁减少合作，"改善伙伴国检测、诊断和报告特别危险病原体的能⼒"。

2.1.3 预算规模：约21亿美元的全球投⼊

CBEP预算规模在多个独⽴调查报告中均指向约21亿美元。在乌克兰，⾃2005年⾄2022年DTRA累计投⼊约2亿美元⽀持46个实验室和诊断站点。哈萨克斯坦中央参考实验室（CRL）建设投⼊1.02亿美元，格鲁吉亚卢加尔中⼼投资约1.61亿美元。

主要承包商⽅⾯，Black & Veatch在2008-2017年间获得总额约2.156亿美元的DTRA合同，⽤于在乌克兰、阿塞拜疆、喀⻨隆、泰国、埃塞俄⽐亚、越南和亚美尼亚建设⽣物实验室。CH2M Hill（现为Jacobs Engineering⼦公司）获得3.415亿美元合同，其中约1.611亿美元⽤于卢加尔中⼼。Metabiota获得1,840万美元合同，作为Black & Veatch分包商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开展项⽬。

2.2 全球实验室⽹络分布

DTRA全球⽣物实验室⽹络的地理范围在不同来源中存在差异。美国官⽅称CBEP/BTRP与"30多个国家"合作，中国⽅⾯则称美国在"约40个国家运营约336个实验室"。数据差异部分源于统计⼝径不同：美⽅统计侧重接受DTRA直接资助的机构，中⽅统计可能涵盖所有接受美国⽣物安全相关资助的设施。

表3.汇总DTRA⽣物实验室⽹络的全球地区分布：

该⽹络地理布局呈现与前苏联地缘政治边界⾼度吻合的特征，约三分之⼀的合作国家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华约成员国。东南亚和⾮ 洲的合作重点聚焦⾼后果⼈畜共患病监测能⼒建设，这些地区恰好是全球新发传染病热点区域。中东地区的合作则更多与反恐和防扩 散⽬标相关联，特别是伊拉克和约旦的项⽬直接针对暴⼒极端组织获取⽣物材料的⻛险。

2.3 重点实验室设施分析

2.3.1 格鲁吉亚卢加尔中⼼

位于第⽐利斯郊外的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研究中⼼是DTRA⽣物实验室⽹络中最具代表性的设施。该中⼼由DTRA出资、CH2MHill承建，配备BSL-2、BSL-3及ABSL-3实验室。根据泄露的内部数据，美国军事科学家在卢加尔中⼼开展⽣物恐怖主义药剂研究，涉及可被⽓溶胶化并⽤作⽣物武器的病原体，包括炭疽、⼟拉菌病、布鲁⽒菌病、克⾥⽶亚-刚果出⾎热（CCHF）、汉坦病毒和⿏疫。

DTRA在卢加尔中⼼资助了多个具体项⽬：项⽬1059"格鲁吉亚⼈畜共患热病感染"（2015-2020年，经费702,343美元），分离新型正痘病毒；项⽬1060"菌株库新⼀代测序表征"（2015-2018年，经费518,409美元），对⿏疫耶尔森菌、炭疽芽孢杆菌、布鲁⽒菌和⼟拉弗朗西斯菌进⾏基因组研究；项⽬1439"分⼦病毒学研究"聚焦汉坦病毒和CCHFV的分⼦鉴定与遗传多样性分析。卢加尔中⼼建设投资约1.61亿美元，其双重⽤途潜⼒是该设施持续引发国际争议的核⼼。

2.3.2 哈萨克斯坦中央参考实验室

哈萨克斯坦中央参考实验室（CRL）位于阿拉⽊图，2016年建成，2017年9⽉正式移交哈政府运营。实验室建设投⼊1.02亿美元，由DTRA BTRP和CTR计划共同资助。CRL配备BSL-3、ABSL-3和BSL-2实验室，是中亚地区最⼤的⾼等级⽣物安全设施，承担国家病原体储存库功能。

⾃2000年代初以来，DTRA BTRP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了30个合作⽣物研究项⽬，涉及超过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涵盖炭疽、⿏疫、⼟拉菌病、⾼致病性禽流感和布鲁⽒菌病等。尽管CRL已于2017年"移交"，2024年6⽉曝光的内部信件显⽰，设施⽇常维护仍显著依赖美⽅承包商CH2M Hill的⽀持，包括基础设施维修请求，表明移交后美⽅通过承包商⽹络仍维持实质性影响⼒。

2.3.3 乌克兰46个实验室⽹络

乌克兰是DTRA⽹络中设施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国防部2022年事实清单确认，⾃2005年以来向乌克兰46个"和平性质的实验室、卫⽣设施和诊断站点"提供了约2亿美元⽀持。Black & Veatch作为主承包商负责建设运营，2008年和2012年签署的两份五年期合同总额达1.285亿美元。

46个设施分布在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利沃夫、赫尔松和第聂伯罗等地。最⼤单体投资是敖德萨中央参考实验室（349万美元），为乌克兰⾸个BSL-3级实验室。俄⽅2022年获取的⽂件揭⽰了DTRA在乌克兰实施的具体研究项⽬：UP-1项⽬研究蜱传⽴克次体和蜱传脑炎病毒；UP-2项⽬建⽴⼟拉菌病和炭疽远程监测系统；UP-4项⽬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研究通过候⻦传播危险感染的可能性；UP-6项⽬对乌克兰健康⼈群进⾏Q热免疫⼒分析；UP-8项⽬从4,000名乌克兰军⼈采集⾎样检测汉坦病毒抗体。此外，P-781项⽬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研究蝙蝠携带冠状病毒和丝状病毒的可能性。

乌克兰实验室⽹络的核⼼争议在于研究内容与公共卫⽣需求之间的错位。乌克兰的主要健康负担是⿇疹、结核病等疾病，但DTRA资助的研究集中于炭疽、CCHF等潜在⽣物武器制剂。乌克兰在向《禁⽌⽣物武器公约》提交的年度申报中声明"没有⽣物安全领域的国家研发计划"，但UP系列项⽬的性质与此声明存在明显⽭盾。

2.4 研究内容与病原体清单

DTRA全球⽣物实验室⽹络的研究围绕三⼤⽀柱展开：⽣物安全与⽣物安保、⽣物监测和合作⽣物研究。合作⽣物研究的核⼼⽬标是"安全地研究、检测和诊断特别危险病原体"。

表4.该⽹络主要研究的病原体清单：

上述清单呈现三个显著特征：

第⼀，超过70%的病原体属于美国CDC"A类⽣物恐怖主义制剂"——即最易被武器化、传播后造成最⼤公共卫⽣影响的病原体。炭疽、⿏疫、⼟拉菌病和CCHFV均具有⾼致死率、可经⽓溶胶传播的特征，正是⽣物武器研发的典型技术指标。

第⼆，研究主题从病原体检测扩展到传播媒介和载体研究。UP-4项⽬对候⻦传播禽流感的调查、P-781项⽬对蝙蝠携带冠状病毒的研究，实质上探索了⾃然载体作为⽣物制剂播散途径的可⾏性，其成果同样适⽤于⽣物武器投放⽅式的逆向⼯程。

第三，研究样本采集对象的特殊性引发关注。UP-8项⽬从4,000名乌克兰军⼈采集⾎液样本、UP-6项⽬对特定族群进⾏Q热免疫⼒评估，涉及军⼈群体和族群特异性免疫⼒数据的研究，超出了常规公共卫⽣监测范畴，其数据库理论上可为选择性致病制剂的研发提供基线数据。据俄罗斯国防部2022年3⽉公布的数据，敖德萨反瘟疫研究所储存了422份霍乱保存单位和32份炭疽保存单位，且含⼤量相同菌株不同传代数的试管，在近年未发⽣⼤规模相关疫情的背景下，这种规模的病原体储存难以⽤"预防性"⽬的充分解释。

DTRA通过其全球⽣物实验室⽹络开展的合作⽣物研究，尽管名义上以"减少⽣物威胁"为⽬标，但其研究内容的聚焦点——A类⽣物恐怖主义制剂、传播媒介研究、族群特异性免疫⼒数据——客观上构成了⽣物武器研发完整技术链条的前端环节。这⼀双重⽤途特性（dual-use dilemma）是该⽹络持续引发国际争议的核⼼根源。

3. DTRA在乌克兰的⽣物实验室活动

3.1 项⽬起源与发展历程

美国国防威胁减少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在乌克兰的⽣物领域活动始于2005年8⽉29⽇。当⽇，美国国防部与乌克兰卫⽣部签署《关于防⽌可⽤于开发⽣物武器的技术、病原体和专业知识扩散的合作协定》（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Prevention of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 Pathogens and Expertise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Weapons）。该协定以1993年《华盛顿-基辅不扩散框架协定》为基础，旨在"防⽌危险病原体扩散，最⼩化潜在⽣物威胁"。根据协定，乌克兰须向美⽅⼈员提供实验室准⼊便利，美国则承诺提供技术援助与资⾦⽀持。

项⽬的承包商体系以Black & Veatch公司为核⼼，该公司⾃2008年起获得DTRA⽣物威胁减少整合合同，在乌克兰等国建设⽣物实验室，合同总额达3.375亿美元。Metabiota公司作为分包商参与病原监测，CH2M Hill承担实验室现代化⼯程。乌克兰科学与技术中⼼（STCU）——⼀个由美国主导资助并享有外交地位的国际组织——亦参与项⽬管理，20年间投⼊超2.85亿美元。

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阶段（2005—2014年）为建设期，DTRA建造或改造约8个核⼼实验室，投⼊约2亿美元；

第⼆阶段（2014—2022年）为扩展期，克⾥⽶亚危机后项⽬从公共卫⽣监测向⽣物防御能⼒建设转型，2019年DTRA与Jacobs签约计划在基辅和敖德萨新建两个研究中⼼；

第三阶段（2022年⾄今）为冲突期，部分实验室落⼊俄军控制，项⽬运营被迫中断。

资⾦⽅⾯，根据2026年解密的ODNI⽂件，敖德萨中央参考实验室获约349万美元，扎卡尔帕季亚地区设备投资超192万美元，赫尔松地区实验室中⼼获约210万美元。2019年项⽬年度拨款超1,100万美元。

表5. DTRA乌克兰⽣物实验室项⽬发展时间线

上表揭⽰DTRA在乌克兰的⽣物活动具有⻓期性和系统性，持续运营近17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官⽅对实验室存在的表述经历了从 否认到承认的演变——2022年3⽉前拜登政府明确否认"美国在乌克兰拥有或运营化学或⽣物实验室"，但纽兰的证词及2025— 2026年ODNI解密⽂件最终证实了实验室⽹络的存在。

3.2 实验室⽹络构成 

DTRA官⽅⽂件称，⽣物威胁减少计划（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BTRP）在乌克兰⽀持了46个实验室、设施和诊断 站点，涵盖卫⽣部系统、农业部系统和国防部系统三⼤类别。 

表6. DTRA⽀持的乌克兰实验室⽹络主要构成

从地理分布看，实验室⽹络呈现战略覆盖特征。据俄罗斯国防部2022年3⽉披露，受资助的实验室分布于基辅、利沃夫（3处）、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赫尔松、捷尔诺波尔、乌⽇霍罗德、⽂尼察等城市。乌克兰安全局（SBU）亦证实，协定框架内⼀批国家实验室"得到了现代化改造"。

核⼼节点是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反⿏疫研究所，拥有BSL-3级中央参考实验室。俄⽅⽂件显⽰该所保存了422个霍乱菌株和32个炭疽菌株，且存在⼤量相同菌株不同传代的样本管。国防部系统的3套移动诊断实验室于COVID-19疫情期间部署，可被调往基辅、利沃夫和乌东部地区。

俄罗斯议会委员会2023年报告指出，所有升级改造的⽣物设施"均位于从战略军事和流⾏病学⻆度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城市和地区"，"以及驻扎着⼤规模军事编制的地区中⼼（⽂尼察、波尔塔⽡、赫梅利尼茨基州）"。报告特别质疑部分实验室选址靠近俄乌边境，"最近的俄罗斯领⼟是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农业区"。

3.3 俄罗斯指控与证据

2022年3⽉起，俄罗斯国防部辐射、化学和⽣物防护部队司令伊⼽尔·基⾥洛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Igor Kirillov）主导了对乌克兰⽣物实验室的系统调查，声称缴获数千⻚⽂件。

核⼼指控围绕"UP系列项⽬"（Ukrainian Projects）展开。

• UP-1项⽬研究禽流感病毒在野⽣⻦类中的传播，涉及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实验室，俄⽅称"⾄少确定了两种迁徙路线经过俄罗斯领⼟的候⻦物种"。

• UP-3项⽬全称为"乌克兰不明原因重症发热疾病的流⾏病学算法和分⼦鉴别诊断⽅法"，参与⽅包括美国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路易斯维尔⼤学和Black & Veatch公司。

• UP-4项⽬研究通过候⻦传播⾼致病性禽流感H5N1和新城疫的可能性，俄⽅强调关注的⻦类迁徙路线"主要经过俄罗斯联邦领⼟"。

• UP-8项⽬是俄⽅指控中最敏感的部分。据基⾥洛夫披露，该项⽬涉及对4,000名乌克兰军⼈进⾏汉坦病毒抗体检测，对400⼈进⾏克⾥⽶亚-刚果出⾎热病毒抗体检测。俄⽅议会委员会报告称，UP-8项⽬"计划从志愿者（包括军⼈和精神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收集⽣物材料"。

• 此外，俄⽅还指控美国资助了"Flu-Fly-Way"项⽬和STCU框架下的P-781项⽬，研究蝙蝠作为病原微⽣物载体（包括⿏疫、冠状病毒和丝状病毒）的潜在军事⽤途。

基⾥洛夫⾃2017年起领导RChBD部队，2022年后成为俄⽅调查的核⼼⼈物。他定期举⾏记者会，指控美国在乌克兰"以确保全球⽣物安全为掩护，进⾏了包括制造⽣物武器组件在内的双重⽤途研究"。2024年12⽉17⽇，基⾥洛夫及其助⼿在莫斯科遭遇隐藏在电动滑板⻋上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亡，终年54岁。乌克兰安全局（SBU）间接认领了暗杀，称基⾥洛夫是"战犯和合法⽬标"。

2023年4⽉11⽇，俄罗斯国家杜⻢通过了议会委员会调查报告，由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和国家杜⻢副主席亚罗⽡娅共同主持编纂。报告指控"美国在俄边境附近进⾏了包括制造⽣物武器组件在内的双重⽤途研究"。

3.4 美国回应与澄清

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物实验室问题的表态经历了显著演变。2022年3⽉8⽇，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乌克兰有⽣物研究设施，事实上，我们现在⾮常担⼼俄罗斯军队可能试图控制这些设施。" 此前拜登政府于2022年3⽉9⽇明确否认"美国在乌克兰拥有或运营化学或⽣物实验室"。纽兰的证词与此前官⽅⽴场形成⽭盾，国务院随后澄清称纽兰指的是"乌克兰诊断和⽣物防御实验室，⽽⾮⽣物武器设施"。

DTRA的正式声明坚持以下核⼼论点：所有活动均为和平性质；不资助功能增强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或⼈体实验；所有设施均为"乌克兰政府拥有和运营"；俄罗斯的指控是"为其侵略战争制造借⼝"的虚假信息。

2025—2026年，随着ODNI解密⽂件的发布，美国官⽅⽴场再次发⽣调整。2025年5⽉，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启动对全球120余个美国资助⽣物实验室的调查，其中包括乌克兰40余个实验室。2026年6⽉12⽇，ODNI发布解密幻灯⽚，确认"超过40个乌克兰实验室通过美国政府资助建成或获得⽀持"，列出炭疽、⿏疫、MERS、SARS、⻢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研究涉及的病原体。⽂件还显⽰，情报分析⼈员曾警告这些实验室"可能存放危险病原体，且在战争中⾯临被俄军攻击、占领或意外破坏的脆弱性"。加巴德的解密⾏动事实上为此前被贴上"虚假信息"标签的相关⾔论提供了官⽅背书。

3.5 国际反应

联合国层⾯的反应以谨慎否认为主。2022年3⽉11⽇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裁军事务⾼级代表中满泉（Izumi Nakamitsu）表⽰联合国"不了解乌克兰存在任何⽣物武器计划"。世界卫⽣组织则建议乌克兰销毁存储的⾼⻛险病原体以防⽌"任何潜在的泄漏"。

中国采取⽀持俄罗斯调查要求的⽴场。2022年3⽉10⽇，中国外交部发⾔⼈赵⽴坚表⽰"国际社会⻓期以来对美国⽣物军事活动表⽰关切"，呼吁美国"尽快公布实验细节"。中俄在2022年2⽉4⽇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美国及其盟友的境内外⽣物武器活动引发严重关切"。

《⽣物武器公约》第五条协商会议于2022年8⽉30⽇⾄9⽉9⽇在⽇内⽡召开，这是BWC历史上第⼆次启动第五条正式协商机制，89个缔约国出席。俄罗斯提交23份⼯作⽂件和184⻚扫描⽂件。会议最终"未达成共识"，但42个发⾔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提交⽀持俄罗斯指控的声明"。

安理会层⾯，俄罗斯三次推动调查决议均未获通过。2022年10⽉27⽇，俄罗斯援引BWC第六条要求成⽴调查委员会，联合国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重申"联合国不了解乌克兰有任何军事⽣物活动"。2022年11⽉2⽇，俄罗斯起草的决议被否决——美英法投反对票，中国投赞成票，印度、巴西等国弃权。2026年2⽉，俄罗斯再次向安理会提交申诉。乌克兰⽅⾯则坚持其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2026年6⽉回应称乌克兰"仍然致⼒于透明、国际合作和加强全球⽣物安全体系的原则"。

案例详述：敖德萨梅奇尼科夫反⿏疫研究所中央参考实验室

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反⿏疫研究所（I.I. Mechnikov Scientific-Research Anti-Plague Institute）是DTRA在乌克兰⽣物实验室⽹络中最具代表性的设施，也是俄美双⽅争议的焦点。该研究所的历史可追溯⾄苏联时期，是苏联反⿏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DTRA官⽅资料，该所的中央参考参考实验室在BTRP框架下建设，获美国资助约349万美元，其中超200万美元⽤于设备采购。实验室按BSL-3标准建设，具备处理炭疽、⿏疫、霍乱等⾼致病性病原体的能⼒。美国⽅⾯称该设施的功能是"增强乌克兰检测和报告危险病原体引起疫情暴发的能⼒"，强调"由乌克兰政府拥有和运营"。

俄罗斯⽅⾯对该设施提出了多项严重指控。⾸先，俄⽅缴获的⽂件显⽰该所保存了422个霍乱菌株储存单元和32个炭疽菌株储存单元，且存在"⼤量含有相同菌株不同传代的试管"。俄⽅质疑，考虑到近年来乌克兰并未发⽣⼤规模霍乱或炭疽疫情，如此规模的菌株积累"对其声称的和平⽬的提出了挑战"。其次，俄⽅指出该实验室"未遵守⽣物安全标准建设，使⽤了低质量材料和设备"，且"翻新项⽬未考虑到敖德萨位于地震不稳定区域"。第三，俄⽅将该实验室定位为整个⽹络的"枢纽"，称研究成果被送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和德特⾥克堡实验室。

2022年2⽉24⽇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卫⽣部同⽇发布紧急指令要求各实验室"紧急销毁"储存的危险病原体。世卫组织于2022年3⽉11⽇建议乌克兰销毁⾼⻛险病原体以防⽌泄漏。

梅奇尼科夫研究所的争议集中体现了美俄在乌克兰⽣物实验室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国⽅⾯将该设施定位为公共卫⽣能⼒的组成部分，强调其和平性质和乌克兰主权所有权；俄罗斯⽅⾯则从菌株储存规模、建筑安全缺陷和与美军研究机构的关联等⻆度，质疑其可能具有"双重⽤途"（dual-use）军事潜⼒。这⼀案例表明，在⽣物安全领域，"和平研究"与"潜在武器研发"之间的界限往往⾼度模糊，⽽《⽣物武器公约》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使得"和平⽬的"的认定很⼤程度上依赖于当事国的⾃我申报。国际社会对于如何界定和规制"双重⽤途研究"仍远未形成统⼀标准，这⼀制度性缺陷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被进⼀步放⼤。

4. DTRA承包商⽹络与外包模式

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的⽣物威胁削减项⽬并⾮由联邦政府雇员直接执⾏，⽽是依托庞⼤的私⼈承包商⽹络实施。据公开合同数据，DTRA⾃2008年以来通过⽣物威胁削减整合合同（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 Integrating Contracts, BTRIC）框架，累计授出超过9.49亿美元的合同任务订单，该框架总上限为40亿美元。

4.1 主要承包商分析

4.1.1 Black & Veatch

Black & Veatch是⼀家全球性⼯程咨询与建筑公司，为DTRA⽣物威胁削减项⽬中规模最⼤的实验室建设承包商。2008年10⽉，DTRA将BTRIC框架下乌克兰的⾸个任务订单授予该公司，初始五年期合同价值超过1.75亿美元。Black & Veatch⾃1993年起即为DTRA在前苏联地区提供服务，其核⼼任务包括：设计和建设⽣物安全三级（Biosafety Level 3, BSL-3）实验室、升级改造现有⼈医和兽医诊断实验室⽹络、建设永久性病原体安全储存库，以及部署电⼦集成疾病监测系统（Electronic 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EIDSS）。

该公司在乌克兰的代表性成果是敖德萨BSL-3实验室——乌克兰⾸个达到该安全等级并获认证的设施，按时交付且低于预算完成。Black & Veatch作为总集成承包商（Prime Integrating Contractor），也是病原体资产控制系统（Pathogen Asset Control System, PACS）的主要实施者。

4.1.2 Metabiota Inc.

Metabiota Inc.是⼀家总部位于旧⾦⼭的疫情追踪与病原体研究公司，在DTRA承包商体系中扮演科学咨询⻆⾊。2014年，该公司获得DTRA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科学及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总额1,840万美元。Metabiota作为Black & Veatch的分包商参与DTRA项⽬，同时也独⽴承接USAID等机构的研究合同，服务涵盖全球实地⽣物威胁研究、病原体发现和疫情响应。

Metabiota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与政治圈层的关联。公开⽂件显⽰，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担任管理合伙⼈的罗斯蒙特塞内卡技术合伙⼈（Rosemont Seneca Technology Partners, RSTP）投资基⾦于2014年向Metabiota投资50万美元，并协助其完成了约2,400万美元后续融资。2014年4⽉，Metabiota副总裁玛丽·古铁⾥（Mary Guttieri）曾致信亨特·拜登，将公司⽣物监测⼯作与"维护乌克兰对俄⽂化和经济独⽴性"的地缘政治⽬标相联系。此外，Metabiota与In-Q-Tel（CIA⻛险投资部⻔）亦存在资⾦关联。这些交叉关系使Metabiota成为连接政府项⽬与私⼈资本的关键节点。

4.1.3 Southern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ern Research Institute是⼀家⾮营利科学研究组织，专注于临床前药物发现和⽣物防御研究。2008年12⽉，该公司获得Black& Veatch的分包合同，为DTRA在乌克兰项⽬提供科学咨询，合同⾦额3,700万美元。其职责包括：为诊断实验室提供科学咨询、促进美乌协作研究、制定BSL-3运营策略及⽣物安全培训。Southern Research在2010年帮助建成了乌克兰⾸个BSL-3实验室。该公司关键项⽬管理⼈员玛丽·古铁⾥博⼠后来转任Metabiota⾼管，反映了承包商⽹络间的紧密⼈事交叉。

4.1.4 Leidos

Leidos是⼀家全球性科学技术公司，2017年2⽉获得DTRA⼀份潜在价值约1.7亿美元的五年期单⼀授予合同，⽀持CBEP框架下的科学和技术参与伙伴关系（Scientific & Technical Engagement Partnership, STEP）计划。在该合同下，Leidos负责与海外研究机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实验室研究和防护设施⼯程、公共卫⽣应急准备、以及疫情监测和响应等领域的专业培训。2025年5⽉，Leidos⼜获得DTRA⼀份为期五年、价值2.05亿美元的集成信息技术⽀持服务合同。

4.1.5 CH2M Hill与Battelle

CH2M Hill是⼀家⼯程和建筑公司，获得DTRA总额3.415亿美元的合同，涉及格鲁吉亚、乌⼲达、坦桑尼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物实验室项⽬，其中约1.611亿美元专⻔⽤于格鲁吉亚的卢加尔中⼼（Richard C. Lugar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CH2M Hill在卢加尔中⼼的核⼼任务包括：⽣物制剂安全储存、BSL-3实验室修复和调试，以及培训超过2,500名当地科研⼈员。

Battelle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是CH2M Hill在卢加尔中⼼的分包商，合同⾦额约5,900万美元。Battelle在⽣物战剂研究领域拥有深厚背景，1952年⾄1966年间曾执⾏美国陆军⽣物武器计划的11项合同。该公司⽬前管理位于德特⾥克堡的国家⽣物安全与对策中⼼（National Biological Threat Characterization Center, NBACC），在病原体基因⼯程改造和⽓溶胶传播特性评估等⽅⾯具备专业能⼒。Battelle同时为CIA执⾏项⽬，包括1997-2000年的"清晰视野项⽬"（Project Clear Vision），旨在重建苏联时代炭疽炸弹以测试扩散特性，且未在美国提交联合国的《⽣物武器公约》申报⽂件中披露。

4.2 外包模式特征

4.2.1 军事项⽬私营化

DTRA⼴泛采⽤外包模式利⽤私营企业的专业能⼒，但产⽣了治理后果。私⼈承包商不受联邦公务员⾏为准则约束，亦不直接向国会报告，⽽是通过DTRA单⼀渠道接受监督。资⾦来源的多元化进⼀步强化了治理复杂性——除国防部预算外，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疾病控制与预防中⼼（CDC）、私⼈基⾦会及私⼈投资资本。Metabiota同时接受DTRA合同资⾦、USAID PREDICT项⽬资⾦及RSTP私⼈投资，这种多源融资使单⼀监管框架难以覆盖其全部活动。

4.2.2 外交豁免机制

DTRA承包商⽹络的运作⾼度依赖外交豁免机制。根据2002年《美格鲁吉亚防务合作协定》，在卢加尔中⼼⼯作的美国军事和⽂职⼈员被授予外交地位，包括免于东道国司法管辖的权利，该豁免明确延伸⾄私营公司雇员。其实际影响体现在：承包商⼈员免受东道国法律约束；BSL-3核⼼实验室区域仅允许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公⺠进⼊；实验室物资和样本的出⼊境享有外交包裹待遇。

这种安排使东道国政府对在其领⼟上进⾏的科学活动丧失了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4.2.3 CIA关联

DTRA承包商⽹络与CIA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员和资⾦关联。Battelle同时为CIA执⾏⽣物制剂研究项⽬，Metabiota则通过InQ-Tel获得CIA资⾦⽀持。Black & Veatch开发的PACS系统在技术上亦具备情报收集功能。外交豁免作为承包商保护机制，与CIA惯常使⽤的⾮官⽅掩护安排具有结构相似性。私营公司雇员在外交⾝份掩护下从事兼具公共卫⽣和⽣物监测性质的活动时，科学合作与情报收集之间的边界变得极为模糊。

4.3 透明性问题

DTRA承包商外包模式引发了透明度⾚字。就东道国⽽⾔，尽管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政府与DTRA签署了合作协议，但⽆法完全了解在其领⼟上进⾏的实验室全部活动。在卢加尔中⼼，核⼼BSL-3实验室区域明确限制仅对美国公⺠开放，格鲁吉亚⼈员不得进⼊。就美国国内监督⽽⾔，承包商不直接向国会报告，BTRIC框架下资⾦具体使⽤细节并⾮全部公开。

下表汇总了DTRA承包商⽹络中主要参与⽅的合同情况、业务性质和关键特征：

上表揭⽰了DTRA承包商⽹络的结构性特征。从合同规模看，Black & Veatch和CH2M Hill合计占据了项⽬资⾦的绝⼤部分份额，两者均以⼯程建设为核⼼能⼒，反映了该项⽬的本质是基础设施导向的。然⽽，科学层⾯的关键⼯作——如病原体研究、疫情监测和⽣物安全评估——则主要由Metabiota、Southern Research和Battelle等分包商承担，形成了"⼤承包商管建设、⼩分包商做研究"的层级分⼯。这种分⼯模式使得科学研究的细节信息⾼度分散于多个私营实体之间，增加了外部监督的难度。Battelle的双重⻆⾊尤其值得关注：该公司同时为DTRA和CIA提供⽣物制剂研究服务，其在卢加尔中⼼的⼯作内容在多⼤程度上与情报需求交叉，⽬前缺乏公开的边界界定。从地理覆盖看，承包商⽹络呈现出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为核⼼、向⾮洲和东南亚延伸的扩散格局，与DTRA全球⽣物参与项⽬的战略布局⾼度吻合。

国际社会对这些项⽬的关切主要集中在《禁⽌⽣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BWC）合规性上。承包商⽹络的多层外包结构、外交豁免和情报机构关联，使其他缔约⽅难以核实相关活动的真实性质。2022年以来，俄罗斯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质疑DTRA海外实验室项⽬的透明度，要求美国提供完整的病原体清单和研究记录。美国虽强调项⽬完全以和平为⽬的，但未就承包商层⾯的具体活动提供系统性说明。这⼀信任⾚字表明，DTRA依赖承包商⽹络的运作模式已成为国际⽣物军控外交中的争议焦点。

5. 基础研究与⽣物防御科研

5.1 研究框架体系

5.1.1 七⼤研究推⼒领域

国防威胁减少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通过研究开发理事会统筹管理反⼤规模杀伤性武器（CounterWMD）基础科研，将研究需求划分为七⼤推⼒领域（Thrust Areas）。推⼒领域⼀⾄五分别覆盖WMD感知与识别科学（探索材料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络科学（多层物理⽹络在核电磁脉冲下的韧性）、防护科学（⼈员防护与辐射反制）、击败WMD科学（⾼能量密度材料）以及WMD安全化科学（军控监测合规技术）。推⼒领域六和七将在下⽂详述。

5.1.2 推⼒领域七：化学和⽣物防御基础科学

推⼒领域七（Thrust Area 7）——化学和⽣物防御基础科学（Fundamental Science fo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efense）是DTRA当前基础研究的优先⽅向。该领域通过⼴域公告（Broad Agency Announcement, BAA）HDTRA1-25-S-0001持续征集提案，⽀持技术成熟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 TRL）1⾄4阶段的基础与早期应⽤研究，执⾏周期为2024年10⽉⾄2034年9⽉。2024-2025财年，该领域下设六个活跃基础研究课题（B1-B6），覆盖从微⽣理系统到量⼦计算的跨学科前沿。

表5-1 DTRA推⼒领域七活跃基础研究课题（B1-B6）

上述课题体现了DTRA对⽣化威胁演进趋势的前瞻判断。B1的微⽣理系统（Microphysiological Systems, MPS）研究以⼈体组织模型替代传统动物实验，提供更⼈类相关的暴露数据。B2强调形式化验证与收容机制，回应AI系统⾃主进化引发的安全可控性关切。B3将量⼦计算与拓扑数据分析（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 TDA）结合，尝试突破经典计算⽅法处理⽣物系统⾼维结构复杂性时的瓶颈。B4直接回应全氟烷基物质（PFAS）的环境健康⻛险。B5和B6从"合成⽣物学赋能检测"与"免能源现场检测"两个互补⽅向，提升对未知威胁的快速响应能⼒。

5.1.3 推⼒领域六：全球合作反WMD研究

推⼒领域六（Thrust Area 6）依托合作⽣物参与计划（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实施，后者为国防部合作威胁减少（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CTR）计划的组成部分。CBEP研究核⼼⽬标是通过⾼质量学术发表促进科学透明，并通过科学家间持续对话构建信任关系。研究围绕两⼤核⼼领域展开：⽣物安全与⽣物安保（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以及⽣物监测（Biosurveillance）。

CBEP-sponsored研究覆盖前苏联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洲（东⾮、南⾮）、东南亚（印尼、⻢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中东/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及拉丁美洲。研究领域包括⽣物监测、病原体特征分析、检测⽅法优化、微⽣物⽣态学及预防策略。2017年，DTRA向Leidos公司授予价值约1.7亿美元的科学和技术参与伙伴（STEP）合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研究与技术能⼒建设。

5.2 前沿研究⽅向

5.2.1 合成⽣物学

合成⽣物学（Synthetic Biology）在⽣物防御领域呈现"双刃剑"特征。DTRA推动其⽤于威胁检测：B5课题要求利⽤计算设计、AI与合成⽣物学结合，快速⽣成纳⽶抗体等新型亲和试剂。DARPA于2011年启动"活铸造⼚"（Living Foundries）计划，两阶段投⼊合计约1.45亿美元开发⾃动化基因组⼯程⼯具[^486^]。与此同时，合成⽣物学能⼒扩散引发⽣物安保关切——"遗传电路"（genetic circuits）与"杀死开关"（kill switches）技术虽可防⽌⼯程化⽣物意外释放，但亦可能被逆向⽤于增强病原体稳定性。

5.2.2 基因编辑技术

成簇规律间隔短回⽂重复序列及其相关蛋⽩9（CRISPR-Cas9）技术的快速普及，使其同时成为⽣物防御的对策⼯具与潜在威胁来源。2016年，美国政府将基因编辑列为潜在⼤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同⼀年，DARPA启动"安全基因"（Safe Genes）计划，投⼊6,500万美元资助七个研究团队开发基因编辑安全控制⼯具，由CRISPR-Cas9共同发明⼈Jennifer Doudna领导，核⼼⽬标包括发现抗CRISPR蛋⽩（anti-CRISPR proteins）、开发可⾃我消耗的"雏菊驱动"（daisy drives）基因驱动系统。基因驱动技术若被恶意使⽤，可能对⽣态系统和农业造成不可逆影响。DARPA的"昆⾍盟友"（Insect Allies）计划同样因双重⽤途潜⼒⽽遭到批评。

5.2.3 ⼈⼯智能与⽣物监测

⼈⼯智能（AI）已深度嵌⼊DTRA的⽣物防御研究组合。B2课题专⻔研究能够⾃主适应新威胁的"⾃改进AI系统"。CBDP计划在FY2024-2025持续将机器学习（ML）算法集成⾄CBRN态势感知系统，利⽤ML技术表征⽣化战剂暴露前的预测性⽣物标志物。2024年5⽉，DTRA向⼗家公司授予总价值⾼达40亿美元的IDIQ研发合同，其中第⼀类别即为"⼈⼯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与软件开发"，反映出AI在DTRA研究战略中的核⼼地位。

5.2.4 微⽣理系统

微⽣理系统（Microphysiological Systems, MPS），通常称为器官芯⽚（Organ-on-Chip），代表了替代动物实验的前沿⽅向。

DTRA将MPS列为B1课题最⾼优先级，⽬标是在多器官系统中模拟化学和⽣物暴露的⼈类⽣理响应。CBDP的"赋能科学"项⽬亦将器官芯⽚技术列为减少动物实验依赖的关键⼿段。MPS能够在体外模拟⼈体器官关键功能特征，为战剂检测阈值确定和医学对策（Medical Countermeasures, MCM）筛选提供更⼈类相关的数据，实现从"动物数据推断"到"⼈体相关模型直接测量"的范式转变。

5.3 预算与资源分配

表5-2 DTRA/CBDP⽣物防御科研相关预算概况（FY2023-FY2025）

CBDP的RDT&E总额在FY2024达13.884亿美元峰值后，FY2025请求下调⾄12.396亿美元，降幅约10.7%。基础科学研究预算在 FY2024-FY2025保持稳定约1,669万美元，国会额外增批⼤学战略伙伴基础研究经费，显⽰对前沿领域的持续重视。DTRA在FY2024 总统预算请求约21.3亿美元，历史数据显⽰其实际执⾏常超出请求——FY2021实际执⾏达23.67亿美元，反映该机构科研活动 具有跨账⼾资⾦整合能⼒。

5.4 双⽤途研究争议

⽣物防御研究中最持久的政策争议围绕双⽤途研究（Dual-Use Research）展开，特别是功能增强研究（Gain-of-Function, GOF）和受关切的双⽤途研究（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 DURC）。2011年，两项H5N1禽流感研究使该病毒在雪貂间实现空⽓传播——研究表明仅需5个突变即可获得哺乳动物传播能⼒，⽽H5N1在⼈体中的病死率约为50%。这引发了全球性⽣物安全辩论，美国国⽴卫⽣研究院（NIH）科学顾问委员会最初建议不发表完整实验细节，但两项研究最终全⽂发表于《⾃然》和《科学》期刊。

2014年10⽉，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暂停对涉及流感、MERS和SARS病毒的GOF研究的新资助。暂停令由⼀系列联邦实验室⽣物安全事件触发：CDC向未达标实验室运送活炭疽菌、NIH储藏室发现被遗忘的天花病毒样本、CDC流感实验室意外将H5N1病毒污染⾄常规样本中。2017年1⽉，⽩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P3CO政策指南，为恢复资助设定审查标准。同年12⽉，卫⽣与公众服务部（HHS）发布P3CO框架正式解除暂停。

P3CO框架要求机构⽣物安全委员会⾸先审查⽅案是否满⾜"增强型潜在⼤流⾏病原体"（ePPP）标准——可能⾼度传播且在⼈群中⼴泛扩散、可能⾼度致病。满⾜标准的研究须提交HHS层⾯多学科委员会审查。然⽽该框架因透明度不⾜⽽受批评：委员会成员名单、审议过程和结果均未公开。截⾄2024年11⽉，仅四项研究接受P3CO审查——两项未获资助，两项获豁免。

历史项⽬亦增添了审视维度。"透明愿景项⽬"（Project Clear Vision, 1997-2000）是CIA与Battelle纪念研究所在DTRA合同下联合执⾏的秘密项⽬，重建并测试苏联时代炭疽炸弹⼩弹体以评估传播特性，其内容未列⼊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物武器公约》申报⽂件。同期开展的"巴克斯项⽬"（Project Bacchus）和"杰斐逊项⽬"（Project Jefferson）同样聚焦炭疽战剂countermeasures 的秘密研究。这些项⽬经《纽约时报》于2001年披露，凸显了⽣物防御研究中进攻性技术验证与防御性⽬标之间的边界模糊性。

政策层⾯，美国国会在2022年⽴法要求OSTP审查更新联邦潜在⼤流⾏病原体研究监管政策。2024年5⽉NIH发布新DURC政策，但2025年5⽉⼜被撤销，替代政策状态截⾄2026年初仍未确定。这⼀政策反复反映出美国在促进科学创新与控制双重⽤途⻛险之间的持续张⼒，对DTRA在合成⽣物学、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监管具有深远影响。

6. 《禁⽌⽣物武器公约》合规性争议

6.1 BWC框架下的美国义务

《禁⽌⽣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BWC）于1972年开放签署、1975年⽣效，是⾸项全⾯禁⽌⼀整类⼤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条约。美国作为BWC创始缔约国（depository state）之⼀，与英国、苏联/俄罗斯共同承担条约保管职责。

BWC共⼗五条，核⼼义务集中于禁⽌性条款与履约保障机制两⼤维度。

从条约义务结构分析，BWC通过四项关键条款构建了⽣物武器管控的基本框架：

上表所列五项条款构成BWC履约评估的核⼼指标体系。第⼀条的解读是争议最集中的领域——BWC未对"⽣物武器"给出精确定义，⽽以"和平⽬的"（peaceful purposes）作为排除标准，使得防御性与进攻性研究之间的法律边界⾼度依赖意图解释。第四条中"管辖或控制"（jurisdiction or control）的措辞延伸⾄缔约国管理的所有领⼟，包括⾮⾃治领⼟和军事占领区，对美国海外实验室⽹络构成潜在的法律覆盖。第五条与第六条本为条约内置的争端解决机制，但⾃BWC⽣效以来第六条从未被成功激活——2022年10⽉俄罗斯的尝试以2票赞成、3票反对、10票弃权失败，该投票格局本⾝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深刻分裂。

BWC框架的结构性缺陷在于缺乏独⽴核查机构。与设有约500名雇员的禁⽌化学武器组织（OPCW）不同，BWC的实施⽀持单位（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ISU）最初仅配备3名全职⼈员，合规评估⾼度依赖缔约国⾃愿提交的信任建⽴措施（CBM）申报，⽽美国⻓期以来对具有法律约束⼒的核查机制持反对⽴场。

6.2 合规性争议焦点

核查机制僵局是BWC体系⾯临的最持久障碍。1995年⾄2001年间，BWC特设⼯作组（Ad Hoc Group, AHG）历经六年多谈判，就⼀项旨在强化条约执⾏的核查议定书草案达成了约200⻚的共识⽂本。然⽽在2001年7⽉25⽇，美国⼩布什政府代表团团⻓唐纳德·⻢利⼤使（Ambassador Donald Mahley）宣布，美国不仅拒绝接受当时的议定书草案，⽽且不再⽀持任何类似谈判⽅向。美国政府的核⼼论点包括：议定书⽆法有效核查隐蔽的违约⾏为，反⽽可能泄露美国⽣物防御项⽬的国家安全信息和商业专有信息。

这⼀单⽅⾯决定使美国⾯临来⾃盟友和发展中国家的⼴泛批评，被认为是"破坏了⽣物军控的未来"。此后，美国在各届审议⼤会上持续反对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直⾄2022年第九次审议⼤会才表现出有限的政策灵活性。

海外实验室的军事属性认定构成了第⼆⼤争议焦点。美⽅主张，DTRA在全球30余国运营的⽣物实验室⽹络完全服务于公共卫⽣⽬标，包括传染病监测、实验室能⼒建设和⽣物安全培训。然⽽，俄罗斯⽅⾯⾃2010年代起系统性质疑这些实验室的实际功能，称其涉及军事⽣物研究，特别是在毗邻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境内的设施。争议的症结在于DTRA的项⽬性质——根据美乌2005年协定，美国国防部代表有权参与所有与乌克兰设施相关的活动，乌克兰⽅⾯则被禁⽌发布美⽅认定为"敏感"的任何信息。这种信息控制机制使得外界难以独⽴验证实验室活动的真实⽬的，进⽽削弱了对美⽅"纯公共卫⽣"主张的信任。

双⽤途研究（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DURC）与功能增强研究（Gain-of-Function, GOF）的合规性争议更具技术性。

GOF研究指通过实验⼿段增强病原体的传播性、致病性或环境稳定性的研究，这类研究在科学上可能有助于预测疫情⻛险和开发应对策略，但其本⾝也制造了更⾼⻛险的病原体变体。2014年，因发⽣多起联邦政府实验室安全事故（详⻅6.4节），奥巴⻢政府宣布暂停联邦资⾦资助涉及流感病毒和某些冠状病毒的GOF研究。该暂停令持续⾄2017年12⽉，美国国⽴卫⽣研究院（NIH）宣布恢复资助，但要求项⽬经过卫⽣与公众服务部（HHS）的多学科审查委员会逐案评估。这⼀政策转向的科学界内部引发分歧——⽀持者认为GOF研究对于疫情防范不可或缺，反对者则认为⻛险收益⽐难以量化和控制。从BWC合规⻆度，GOF研究虽未被条约⽂本明确禁⽌，但可能触及BWC第⼀条中"和平⽬的"条款的精神边界，特别是当研究由军⽅资助或在海外军事关联设施中开展时。

6.3 国际社会的关切

2021年10⽉，中俄两国外⻓在联合国⼤会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在海外部署的200多个⽣物实验室表⽰"严重关切"，称这些实验室以"不透明和⾮透明"的⽅式运作，对中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险。这是中俄⾸次在BWC议题上以联合外交声明的形式协调⽴场，标志着该议题从多边军控论坛向双边战略协作的升级。2022年2⽉4⽇，中俄两国领导⼈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再次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美国BWC履约情况的关切。

2022年2⽉俄乌冲突爆发后，相关争议急剧升级。3⽉6⽇，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其控制的乌克兰领⼟上发现美国资助的军事⽣物项⽬⽂件证据。3⽉11⽇，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裁军事务⾼级代表中满泉明确表⽰，联合国"不了解乌克兰存在任何⽣物武器计划"，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斯-格林菲尔德则称俄⽅指控为"令⼈震惊的事实歪曲"。

中国在此议题上积极介⼊。2022年3⽉8⽇，中国外交部发⾔⼈赵⽴坚援引美国⾃⾝数据指出，美国在乌克兰运营26个⽣物实验室，国防部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美⽅许可任何信息不得公开。中国国防部发⾔⼈吴谦于2022年3⽉24⽇向美⽅提出多项质询：研究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何拒绝披露细节？海外⽣物实验室与国防部的关系如何？若确为科学研究，为何由国防部深度介⼊？为何单独反对BWC多边核查机制？这些质询集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物军事活动透明度不⾜的核⼼不满。

2022年9⽉，俄罗斯依据BWC第五条召集正式协商会议，89国出席，但未能就俄⽅关切达成共识。同年10⽉27⽇，俄罗斯向安理会提交正式控诉信（S/2022/796），援引BWC第六条要求安理会调查美国和乌克兰在乌克兰领⼟上⽣物实验室活动中的违约⾏为。11⽉2⽇，安理会对俄⽅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表决，结果为2票赞成（俄罗斯、中国）、3票反对（美国、英国、法国）、10票弃权，决议未获通过。法国代表在表决后评论称"俄罗斯⽐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其谎⾔欺骗不了任何⼈"。

第九次BWC审议⼤会于2022年11⽉28⽇⾄12⽉16⽇在⽇内⽡举⾏，通过了成果⽂件并设⽴⼯作组，决定在未来审议周期中重新讨论核查与合规措施，包括可能具有法律约束⼒的安排——这是20年来BWC框架内⾸次将核查议题重新纳⼊正式议程。中国外交部发⾔⼈⽑宁评价称，"此次审议⼤会及其成果标志着全球⽣物安全治理取得重要进展"。

6.4 实验室安全与事故

美国境内外⽣物实验室的安全记录为BWC合规争议提供了具体的事实背景。⼀系列涉及⾼⻛险病原体的事故暴露了美国⽣物安全管理体系的系统性漏洞，其中最引⼈注⽬的是2015年达格⻙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炭疽误运事件。

案例：达格⻙试验场炭疽误运事件（2004—2015年）

2015年5⽉，美国国防部发现其位于犹他州达格⻙试验场的⽣物测试部⻔在⻓达⼗余年时间内系统性地向全球实验室误运活体炭疽杆菌样本。美国疾控中⼼（CDC）调查显⽰，2004年⾄2015年间，该实验室共进⾏了575批次活体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shipment，覆盖194个国内外实验室和承包商。最初有86个实验室直接接收了样本，另有106个实验室间接获得⼆次分发。这些样本本应经过伽⻢射线灭活处理，但由于灭活程序失效且后续活⼒检测未能发现活孢⼦，致使误以为已灭活的材料被⼤量外运。

接收误运样本的机构遍及美国所有50个州及关岛、波多黎各等海外领地，还包括澳⼤利亚、加拿⼤、⽇本、韩国、德国、英国等9个外国。尤为严重的是，这些样本本应⽤于检测设备校准——仅需⽆活性的孢⼦——因此接收实验室通常不具备处理活体炭疽的⽣物安全条件。事件曝光后，31名实验室⼯作⼈员接受了预防性抗⽣素治疗。国防部副部⻓罗伯特·沃克将该事件定性为"⼤规模制度性失败"。

政府问责办公室（GAO）2018年报告指出，国防部在落实陆军2015年调查提出的35项整改建议⽅⾯"未能达到⽬标"，截⾄2018年3⽉仅完成18项，"尚未制定评估这些措施有效性的⽅法"。达格⻙事件并⾮孤例：2014年，CDC实验室发⽣H5N1与H9N2病毒交叉污染事故，误将混合样本发送⾄农业部实验室；同年在NIH仓库中发现被遗忘近40年的天花病毒样本。USA Today 2015年调查揭⽰美国⽣物实验室存在系统性安全违规。2019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因未通过CDC安全认证⽽被迫暂停研究⼯作。

从BWC合规视⻆审视，达格⻙事件表明美国军⽅管理的⽣物实验室在⼗余年间未能有效执⾏内部安全规程——⽽安全保障本⾝是履⾏BWC第四条"采取必要措施禁⽌和防⽌"⽣物武器活动的基础性要求。当⼀国⽆法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病原体不被误运或误⽤时，其BWC履约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必然受到质疑。此外，海外实验室同样发⽣事故，如格鲁吉亚卢加尔中⼼涉及美国药企吉利德的丙型肝炎治疗项⽬中⾄少248名患者死亡、多数死因被列为"未知"。这些事实为质疑美国BWC履约诚意提供了具体论据，也成为2022年后合规争议持续升温的重要背景。

7. 战略演变与未来⽅向

7.1 从后冷战到⼤国竞争的战略转型

7.1.1 1990年代：核裁军与苏联遗产处理

1991年12⽉苏联解体后，约30,000件核武器、40,000吨化学武器及⼤规模⽣物武器研发基础设施分散在15个新独⽴国家境内。美国参议员Sam Nunn和Richard Lugar推动通过《苏联核威胁削减法案》（Nunn-Lugar法案，公法102-228），于1991年11⽉由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效。该法案授权国防部每年提供约4亿美元，协助前苏联国家运输、储存、保护和销毁核、化学与⽣物武器。1994年，CTR计划正式纳⼊⽣物武器遗产削减⼯作。1998年，国防部将国防特种武器局（DSWA）、现场检查局（OSIA）和国防技术安全管理局（DTSA）合并，正式成⽴DTRA，建⽴负责WMD防扩散与反扩散任务的制度中⼼。

7.1.2 2000年代：反恐战争与⽣物防御强化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DTRA战略重⼼从扩散预防转向⼤规模反恐作战。同年炭疽邮件攻击进⼀步加剧了⽣物恐怖主义威胁感知。2003年，布什总统在国情咨⽂中宣布启动"⽣物盾牌计划"（Project BioShield），请求近60亿美元⽤于针对炭疽、埃博拉等⽣物威胁的疫苗和治疗⼿段研发。2004年7⽉，《⽣物盾牌法案》（公法108-276）⽣效，授权10年内拨款56亿美元。同年，国会将CTR活动范围从原苏联地区扩展⾄全球。2005年，DTRA与乌克兰签署《⽣物研究合作协议》，开启了在原苏联地区的⻓期⽣物实验室⽹络建设。

7.1.3 2010年代：全球合作⽹络扩展

2010年代标志着DTRA⽣物安全合作从原苏联地区向全球的系统性扩展。合作⽣物参与计划（CBEP，后更名为BTRP）将合作框架推⼴⾄东南亚、⾮洲和中东，⾄2020年已与42个国家建⽴伙伴关系。2014年是关键转折年：克⾥⽶亚危机导致美俄合作基础断裂；同年10⽉，奥巴⻢政府宣布暂停联邦政府对流感病毒、MERS和SARS功能增强研究（GOF）的资⾦⽀持，18个研究项⽬受影响。2017年12⽉，NIH解除暂停令，认为GOF研究对应对快速演变病原体⾄关重要。2015年BWC第⼋次审议⼤会未能就核查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

7.1.4 2020年代：ZG"步调威胁"与俄罗斯"急性威胁"

2020年代DTRA战略定位经历根本性重塑。2021年发布的2021-2026年战略将ZG定位为"步调威胁"（pacing challenge），俄罗斯为"急性威胁"（acute threat）；2022年发布的2022-2027年战略意图进⼀步聚焦⼤国竞争框架。DTRA的RDT&E投资组合明确针对ZG的WMD发展进⾏定向。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DTRA在乌克兰的实验室活动成为国际争议焦点，俄罗斯国防部系统披露UP系列项⽬⽂件并发起信息战攻势。

COVID-19⼤流⾏期间，DTRA建模团队为83个国家提供感染传播预测，回应超过600个RFI，请求⽅涵盖⽩宫、国防部、国⼟安全部及美军各作战司令部。与此同时，DTRA推进五⼤跨机构战略倡议——运动化战役⽅法、数据现代化、未来军控、整合前瞻和未来⼈才——以适应同时⾯对⼤国竞争、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三⼤威胁向量的复合环境。

表7-1：DTRA战略演变时间线（1991-2026年）

上述时间线呈现DTRA战略演变的四个阶段特征。1990年代核⼼关切是苏联解体后的武器扩散⻛险；2000年代受9/11驱动，⽣物防御预算呈指数级增⻓（2003年拨款较上年增⻓300%），使命从防扩散向反恐纵深扩展；2010年代在全球⽹络扩展的同时，GOF研究的政策摇摆（2014年暂停⾄2017年恢复）折射出科学利益与安全⻛险的深层张⼒；2020年代⼤国竞争回归使DTRA⾸次同时⾯对三⼤威胁向量的复合挑战。

7.2 新兴威胁应对

7.2.1 "地平线之上"军控倡议（OTHAC）

美俄最后⼀项双边核军控条约New START于2026年2⽉5⽇到期，国际核军控体系⾯临⾃1970年代以来⾸次⽆法律约束性限制的局⾯。俄罗斯于2023年2⽉暂停参与该条约，虽表⽰⾃愿遵守数量限制⾄到期⽇，但未获美⽅关于延⻓的正式回应。

在此背景下，DTRA于2022年启动"地平线之上军控倡议"（Over-the-Horizon Arms Control Initiative, OTHAC），探索未来3-15年内的军控框架与技术基础。该倡议聚焦⽣物监测技术⽀持未来⽣物军控核查、核与双能⼒系统监测现代化、先进常规武器军控挑战及太空系统透明度机制等领域。DTRA在FY2025预算中增加了OTHAC辐射探测和试验床活动的资⾦投⼊，并在FY2026预算中反映了对国际监测系统（IMS）核爆炸监测能⼒再资本化的资源配置。OTHAC标志着DTRA从传统条约执⾏者向未来军控架构设计者的转型。

7.2.2 ⽣物监测与全球疫情预警

DTRA在全球⽣物监测领域的投⼊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战略转型。其赞助开发的综合早期预警（IEW）系统将传感器与算法驱动的信息架构相结合，集成激光雷达、固定站点传感器和⽆⼈平台。COVID-19期间，DTRA向22个以上国家持续提供CBRN应急培训和装备，并通过虚拟培训克服旅⾏限制继续⽀持国际伙伴。

值得关注的是，DTRA正积极布局废⽔监测作为早期预警⼿段。国防部化学与⽣物防御项⽬（CBDP）FY2024预算增加570万美元⽤于扩展废⽔监测预警能⼒，该技术可在临床症状出现前检测社区病原体传播。然⽽，全球⽣物监测能⼒建设也引发数据主权争议，伙伴国家对监测数据的获取与使⽤缺乏正式透明度机制。

7.2.3 基因编辑与合成⽣物学的军备控制挑战

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CRISPR-Cas9系统——正对现有军控框架构成根本性挑战。2016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James Clapper将基因编辑列为WMD优先威胁，是唯⼀被列⼊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的⽣物技术。CRISPR的低⻔槛、易获取和可编程特性使精确基因靶向攻击从理论上成为可能。

DTRA在基础研究层⾯积极投资对策技术，其BAA将"合成⽣物设计感知⼯程化威胁"列为优先⽅向，并管理开发带"杀死开关"（kill switches）的遗传电路项⽬，可识别化学或⽣物威胁并在不再需要时⾃动停⽤基因修饰⽣物。然⽽，当前政策框架在应对基因编辑双⽤途挑战⽅⾯存在显著不⾜。BWC缺乏正式核查机制的根本缺陷使其难以有效监管该技术的潜在滥⽤，⽽2016年BWC审议⼤会已认识到新兴⽣物技术正迅速改变对传统⽣物 agent 武器化路径的认知。

7.3 全球影响评估

DTRA三⼗余年的⽣物威胁削减活动对全球安全格局产⽣多维度影响。正⾯效应⽅⾯，CTR计划通过在原苏联国家销毁⽣物武器⽣产设施、整合危险病原体收集和建⽴疾病监测⽹络，实质性降低了扩散⻛险；泰国朱拉隆功⼤学科学家使⽤BTRP提供的设备确定⾸例中国境外COVID-19病例，体现了伙伴国家能⼒建设的实际价值。

然⽽，透明性缺失已成为信任⾚字的核⼼来源。东道国政府对其境内实验室活动详细信息获取受限，美国国内公众亦难以获得完整项⽬信息。这⼀信息真空被俄罗斯在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系统性利⽤，作为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深层困境在于⽣物防御能⼒建设本⾝的"双刃剑"属性：伙伴国家通过DTRA项⽬获得的病原体处理、基因测序和实验室管理技术在防御与进攻⽬的之间仅存在薄弱的制度性防⽕墙。随着基因编辑和合成⽣物学技术持续扩散，这⼀灰⾊地带可能进⼀步扩⼤，对BWC的规范基础构成结构性压⼒。

8. 结论与评估

8.1 主要发现总结

8.1.1 DTRA⽣物研究的⼴度与深度评估

本报告对国防威胁减少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全球⽣物实验室⽹络进⾏了系统性审视。DTRA以合作⽣物参与计划（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和⽣物威胁减少计划（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BTRP）为框架，在25⾄49个国家运营超过300个实验室和诊断设施。美国官⽅承认的合作国家为30余个，CBEP累计投⼊超过21亿美元，若计⼊合作威胁减少（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CTR）项下全部⽣物安全⽀出，总规模达数⼗亿美元。

研究深度⽅⾯，DTRA资助的研究涵盖美国CDC定义的A类⽣物恐怖主义制剂清单中的绝⼤多数病原体，包括炭疽芽孢杆菌（B.anthracis）、⿏疫耶尔森菌（Y. pestis）、⼟拉弗朗西斯菌（F. tularensis）、埃博拉病毒等。在乌克兰，UP-4项⽬研究候⻦传播禽流感迁徙路线，P-781项⽬分析蝙蝠携带冠状病毒多样性，实质探索了⾃然载体作为⽣物制剂播散途径的可⾏性。格鲁吉亚卢加尔中⼼的项⽬对⿏疫耶尔森菌和炭疽芽孢杆菌进⾏全基因组测序，哈萨克斯坦中央参考实验室开展了30个合作⽣物研究项⽬，经费逾2,500万美元。研究内容集中于可武器化病原体和传播媒介机制，技术覆盖已超出传统公共卫⽣监测范畴。

8.1.2 和平⽬的与军事应⽤之间的模糊边界

DTRA⽣物研究在"防御性"与"潜在进攻性"之间的边界⾼度模糊，根植于⽣物研究固有的双重⽤途困境（dual-use dilemma）。

DTRA法定使命涵盖"威慑、预防、战胜"三⼤战略优先事项，其研究既包括疾病监测和诊断能⼒建设，也涉及病原体特性增强和⽓溶胶传播潜⼒评估，后者在科学⽅法论上与⽣物武器研发的前端环节难以区分。

功能增强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 GOF）的政策演变清晰展⽰了这⼀边界的流动性：2014年暂停，2017年通过P3CO机制恢复，但审查决定和研究清单未向公众公开。Battelle纪念研究所在卢加尔中⼼执⾏的研究——病原体基因⼯程改造和⽓溶胶传播特性评估——与德特⾥克堡国家⽣物安全与对策中⼼（NBACC）的⼯作⾼度同源。此外，Battelle曾在1997⾄2000年间执⾏CIA"清晰视野项⽬"（Project Clear Vision），秘密重建苏联时代炭疽炸弹以测试扩散特性，且未在BWC申报中披露。

在乌克兰，UP-8项⽬从4,000名军⼈采集⾎样检测汉坦病毒抗体，UP-6项⽬对特定族群进⾏Q热免疫⼒评估，这些数据理论上可为选择性致病制剂的研发提供基线。敖德萨梅奇尼科夫反⿏疫研究所储存422份霍乱菌株和32份炭疽菌株，且含⼤量相同菌株不同传代数的试管，在近年未发⽣⼤规模相关疫情的背景下，这种规模的病原体储存难以⽤"预防性"⽬的充分解释。

8.1.3 透明性缺失与信任⾚字的核⼼问题

DTRA承包商⽹络是透明性缺失的主要结构性根源。Black & Veatch、CH2M Hill、Metabiota、Battelle等私营公司承担核⼼研究职能，截⾄2023年承包商约3,000⼈，约为政府编制⼈员（2,173⼈）的1.4倍。外交豁免机制使东道国丧失监督能⼒——在卢加尔中⼼BSL-3核⼼区域仅允许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公⺠进⼊；承包商与情报机构的交叉关系使科学合作与情报收集边界模糊——Battelle同时为CIA执⾏⽣物制剂研究，Metabiota通过CIA⻛险投资部⻔In-Q-Tel获得资⾦；资⾦渠道多元化使单⼀监管框架难以覆盖全部活动。

美国官⽅⽴场的演变进⼀步加深信任⾚字：2022年3⽉前明确否认在乌克兰运营⽣物实验室，副国务卿纽兰同年3⽉8⽇在国会作证承认存在"⽣物研究设施"，2025⾄2026年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发布解密⽂件确认"超过40个乌克兰实验室通过美国政府资助建成或获得⽀持"。从否认到部分承认的过程，使此前被贴上"虚假信息"标签的相关⾔论获得了官⽅背书。

8.2 ⻛险评估

8.2.1 ⽣物安全⻛险

⽣物安全⻛险评级为⾼。其⼀，实验室事故历史表明安全管控存在系统性漏洞：2015年Dugway实验室向194个实验室误运活性炭疽样本575批次，2003⾄2015年间美国本⼟⽣物安全实验室记录了数百起安全事故。其⼆，冲突区域的病原体储存构成特殊威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卫⽣部同⽇发布紧急指令要求"紧急销毁"危险病原体。其三，功能增强研究（GOF）可能意外释放增强型病原体，P3CO机制恢复GOF后的透明度不⾜使国际社会⽆法评估其⻛险控制有效性。

8.2.2 战略安全⻛险

战略安全⻛险评级为⾼。2022年3⽉起，俄罗斯国防部基⾥洛夫中将主导系统性调查，指控美国在乌克兰"进⾏包括制造⽣物武器组件在内的双重⽤途研究"。2023年4⽉俄罗斯国家杜⻢通过调查报告将指控制度化。BWC第五条协商会议上42个发⾔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提交⽀持俄罗斯指控的声明"，但中俄联合声明表明该议题在⾮西⽅国家群体中获得显著政治共鸣。该议题被成功武器化为反美叙事⼯具，损害美国软实⼒并加剧⼤国间在⽣物安全领域的系统性不信任。

8.2.3 国际法⻛险

国际法⻛险评级为中等，但潜在影响深远。核⼼争议在于DTRA活动与《禁⽌⽣物武器公约》（BWC）第⼀条的边界关系。BWC第⼀条禁⽌缔约国"发展、⽣产、储存"⽣物武器，但允许"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的"的⽣物活动。"防御性"与"进攻性"研究在科学⽅法论上⾼度重叠，⽽BWC缺乏有效核查机制。2001年美国拒绝签署核查议定书，关闭了建⽴法律约束⼒的制度路径。在海外实验室持续运作的背景下，这客观上开创了危险先例：技术强国可援引"防御性"理由在他国领⼟上开展⾼⻛险⽣物研究⽽免受国际监督。

8.3 政策建议

8.3.1 推动BWC核查机制建设

应重新审视2001年拒绝核查议定书的⽴场，⽀持建⽴涵盖以下要素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年度国家申报制度，要求各缔约国报告境内及海外⽣物实验室的完整清单、研究活动摘要和病原体储存⽬录；基于⻛险的现场检查机制，由独⽴国际专家进⾏突击访问；以及对海外合作项⽬的通知与通报要求，确保东道国充分了解在其领⼟上开展的⽣物研究性质。

8.3.2 增强透明度

应采取以下措施：发布DTRA海外实验室完整清单，包括所在国家、城市和研究等级（BSL-2/3/4）；按年度公布CBEP/BTRP资助项⽬的详细⽬录；公开P3CO机制审查的GOF研究清单及其⻛险评估结论；邀请世界卫⽣组织（WHO）或BWC执⾏⽀助股（ISU）代表参与海外实验室的定期审查；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框架下建⽴信息共享平台。透明度提升是降低误判⻛险、防⽌该议题被信息战的有效策略。

8.3.3 建⽴国际⽣物安全审计机制

应倡导建⽴独⽴的国际⽣物安全审计机制，包含三个⽀柱：第⼀，成⽴国际⽣物安全委员会，制定全球统⼀的⽣物安全与⽣物安保标准，并对重⼤事故进⾏调查；第⼆，建⽴具有法律约束⼒的实验室事故报告与应急响应机制，要求缔约国在发⽣⽣物安全事件后48⼩时内报告并配合调查；第三，制定针对双⽤途研究（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DURC）和功能增强研究（GOF）的国际伦理与安全标准。

上述三项建议构成递进式改⾰路径：BWC核查机制是制度性基础，透明度提升是技术性前提，国际⽣物安全审计是操作性保障。三者的协同实施，⽅能有效回应本报告揭⽰的核⼼⻛险——和平⽬的与军事应⽤之间的模糊边界、承包商体系带来的透明性缺失，以及全球⽣物安全治理的制度性⾚字。鉴于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已将DTRA海外实验室问题推⾄国际安全议程的前台，这⼀改⾰路径的紧迫性已超出单纯的合规性讨论，⽽直接关涉⼤国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秩序的未来⾛向。

参考来源说明

本报告基于以下多源开源情报编制：

⼀、DTRA官⽅⽂件

1. 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Overview Brief（DTRA概述简报）

2. DTRA Strategy FY2021-2026（DTRA 2021-2026战略）

3. DTRA Strategic Intent FY2022-2027（DTRA 2022-2027战略意图）

4.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Director's Brief（CTR主任简报）

5. DTRA 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 Ukraine Fact Sheet（BTRP乌克兰说明）

6. DTRA 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 Nigeria Fact Sheet（BTRP尼⽇利亚说明）

7. DTRA Fundamental Research Call HDTRA1-16-24-FRCWMD（基础研究招标）

8. JIDO Concept of Operations（JIDO作战概念）

⼆、美国国会与国际组织⽂件

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Biological Security Engagement in Ukraine: U.S. Cooperation and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s," IN11886, March 11, 2022

10. Nunn-Lugar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Scorecard 2014

11.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S/PV.9001, S/PV.9126)

12. BWC Meeting of States Parties Documents (2022-2024)

三、媒体报道与调查报道

13. Armswatch Investigative Reports on Pentagon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14. USA Today, "Biolab Incidents: Hundreds of Accidents and Near Misses" (2015)

15. Bulgaria Dilyana Gaytandzhieva, "The Pentagon Bio-Weapons" (2018)

16. 新华社、环球时报、中国⽹等中⽂媒体报道

四、学术研究

17.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on 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18.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n BWC compliance)

19.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 CRISPR and biosecurity)

注：本报告所有引⽤均来⾃公开来源，不构成对任何特定⽴场的背书。报告中的分析基于可验证的开源情报，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全⾯的信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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